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装备雷电gif:大唐崛起奥秘：贞观之治有怎样的社会基础

2012-01-28 10: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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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崛起：在青年一代中重建忠诚
【唐初的发展就是得益于在社会上，首先是在精英阶层、青年一代中间重建忠诚。这就像在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每一次调整，或每一次重挫后的崛起和振兴，都需要向员工主体作一次重新承诺，不仅仅承诺工资、期权，更重要的是要有在整个管理过程中都将一以贯之，绝不退让的基本价值。】

每当说起唐诗，后世评论家总要称赞那时的人们洋溢着一种“少年精神”，却总是不好意思说当时社会标榜忠义、崇尚功名，似乎那些都属于落后的东西，现在不宜再提倡了。但假使社会上没有一种鄙视萎缩、崇尚作为的强大风气，作为后人的我们又哪里会读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文学？
士大夫从魏晋时代就向往着干大事业，其实从陶渊明的文学里就读得出来。这样的向往，与醉酒行歌、白眼看人的举止一样，也都属于对失败政治的必然反映。于是后人读到三国时代王粲的“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晋代阮籍的“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以及鲍照的“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云云。
只不过“明主”没有出现，乱世倒是一朝接着一朝。到隋朝，就连红拂女的传说都表现出民间对没志气、没前途的人的瞧不起——尽管他们在权力圈子里的地位可以相当显赫。英雄情怀在民间蔓延，如山间雨来，正将引发洪水；大河潮平，正将冲开堤坝；社会的期待，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就看有没有一种取而代之的领导力去为它打开闸门。
贞观之治为社会提供了这样一个重建价值的机会：它使得那些抱有大事业向往的人们（其中还有居住在中原的外族人）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所以那时的长安城，不仅代表着世界顶级的生产力，而且也聚集着世界上相当多的人才和智慧；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世界帝国的中心。
因而可以说，唐诗中的“少年精神”并不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它也包括领导力上的回应和迎合。倘若没有精神与体制的结合，没有一种政治的渠道，世界历史上又哪里会有大唐帝国？什么“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什么“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什么“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什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些后世人连想都想不到的“傻话”、“疯话”，倘若不是因为政治风气使然，又怎么会从平常人口中道出？

唐初的发展就是得益于在社会上，首先是在精英阶层、青年一代中间重建忠诚。这就像在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每一次调整，或每一次重挫后的崛起和振兴，都需要向员工主体作一次重新承诺，不仅仅承诺工资、期权，更重要的是要有在整个管理过程中都将一以贯之，绝不退让的基本价值。
1998 年，作为当时全美第三大雇主的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在罢工风潮刚刚平息后，公司董事会主席、CEO就立即发布内部讲话，承诺要在公司与员工之间重建“忠诚契约”，其要点就是公司创办人“立功者不下岗”的承诺。
每一场艰苦卓绝的奋斗，每一个旭日东升般的开始，在它的背后，都有着一个鼓励青年、崇尚实干、奖励忠诚、标榜英雄的管理故事。人类组织起来创造历史的每一次努力，其实都是一个打造青年英雄团队的过程。
初唐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的建立和兴起，不管后世史家说是靠着这个集团或者那个集团，不管是哪个集团，他们不能仅仅是一个血缘和地域的贵族阶层；他们的代表是，一定是一群上马能征战、下马能歌饮，每一天都洋溢着灿烂笑容的青年武士。
后人都为唐诗里被称为“边塞诗”的马背诗歌或武士文学所感染。有学者计算过，《全唐诗》中边塞诗就占去两千首以上，而军事、军旅题材的更难以计数。 有的写军营生活，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有的写惨烈牺牲，如“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有的写军人斗志，如“男儿须展平生志，为国输忠合天地”；有的还包含政策建议，如杜甫的“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薛涛的“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等等。


大文豪张说五十多岁上还受中央政府派遣处理边务。第一年解决与契丹的纠纷；第二年率20 从骑，出使西域各部，平息事端；第三年讨伐反叛，招抚党项；第四年再讨叛军余孽；数年后，以时无强敌为由奏请裁军20 万，达统管军力的三分之一。如此业绩，后世官场上的那些酥骨头又怎能相比？他的一首名作就是记录的这段生活：
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沙场碛路何为尔，重气轻生知许国。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入丝。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张说《巡边在河北作》）
一些文化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竟狂热到希望参军作战，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是否有点帝国主义的味道？是否有点冒傻气？这个问题，现代人、未来人尽可争论下去。（一些左派青年还会愤愤然地说：“他们有谁代表人民啊！”一些自由派人士也会不屑地说：“真是连一点儿自我意识也没有啊！”）但作为一个组织，如果缺少了忠诚，必然就无法有效运转。就像一部机器，不论如何的精致或如何强大，缺少了动力，剩下的就只能是惯性。


当不少美国人仍期待为一家大企业长期供职，直至退休的时候，德鲁克却预言，未来的企业组织不再会是这样，它将分化为一部分中坚分子和数量众多、可随时调整的一般员工。
时至今日，从美国到中国，企业都为了控制成本，已让临时工占到员工结构的很大比例。如何调动企业中坚分子的积极性和“少年精神”，将成为后现代组织管理的一个重大考验。德鲁克说：“组织不是一种工具，它可以是价值观的体现，或者是经营风格的标志”；“组织最主要的是社会性的、人文的，因此，其目的必须是让人们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些话，似乎也暗示着企业部分员工团队的精英化。
从事组织和领导力研究的美国心理学家米哈雷·齐克岑米哈伊（Mihaly Scikszentmihalyi）在他的著作里曾满怀景仰引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前CEO 诺曼·奥古斯丁（ Norman Augustine）的一段话：
我永远都要争取成功。我对成功的定义就是把一种对世界的贡献……以及从事这种工作的一种幸福感结合起来。你必须从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里获得愉快。如果不能，你的感觉就不会好。第二呢，你还得有一种贡献感，那就是自己从事的工作也是一种贡献，一种值得付出努力的东西……如果没有幸福感也没有贡献感，那很可能你的工作就没什么意义了。
但请别忘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干什么的？它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军火公司，为美国的每一场战争提供最精密的伤人武器。奥古斯丁本人则仕而优则商，之前出任过美国陆军部的副部长。这样的CEO也可以说是现代版的美国勇士。读到此，谁又能说中国、中国企业就可以不再培养自己的少年精神？
开创一个成功的事业，必须要有一个成功的组织。而经营一个成功的组织，就必须首先为它注入一种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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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拙著《历史是个商学院》第七章“人的管理：青年”（全书第6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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