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毅什么电视扮女装:秦桧：一个绑匪与肉票合体的故事

秦桧夫妇立像/资料图[导读]秦桧把高宗对士大夫们彼此倾轧的厌恶当成肉票，绑架在了自己的权臣之路上；但这个绑匪终将发现：自己也是肉票。当高宗把他绑架到士大夫们的对立面，就已经注定了他的历史命运。

在一连串政治斗争中崛起的秦桧，在绍兴十二年，成功地绑架了南宋王朝，而逐步成为当时绝对的权臣；但这个绑架者在随后的岁月里，必将慢慢地领会到：自己同样也不过是一张肉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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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四年，当秦桧逃离金国，突然出现绍兴街头时，曾一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那个萧瑟的冬天里，人们把他和苏武相提并论，认为是他，才让寂寥仓皇的绍兴有了少许的温度。很快，高宗就高调宣布了对他的接纳。他一跃成为礼部尚书，护送他回国的王安道、冯由义也都得了个不大不小的官职，甚至连船夫孙静，也摇身一变，成了承信郎。

两个月之后，绍兴元年的春天，照样是秦桧的春天。他成了参知政事，加入了宰臣团体。尽管在那一年，临安知府孙觌在贺词里讥讽他“正直与否只有鬼神知道，倒是忠信之名早已在蛮邦广为流传”，又搬出“苏武旄节落尽，才不过爵升属国，杜甫跋涉千里，麻鞋入见，才不过官授拾遗”，来对比他的“全家安然无恙，连仆僮都顺利返回”，影射他是金国的间谍，但也不过是一片赞叹声里偶尔的一两声咳嗽罢了。

许多年来，揣测秦桧是金人纵归的奸细的人不可胜计，不过很可惜，一直也拿不出什么切实的证据。“奸细秦桧”，不过是感情绝对压倒了理性之后的产物。无须多方搜求证据，单就情理而言，由秦桧充当金人的奸细，来“促成对金人的投降”，也是缺乏可操作性的。秦桧归国之后能否受到重用，是他能否对金人有用的先决条件，对此金人既不能决定，秦桧本人打不了这个包票。更何况当时的金国，本就尚未确定对宋和议的政策。相反，彻底灭亡南宋，抓住宋高宗，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金人的主要对宋政策。

再者，归国时秦桧对高宗所提的建议——与金国“东朝廷”执政者挞濑互通书信，游说其放弃对刘豫伪齐政权的支持，“得地则归豫，失好则在金”，也还算中肯，远不是什么所谓的“卖国提案”。

事实也能够证明这些。带着“和议使命”归国的秦桧，虽然以火箭般的速度进入宰臣行列，但南宋朝廷仍然没有他的发言权。很快他就将在与宰相吕颐浩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冲突的起因并不复杂，秦桧主和，吕颐浩则主战。吕颐浩想踢走秦桧，而秦桧则想扳倒吕颐浩。

值得玩味的是高宗对秦桧态度的前后变化。当日初见秦桧，听到他的高论“南人自南，北人自北”时，高宗对他的印象是“忠朴过人”，并为得到他竟“喜而不昧”。同样的秦桧，同样的“高论”，在绍兴二年的八月，高宗却说了这么一番话：“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

高宗本人习惯性的摇摆不定，将在许多年以后将岳飞推上权力与信任的巅峰，然后又把他从这个巅峰上一脚踹下去。而在绍兴二年的八月，则是让秦桧提前长了一番见识。在此之后，秦桧将终生对高宗这个性格上的毛病予以高度的重视。

在罢免秦桧的批示里，高宗还透漏了一些秦桧个人性格方面的信息：

“秦桧做宰臣的那些日子里，范宗尹是宰相。但凡有没能尽善尽美的事情，秦桧从来不会当面与宗尹争执，总是私下里找到朕数落宗尹。”

