寻求安置精神主体的资源与道路

    探寻问题后面的历史幽微

    如果我们适当拉开距离，从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大陆当代的一些重要精神现象，便可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精神史状态其实非常特殊，非常令人困惑。

    一位走过很多地方的台湾朋友曾感慨到：他没有见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像中国大陆这样，无论在日常语言表现还是日常生活氛围上，如此以钱为中心。他这个观察对我触动很大。首先，他的观察让我更加意识到此问题的特别性。先前我注意到这一问题，主要是通过中国历史先后的比较，而现在他拉出此一问题则基于更大的空间视野。其次，他的观察实际触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通常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有很长时间的富含伦理关怀的日常生活积累，那么这个社会应该不容易被商业逻辑和消费主义所穿透。而从这个角度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社会的表现恰恰是一个反例，因为中国大陆不仅有几千年日常生活的积累，而且社会和文化又特别强调伦理，那为什么这样一个社会，反如此容易被市场商业逻辑穿透、被消费主义氛围所深切笼罩呢？

    一位韩国朋友对当代中国大陆精神问题的观察，同样给我深刻印象。他的观察则是联系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在主体问题方面所遭遇到的困境这一角度给出的。这位朋友是韩国1980年代学生运动中涌现出的理论家。他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中汲取资源，展开了他1980年代一系列的思想、理论活动。1980年代后期他被捕入狱，在他入狱期间，发生了苏东巨变。巨大的冲击与困惑使他1990年代一出狱便动身到中国来，他要亲眼看看实行中的社会主义。而这次中国之行中所见所闻，让他惊讶地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产生相应的社会主义的主体。

    我对他的这一问题高度共鸣，主要是因为此主体问题和困扰我的当前诸中国问题相关。对比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主体问题的高度关注，不仅在思想上高度关注共产主义新人的培养和打造，而且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摸索。而这，在我看来，无疑为把握“文革”后中国大陆精神史所必需讨论。也就是，要历史地解析中国大陆精神主体问题，需厘清1990年代的精神状态和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新人主体打造的努力间的历史关联。尤其考虑到，和毛泽东时代理想主义有着直接承转关系，并在1980年代还有着相当历史位置的理想主义，却在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迅速铺开的氛围中踪影迅失的现象，可以想见，这中间有太多层次和环节需要我们去加以把握。

    而在中国大陆知识界有关精神问题的讨论中，始终存在着把精神问题快速归结为其它问题或快速抽象化的令人不安的表现。比如，把精神问题快速归结为资本主义问题、现代性问题、社会经济问题、社会制度社会规划不合理问题等，或快速抽象为终极关怀缺少、信仰缺失、人文精神缺失问题等，甚至直接归结为只要有人类社会便会存在的永恒性精神问题等。不否认，这些讨论有它的揭示力和启发性，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过于快速的解答常常解消问题，阻碍我们因问题本身的要求而可能寻踪进行的对问题后面历史幽微的探寻。

    那么，如何才能有力突破此种有关当代精神史似是而非的直观理解状态，而深进历史内在去理解、把握此精神史问题呢？经过几年的阅读和思考，我以为，要真正深进“文革”以后中国大陆精神史内在，必需首先细心面对毛泽东时代和其后精神史关联上的复杂性。就是，在看到毛泽东时代历史挫折直接带给“文革”以后中国大陆精神状态的巨大影响时，还必需同时看到，“文革”后中国大陆精神面貌的基本面所以如我们所见形成，毛时代的直接影响外，还和“文革”结束后，无论是一般当事人，还是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精英均未能很好地意识和思考其时的精神史问题相关。

    错失的契机

    而要仔细审理毛泽东时代和后面精神史状况的复杂关系，最方便的就是回头重新认真审理充分呈现着此复杂性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席卷了一代人的那次人生意义大讨论，也就是“潘晓”讨论。关于“潘晓”讨论的过程、规模及其重要的历史位置，著名记者、报告文学家卢跃刚有着极扼要的整理与叙述。在近年一次采访中，卢跃刚概述到：

