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与砍杀怎么卖俘虏:北宋禅境词略论

北宋禅境词略论

周瑶

[摘要]本文把禅境词分为樵歌渔隐词、随缘任运词、安闲澹泊词、旷达乐观词四大类，分析其艺术特色并比较了文人禅境词与僧人禅境词境界的不同，认为禅境词使宋词的意境变得空灵、幽远并具有理趣，使词走上了诗、词一体的雅化道路。

在北宋，参禅学佛逐渐成为一种文化需要、社会需要，以诗写禅、以诗说禅已成为诗人自觉而普遍的追求。诗、禅相通的创作风习对宋代词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少北宋词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将禅带入他们的词创作活动中，使词充满了禅理、禅趣、禅味。禅境词是具有禅境、禅趣的词，它既不注重对佛理的宣扬，也不注重对禅理的体悟，表现的是一种寄情山水、随缘任运、自然空灵的生活志趣与澹泊情怀。这类词可以分为樵歌渔隐词、随缘任运词、安闲澹泊词、旷达乐观词四大类，创造出慧能所言“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静闲恬，虚融澹泊”[1] 的境界，使宋词的意境变得空灵、幽远并具有理趣，也使词走上了诗、词一体的雅化道路。

一、樵歌渔隐词

自从船子和尚作《拨棹歌》明志以来，乐道偈颂成为禅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禅师或以词抒写自己求道的志向，表现求道意志的坚定；或以词抒写山居乐道的生活，表现隐逸山林的逍遥情怀；或以词表现禅悟之后的圆明境界。它与文人的禅境词非常相像，禅理精妙，文字洗练，实乃佳作，但写的都是禅师们的宗教心态与佛教理念。此类作品有圆禅师的《渔家傲》：

本是潇湘一钓客。自东自西自南北。只把孤舟为屋宅。无宽窄。幕天席地人难测。    顷闻四海停戈革。金门懒去投书册。时向滩头歌月白。真高格。浮名浮利谁拘得。

还有净端的《渔家傲》三首：

浪静西溪澄似练。片帆高挂乘风便。始向波心通一线。群鱼见。当头谁敢先吞咽。   闪烁锦鳞如闪电。灵光今古应无变。爱是憎非都已遣。回头转。一轮明月升苍弁。

一只孤舟巡海岸。盘陀石上垂钩线。钓得锦鳞鲜又健。堪爱羡。龙王见了将珠换。   钓罢归来莲苑看。满堂尽是真罗汉。便爇名香三五片。梵□献。原来佛不夺众生愿。

斗转星移天渐晓。蓦然听得鹈鹕叫。山寺钟声人浩浩。木鱼噪。渡船过岸行官道。    轻舟再奈长江讨。重添香饵为钩钓。钓得锦鳞船里跳。呵呵笑。思量天下渔家好。

这些词塑造了具有禅师心目中理想人格的渔父形象，表现了“爱是憎非都已遣”的明月满天的开悟境界。最后一首更明确地表现了对“平常心是道”的自我心性的肯定。作品语言浅显，情感直白，与宣扬归隐渔樵的主题相得益彰。

文人词则不同。北宋文人既有“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又有“穷则独善其身”的韬晦。但是象陶渊明那样“君子固穷”，为了自己的高尚人格理想，不惜牺牲较为优越的生活，宁肯苦寒于乡间，未必人人做得到，更何况他们有着优厚的待遇！经历了人生坎坷、宦海沉浮之后，释道寄情山水、超脱世外的思想能给他们饱受创伤的心灵以安抚与慰籍。抒写闲居乐道的生活意趣、表现归隐渔樵的逍遥情怀成为他们诗词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张志和也就成了他们的楷模。他们或唱和《渔父》，或化用其意表达自己的志向，如苏轼的《浣溪沙》与《调笑令》、徐俯的《浣溪沙》二首与《鹧鸪天》二首、贺铸的《钓船归》、俞紫芝的《阮郎归》等。作此类词最多、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黄庭坚。

黄庭坚《鹧鸪天》词前小序则清楚地交代说：“表弟李如篪云：‘玄真子渔父语，以《鹧鸪天》歌之，极入律，但少数句耳。’因以玄真子遗事足之。宪宗时，画玄真子像，访之江湖，不可得，因令集其歌诗上之。玄真之兄松龄，惧玄真放浪而不返也，和答其渔父云：‘乐在风波钓是闲。草堂松桂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此余续成之意也。”其词如下：