高宗也顺便透漏了秦桧曾向自己献上的两条“国策”的具体内容：

“宗尹罢职后，秦桧对人说，如果用他做宰相，他能让天下耸动。随即给朕献上两条策略。一是让南北各地的士大夫们互通家信；一是将那些从北方流亡过来的百姓组织起来，调拨差官，将当中那些愿意回乡的百姓押送回去。”

高宗在批示的末尾说：“这是什么狗屁道理！”

这份批示对秦桧的刺激显然异常巨大。以至于事情过去了很多年，他仍然在四处搜罗这份批示的底稿和依照这份批示的精神写成的那份罢免自己的诏书。

在罢免诏书颁布之后，高宗又补充了一句狠话：“终不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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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高宗从来不是一个拥有独立立场的人。

罢职后的秦桧，在韬光养晦中度过了三年默默无闻的时光。如果暂时忽略日后那些罄竹难书的劣迹，如此描述此时的秦桧也许并不算过分：“他那锐利的目光从来都没有离开南宋纷乱的朝堂，他很清楚，朝政越纷乱，留给他的机会和空间就越大。”

朝廷确实一片混乱。

主战派宰相吕颐浩屡屡向高宗请求举兵北伐，恢复故土，可惜始终得不到支持。绍兴二年十一月，他再次向高宗上书请求北伐，奏章里几乎塞满了他所能够看到、想到、甚至揣测到的一切积极因素，但结果仍然得不到同僚们的支持。

相对于吕颐浩的搜尽枯肠，礼部尚书洪拟随手拈来的几条意见，也许要更中肯一些。譬如南宋至今没有固定的根据地，今天皇帝在会稽，明天又跑到了临安；譬如江南地区经济破坏严重，养活皇帝和大臣们这一帮子人都感觉财政艰难，又如何支付北伐的军费开支？

政见的不同，最终演变成了士大夫之间的彼此攻伐。李纲不支持吕颐浩的仓促北伐，结果吕颐浩在高宗面前栽赃李纲“纵暴无善状”；李光是江南士大夫领袖，吕颐浩担心他危及自己的宰相之位，又向高宗告状说李光广结朋党，“牢不可破”。

吕颐浩最终在绍兴三年九月遭到士大夫们的集体弹劾。继任的宰相赵鼎，同样没能解决士大夫们内部的分歧和冲突，而继续着彼此排挤的恶例。作为“拨乱反正”，那些曾被吕颐浩排斥、驱逐出去的官僚们一个个又被重新起用。其中就包括闲居已久的秦桧。

再次出山的秦桧，给高宗的第一份建议是“造强弩神臂弓，以备攻讨”。三月份，完全找不到施政头绪，深陷入一团乱麻之中的高宗，心急火燎地召集新、旧宰臣们讨论国家接下来的政策方针的具体走向。秦桧也上了一道日后被视为“卖国”的奏章。

但凭心而论，秦桧奏章里的许多意见，都是相当中肯的。他认为朝廷如今元气大伤，既不可贸然对金兴兵，也不能一味对金退让媾和；他还说，目前朝廷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讨伐叛臣刘豫的伪齐政权，而不是与金人决战；相反，为了顺利击败刘豫，朝廷还应该与金人稍作和解，“盖不讨贼豫，则无以为国；不安慰强敌，则逆贼未易讨”。

很难说秦桧的意见被接纳了几成。宰相赵鼎和枢密使张浚结成的执政同盟，一度被人们寄予了厚望，但最终两人的合作仍然不能善始善终。

赵鼎在绍兴四年极力主张高宗御驾亲征。韩世忠曾批评他“真敢为”，建议他“何不将赵官家送入福建安稳处坐着，江面上的事情则全部交给我等”。赵鼎虽然自己也没有把握——他对自己的幕僚说：“亦安保万全？事成，甚幸，不成，遗臭万代矣！”却仍然拒绝放弃自己的冒险举措。但当次年张浚建议高宗进驻建康府，以鼓舞北伐时，原本极具冒险精神的赵鼎，却始终持不支持态度。个中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赵鼎当初引入张浚，目的是让他协助自己主持北伐，而不是让自己协助张浚主持北伐。最终，赵鼎在与张浚的较量中败北。而一直不为赵鼎所喜的秦桧，则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张浚的极力提拔。