    “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持续时间近半年。“潘晓”是当时两个青年名字拼合而成的名字，潘晓那封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伦理命题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惶惑长信，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5月号上。那时的《中国青年》发行398万份，至少有1500万人读。《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当时的发行量分别是220万和240万，分别有1000万以上的读者，绝大多数是青年。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不为过。应该说，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潘晓讨论”的思想史价值被远远低估了，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两个：一、挑开了问题；二、培育了1980年代的青年精英队伍。“潘晓讨论”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闻媒体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机作出的反应。

    那么，如何来定位潘晓讨论在当代中国史上的位置？

    简要地说，中国在建设现代国家上所经历的坎坷，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抱持了高度的期待与热情，而建国后新国家在对治先前遗留下来的问题方面和开创新局面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突出成效，更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当时的国家领导者毛泽东与共产党有着热烈的信任乃至信仰。在建国初这样一种有利的社会情势下，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开掘、调动、组织艺能发挥到了极点，从而在几年内便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充分调动与组织。而接下来中国大陆正是在领导者对自身所认定的逻辑、所认定的理想有着高度自信，社会、民众对毛泽东、共产党有着高度信任乃至信仰，其时社会又被国家高度统合几方面情况下，国家、社会一起展开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批判，以期用当时所理解、认定的共产主义伦理、情操取代中国传统伦理，以期造就全面拥有这些伦理和情操的新人。

    对比中国传统伦理情操，1950-1970年代强调的共产主义伦理情操，不仅在内容要求上不同，重要的是共产主义新伦理、新情操，实被置于当时所讲述的意识形态正确之上。而这样的伦理构造方式其实存在着相应危险，即若出现对先前狂信的意识形态逻辑的不信，便会连带产生对先前曾热烈努力以获得与拥有的伦理和情操的不信乃至反感。

    而“文革”历史挫折带给一代人的正是对先前意识形态叙述与毛泽东一贯正确的激烈怀疑。所以，“文革”后一代人的精神危机，不仅仅因为历史的挫折所引发的对毛时代所倡导的精神与价值的怀疑，还因为此挫折在基本构造层次上摇动着人们曾虔信或跟从的价值、精神，并在根本上摧毁着这价值和精神的真理论述。加上先前传统价值伦理、身心资源被强烈打击后的虚弱（也即无法及时提供替代性资源），使得“文革”后相当部分人群中，一方面弥漫着因狂热而虚脱，因热烈而冷漠，

    因狂信而虚无的精神状态与心理；另一方面，与这种虚脱、冷漠、虚无相对，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中，虽然其先前高涨的理想主义精神亦受到此历史挫折的强烈打击，但却没有影响到他们认为人应该对历史、对国家、民族、社会承担责任，和认为人应该追求有明确意义感的生存方式这两种精神取向所构成的理想主义内核。

    而相对于上述两种情况，其时更普遍的是我们于潘晓例子中看到的情况，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一方面是真实的虚无情绪，否定一切价值的冲动，另一方面是同样真实的理想主义冲动，对意义感的强烈渴望。而后者正是先前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留给文革后的中国最宝贵的遗产之一。所以，当时如果能清醒意识此一方面虚无情绪蔓延，一方面理想主义冲动犹强的精神史局面，便应该一面考虑如何转化此理想主义——使它在不放弃试图为历史、国家、民族、社会承担责任并于此获得意义感的精神动力内核的情况下，能够把对大历史、大政治课题的关怀，和在日常工作、生活情境中找到具体形式，并从中获得具体充实感相结合；一面考虑如何转化、吸收当时的虚无心理虚无情绪。

