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师搞笑漫画大全:“程朱理学”和“湖湘学派”的关系？

　19世纪中叶，湖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是一支由书生统领的湘军从这里突兀崛起，并在与太平天国农民军的激烈对峙争斗中取得胜利，充当了清王朝的最后一排柱梁，从而几乎决定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命运。人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往往对原先并不为天下注重的湖南会兴起坚韧强悍的湘军而感到疑惑不解。但如果从湖湘区域文化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湘军的领导核心集团不单单是一个军事集团，实质上也是一个文化群体——理学经世派群体。它的主要特点是受千年湖湘传统学风的影响，把对程朱理学的坚定信仰和经世务实的作风融合一体。所以，既具有强烈的卫道精神，又对社会现实有较清醒的认识，往往能制订行之有效的策略方针，成为自己的取胜之道。

　　湖南士人自宋代湖湘学派创立起就奉程朱理学为正统，此风近千年不变。到清一代，湘省学术中心岳麓书院的历任山长都孜孜教诲士生“务以程朱为宗”。嘉道（1796－1850）年间深受士人敬重的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等也都一向强调“笃宗理学”。其中长沙人唐鉴，自少研读理学性道，后点翰林院庶吉士，任太常寺卿，撰成《清学案小识》、《朱子年谱考异》等著作，是当时全国声望最高的理学大家，学生遍天下。于是，在岳麓书院贺氏兄弟及唐鉴等人的激荡张扬下，19世纪初的湖南成为理学气氛最浓的省区之一；从而直接影响了以后湘军集团的领袖人物。曾国藩、刘蓉、江忠源、郭篙焘等都曾就读长沙岳麓书院，他们在湖湘文化的氛围中成为坚定的理学信徒。尤其是曾国藩，他在唐鉴的启示下，按理学要求进行严格的身心修养训练，常言“义理之学最大”，“义理之学为先”，在士林中名声日高，此后，即使在戎马倥偬之时，曾国藩也要取《理学家传》等书披览，俨然成一理学名家。他是湘系理学经世派的核心与灵魂。

　　“理”衍化成社会政治道德秩序就是“礼”，也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那一套封建纲常伦理。曾国藩说过：“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同时，因为理学讲“礼”，所以它实际上又是一种道德之学，讲究个人道德节操的培养。湖南理学派受其薰陶，怀有一种对理想道德主义的强烈追求。刘蓉自言对钻营无耻之事非特不敢见之于事，并不敢存之于心，甚至不敢形之于梦寐，对自身的道德束缚达到了苛刻的地步。曾国藩特地提出了一个“诚”的概念，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唯立诚才有可居之地，诚便是忠信。”表现出对道德修养的关注。由此出发，湘系理学派还力图忘却“小我”，培养“大我”，即养成抱负高远，气魄宏大的道德节操。罗泽南在连丧三子，妻又失明的逆境中，“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拨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罗泽南之学生王，年轻时也大言：“人生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这种极端重视个人道德节操的理念，对以后湘军的组建及最后取胜都起了很大作用。

　　湖湘传统学风的第二个特点是重经世致用。理学自宋至清，本已流于空疏，士人好玄谈性理而不顾及现实国事。但受湖湘经世务实学风的影响，湖南士人却向来不欣赏玄而又玄的纯理性思辨，总是将学理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19世纪初，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刊印后，湖南士人诵习成风。左宗棠曾经说： “多读经书，博取义理之趣；多看经世致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前者是精神理论，后者是方法手段，理学、经世两翼齐备，互不偏废。曾国藩也是既笃信理学，又始终不忘经济之学，凡天文历法、农学舆地、数学兵法都一一涉猎，养成了讲求实效，因时变通的作风。他强调的“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就是这种作风的写照。19世纪前期的湖南社会已颇不安定，所以湖南理学经世派都特别注意对军事和地理问题的研究。罗泽南“多论兵家形要”；左宗棠 “胸罗古今兵法”；江忠源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与学友谈论“练勇事，彻夜不倦”，反映出当时湖南士人研习兵事之盛。他们都是书生，又都喜谈兵，从而为此后书生领兵准备了条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经世人士大多生自农村，长自农村，都注重农事，富有农本思想。曾国藩一再表现出愿以耕读世家守业安生的心态，在家书中，告诫诸弟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刘蓉将这种农本思想表现得最为清楚，他说：“盖天下大利，必归稼穑。四民之中，必使农居其三，而工商居其一，然后民生厚而财用足。”后来的湘军领袖都曾目睹务家的艰辛，所以他们对广大农民的痛苦生活能有较清楚的认识，并寄于本阶级所允许范围内的同情。曾国藩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痛切陈词：“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劬，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

