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头晕出虚汗:■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每月薪金仅8元，而陈独秀当时

■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每月薪金仅8元，而陈独秀当时   作者:北京一闲人 于 2009-06-26 14:34:32.0 发表   ■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每月薪金仅8元，而陈独秀当时的月薪是300元

　　走进红楼，一层西头的第三间房间就是毛泽东当年当图书管理员的阅览室。在30平米左右的空间里，摆放着一张长桌，桌上摆着书架。四周的墙上分别挂有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相片。当我准备拍照时，工作人员怎么也不肯。无奈只好找到副馆长郭俊英，在我说明来意后，我们才有机会拍下了毛泽东在红楼工作的环境。

　　北京的消费高，因毛泽东是向朋友借钱来的，所以一到北京就得找事挣钱糊口。据说，为了生活，毛泽东还当起了“洗衣工”，给别人洗衣服挣钱，可见其生活之艰难。在杨昌济的帮助下，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接受了贫困交加的毛泽东。于是毛泽东有了一份助理员的差事。图书馆设在红楼（今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一楼，毛泽东在第三阅报室工作。工作倒也简单，只是负责新到的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的登记。这个工作的性质与今天来京务工的“打工仔”差不多，而薪俸自然也就不高，每月才八元。那时李大钊的月薪为120元，胡适为200元，陈独秀为300元。尽管工资比陈独秀要少292元，但这也足够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了，而且大部分时间还可以用来看书，既解决了生活问题又得到了学习的机会。

　　红楼里的工作给毛泽东最大的收获或许就是在这里近距离地见到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馆长郭俊英介绍，当年的北大人才荟萃，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可谓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这对于身处湖南的毛泽东是新鲜又刺激的。

　　在这里他读到了从未见过的书刊，见到了从未接触过的人物。

　　1936年毛泽东跟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

　　在大家都张罗着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毛泽东却没有去，从头至尾都只是帮助别人实现这个计划。毛泽东说：“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在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

1919年3月12日，“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的毛泽东决定辞职回家，同时顺便到上海为赴法学生送行。14日毛泽东到达上海，分别在17日和31日为两批赴法学生送行后，4月6日回到长沙。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

　　■北长街20号：毛泽东在福佑寺成立平民通讯社领导“驱张运动”

　　今天的年轻人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北长街的福佑寺，曾经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第一次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运动———“驱除军阀张敬尧”的大本营。

　　像北京的许多寺庙一样，福佑寺红色的大门格外耀眼。但大门始终关闭着。偶尔有几辆高级轿车进出，听附近居民说可能是一个公司的办公处。我试图希望能进去拍摄，保安一声也没搭理就把门关上了。

　　五四运动爆发不久，毛泽东在湖南组织领导了声援北京的一系列爱国活动。7月14日，他主编并担任主要撰稿人的《湘江评论》创刊，可一个月后就被查封没收；此后，他主持或帮助出版的湘雅医院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和修业小学的《小学生》等，均遭到1918年3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就任督军的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摧残和打压。当张敬尧强迫毛泽东解散湖南学联时，他紧紧抓住了当时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内讧的时机，开始领导学联、新民学会等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大混蛋张敬尧”运动，成为“驱张运动”的干将。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进京。湖南“驱张运动”的大本营也随之从长沙移师北京。到北京后，毛泽东就住在北长街20号（原北长街99号）福佑寺这个喇嘛庙中，立即与各方面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同时非常重视新闻舆论力量的毛泽东，继在长沙响应五四运动而创办《湘江评论》后，在北京他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亲自担任社长。

　　从22日起，“平民通讯社”就开始向京、津、沪、汉等地的全国主要报刊发稿，“每日发之稿件百五十余份”。毛泽东撰写了大量的稿件、呈文、宣言。隆冬的北京，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毛泽东白天组织湖南公民、学生、教职员在新华门总理府、前门等处游行请愿；晚上在福佑寺里他挑灯夜战，奋笔疾书，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刊上。在他的指挥下，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驱张运动”很快就有了明显效果。最终在直系军阀和湘军的威胁下，张敬尧被迫离开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其间，毛泽东和邓中夏等人还在陶然亭商讨驱张斗争的办法，并合影留念。

　　但“驱张”之后湖南怎么建设？中国究竟如何改造？毛泽东的脑海里开始有了更深远的考虑。因此第二次北京之行，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更大的变化。他频频与李大钊接触，并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开始搜集阅读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920年1月4日下午，曾是毛泽东老师的黎锦熙来到福佑寺会晤毛泽东，看到毛泽东工作的香案上摆着一堆社会主义新书刊，其中就有一本《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在“自传”中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就是毛泽东第二次北京之行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