士大夫内部从未休止过的倾轧，自然让再次艰难上位的秦桧心有余悸。史称秦桧与张浚共事期间，“无所建明，惟奉张浚而已”，与张浚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显然是想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的政治生命。

张浚于绍兴七年再次在士大夫内部的倾轧下罢职，赵鼎东山再起。秦桧此前的韬光养晦让他免于追随张浚的后尘。赵鼎对秦桧态度的前后变化，给秦桧上了生动的一课——此前张浚当政，曾向赵鼎极力推荐秦桧，赵鼎却不以为然地说：“此人得志，我们这些人就没得玩啦”；赵鼎自己上台之后，却极力向高宗灌输“秦桧不可令去”。

士大夫们之间的这种倾轧，给秦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绍兴十二年之后的南宋政局提前打好了埋伏。

3

魏良臣是秦桧早年在建康读书的同学。绍兴十一年七月，被秦桧提拔为吏部侍郎。绍兴十三年九月的一天，这两位老同学坐在一起喝茶，喝到半路，魏良臣给秦桧提了个建议。

魏良臣说：

“昨天整晚没睡着，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朝廷不是马上要举行郊祀了么，我觉得可以因此而举行一次大赦，让那些以前被流放的士大夫们都能够回来，这样也能促进国家的和气，你觉得咋样？”

秦桧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魏良臣，问他：“你现在做啥官？”

魏良臣说：“吏部侍郎啊。”

秦桧说：“做好你自己那点本职工作吧，甭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当时，朝廷已经决定，在本年的十月底到十一月的冬至这段时间，举行一系列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两项，一是把从宋太祖开始直到宋徽宗，一系列皇帝的灵主迎入新落成的皇家太庙景灵宫；另一项则是在十一月冬至那一天在南郊合祀天地，将宋高宗的宋朝正统继承者的身份，向天地、祖宗们宣布，并请求得到他们的“承认”。

这场仪式关乎到高宗皇位的合法性，本来早该在他即位的同年就立即举行。可是，宋徽宗和他的灵柩多年来一直被金人扣留。徽宗这一环的缺失，打破了祭祀对象的连续性，也就让祭祀无法举行。直到去年八月，由于宋金和议的签订，徽宗的灵柩以及高宗的生母韦太后才得以南返。这场祭祀，也终于在迟到17年之后得以举行。

这样隆重的庆典，当然应该按例举行大赦，几乎所有的士大夫们也都认为马上就会有一场大赦到来。可是，秦桧却对魏良臣的建议表现得不屑一顾。非但如此，在提了这个建议之后不久，魏良臣本人就受到弹劾而被外放。

魏良臣并不知道，秦桧的手里，有一把他所不知道的尚方宝剑。

那还是去年的十月间，韦太后刚刚还朝。沉浸在久违的天伦之乐中的高宗，有意无意地对宰臣们讲了这么一段话：

“天下万幸已经无事，只有士大夫们妄做议论、扰乱朝政这件事最为可虑。治理天下，应当以清净为本。让所有人都各守本分，是朕一直以来的理想。”（《建炎系年要录》）

高宗这是在对宰臣们变相放风。表示他累了，厌倦了大臣们中间的勾心斗角。他决定不再追究对错，一概地拒绝朝廷内的一切政治斗争。所以，当魏良臣提议举行大赦，让那些在以往的政治斗争中失势，而遭到流放的士大夫们还朝时，秦桧直截了当地把他也流放了出去；当秦桧对高宗提议“陛下若想成事，就请撇开所有的朝臣，只与臣一人商议”时，高宗立即就表示了接受，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其实，即使不知道高宗曾有过的那番表态，魏良臣也早就应该看透绍兴十二年之后的政治走向。就在高宗对士大夫们的议论朝政表示极为厌倦后不到一个月，左散郎黄达如就冒了出来，向皇帝做了这样一番建议：