　　正是基于这种经世重农者对农民状况、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湘军领袖能在以后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有效地争夺农民群众。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指责太平天国“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皆天王之田；商贾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皆天王之货”，就是抓住了小农最希望保住私人经济的习惯心理；而“所过郡县，先毁寺庙，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禳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又抓住了农民平时信鬼神的文化心理，都颇能切中要害，煽动起相当部分的农民对太平天国的不满。中国的历史早就证明，谁争取了农民，谁就赢得了胜利。湘军领袖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太平天国领袖们更了解农民，更能有效地掌握农民，这是地们最终能战胜太平天国的原因之一，而根源还在于他们重经世的文化意识。

　　总之，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等一批湖南理学经世人士在道咸年间笃信程朱理学，砥砺道德气节，倡言经世致用，关注和参与各种社会实际事务，互相激荡张扬，蔚然形成了一股特有的湖南士林风气，正是这股风气造就了湘军领袖集团。对理学的坚定信仰，首先造就了这一集团强烈的卫道意识，他们视传统的纲常名教为天经地义、万古不变之道，谁对此有所悖叛，谁就是大逆不道，他们就要起而护卫圣道。因而在湘军人士看来，他们对叛道者的讨伐，已超越了仅仅为一个大清王朝而战的意义，而是为千年的礼义纲常而战。正是这种使命感，使这批性理儒生投笔从戎，聚而组织湘军；正是这种使命感，使他们屡遭挫折而不馁，表现出与叛道者不共存的殉道精神。又因为有护卫名教这一共同信念和理学重道德节操的传统，湘军较其他军队更为团结一致，某些将领们尽管平日积怨构嫌，临阵依然彼此相救。所以，当时的中国，也许只有程朱理学之风极盛的湖南才能产生出这样一支湘军来。

　　由于湘军是以书生作将帅，因而领导、治兵的方法也很有特点。他们不仅以军纪营规约束部众，还用讲学的方法来教化士兵。王在军中亲自讲论经史义理，以至听者“潸然泪下”。曾国藩平时每逢操练都聚集将士“训作人之道”，反复讲述千百语，内容无非是向部下灌输封建的伦理纲常，核心是忠君事长。他自称 “练者其名，训者其实”,把军前讲演看得比教练技击更重要。曾国藩等人还把理学中的“仁”、“诚”、“礼”等道德原则引入治军之中。“仁”是要官长用仁爱之心来调节与士兵的关系，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出力；“诚”是把忠君诚心的政治品质作为选将的要义；“礼”是规定军队内部上下尊卑的关系不可颠倒逾越。这样，在曾国藩等人的努力下；湘军成为一支弥漫着理学文化精神的特殊军队，它以理学作为精神支柱和指导原则，使全军上下达到了思想行动的绝对统一，提高了战斗力。它的将领较他人也确实少几分官气贪气，多几分信念节操。《湘军记》的作者王定安这样叙述湘军以理治军所带来的成效：“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这确实道出了湘军能最终战胜太平天国的重要文化原因。说湘军是在传统湖湘文化的土壤中产生的，带有强烈文化特色的政治军事集团应该是恰当的。

　　湘军给近代中国，尤其是近代湖南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多方面的，仅从文化方面而言，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湘乡派”文学派别在近代文坛地位显要。湘军护卫圣道的宗旨强化了湖南的文化保守意识；但湘军的兴起，却使无数湖南籍人得以走出湖南，走向沿海，甚至越过大洋走向世界，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加军领袖以“理”治的方法，也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军事，蔡锷特地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一度风行数十年。在平定了太平天国之后，以书生领兵的曾国藩曾预言将来：“湘中子弟忠义之气，雄毅不可遏抑之风，郁而发之为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必将震耀于寰区。”意思是作为湘军的故乡，湖南将以其宏毅雄斗的道德文章而卓立于世，震耀中华。话虽有踌躇夸大之处，但以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证明，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