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莉亚.史塔克无面者:乌鲁木齐案－－关于进步与落后的讨论

提要：

文章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中国周边的问题，近些年的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太多，却也有了许多非传统的特点，如果只是以老旧的思维方式面对这些问题，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

这个新角度是从改革开放的视角，以理解的方式融入世界发展的主流；

这个新角度是站立于现代中国的力量和利益的位置，摆脱旧有的受辱、受虐的心态，坦然面对世界；

这个新角度是以人类社会最基础的命题“进步与落后”以理解乌鲁木齐案。

这篇文章引起一些人的恐慌和删帖，却是我没有想到的。“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人们目睹满清的腐败之后发自内心的叹息，几乎字字是血。

但是人们这么容易就忘记了，对前人血的经验的忘记也未免太快了。人们在愤怒的声讨声中似乎忘记了满清的辫子们远比现代人容易激动，一死报君王有之，血贱三尺者有之。我们比满清分子高明之处仅仅只是我们不愿意自甘落后。

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亚这个地区的发展是无法与现代人类的进步相比较的。把我们境内的落后状况尽快地予以改变，这是求稳定的根本；参与国际主流社会清除境外的恐佈势力，为消除这些区域的落后创造条件，是保证边境安宁的唯一方法。

进步与落后的主题应该是引起现实社会高度重视的主题。

壶公评论写于09－07

乌鲁木齐案－－关于进步与落后的讨论。 

落后文化以暴力崛起是人类兴衰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它最重要的特点是迫使人类先进的文明倒退而屈服于落后文化，然后重新起步，中国文人把这一现象称为同化。现代中国反动势力鼓吹的满清文化，实质上就是这样的文化，它是强盗文化与汉奸文化的统一，构成人类社会最为卑鄙无耻的景观。

落后文化以暴力崛起，对文明社会的破坏是非常残酷的，中国人对元帝国与满清帝国的记忆犹新，而如同汤因比、享廷顿之类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对此类现象也深恶痛绝。

一、乌鲁木齐“7－5”案的历史意义：（壶公评论）

必须承认，这种现象的发生是文明社会本身具有许多缺陷的积淀而需要修复，历史上，这种修复常常表现为三种形态：

其一、社会改良和社会变革，基本上是以一种不流血，或少流血的，近于和平的政治斗争的方式进行。它的文明形态没有改变，社会的基本存在原则没有改变，改变的常常只是方法论上的问题，中国现代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的一个实例，而美国的奥巴马政治也是这方面的例子。这是文明社会发展的最佳方式。

其二、文明社会的缺陷常常为后进群体提供了激进革命的条件，例如明朝李自成的农民起义。这种修复虽然导致大破坏、大流血的现象发生，但是就文化而言，并没有原则性的改变，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西方社会近代社会发生的革命也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

其三、是野蛮文化的入侵和入主。欧洲历史上法兰克人和希特勒法西斯对欧洲的入主，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蒙古和狩猎民族满清对农业文明的中国社会的统治，都是这方面的实证。它对社会破坏的残酷性无以复加，即以中国毁灭于满清而言，原来远远领先于西方文明的中国在一、二百年内骤然落后于西方，并且在一百多年内迫使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蒙受种种耻辱，至今残迹犹存，其原因就在于野蛮文化对先进文化的彻底颠复。

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主，虽然都是落后势力对现实社会的挑战，但是从文化的角度说，两者则完全是不一样的。生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解释，在阐释《春秋左传》之“楚子之存陳”句时，他写到：

“有盗于此,将劫一富室。至中途而其主为仆所弒。盗遂入其家, 杀其仆,曰,吾报尔雠矣。遂有其田宅货财,子其子,孙其孙, 其子孙亦遂奉之为祖父。呜呼!有是理乎?春秋之所谓乱臣贼子者, 非此而谁邪?”