“太后的回銮，和徽宗灵柩的归来，可谓是难得的盛事。应该让史馆详载，让词臣们作诗歌颂。然后赏功罚罪。将那些此前反对和议的人，统统明正典刑；对那些力主和议的人，则重加褒赏。这样才上可安慰徽宗、二后的在天之灵，下可缓解太母滞留在北的抑郁不平之气。”（《要录》）

高宗对黄达如的这番建议很感兴趣。两天后就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去直接负责实施自己所提的这些意见。

黄达如的建议提出来后十多天，右谏议大夫罗汝戢奉了秦桧的旨意，又跑去催促高宗：“陛下前两天批准了臣僚们的奏章，同意对那些以前的异政见者明正典刑。这实在是眼前最紧要的政务”。

到了次年三月，起居舍人程敦厚还在就这个问题极力催促高宗。他在奏章里说：“这些异政见者的党徒，如今仍然遍布中外。所以如今朝廷一有个什么举措，这些人就冒出来大肆诋毁：‘看哪，朝廷又中了金人的奸计啦’；再有个什么举措，他们又冒出来诋毁说：‘看哪，又在浪费国家的财力啦，又在剥削老百姓啦’。这些人整天如此嚣张，肆无忌惮地中伤朝中善类，其实是想要挟皇上您改变政策方向”。

最后，这位一点都不敦厚的程敦厚同志，建议高宗再接再厉，继续对这些异政见者进行严打。

从黄达如到程敦厚，个中有一个变化很值得注意：秦桧正在不动声色地将“惩罚反对和议者”这个概念，偷换成“惩罚反对现行朝政者”。所谓“反对现行朝政”，也就是反对秦桧。在一次次士大夫们的政治倾轧中幸存下来的秦桧，在他当政之后，正是利用了高宗对士大夫互相倾轧的这种厌倦，取消了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政治斗争发生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是秦桧摧毁了士大夫，而是士大夫们成就了秦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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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着在岳飞之死中的“出色”表现，秦桧终于在绍兴十三年正式开始了他的独裁生涯。之所以把独裁的起始时间定在这一年，可以从起居郎吴秉信在秦桧死后的一段回忆里找到支持：

“臣的职责在于记录史事。可是，本部门所编写的起居注，旧本只到绍兴八年，新本也才到绍兴十三年四月份。此后一直没有任命起居郎，这么多年来的史事，都缺失了记载。”

起居注的内容，是记录皇帝每日的言论行动，也是日后编纂实录、正史的基础。负责记录史事的起居郎缺官不补，以致于数十年皇帝都没有编定出起居注，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情。无疑，这也暗示着从绍兴十三年起，朝政已经不再由皇帝来决定，大权已完全落入了秦桧手中。

绍兴十一年的冬天，也就是岳飞去世的那个冬天，高宗曾经兴奋地对大臣们说过“人主之权在乎独断”，又说“礼可以立国，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乱”。说这些话的高宗，似乎已经因为家军的彻底解体，而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绝对权威。可仅仅一年的时间，国家的权重就倾斜向了秦桧，高宗就失去了他的“独断”之权。

从建炎元年开始，高宗目睹士大夫们互相倾轧了十多年，自己和朝廷的国策则随着这种倾轧，像陀螺一样来回打转。所以高宗厌恶了这种游戏，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他不再喜欢朝廷内不停地出现对立的意见，不再喜欢士大夫们自由地议论朝政，他决定“独断”。但个人决策能力的严重不足，早已注定了高宗无法实现“独断”，他必须选择依靠一个强势的宰臣。最终，他选择了与他怀着同样心思，建议他“独断”的秦桧。也就是说，从高宗彻底对士大夫议政关上大门的那一刻开始，秦桧的独裁生涯，就已经上路了。