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尚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底是无波处，一日风波十二时。

黄山谷化用船子和尚《拨棹歌》之意作《诉衷情》：

在戎州登临胜景，未尝不歌渔父家风，以谢江山。门生请问：先生家风如何？为拟金华道人作此章。
一波才动万波随，蓑笠一钓丝。鳞锦正在深处，千尺也须垂。    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水寒江静，满目清山，载月明归。

作者以箬笠蓑衣、明月扁舟刻画出垂钓于烟波之上的渔父形象，意境清空萧散，意趣冲淡脱俗，以“水寒江静，满目清山，载月明归”表现清明静寂的禅悟心境。他还作《渔家傲?题船子钓滩》赞颂船子和尚，既是抒写自己的归隐之志，也是抒写对船子和尚的崇敬之情：

荡漾生涯身已老。短蓑箬笠扁舟小。深入水云人不到。吟复笑。一轮明月长相照。    谁谓阿师来问道。一桡直与传心要。船子踏翻才是了。波渺渺。长鲸万古无人钓。

晋代张翰、谢安也与渔父结缘，成为文人们的偶像。如贺铸《续渔歌》（中年多办收身具）、晁端礼《满庭芳》（天与疏慵）、苏轼《八声甘州?寄参寥子》，以张翰、谢安的典故，抒发归隐渔樵之志。

此类文人词可以视为儒、道、释思想的综合体。黄庭坚《拨掉子》为其代表：

归去来，归去来，携手旧山归去来。有人共，月对尊罍。横一琴，甚处不逍遥自在。  
闲世界，无利害。何必向，世间等幻爱。与君钓。晚烟寒濑。蒸白鱼稻饭，溪童供笋菜。

“归去来”的陶渊明，为了自己高洁的人格理想弃官而走，不惜放弃较为优越的生活归耕田园。他的淡泊情怀是文人倾慕的对象。归隐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有明月可享，有古琴可弹，是多么的“逍遥自在”。归隐是“闲世界，无利害”，没有世间的“幻爱”之“空”，可以安享“与君钓”的闲适，又可以品尝“晚烟寒濑。蒸白鱼稻饭，溪童供笋菜”的清新，一切随缘自适、随遇而安。他是在被贬之时以陶渊明来慰勉自己，以释道的随缘自适来取得心灵的安抚。只是他没有陶渊明的淡泊，也没有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逸，只有平和静寂的心境。

二、随缘任运词

归隐山林、寄身渔樵只是人的肉体脱离了尘世，并不能使词人完全求得精神上的解脱，抚平他们心灵上的创伤。而禅宗随缘放旷、自然适意的心性理论注意对流动人生的把握，对生命的执着，重视从日常生活中获得解脱，从而使生活充满了自然之趣与诗意。这对文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了文人解脱痛苦的工具，成了他们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的思想基础，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并用来对待人生的种种磨难与厄运。环境越是艰苦，处境越是恶劣，这种精神的作用越大，使他们在痛苦中超脱，在超脱中澹泊，在澹泊中平静，实现人生的超越。“传统的‘独善其身’与禅宗的‘自我解脱’嫁接，传统的‘克己复礼’与佛教的乌龟人生哲学杂交，老庄的‘无为’‘自然’与士大夫的澹泊、自然生活情趣混合，在唐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国士大夫那种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自然、澹泊为特征的生活情趣，也融铸了中国士大夫极端内向、封闭的心理与克制、忍让、和谐的性格特征。”[2]苏轼是其中的代表。