顾炎武的“盜”乃指滿清, “富室”指明王室, 仆人人是李自成, 明王朝为李自成所灭亡, 但清朝入关, 号称为明朝报仇,却占有明朝的人民及领土。顾炎武清楚地將滿清政权看成《春秋》里面的乱臣贼子, 他认为接受清朝統治的明朝遗臣是认贼作父。

对于乌鲁木齐“7－5”案历史意义的明白，是在说明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的问题，重要的是不要让这种演变成为落后文化对进步文化的破坏。

在坚决打击分裂势力的同时，只能加快少数民族社会进步的步伐，这种进步并不只是物质上或者是政策上的特殊，更重要的是加速文明上的融合，巩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这里，驼鸟策略必致祸患。

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人类的威胁：

现在的、以本－拉登为品牌的恐佈运动实质上就是蒙元与满清肆行于世之前的燥动。如果说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区别仅仅只是现代恐佈运动是针对全人类的，而不仅仅只是针对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壶公评论）

本－拉登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张扬存在三个阶段：

1、站稳脚跟：

应该说，本－拉登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历经西方力量的无数次征剿之后，已经在中亚地区站稳了脚跟，现任美国政府在中亚政策的改变，实质上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从历史的意义上看，本－拉登们绝对不是一伙草寇，在《舰阵出洋》一文中，笔者写到：

“第二种境界，犹如美国和伊斯兰恐佈分子的对抗。这实际上是一种实与虚的对抗。从表面上看是美国占优，实际态势却是伊斯兰恐佈分子操盘。美国如果不能适时改变其全球战略――霸权政策，它只能‘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了。伊斯兰恐佈分子和美国将长期保持如影随形的亲密关系”。

现在，美国的奥巴马政府正在实施脱离原来的全球战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类强势力站稳脚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了。随着美国对自己立场的淡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将成为人类的癌症。

不能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产物，因为它发生的时间远远超过美国立国的时间；它所代表的落后意识则是作为社会阴暗面与社会共存；对于社会的阴暗面，只能约束、化解，却永远不能消灭。

2、扩大势力范围：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冷战之后突然膨胀的一种势力，它的膨胀在事实上已经证明了帝国主义势力的衰竭，而帝国主义势力的衰竭又为它的膨胀提供了天然的条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在从意识形态逐渐向政治实体转化，极其野蛮落后的政教合一政体正在发生，并且可能与现代文明的政治共舞。

中国正在面临西、南两大政教势力的威胁，其一就是在印度宗教文化扶植之下的达赖政教集团，导致了去年3－14事件的发生；其二就是得到来自中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支撑的“三股势力”，导致了7－5事件的发生。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目的中的势力范围在那里？

在《大国的记忆》一文中，笔者已经意识到这一个问题的存在，摘自《大国的记忆》：

“塔利班团体奥马尔解释销毁佛像的原因，说是根据伊斯兰教教义，信徒不应敬拜偶像，为了建立一个纯伊斯兰教国度，它们就应该被毁灭。。。。”

 “塔利班声称要建立世界上最纯洁的伊斯兰国家。。。塔利班视什叶派为异教徒，甚至明令禁止什叶派的波斯新年。”

“本－拉登的野心是建立一个纯粹的宗教的伊斯兰帝国，这个帝国包括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车臣。正如阿富汗国家安全理事会主席穆罕默德•阿利夫披露的：‘他们的计划是在暗杀马苏德后的一个星期内占领阿富汗北方地区，两到三个星期内占领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

“本•拉登一直在训练恐怖分子，包括中国的东突分子。他建立前线组织企图推翻其他一些国家政府。本•拉登的计划不仅仅伤害了阿富汗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亚其他国家的利益；更主要的是威胁到了周边大国包括中、俄的利益。。。。”

“成与败的原因更应该以文化为背景加以分析。塔利班所奉行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他们高举的是为平民从政的道义旗帜。。。。宣称只有伊斯兰教才能引导人类走向社会主义。”

必须正视这一个事实，中国的新疆是本－拉登们希望建立的纯粹宗教的伊斯兰帝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拉登们的努力是乌鲁木齐“7－5”案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只要本－拉登们存在一天，周边国家都不得安宁，其的领土都有分裂的可能。

