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碧城历史资料:张大千及其“术”的影响

摘　　要：“说不完”，构成了对张大千文化现象（人性的、人格的、精神的、艺术的、情感的，等等）的生动写照，传达了“张大千学”的多元意义。本文通过对20世纪与张大千的“术”之讨论，传达了对张大千“说不完”的信息。

关 键 词：张大千； “术”

作者简介：汪 毅,男，重庆人，四川省地方志协会副会长、《四川省志》副总编、《巴蜀史志》副主编、内江张大千纪念馆原馆长。出版著作有《张大千的世界》（3卷）、《走近张大千》《张大千张善子黄山记游》《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台湾文化之旅》《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等12种。主编有《张大千的世界研究》《走近张大千文论集》《张大千名迹》（大型画册）《大风堂报》等。中央电视台《百年巨匠——张大千》大型文献纪录片文史顾问。被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秦孝仪誉为：“（张）大千身后知己”、“张大千知己”。

在20世纪艺术家中，张大千具有“说不完”的意义和讨论。当把张大千置之于中国20世纪的背景中考量时，尤其是对其“术”的讨论，我们将感慨他所具有的时代典型性，以及对“蜀学”的丰富性。

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其生活经历虽跨越“两个世纪”（19、20世纪）、“三个时代”（清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却是不可多得的幸运者与成功者。

20世纪的中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天翻地覆，惊鬼泣神，是历史进程中承前启后、空前激荡的世纪。这个世纪的主流行为，可以概括为“战争”、“科学”、“民主”三种。这三种行为的六个字，可谓字字千钧，无论是战争的残忍，或是科学的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还是民主精髓——人文关怀与包容的弘道之行，都演绎了若干悲欢离合，调和了无数酸甜苦辣，让人体验，令人感怀，特别是对于张大千这样的艺术家。

张大千作为20世纪的画家，与20世纪一路同行，个人际遇与时代命运相伴,时代必然性与个性交织凸现，在其人生跋涉所留下的那一串深深浅浅的足印中，莫不证明了这一点。张大千若干钤印的画外意义，亦有意无意证明了这一点。

在生活圈中，张大千堪称出神入化的高手，竟把出世与入世的极端演绎得轰轰烈烈：“故国神游”(印)却又“长年湖海”(印) 、“得心应手”(印)却又“人间乞食”(印)、豪情迈意却又离愁别绪、情场春风占据却又挈妇将雏萍踪、抛头露面却又栖隐离尘、喜形于色却又惆怅虬结……追溯一番，体味一番，感到张大千一生总是有意无意行走在光鲜与无奈的对立统一范畴的步道中。

在人物圈中，张大千广交天下，如鱼在水，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被格外关注的角色。一方面，他逢源在国共两党政要之间：为毛泽东作《荷花图》，周恩来接见其夫人杨宛君，与蒋介石晤对青城山，与宋美龄晤对美国，与蒋经国分别晤对台湾溪口、摩耶精舍，与严家淦晤对摩耶精舍，并有“葆粹报国”、“亮节高风”、“一代宗师”等嘉奖。至于与张群、张学良、于右任等的交谊，犹如金兰。此外，他还与活跃在20世纪历史舞台的中外重量级艺术家多有联系与交往，如：徐悲鸿、齐白石、叶浅予、黄君璧、溥心畬、叶恭绰、谢玉岑、吴湖帆、陈定山、王个簃、赵朴初、张伯驹、启功、梅兰芳、郎静山、秦孝仪、台静农、赵无极、毕加索等等。至于与学界、传媒、梨园、市井、商贾等，即所谓“工、农、兵、学、商”，他都能人脉亨通，从容应对，构成属于自我的社会关系网，以至于在台湾驾鹤西去时的“喜丧”中，享有挽额、挽联、悼念文章等计近400幅（篇）。其数量之多，规格之高，范围之宽，影响之大，可谓空前^①，让人感慨他无愧中国现当代画家中颇有人气和十分具有亲和力、凝聚力的画家，堪称文人相亲的典范。至于他的慷慨尚义，人情练达，襟度高胜，以及和谐构建人际关系的方法与艺术，当属和合文化的范畴，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对于今天我们所努力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不乏现实意义和讨论意义。

