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还完整版哔哩哔哩:到底是什么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   劲飚

河南作家郭一平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个大学校长：范美忠，就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文章引来了许多评论，也引发了我个人的一些思考。

该文引述了一位“A校长”从在四川地震中不顾学生，自己逃生的一个教师（北大毕业的语文教师范美忠）的表现，提出了对于我国目前教育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认为范的行为是“中国教育的悲哀”。该文并没有过多地谈论范美忠的事情，而是指出：“一句话说到底，这范美忠，就是当前应试教育的产物。……如果应试教育不结束，素质教育不真正地全面实施，范美忠，李美忠，王美忠，张美忠……还会层出不穷的。”

果不其然，在对这篇文章的评论中，就出现了为数不多但“爱憎分明”的“豪言壮语”：“范美忠把权利和义务分得很清楚，中国缺少这样的教育”，“范美忠只是倒出了许许多多中国青年内心里的东西，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他敢于说真话的精神可贵！”“范美忠诚实,不要幻想和苛求每个人都是英雄。不要来极左那一套。”“我觉着自己逃命也没有错，首先要弄清楚，他自己逃命妨碍别人了吗？如果没有妨碍别人，那最多只能说他没有利他。”“如此之人，多如牛毛，只是缺少了范的坦诚。”……。不需要再说什么，看了这些话，就明白了这位“A校长”与郭一平在文章的最后为什么要说：“望为政者深虑之”了。

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前者，就是单纯地看考试分数，而后者强调综合素质。国家当前提倡素质教育，就是要把学生从“学校里的人”变成“社会中的人”，从“会考试”的人变成“会做事”的人。很多人自认为自己不但“会考试”而且“会做事”，却不知道要想“会做事”还首先得学会“会做人”。

生活中时时处处会有“考试”发生。范美忠“会考试”（要不然他也进不了北大），也“会做事”（要不然他怎么会当上教师？），可他就是没有学会“会做人”，所以在关键时刻，就显露出了他真实的“考试分数”—— 跟“白卷先生”张铁生一样——“不及格”。有的人连什么是真正的“诚实”，什么是“极左”，怎样才是真正的“说真话”都没有搞清楚，就乱放一通（这也算是“坦诚”吧？）一个人如果为了“自己逃命”而“妨碍别人逃命”，那就不是“没有利他”的问题，而是被所有的人所不齿的无耻行为，人要是以此作为自己道德的基点，那就是白当了一回“人”了。然而，范美忠忘记了自己是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面前正站着等着他“传道、授业、解惑”的学生，即使“《教育法》并没有规定在地震时老师一定要救学生”，但作为一个年富力强、“为人师表”的年轻教师，如果连招呼并且组织自己负责教育的孩子们赶紧离开危险都“做不到”，还有什么资格谈什么“爱”（这是现在最时髦的词语）与“教”？至于“诚实”、“坦诚”，就更是无稽之谈，美国的莎朗·斯通毫无人性的厥词，在她自己看来，不也是“坦诚”的“真话”吗？为什么遭到了大家的批判与抵制？说到底，这就是由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所决定的，也就是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品质决定的。

但是，怎么样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是不是取消了“应试教育”就能够提高综合素质了呢？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本人认为，不应该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对立起来看，它们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应该是互相矛盾的关系。综合素质确实难以量化，不容易考察。既然要选择与判断，就必须进行考察，没有量化的标准，怎么才能确定是“高”还是“低”，是“好”还是“差”？所以在文化知识方面，考试还是必要的。问题在于考察的标准是不是应该仅仅“以考试分数决定谁是人才”，这实际上还是个社会价值观的问题。

我赞成“知识是潜在的力量”这句话。郭一平的文章说：“据说，毛泽东的数学就没有考及格过，但他的历史、哲学等学得好，不照样成了大人物？”毛泽东毕竟只有一个，但历史上许许多多成功人士的经历充分说明了：学历并不能代表一切。有消息说，现在最缺乏的是有经验的高级技工，许多企业出高价也找不到迫切需要的人才。有的大学毕业生连拧个螺丝都不知道该怎么拧。只学到了书本知识，还不能变成实际操作的工作能力，也就是转化不成生产力；如果产生不了“生产力”，这样的“知识”是不可能有任何“力量”的。而即使没有高学历，但只要肯在实践中不断学习、钻研与提高，照样可以干出优异的成绩来。青岛港的许振超的事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学校教育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家庭、工作单位、社会，实际上都是这个大“教室”的组成部分。有网友说：“现在的社会强调个人利益，大学如果一边强调素质教育，而一边老师又强调个人主义，推崇自由主义。”教师在课堂上讲“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而学生回到家里吃饭时，餐桌上父母亲说的却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知道“范跑跑”的母亲在听到儿子成为“连亲娘也不管”的“诚实”而“ 坦诚”的“真话”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是会让学生们感到十分困惑的。“范跑跑”的“我钦佩谭老师这样的英雄，但我做不到这一点，我更爱我的生命”这样一句“真话”，不正反映出在学校里“思想独特看得远”、“颇受学生欢迎”的这样一个“教师”，正在向社会、向人们、向孩子们所传递的信息吗？有网友问道：“地震中有不少为救学生而献身的老师，他们不是受同样的‘应试’教育吗？”那么，这又是什么样的“教育体制”造就的呢？所以本人认为：问题的根子并不在教育体制上，而是在这个社会中。“星岛环球网”转载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中国的“我”一代》，其中描写了一群中国年轻人在聚会时的情景和言论，小标题分别是“不谈政治”、“保持现状”和“消费先锋”。文章最后引用其中一位被采访者的话说 ：“我们比我们的父母要幸运。我的父母们一无所有。她们是为我们活着。”（另外一位经营广告公司的朋友对此表示同意）“我们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为自己活着。”（作者：西蒙·埃勒根特）

邓小平同志1991年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9页） 看来，这句话在某些人眼里，也早已经“过时”了。这使我想起了电视剧《戈壁母亲》里，在“文革”中，主角刘月季对“革委会副主任”王朝刚说的那句“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的回答：“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人不能忘本啊！”把老娘都丢到一边去的人，心里还会有“老祖宗”吗？他们会有“未来”吗？我的想法不会又是“极左”吧？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2008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