乌鲁木齐“7－5”案发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在美国准备退出中亚，并且在作最后的努力的时候，巴基斯坦的政府与军队全面介入了剿灭本－拉登们的行动，而中国作为巴基斯坦的支持者，在客观上也在介入这一场联合行动。

巴基斯坦的政府固然有迎合美国的意愿，更主要的是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是本－拉登们的虎口之食。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深层次的原因也在于消除本－拉登们形成的隐患。乌鲁木齐“7－5”案是本－拉登们对中国的报复行动，实质上是隐患的显形，也是本－拉登们对中国人的一次警告。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希望扩大的势力范围能够达到那里？历史也许能够提供一种参照：

纵观欧亚大陆史，寒冷荒漠的通古斯地带和黄沙漫漫的中国西部沙漠总为历史学家们所遗忘，当笔者企图探讨中国游牧文明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旷野式的空洞和寂寞中的惆怅。（壶公评论）

但是不能不承认，10世纪上下500年，这里是东西方交流的连接点，直到1580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困于陆上的阻隔，企图以其“无敌舰队”从海洋上征服中国，打开东方，并以之积累力量与大陆上的敌人对垒。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是从陆路上进行的，所谓“CHINA”其实是对“突厥”一词的音译。

腓力二世的敌人是谁？西方基督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向这里冲击，却只能“浪打潮空寂寞回”――其中含八次“十字军”东征，它们面对的就是泛突厥概念――伊斯兰文化――基督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这里结下了死结。

何谓突厥？

突厥是与奥斯曼帝国相联系的，奥斯曼帝国是一段历史，更主要的是一类文化。

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人原本居住中亚阿姆河，属于西突厥乌古斯人，从事游牧。１３世纪蒙古人向西扩张迫使突厥人迁移。最初他们依附于塞尔柱突厥人，1299年部落酋长奥斯曼趁塞尔柱罗姆素丹国分裂，正式独立。

1324年，部落酋长奥尔汗(1324～1360)建立了常备军，吞并了罗姆苏丹国的大部分地区。1331年，击败了东罗马帝国皇帝攻占了尼西亚城，迁都于伊斯坦布尔。1360年素丹穆拉德一世(1360-1389在位)向东南欧扩张，在１３９６年的尼科堡战役中，一举打败了匈牙利、法兰西、德意志等国的联军，将近一万名十字军被俘，大部被杀。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继位不到两年，亲率八万大军进攻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灭亡。

奥斯曼帝国继续扩张，攻占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岛屿，征服了摩利亚、雅典公国和波斯尼亚；在1517年灭亡了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到了苏莱曼一世，奥斯曼帝国国力达到鼎盛，形成地跨亚、非、欧三洲之大帝国。

一种强势文化的灭亡是必须经过多次反复，奥斯曼帝国文化能不令一些狂妄的突厥人产生种种痴心妄想？

有这种文化的存在，中、西亚地区能够安宁？中国新疆的三股势力能够销声匿迹吗？

对于本－拉登，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死灰复燃，是东西方各国需要共同应对的事件，坐山观虎斗并不是一件一件理智的事情，只能引火烧身，7－5事件是一个警告。

3、影响人类社会的进程。

在《大国的记忆》中笔者写到：“掌握了政权的塔利班很快地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塔利班的失败在于其整体的落后性与世界的不同步，更重要的是其野心与其能力不可弥补的差距。”

这一观点在现实的历史片断中是正确的，但是从历史全过程的轨迹看并不正确，塔利班的落后性正是其野心和能力的内在力量，是对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产生的不平衡的一类必然的制衡。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希望建立的政治只能是政教合一的，政教合一必然导致社会的封闭、愚昧与邪恶。这一命题是近代人类社会在八百年间一再论证了的，无论是发生于中国唐宋间的道学和理学，还是发生于西方的始于但丁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政教合一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危害。

现代人意识到，让政权归政权，宗教归宗教，政权行使公民制定的律法执行，宗教回归道德的诉求与约束功能，而不能利用教义来执行该由世俗律法执行的事务！人类回归理性，而不是以教义来代替世俗律法。