苏轼早年不时有归乡、归隐的念头，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功成名就后衣锦还乡的期望，或者说是一种模仿，并不是说他有着多么深刻的认识。后来仕途坎坷，甚至有了生命之忧的时候，他深感“人生如梦”，归隐之心才可以说发自内心。随着党争的加剧，他归乡的愿望越来越渺茫，禅宗“随所住处恒安乐”[3]的思想更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成了他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的思想基础，诗文中就有了“随缘自娱”[4](第1434页)、“随缘委命”[4](第1687页)、“任性逍遥，随缘放旷”[4](第1834页)等语句，词亦云：“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临江仙》）、“此心平处是西方，闭眼便到无魔娆”[4](第619页)，于大彻大悟中得到解脱，在困顿中求得安乐，求得心静，于是随所住处都是家乡了。在贬居黄州、惠州，他都以当地人自居。贬居海南时，他也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4]显然，他的内心已处于禅宗“住著无所”、“此心无住”的境界，以此境界入词，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殢人娇》）则运用《维摩诘经》之典，以维摩诘自居，以散花天女比朝云，反映了自己像维摩诘一样“随缘任运”、“无所妨碍”的心境。《定风波》也是如此：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词序云歌女柔奴随苏轼好友王定国贬居岭南，后北归。苏轼问柔奴：“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却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苏轼深有感触，写下此词。“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二句写柔奴歌声如风起雪飞使炎炎热海变为清凉世界，想象奇特，造境清旷，暗含禅理，与杜荀鹤的“安禅何必须山水，灭却心头火自凉”有异曲同工之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运用对比，显现出“随缘任运”的超脱与旷达。[6]这是写别人，又何尝不是在写自己？

晁端礼“想升沉有命，去来非己”（《满江红》），在“随缘任运”中充满着宿命论的无奈与凄凉。陈师道《南柯子?问王立之督茶》则以疏懒表现“随缘任运”的通达：

天上云为瑞，人间睡作魔，疏帘清簟汗成河。酒醒梦回眵眼、费摩挲。    但有寒暄问，初无凤鸟过。尘生铜碾网生罗。一诺十年犹未、意如何。

此类词在北宋文人禅词中还有不少，而且常常与表现“安闲澹泊”之境的禅词水乳交融，很难分清你我。

词僧仲殊的《定风波?独登多景楼》，在淡雅的画面里产生一种清丽温婉的艺术美感，反映出其清净闲适的情趣与心态：

花戟拥上方。画帘风细度春香。银色界前多远景。人静。铁城面又斜阳。    山色入江流不尽，古今一梦莫思量。故里无家归去懒。伤远。年华满眼多凄凉。

上阙写景，画面清淡，意象疏朗，形成了一种静寂的氛围，产生了一种清净的韵味。下阙“故里无家”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种深深的伤痛与难言的悲哀。然而，这种情感却被词人一个“懒”字淡化了，没有情绪的跌宕起伏，只有“懒”字里的心灰与无奈使词笼上随缘任运的色彩，情感被迅速地淡化与沉淀。它与上阙的清丽景色相呼应，在随缘任运的恬淡中，产生了一种清净闲适之感。

三、安闲澹泊词

北宋文人生活优越，从物质上提供了优游山林的保障，即使归隐山林也无陶渊明的清贫，从而更有闲情逸致体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王安石《北山》）的闲适，在“月映林塘淡，风涵笑语凉。俯窥怜绿静，小立伫幽香”（王安石《岁晚》）的优美意境中恬然自立、物我两忘，真正体现出超脱凡尘的禅境。这类禅词大多描写自然环境的寂静幽美，表现词人寄情山水、恬静闲适的超脱心境。王安石的安闲澹泊词从数量上说来是不少，但总是带着一条禅理的尾巴。不过写得比较好的是《浣溪沙》、《菩萨蛮·数家茅屋闲临水》与《菩萨蛮·集句》：

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单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予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菩萨蛮（集句）

海棠乱发皆临水。君知此处花何似。凉月白纷纷。香风隔岸闻。    啭枝黄鸟近。隔岸声相应。随意坐莓苔。飘零酒一杯。

黄庭坚还仿效《菩萨蛮》写了一首词，序云：“王荆公新筑草堂于半山，引入功德水作小港，其上垒石作桥。为集句云：‘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戏效荆公作。”其词如下：

半烟半雨溪桥畔。渔翁醉著无人唤。疏懒意何长。春风花草香。    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潜解。问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

其《画堂春》也很有禅境：

东堂西畔有池塘。使君棐几明窗。日西人吏散东廊。蒲苇送轻凉。    翠管细通岩溜，小峰重叠山光。近池催置琵琶床。衣带水风香。

毛滂的《临江仙》（宿僧舍）与《惜分飞》（富阳水寺秋夕望月）写古寺的幽静，也富于禅境之美。录《临江仙》（宿僧舍）如下：

古寺长廊清夜美，风松烟桧萧然。石阑干外上疏帘。过云闲窈窕，斜月静婵娟。    独自徘徊无个事，瑶琴试奏流泉。曲终谁见枕琴眠。香残虬尾细，灯暗玉虫偏。

也有不少词写优游山水的闲适、放达、逍遥，如黄庭坚的“新诗新事因闲适。东山小妓携丝竹。家里乐天，村里谢安石”（《醉落魄》）、“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水调歌头》（游览）），王安石的“怜水静，爱云闲”、“尘自扰，性长闲”《诉衷情》（和俞秀老鹤词）。