在艺术圈中，不难发现张大千与20世纪重要的艺术活动大都有关，并有其影响存在。他面壁敦煌临抚壁画及其展览，被誉为“唤起中国文艺的复兴”^②，影响了一个时代，一定意义上奠定了他在中国美术史上“一千五百年来一大千”^③的地位；他的摄影作品《黄山云海》，获比利时万国博览会影展“摄影金质奖”，创下中国较早获得国际摄影金奖纪录；他的绘画作品《秋海棠》，获国际艺术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被公选为世界伟大画家；他与毕加索的会晤，被誉为“东西方艺术史值得纪念的年代”；他在绘画上形成的泼墨泼彩时代风格，开创中国山水画及花卉（荷花）的新纪元”；他在海外举办的数十次画展，为中国艺术在海外打下一片天地，堪称“中国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的艺术贡献，赢得“中正勋章”；有关他的出版物（画册和书籍）与研究其出版物，海内外计达五百余种，是中国任何一位艺术家无法相提并论的。故张大千堪称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球体艺术家”，即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他都闪烁着光辉，传达出“今之完美”者所具有的特质信息：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诗家、摄影家、收藏家、鉴定家、理论家、美食家、烹饪家、园艺家、建筑家、旅游家、经营家、玩家、敦煌学家…… 故他拥有“画坛李白”、“东方的毕加索”、“中国文化交流的使者”、“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一千五百年来第一人”、“宇宙难容一大千”等赞誉，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与文化创意和文化产业推动意义。

总之，张大千传奇人生与艺术创作、艺术维新、艺术精神、艺术襟怀、艺术表现、艺术使命，以及凭借的一缕银髯、一袭长衫、一双布履、一支拄杖、一腔蜀语而走游五洲四海为中国艺术在海外打天下所构建的“张大千学”，让我们感慨其行为印证了所用印“三千大千世界”的深邃内涵。这亦诚如台湾学者傅申所言：“20世纪的中国画坛，产生了不少大师级的人物……但是全方位的画家，兼善诗、书、印，而又融合中日和中西的大师，则舍张大千而莫属。大千先生是以巨星的风采，巨匠的实力，刻下本世纪（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的定位，不但是他同文同种的同辈艺术家所无法望其项背，即使在国际间，张大千的传奇人生与艺术，也是媲美西方的毕加索或达利一辈。”^④

 对于“说不完”的张大千之讨论，非常有必要从他的“术”去考量，因为它对于张大千“一生最识江湖（社会）大”有着重要影响，甚至具有“规定性”或注定，并由此构成其人生价值体系乃至“张大千学”的重要部分。

张大千在特定的20世纪，一生纵横，万里投荒，去国飘零，半生漂泊，游历之广，经历之丰，成就之大，为其他艺术家不可望其项背。他的巨大成功，除在艺术上的天资聪颖，还在于他的“很四海”、“一生最识江湖大”的“术”。这些“术”可圈可点，是张大千心灵的独白与密码。

张大千的“术”是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或者说是属于他的智慧“游戏”，丰富了其艺术人生。张大千所用印章的印文，不仅与画相得益彰，一定程度上可以诠释其“术”。这些印文，多出自古典名篇（诗词文）或佛教，总结了人生、艺术、社会，既可达其时境，表其用心，抒其情怀，传其智慧，又能很好地概括他对古人的理解与佛教的憬悟。

从张大千出生地考察，内江曾经是熙熙攘攘、光怪陆离的水码头——一个偌大的江湖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蜿蜒的沱江绕城而过，滋润着浓郁的江湖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张大千浸淫在这浓郁的江湖文化中，包括影响他一生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以及四川人特有的种种行为方式。

从张大千当和尚作土匪出道艺术并驰骋艺坛所构筑的文化、社会、人际关系的过程来考察，可以梳理出其“术”运作的别出心裁与游有余刃，感到他所识的“四海”、“江湖”之宽阔深邃、之汹涌澎湃。无论是市居、山居、园居、归宿（梅丘）环境的选择，还是广结翰墨缘——“著了袈裟事更多”的纠结；无论是“不负古人告后人”的收藏，还是行遍欧西南北美的寻胜；无论是面壁三年的探索中古文明，还是泼墨泼彩的维新；无论是“无人无我，无古无今”的超越，还是“七分人事三分天”的宣言；无论是“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的寄托，还是“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演绎；无论是情涛意浪的徜徉畅游，还是桃源天地的寻寻觅觅；无论是“独自成千古，悠然寄一丘”的苦心设计，还是艺术集大成的法古变今。这一切，张大千营造地似乎都漫不经意，但又让人觉得顺理成章，难以挑剔，具有“唯一”，甚至是一种必然与既定。