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是螺旋形的，当一些区域和一些人群希望在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下生活，其他的群体又有什么能力阻止他们？更重要的是，又怎么能够摆脱他们的影响，例如“3－14”、“7－5”事件不是正在改变我们社会的生活，包括这些地区的发展，也影响到其它地区的发展，例如新丝绸之路上不能不考虑动乱的因素。

有网友写到：

“现代中国人，也许可以暂时地、选择性地回避或者引导政教合一的邪恶所带来的伤害，但只要邪恶在你身边，你就无法保证你能总是作为别人矛盾斗争的受益者。一旦邪恶将目标对准你，你将承受不能承受之痛，像、7.5，印尼排华事件等，都是明证。这些事件，只有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才可能做得出来的。”

人们自问：“为什么伊斯兰国家因为教义的理解不同可以导致几十万人的互相野蛮屠杀，教派和教派的战争比之国家与国家的斗争还来的残酷？”

就是因为他们政教合一，宗教掌握了世俗的权力！掌握了世俗权力的宗教，最终走向都是邪恶的。

我们可以，也非常愿意承认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大部分都是善良的，但是，只有伊斯兰教顺利地与政权分离，回到宗教该有的位置上，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善良的人才能保有善良的品德，才不会因为一点点煽动，就成为危害所有非信仰伊斯兰教，甚至危害信仰伊斯兰教中其他人的生命的恐怖分子。

与政权分离后的宗教，不掌握世俗政权的宗教，为了证明存在的价值，它就会走向引人向善的方面。它只能靠说服，而不能靠世俗权力来强迫你。你尽可以跟信徒们辩论，赞同或反驳，甚至嘲弄，但是没有人愿意与企图掌握世俗政权的跟伊斯兰教徒面对面辩论，例如乌鲁木齐案中的那些暴徒们，只有畜生式的狂热和嗜血。

正视问题的复杂性，相信铁腕与诱导具有同等的意义。（壶公评论）

三、狂热和嗜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文化属性。

以本－拉登们为代表的恐佈运动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政治上的实现，并不起始于本－拉登们，狂热和嗜血存在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历史中。

06年10月法国国民议会一读通过一项由在野的社会党人提出的法律草案，该法律规定：任何否认“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的人将被视为犯罪，将面临一年监禁和４．５万欧元的罚款。。。

07年10月10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造成150万亚美尼亚人死亡的事件定性为“种族屠杀”。

“亚美尼亚事件”是怎么回事？（壶公评论）

亚美尼亚是一个位于外高加索南部的内陆国家，与土耳其东部接壤，在历史上曾被奥斯曼帝国统治。据亚美尼亚方面的史料称，1915年至1923年期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政策，导致150万人死亡。

但是这些奥斯曼帝国的遗族却坚持他们文化中的疯狂：

香港明报7月12日报道，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约1万民众周日上街示威，抗议中国镇压新疆维吾尔族民众。土耳其政党发行游行，示威者沿途高叫抗议中国镇压的口号，并要求让“东突”自由的口号。

据香港电台报道，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数千人示威，谴责中国政府处理新疆骚乱的手法，是连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约5千人在市中心广场聚集，要求安卡拉政府采取措施保护新疆的维吾尔人，又呼吁抵制中国货。

《联合早报网》报道：土耳其外长致电中国外长杨洁篪，表达对新疆事态的关注。土耳其与维吾尔人在民族及文化上关系密切，乌鲁木齐发生骚乱以来，几乎每天都有支持维吾尔人的示威。

中国的烽火，狂妄的叫嚣，似乎奥斯曼帝国在死灰复燃了。

更为疯狂的行为正在酝酿，基地分支扬言杀汉人报复新疆骚乱。星岛环球网消息（2009-07-14）：两个阿拉伯极端组织威胁杀死在中东工作的汉人，声称为报复中国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这两个极端组织跟恐怖组织基地有联系，在网上发出警告，号召追随者杀死在中东地区工作的汉人，这些汉人主要在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聚居，强调不论在工作的地方或在住所把他们杀死，以行动告知北京把回教徒当作奴隶的时代已经过去。