同理，也就是说，秦桧独裁的权力基础，是建立在高宗对士大夫互相倾轧的极端反感上的。这自然也就注定了秦桧执政以后，将不会再有与士大夫们妥协、和解的机会。拒绝与士大夫妥协，或许有秦桧的主观愿望存在，但却成了当时政治的“客观需要”，因为高宗厌倦了，他不想让那些烦人的家伙们从遥远的流放地回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绍兴十四年五月，秦桧上宋高宗请求严禁撰写、流传“野史”时，高宗会欣然表示同意；到了绍兴十九年，秦桧建议将这一禁令升级到“禁绝一切私史”时，高宗仍欣然表示同意。高宗已经决定走向士大夫的对立面，自然不希望将历史的舆论权也交给士大夫。

绍兴十四年九月，秦桧将自己的前政敌赵鼎流放到了海南。赵鼎在海南三年，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日子，即便如此，秦桧仍命当地政府每月都要向朝廷报告一次赵鼎存亡的消息。赵鼎认为这是秦桧在变相逼迫自己自杀，为保全家人，故绝食而死。

与此相反的是，岳飞的后代却受到了秦桧一定的保护：“秦桧既杀岳氏父子，其子若孙皆徙重湖、闽、岭，日赈钱米，以活其命”（《玉照新志》）。绍兴年间，漳州知府建议朝廷中断对岳家“叛逆之后”的生活供给，秦桧却把这个文牍“使札付岳氏”。

当然，这并不是说秦桧对岳飞后裔“有恩”。只是这二者之间的对比，可以很清晰地看出秦桧独裁期间政治迫害的主要风向，不是指向什么“主战派”，而指向所有的士大夫。高宗不厌恶主战的言论，他自己也一度是个狂热的主战派。绍兴十四年，赵鼎之所以会被流放到吉阳军（今海南三亚），就是因为高宗先前有过指示：“可迁至远地，使其门生、故吏知不复用，庶无窥伺之谋。”他对士大夫彼此倾轧的厌恶，已至极限，所以决定不再给赵鼎的拥护者们任何可抱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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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有了这样的前提，秦桧独裁集团里，也就不可能再有士大夫们的一席之地。

尽管身后成为士大夫言下笔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但秦桧在他政治生涯的初始阶段，也并非没有尝试过成为士大夫当中的一员。北宋靖康年间，他曾与主流士大夫们一起，竭力呼吁朝廷保持镇静，不可对金人示弱。在被俘往北方之后，他仍然与主流士大夫们站在一起，反对金人拥立张邦昌，而竭力想要说服他们“保存赵氏”。返回南宋出任宰臣的秦桧，同样与主流士大夫有过极亲密的接触，他不断向高宗推荐过许多德高望重的学者，其中就包括重量级的胡安国。李纲、张浚等人曾一再向高宗举荐秦桧，也是因为他当时本就是士大夫当中的一员。如果没有高宗的厌倦，秦桧也许会继续留在士大夫群体当中，继续那些沉浮起落的彼此攻讦的游戏。

绍兴十四年，秦桧的独裁威势其实还没有达到巅峰。万俟卨在这一年曾拒绝过替秦桧上呈奏章——万俟卨出使金国归来，秦桧伪造了几十条金人称赞自己的言论，想让万俟卨陈奏给高宗，结果却被万俟卨拒绝了。随即，万俟卨就被秦桧清理出了宰臣团体。民间广泛流传金人指使秦桧杀害岳飞，并声明不能更改秦桧的宰相之位，其原始根源，恐怕就是秦桧这种伪造金人情报来保全自己的手段。但秦桧需要伪造金人情报来保全自己，同样也表示他的政治生命仍然很不稳固。

分水岭出现在绍兴十五年。作为左仆射，秦桧本应该与参知政事、枢密使等大臣共同组成宰臣集团。但在万俟卨被排挤出局之后，宋朝悠久的政治传统——宰臣们协商、合议执政，已被完全破坏。南宋学者吕中日后评价这一时期的历史，说“政府之权在桧矣”， 而其他拥有执政权的宰臣们，则“不使预事，备员、书姓名而已”。