也有词写流连诗酒或是日常生活的闲散，如王安石“闻说洊亭新水漫。骑款段。穿云入坞寻游伴”、“却拂僧床褰素幔”（《渔家傲》）、“午枕觉来闻语鸟。欹眠似听朝鸡早”、“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渔家傲》），黄庭坚的《醉落魄》三首与《踏莎行》（摩围小隐枕蛮江）。苏轼的《殢人娇》（或云赠朝云）与黄庭坚的《蝶恋花》（一叶扁舟卷画帘）写谪居时家庭生活的自然、闲适，超脱中透露着达观。

茶与禅有着不解之缘。黄庭坚词中好几首《茶词》，其作于黔州贬所的《踏莎行》描绘了一幅优美江南采茶图，也深得禅茶一味之趣：

画鼓催春，蛮歌走饷。雨前一焙谁争长。低株摘尽到高株，株株别是闽溪样。    碾破春风，香凝午帐。银瓶雪滚翻成浪。今宵无睡酒醒时，摩围影在秋江上。

以上词中“闲”字的使用频率很高，集中突出地表现了文人闲淡的意趣。景致是闲淡幽静的，笔致是清疏淡远的，词人的心是“爱闲”的，这种闲淡是从明心见性和自我化解中获得的理性和智慧的愉悦。

四、旷达乐观词

旷达乐观之禅词惟苏轼善也。王安石“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7]，积极推行新法，但是吕惠卿的倒戈、爱子王雱的早逝、宋神宗对变法的动摇及对他的不信任、熙宁九年(1076年)的再次罢相，难免使他心灰意冷。而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高太后起用旧党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他无东山再起之日。他只有借助山水与禅定之乐予以排遣人生无常的幻灭与悲哀，所以其词多安闲澹泊与随缘任运之境。苏辙曾居显位，但是在党争中逐渐消沉，有归隐之志，亦有杜门避祸之实，沉迷于佛老，故词境颓然。黄庭坚官位不显，在党争中亦多浮沉，然其佛学造诣过人，能寄情渔樵，又能君子自守，因而词境多安闲澹泊。秦观心思细腻，虽云日抄佛书万言，然其贪恋红尘，拘泥世情，终究是门外汉，不能登堂入室，故其悲苦不振。苏轼，忠直爱民，不愿人云亦云，不为新党所用，又不见容于旧党，仕途坎坷，故多“人生如梦”之叹。他深受释道“空”、“无”思想的影响，深感“人生如梦”，但并非消极出世，逃避现实。相反，他积极用佛道思想做心理的调节与平衡，达到解脱苦难，追求心灵超脱的目的。正因为他透彻了悟生命的意义，才能在重重打击面前，始终没有放弃忠君爱民的儒家思想，没有出世或了结生命。正因为他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加之性格豪放，所以才形成了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也正因为有这种旷达乐观的精神，才留下了感人至深的作品。清人陈廷焯称：“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故词极超旷，而意必和平。”[10](第166页)此种评价不无道理。苏轼往往在禅宗“空寂”、“物我两忘”的境界中“随缘而乐”，在与命运的抗争中，以建功立业的豪情与忠君爱民的思想，进入旷达乐观的境界。他那旷达豁然的性格，也正是禅宗万物皆空，一切本无，以心为本，清静空澄的思想与老庄思想混合而成的人生观的产物。《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是苏轼元丰五年贬官黄州期间，游蕲水清泉寺时所作。他在乌台诗案中因文字得罪，常恐畏惧祸及自身而杜门念咎，他尝试用佛道来解脱，以获得内心平静。《黄州安国寺记》曰：“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4](第392页)其《答毕仲举书》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4](第1672页)但是优雅静寂、动人禅心的环境依然压抑不住他强烈的参政意识，唱出了一首昂扬奋发、对未来满怀希望的青春之歌。其《定风波》在回顾雨晴的过程中谈笑风生，遇雨未必畏惧；雨过天晴，斜辉相迎，也未必欣喜若狂，表现了他身处逆境却无所畏惧。返照本心，并保持那份平常心，自然“也无风雨也无晴”了。这是对人生意义的积极探索，也是东坡旷达胸怀的写照。哲宗元符二年（1099），苏轼贬谪海南。其《减字木兰花》词：“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描写海岛绚烂春光，洋溢着词人的喜悦之情，正是苏轼随遇而安、乐观旷达心态的绝好体现。