另外，一家英国反恐保安顾问公司报告指出，基地北非支部已锁定五万名在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工人，以及在北非投资的中国公民。报告忠告，今次是基地首度响应新疆骚乱，不应该掉以轻心，北非支部三星期前伏击一支保护中国工程师的阿尔及利亚保安部队，造成24名当地人丧生。

四、同舟共济，相救若左右手：

在分析国际态势的时候，人们常常局限于东西方版块，却很少关心两者之间过渡性的的版块，例如东西方之间的中、西亚版块――实际上这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区域。（壶公评论）

一些中国人天生反美，总是以为中、西亚版块是中国天然的盟友，美国人萨缪尔·亨廷顿也在《文明的冲突》中一再提示伊斯兰教和儒教的联合。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人性毕竟是人性，中、西亚版块内部固然矛盾重重，是一个产生激进分子的地方。由于这里是一个历史、文化深厚积淀的地方，这里在不乏自大狂，例如本－拉登式的人物。

伊斯兰教和儒教是否可能联合，难有实证，甚至在理论上也难以导通。但是作为人类文明的集合，形成与野蛮力量的对立，却正在逐渐形成。文明的力量――现代人类的主体，是应该逐渐形成共同的信念：

对于中国人，不应该把自己置于人类社会的进程之外，既然改革开放，就应该有所担当，因为没有上帝提供免费的晚餐；

对于西方人，不应该把基督文化作为唯一的文明或是文明中心，适当遏制宗教性的虔诚本来也是基督文化之义，也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与达赖、热比亚等落后势力同流合污。

在2009年7月14日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倒能够说明文明社会的心态――一些应该克服的心态：

记者问：中国政府一直说有确凿证据可证明乌鲁木齐“7·5”事件是由境外分裂势力煽动的，即以“世维会”为首。中国政府是否怀疑“世维会”背后有其他国家的政府支持？

答：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及外部势力纵容和支持“三股势力”，我们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包括“东突”分子在内的“三股势力”的支持。

问：中方是否担心乌鲁木齐“7·5”事件可能激起穆斯林国家中的极端分子报复中国在海外的企业和人员？

答：我们已经多次向大家阐述了我们对“7·5”事件的立场，指出，这是一起旨在分裂中国和破坏民族团结、由“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暴力犯罪行为。中国政府依法采取的措施正是为了制止这种犯罪行为，恢复社会秩序，维护民族团结，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民族或特定宗教。在这个问题上宣扬所谓民族对立或宗教矛盾是不负责任的，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平等交流、互利合作的和谐世界。我们不能煽动民族对立和宗教矛盾，这不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希望广大穆斯林国家、广大穆斯林兄弟能够认清乌鲁木齐“7·5”事件的真相。相信如果他们了解到事实真相，他们会理解和支持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以及我们处理这起事件所采取的措施。中国和穆斯林国家长期以来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向坚定支持伊斯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事业。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有着深厚的基础，重要的基础之一就是我们能够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彼此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

我们相信中国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能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共同努力继续向前发展。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我们也愿和有关国家一道，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保护中国在海外机构和公民的安全。

问：中国一些媒体将热比亚与达赖喇嘛进行对比。中国政府对此有何评论？

答：他们一个是女的，一个是男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

问：据《南华早报》报道，基地组织的南北非和西北非将对该地区的中国人进行报复。外交部是否有类似消息？

答：乌鲁木齐“7.5事件”是一起由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不是宗教问题或民族问题。中国政府依法采取有关措施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中国政府一贯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我们将密切跟踪有关事态，和有关国家一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中国在海外的机构和人员的安全。

问：关于基地组织对海外华人和中国公司的威胁，中方是否会发出安全警告？中方如何评估基地组织发动袭击的可能性？是否已有详细的应对举措？

答：恐怖主义这种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正在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近年来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对海外中国机构和人员的安全保护，当然这也包括及时提醒中国机构和人员注意安全，加强自我防范。同时，我们也通过双边、多边沟通与合作，共同确保中国机构和人员在海外的安全。

如果文明社会不能同舟共济，相救若左右手，必然导致野蛮、落后的势力坐大，人类社会的行程将更加艰难。

壶公评论09－07写于麒麟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