《会编》里面说得更清晰：“秦桧两居相位，前后19年。每次举荐宰臣，总是挑选没什么名誉，个性柔佞，易于驾驭之人，不让他们干预政事，仅仅备员而已。百官不敢拜谒他们，州县也不敢把文件送到他们手上。从孙近到郑仲熊，这些宰臣在位都从未超过一年，就被栽赃上罪名罢免。秦桧仍担心他们可能会被重新起用，往往将这些人调发到千里之外的州郡，并时刻刺探动向。所以，当时出任宰臣的人，都不以为荣。”

秦桧能够做到这一切，高宗的默许和秦桧本人对朝廷言路的控制是最主要的因素。前者给了秦桧权力基础，后者则给予了他操作的可能性。

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这段时间开始，宰臣们受到言官们的弹劾、罢免后，留下的空缺往往由提出弹劾的言官们继任。而弹劾者本人又多在半年到一年以后，受到新任言官的攻击而再度去职。从绍兴十二年八月，到二十五年十月，出任宰臣者共计22人，其中就有13人出身言官。也就是说，在秦桧的处心积虑下，一种固定的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了：由言官领袖御史中丞，出面弹劾现任宰臣，再由该御史中丞代替该宰臣的位置，不久新宰臣又会被新的御史中丞弹劾而去职。

绍兴十四年五月，参知政事楼炤被御史中丞李文会弹劾而遭罢免，次日，李文会接任参知政事。可以算做这种人事更替模式的开始。过了半年，李文会本人又受到御史中丞杨愿的弹劾，三天之后，杨愿进入宰臣行列。

从此，除秦桧外的其他宰臣们的存在，就沦落成了一种门面。

当时人总结过秦桧如何架空其他宰臣：“宰臣们执政不久，肯定会被罢免。言官们秉承秦桧的旨意，才敢上奏弹劾宰臣。第一次弹劾，被弹劾的宰臣肯定是带职回家反省；第二次弹劾，则肯定是罢职。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所以，那些升任宰臣的人，都知道自己很快就要下台，所以包袱早就收拾好了”（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

6

王船山曾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并列为南宋的大奸大恶，但却认为其他三人与秦桧远不在同一个档次上。韩、贾不遇是“狭邪之小人”，史弥远“恶不及于宗社，驭之之术，存乎其人而已”，恶行尚不足以威胁国家，只要明君驾驭得当，也就成不了祸害。

至于秦桧，王夫之则有不同的见解：

“秦桧者，其机深，其力鸷，其情不可测，其愿欲日进，而无所迄止。故以俘房之余，而驾耆旧元臣之上。以一人之力，而折朝野众论之公，唯所诛艾，藉其有子授。而天假以年，江左之提封，非宋有也。此大憝元凶，不可以是非概论者也。（《宋论》)”

这段话说得很重——如果秦桧能够多活几年，南宋王朝，已恐非老赵家所有。王船山还认为，秦桧极有可能步上后晋（契丹傀儡）、伪齐（金人傀儡）的后尘，故说：“秦桧外有金人作为援助，内有群奸作为辅佐，取代赵家社稷，在他心目当中轻如芥末。”

秦桧会不会步石敬瑭的后尘，依靠金人的力量，取老赵家而代之？对没有发生的事情做出假设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似乎确实存在着这样的迹象。绍兴十四年，秦桧通过控制言官而操纵了宰臣团体。到了绍兴十八年，他权力的触手又成功地伸到了高宗的贴身人物周围。而到了绍兴二十年，他已经基本将南宋主要省市级政府一把手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