张大千“术”的铿锵运作，当然还包括他得体有度的作秀、夸张，如假石涛画、埋笔造冢、典衣买松、《长江万里图》“穷十日之力而成此”等，以及因好胜而“游戏神通”的诸般行为方式。

究其底里，张大千的“术”，既具时代的必然性，又不乏其个性张扬与意志、好恶的多重表现。包括他为稻粱谋为艺术而生和鞠躬尽瘁的行为，以及头戴苏东坡冠巾，效法先贤行艺行谊天下所表现出的四川人的精明与机灵。张大千对“蜀学”的重要代表之一的苏东坡不乏研究，甚至仿效，故被人尊为“当代苏东坡”， 并与苏东坡相提并论“震今烁古两东坡”。这些行为表现，是“说不完的张大千”的支撑点和闪光点，因为它们构建了张大千的艺术、人生、情感世界的波澜壮阔与对立中的统一。台湾作家高阳为此感慨张大千“非有一套过人之术不可。其用心之深之苦，是为了要做到好胜而不树敌，争名而不见妒”，^⑤进而还在《摩耶精舍的喜丧》一文中指出：“大千先生能有如此瑰丽璀璨的生活，最大的秘密是他有他的‘术’。”傅申先生在言及张大千的深通处世之道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时亦感言：“在古今中外的画家中，其生前享名之盛，处世之圆融精通，恐怕也只有17世纪法兰德斯的鲁本斯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了！”^⑥张大千的朋友王壮为之感怀：“世法是处世的方法。张大千可以说是一位深通世法的人。如果说这是一种艺术，似乎也未尝不可。”^⑦可见，张大千的“术”是一个庞杂的体系，既集儒家之学、释家之典、道家之术，扬多学科之长，又不乏艺术性，亦属于“五百年来第一人”的范畴。

张大千的“术”，特别是他对“舍得”与“舍让”的参悟、阐释与具体的实践，竟让友人毛怀瓘五体投地，在挽联中感慨“承教廿载舍让两字永志心”！徐悲鸿在《张大千画集》序言中曾感慨“大千之画美矣”，并畅想“大千有孙悟空之法，散其髯为三千大千，或无量数大千” 。由此，似乎亦可以说张大千的“术”像孙悟空一样，拔须而吹便能神奇万千（孙悟空是拔毫毛而吹），不仅变化多端，而且具有艺术表现的多样性。故张大千的“术”规定了他作为“一代振奇人”（秦孝仪先生语）的丰富多彩与历史局限性，当然亦包括其艺术体系（诗、书、画、印、鉴定、摄影、烹饪、美食、园林、建筑、敦煌学等）与运筹学、心理学、伦理学、营销学、关系学、社会学等直接或间接编织的庞大网络所构成的“张大千学”，进而可以写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新篇与半部中国美术史。

张大千在20世纪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通过其“术”的卓越运用，营造了一个属于他独有的人生天地。这片天地属于一个过程，时空跨度大，历程纷繁，内涵丰富，表现万千，整合了张大千“说不完”的体系，对于研究张大千，甚至“蜀学”均具有特殊意义和讨论意义。

注释：

①见《张大千先生纪念册》，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出版。

②刘开渠：《唤起中国的文艺复兴》，《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特集》，第8页，西南印书局，1944年5月出版。

③汪毅：《初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画展与成都系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张大千的世界研究》，第295页，四川美术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④傅申：《张大千的世界》第106页，羲之堂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

⑤高阳：《摩耶精舍的喜丧》，《张大千纪念文集》第130页，台北历史博物馆，1988年出版。

⑥同④第44页。

⑦王壮为：《一生最识江湖大——我对大千居士的印象与了解》，《张大千纪念文集》第124页，台北历史博物馆，198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