    可以想见，当时若有这两种意义的结合的自觉展开，中国大陆当代精神史的局面肯定会和我们实际所见的历史局面不同。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不仅国家，而且知识界都对这样一种时代精神伦理状况、时代精神伦理课题没有足够清楚的意识与思考，否则，潘晓问题的有力提出，正提供了绝好进一步认清状况，并在认清状况的情况下开启有关实践的细腻思考的契机，从而使国家和知识界可以更好地正视：一方面理想主义犹强，但其存在形式过于依靠和大历史、大政治课题关联，一方面理想主义遭遇历史挫折所引发的广泛虚无主义问题其时不仅犹未定型且内存强烈意义渴望的特点，以深化顺承转化现存理想主义资源、消弭现存虚无主义问题的思考；同时在这样一种现实感与思考视野下，谨慎对待传统伦理资源的复苏和转化问题，谨慎对待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中丰富的精神伦理文化思考与实践摸索的再定位与转化问题，并谨慎寻求和引入可配合这样一种历史问题意识、精神伦理状况的外部相关资源。而一旦如此，中国大陆的精神伦理状况肯定将和我们现今实际所见的令人扼腕的精神史现实非常不同。

    然而，不仅人生意义讨论当时这些问题没有被很好地认识，而且接下来不论大陆国家还是知识界、文化界各相关思潮与实践也都或无助于这些问题的改善，或在实质上参与恶化着本已相当严重的这些方面的问题。

    没有如何顺承、转化毛时代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的思想上的帮助，而只有对这理想主义不利的观念逻辑的蔓延，这些都使得先前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在1980年代的延续主要仍以参与大历史的方式存在。而在1980年代参与大历史的主要形式就是支持改革开放。而正是这样一种对历史的责任感激情在1980年代使得此理想主义找到了时代形式，并布成了阵营。这样，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理想主义虽因上述种种不利而有不断被削弱、蛀空之势，但在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却一直是制约、平衡虚无主义、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蔓延的重要力量。可惜，这样一种方式与力量在80年代末受到了沉重打击，从而丧失了制约和平衡虚无主义与简单自我中心个人主义的作用。可正是在这样一种不仅理想主义激情被再次削弱，而且理想主义激情一时丧失了时代具体形式的精神伦理情势下，人们迎来了比1980年代更剧烈的1992年以来的中国全面经济、社会、文化变动。

    特殊转型对个体的冲击

    从精神史的视角看肇端于1970年代末并于1992年充分铺开的当代中国大陆改革，一个需要首先关注的现实便是：大多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都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进一步、传统退一步的过程，这使得相对完整的传统形态在相当长时间内可以和现代形态共存，而这些条件使得此当中的人们，有相对充裕的时间较从容地基于经验省思的立场，来转化传统，调适现代。相比，当代中国大陆的改革则是短时间内从一种现代形式转向差别极大的另外一种现代形式。时间上的急剧、空间上的同时展开和内容方面的广泛、幅度上的强烈，在在都使得此历史进程中人，很难有相对平稳的心态、相对从容的时间、相对可靠的思考感受支点，来面对自身，面对自身所由出的历史，并以这相对充分些的整理为基础，思考自己的生命连续感、生活意义感和身心的安定感诸问题，当然更谈不上做到以这些维度的细密思考为基础，对当代社会生活方式和相关文化方式作细致深入的分析与检讨。

    更不幸的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改革虽然确乎是从一种现代性转向另一种现代性的改革，但由于：在城市，这意味着无数的个体被社会主义单位共同体中释放出来；在乡村，则意味着无数个体被农村集体经济共同体中释放出来。因此，中国大陆当代这种从一种现代性转向另一种现代性的改革，因为事实上也伴随着个体被从生活-伦理-精神共同体中释放出来的巨大问题，这样，就使得中国大陆当代的改革就精神-主体层面言，其所遭受的压力便是双重的，一方面处身于此境遇中的中国当代个体必需承受从一种现代性到另一种现代性的快速压迫性转变，另一方面他还必需同时承受从传统直接迈入以市场经济为经济主体形式的现代型社会所要承受的精神-主体问题。