《中兴遗史》里说：“大体上，高宗把国事委托给秦桧，把家事委托给张去为，而把自己个人，委托给了王继先”。张去为是内廷宦官头领，王继先则是高宗的私人医生。两人相较，王继先的权势远远超过了张去为，史称“其权势之盛与秦桧相埓，张去为以下尤不足道”，王继先的权势，自然和高宗身体上不可为外人道的隐疾（不育）有极深的关系。

绍兴十八年，王继先与秦桧的妻子王氏结为义兄妹，是这两个权臣之间联合的开始。不久之后，秦桧又将自己的一个孙女嫁给了乘务郎吴益。吴益的官爵不高，但他却是高宗吴皇后的胞弟。王继先与吴家也早有姻亲关系。张去为依附秦桧的时间则要更早一些。

与宦官领袖张去为、御医王继先，以及皇后吴氏之间这种合作关系的建立，可以让秦桧方便地掌握高宗周边的人事，更容易揣测圣意，了解高宗的动向。

宋代皇帝与外界接触的日常主要通道，南宋学者吕中曾有过总结：“人君起居动息之地，曰内朝、曰外朝，曰经筵三者而已”。在外朝，秦桧早已通过对舆论中心台谏的操控而成功使宰臣们空洞化，而在内朝，秦桧又成功与最有影响力的宦官头子张去为、御医王继先以及皇后吴氏结成了同盟，最后，唯一的漏洞，就只剩下经筵了。

经筵是皇帝与儒生们谈论政事的常例。秦桧担心可能出现漏洞，于是在绍兴十七年左右，让自己的儿子秦熺担任了皇帝的侍读，皇帝最后一条可能接触到异论的通道，也被堵死了。

在中央构筑起了坚固的围墙之后，秦桧开始致力于在地方州郡培植个人势力。高宗对士大夫的彻底拒绝，成了秦桧在地方省市级（知州、府）行政区划内大量任用私人的借口。

大约到绍兴二十年左右，南宋的主要省市级区域都已成功地布满了秦桧的亲戚，尤其以秦桧之妻王氏一党居多。如王氏的外甥徐琛，是平江知府；王氏的兄长王会，先后是湖州知州、建康知府；王氏之弟王晌、王曦，则是先后是宣州知州、太平州知州、衢州知州；秦桧儿媳的兄长曹泳先后担任过明州知州、绍兴知府、临安知府，另一秦桧的姻亲李璆，则长期占据着成都知府。这还不算，王氏一些较旁支的亲戚，王著、王晓先后担任温州知州，王历是抚州知州，王韅是秀州知州、王昞是吉州知州等。如果不计算空缺职位，在100多个南宋中级地方行政机构长官当中，秦桧系人马至少占据了70席以上。

从操纵言官开始，秦桧将自己的势力逐级渗透，直到省市级政府的一把手。这一权力渗透的过程，着实耐人寻味。

7

绍兴二十四年的科举，对秦桧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本已决定让自己的孙子秦埙状元及第。为了给孙子铺路，此前曾野蛮地取消了陆游的考试资格，礼部的会试官也早已遍布自己的党羽。可是，此前一直对秦桧所作所为视而不见的宋高宗，却突然在殿试的时候，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

本来，秦埙早已事先拿到了殿试的题目。为了迎合高宗对士大夫倾轧的厌恶，秦埙在策论里猛烈攻击二程理学。对学派的攻击，其实就等同于对服膺于该学派的士大夫们的否定。这本是秦桧已经行之多年的举措，高宗也从未表示过反对。再加上礼部以第一名推荐秦埙，高宗顺水推舟，钦点秦埙为状元，本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可惜事与愿违。寒门举人张孝祥策论里的两句话，却突然深深打动了高宗：“今朝廷之上，盖有‘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臣辈委质于君，愿以是为标准。”

应该说，张孝祥对高宗的“深情告白”——至死不忘保存老赵家的那份忠心，触动了高宗某种模模糊糊的隐忧。自然，这也为张孝祥带来了状元的无上荣耀，秦埙则降至第三。

这一点点政治上的新鲜空气，很快就扩散到了朝野的各个角落。在秦桧垄断国家科举十多年之后，一个毫无背景的寒门子弟，突然蟾宫折桂，其中的政治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张孝祥一夜之间成为了超级偶像，人们争相传抄他的答卷，争相赶来想见上他一面。