在禅境词方面，僧人禅词与文人禅词是非常接近的，思想内容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差别，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隐逸山林，归隐渔樵是他们的共同意趣。现存的这几首僧人禅境词基本上都是此类词，文人禅境词中此类词也占有很大的比重。渔父是他们心中的理想人格，是他们歌颂的对象。描写平和静寂的心态是其共同特征。

其不同之处在于文人历来信奉“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这既是理想的追求，又是难以消解的矛盾，特别是当他们陷于政治漩涡不能解脱或在个人理想不能实现时，这种人生的矛盾更为突出。禅宗的出现使矛盾得到了调和。文人崇尚一种自然适意、无拘无束的生活，极力追求一种轻松自由的感觉，探索一种澹泊空灵的心灵状态。这正反映了文人心中幻灭感的增强。他们明白“无我无欲心则休息，自然清静而得解脱，是名曰‘空’”[8]，能够以克制、和谐的方法追求内心世界的平衡、精神世界上的解脱与人生完美境界的实现。所以，对文人而言，禅宗在中国的演变中，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生哲学。于是，文人禅境词出现了晋代张翰、谢安与陶渊明这样勇于抛弃利禄、漠视名利、安贫乐道的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理想人格的形象。隐逸山林、归隐渔樵是他们的生活意趣，平静澹泊的境界是他们的精神乐园。他们写作的中心与目的不是对禅理的感悟，而是在生活的感悟下、在禅宗的影响下表现出来的一点超脱之意，或者某种澄明境界。僧人禅境词则不同，这些高僧的词作里是字字句句深透着禅理。不过，这对于不通晓佛教教义的普通人而言，是难以理解其中的深意的，倒是文人词作中隐约的、恬淡的禅趣更易接受与体悟。与直接宣扬佛教信仰的词作一样，这些禅境之作深藏在文字下的宗旨依然是阐明佛理义趣，只是这些词僧高超的文字技巧，以及对于禅趣、心性的深层体悟，在文字表达上表现出与诗歌抒情意蕴相符的特质，与文人词作相比，粗看之下差别不大。但从其本质来说，这些作品是中国禅宗发展的产物，也是词、禅结合的产物，与文人纯粹抒写情志之词有很大的差别。这些词僧的词作，文学艺术的特色不是最引人注目的，最值得研究的其实是这些词作与文人的禅趣之作的不同之处。“禅宗的终极关怀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获得澄明自在的审美襟怀”[9],“月”意象在禅宗里是用来表现开悟之后的圆明之性的。渔父的形象也就被赋予了某种禅意，成了澹泊乐道的志趣与开悟的圆明之境的象征。对比之下，“只把孤舟为屋宅。无宽窄。幕天席地人难测”、“呵呵笑。思量天下渔家好”这种怡然自得的情绪，与文人禅境词相比，少了一些文人清雅的审美理想，但是多了一种沉浸于世外的澄静超然的欢愉与潇洒，是丛林外红尘里的文人难以真正拥有的。因而在文人禅境词里出现了僧人禅境词里所没有的“旷达乐观词”，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点也不值得惊讶。这正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所说：“温厚和平，诗教之正，亦词之根本也。然必须沉郁顿挫出之，方是佳境；否则不失之浅露，即难免平庸”。[10]( 第181页)丛林之人原本心境平和，无欲无求，所以也就缺乏沉郁之气。文人经历宦海浮沉、人生磨难之后，才领悟了人生的真意，其词就有一种沉郁之气。这种沉郁之气，来自于他们对经历世事沧桑、了悟人生真谛这样的人生境遇的高度概括。

参考资料

[1] 普济．五灯会元[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2页．

[2]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9页．

[3] 慧能．六祖大师法宝坛经[M]，大正藏[M/CD]T48．中华电子佛典协会，第352页a．

[4] 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5] 苏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62页．

[6]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34页．

[7] 脱脱等．王安石传．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41页．

[8] 佛说圣法印经[M] ．大正藏[M/CD]T02．中华电子佛典协会．第500页a．

[9] 吴言生．禅宗哲学渊源[M]．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05页．

[10]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