    而使得这一切更严酷的是，时代本身带给此历史中个体的不利，没有因为应该超出这不利的国家与知识分子的介入，一定程度缓解这些加在个人精神-主体上的困扰，反因为他们的介入，让问题变得更难承受了。如前所述，知识分子的介入，不仅无助于此改革处境中人生命连续感、生活意义感和身心的安定感诸问题的建设性思考和整理，反在一些环节和氛围上关闭着此历史中人（典型如潘晓）开启出的讨论契机，和因这些契机或许导致的建设性生活摸索。而国家在推动改革时，由于以此历史中大多数个人为实质关切在物质利益的小生产者，为自己改革推动的人性假设，而导致——在保留下来的公营单位，由于与此假设相应的管理方式、分配方式和氛围的改变，破坏着在通常集体中可能有的对此集体中人身心所能产生的意义；而被改革释放出的个人，由于难逃和国家这一假设相应的一系列逻辑与氛围，知识分子所提供的应追求自我独立的思想观念氛围，使得这些被释放出的个体，也很难在市场的侵袭中，积极有意识地去创造对他的身心自我安定有帮助的观念理解和生活样态。也就是，国家和知识分子介入，加重而非缓解了这些结构性压力。

    其次，中国传统精神伦理既已在中国改革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历史中遭到长期严厉、全面的打击，而中国革命和三十年社会主义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又没有被有意识地顺承、转化；不仅未能被有意识地顺承、转化，自己找到新时代形式的这理想主义的自然承传，先是遭到1980年代以来一系列社会、文化思潮的侵蚀，后在1980年代末遭到致命一击。所有这些，在在都使得在1990年代最需要此理想主义来平衡市场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氛围的时候，此理想主义已先溃不成军。凡此，都使得1992年中国大幅度迈向市场经济时，有关经济的感觉与逻辑不仅得以迅速左右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得以迅速笼罩乃至一时左右着人们有关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感觉与想象。

    显然，没有先前三十年过于自信的社会主义对中国传统精神伦理的激烈行为，没有接下来改革时代对中国革命和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所遗留下的精神遗产的措置失当，没有1980年代末对这虽然越来越削弱，但力量犹存的理想主义能量的致命一击，我们很难想象，此一被视为有着几千年伦理本位传统的中国，有着毛泽东时代几十年理想主义强调和教育的中国，会在市场的降临中溃败到如此地步，且是如此一种溃败方式——不仅多少年积累下来的日常生活感觉和日常伦理感觉如此容易地被商业逻辑、商业媒体关于生活的理解与想象所穿透；而且有关何谓人生成功、充实的感觉与想象也一时间变得如此贫乏，以致在太多人那里主导此感觉与想象的只是可计算的经济拥有，和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给定的享受理解所对应的享受的多少，及可方便转换为这些计算与享受的进展。

    其三是，由于1980年代以来主导了社会文化基本走向与感觉的人文社会思潮，或对精神主体问题关注不够；或其意识、无意识的中心在和先前过分强调的集体主义论题对反；或在此问题上延续过去有效，但今天效果相当有限，乃至招人反感的分析模式、语言模式；或感觉到当代的精神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但由于不能厘清它们所以产生、所以如此表现的社会、历史、观念、心理机制，因此仍然找不到建设性分析、介入方式。而所有这些知识思想状况，在在都使得，当被从共同体中抛出的个体出现身心焦虑和意义危机感时，这一个体从时代思潮中并不能得到有效帮助，不要说不能从中得到直接对治的资源，甚至得不到使自己的身心焦虑感、虚无感在一定程度上被对象化把握的认知帮助资源。

    ……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些问题存在，和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对中国大陆当代史中生命个体的伤害和社会机体的伤害，反过来也使这社会中存在着强烈追索意义问题的动力。而于此也可让我们人文研究者清楚看到人文研究对此历史中人存在的高度迫切意义——即在今天，人文研究绝不是时代锦上添花的装饰，和文明要较好维持不可或缺的环节，而是时代、历史、历史中人要真正走稳走好的关键条件。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期待着，人文研究、人文思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有力地参与了历史推动之后，能重新出发，成功揭明今天精神-主体困顿的历史与观念机制，并从中寻求出能让我们安置住我们精神-主体的资源与道路。也就是，为了中国，为了这历史中活生生的被困扰的生命，中国的人文研究必需重新出发，带着此历史中生命的困扰和热度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