秦桧的反应，自然也是强烈的。士大夫们借此事在舆论上打开了反弹的缺口，尤其让他愤怒。他没有将此事看作高宗的警告，而是定性为“胡寅远斥，力犹能使故人子为状元邪”。仍试图把事情上纲上线，牵扯到士大夫的朋党倾轧中去。所以，在次年，他再次计划制造一起“谋逆”的大案，将所有自己曾有过的、健在的政敌，所有有影响的士大夫全部包括在内，一共53人，一起一网打尽。只可惜，当时的他已经病入膏肓，连在案卷上签字的力气都没有了。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秦桧在极不甘心中死去——他极力策划的“谋逆大案”还没来得及收网，高宗又完全拒绝了他让儿子秦熺继任宰相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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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了中央，也在地方中级部门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但秦桧仍然没能在自己的独裁之路上走得更远。高宗轻轻地伸出一根手指头，在新科状元张孝祥的额头上赞赏性地一磕，秦桧就不得不面临一场土崩瓦解。

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而且早有征兆。

有一个饶有趣味的信息一直很少被注意到——当中央朝廷几乎全是秦桧的人，地方中级部门也80%全是秦桧的人时，在国家统治的最末端，南宋703个县的知县里面，只有四人可以算得上是秦桧的人。而且至少有240多个县的知县是缺员的。

绍兴二十年前后，南宋政府至少录取了2700名以上的科举合格者，这些人都完全有资格出任知县，但仍有34%的知县缺员，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秦桧驱动不了这些底层士大夫。事实也确实如此，大量的底层士大夫逃离知县一级的岗位，对秦桧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自然，这也就意味着，除了高宗对士大夫议政的排斥之外，秦桧始终没能寻找到自己权力的第二来源。

这同样也决定着秦桧的暴政，实际上是一种虚脱的暴政。在绍兴十二年之前，秦桧曾经在权力中枢扮演着政治领路人的角色，绍兴八年的宋金和议、绍兴十、十一年的对金战争，以及随后的解体家军、杀害岳飞，这些全国性的大事，都是在秦桧的主导下完成的。但从绍兴十二年之后，独裁者秦桧，就再也没有发起过任何可称之为全国性的政治课题。在这期间，唯一值得称道的“政绩”，不过是朝廷礼仪的完善和各地官衙的重建而已。

正如学者寺地遵所说：“秦桧虽于绍兴十二年后持有压倒性的政治力量，但从未施行如经界法一般行于全国的政策。这一点绝不能忽略。”

当然，这并非表示秦桧对发起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制定全国性的新政策这一类的事务完全不感兴趣。只不过单凭他个人所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还根本推行不动任何全国性的政策，秦桧系势力在知县一级的彻底缺席，就是一个例证。而高宗，也早已在绍兴十二年之后，放弃了对任何全国性政治课题的支持。

所以，在秦桧的暴政里，亮相次数最频繁的，除了贪污还是贪污，除了用人唯亲还是用人唯亲，除了排挤士大夫还是排挤士大夫。莫此为甚，但也仅此而已。

不能发起并推行全国性的政策，注定了秦桧的暴政，只能是一种虚脱的暴政。也注定了王船山类似石敬瑭的担忧只是杞人忧天，秦桧或许有做石敬瑭的意愿，但却没有做石敬瑭的能力。

秦桧的故事，其实是一场绑匪与肉票的故事。他把高宗对士大夫们彼此倾轧的厌恶当成肉票，绑架在了自己的权臣之路上；但这个绑匪最终将会发现：自己才是那张肉票。当高宗把他绑架到士大夫们的对立面，就已经注定了他走入的，是一条权力的死胡同。他唯一的出口，在高宗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