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往事黑道风云:漫说水浒(上)

第一章 “水”边话题
“水”边话题，是在下这本小册子的开篇第一话题，这部分内容，也有人说可以统称为“水外线”。
“水外线”是个怪而有趣的词，是从“红外线”仿造而来的。
“红外线”也并不是物理学上的那个红外线，而是指《红楼梦》研究的一种路数。热闹非凡的红学研究大致可分两路，一路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这被称为“红内线”，还有一路，专门研究考证《红楼梦》的版本演变、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这也就是“红外线”。
由此可知，“水外线”，就是要研究《水浒传》的版本问题、作者问题，还有好汉故事背后隐藏的历史。学者在这些方面的辛勤研究，并非可有可无，一般的读者，多了解一点这样的背景知识，对理解欣赏《水浒》，也应当会颇有助益吧。
好，那么现在就进入“水外线”的第一个话题：
哪一种《水浒》？
“两种《水浒》，两个宋江。”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怎么还会有两种《水浒》？而且还有两种宋江？
但它确实有些道理。比如，李逵沂岭杀四虎后回梁山汇报这一段，如果是目前最通行的120回本的《水浒全传》，书中就是这样：
“李逵诉说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因此杀了四虎。又说假李逵剪径被杀一事，众人大笑。晁、宋二人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又添的两个活虎上山，正宜作庆。’”
但如果你手中拿的碰巧是《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就会发现，李逵汇报时的情形是这样：
“李逵拜了宋江，给还了两把板斧，诉说假李逵剪径一事，众人大笑。又诉说杀虎一事，为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说罢流下泪来。宋江大笑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又添得的两个活虎，正宜作庆。’”
两相一对照，就会看出，后者里那一段，有点奇怪，李逵诉说老娘被虎吃，伤心得直流泪，宋江连半句安慰也没有，还大笑，只顾扯些新头领上山摆酒相庆的话头，怎么显得这么幸灾乐祸、没有心肝？
其实何止是没有心肝，如果把这两种《水浒传》从头到尾对读一遍，就不难发现，第二种《水浒》里的宋江，可真真是虚伪可憎，有时更是阴险狡猾。
这说明什么？
说明现今确实有不同的《水浒》在流传。
实际上，几百年来，中国大地上，生生灭灭，不知出现过多少种《水浒》。
比如，约四百多年前，即明万历年间的前后几十年里，在大明帝国的南部，在苏州、杭州以及福建建安，三地父老手中读的《水浒》，可能就差别非常大：
苏州父老手中拿的，可能是一本叫《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的书，是经一个叫杨定见的人改编、一个叫袁无涯的人刊刻的，所以今天的学者又叫它“袁无涯本”。它共120回，收有梁山聚义的故事，也有征讨大辽、王庆、田虎、方腊的故事，大致和今天读者看的120回的《水浒全传》内容最为接近；
而杭州读书人案头上摆的，可能是叫《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书名和上面说的袁无涯本差不多，但它只有100回，是杭州容与堂刻本，所以又叫“容与堂本”。这部书里没有征王庆、田虎的故事。和袁无涯本相似的是，书中也有署名李卓吾的批语，但和袁本批语又大不相同。李卓吾是晚明的大思想家，提出过很多精彩的异端见解，但没听说他有分身术，同时批了两本《水浒》，所以，后来的学者推断，评点容与堂本的“李卓吾”是个冒牌货，很可能是叶昼──当时一个和出版商来往密切的穷文人；但也有学者认为，容与堂本的评点才是出自李卓吾之手，倒是袁无涯本，是别人伪托评点的；
那么，福建当时的出版中心──建安市面上流行的又是哪一种《水浒》呢？这就很难说了，可能是一种110回本的，也可能是115回本的、124回本的。而今天的巴黎国家图书馆还收藏着当时刊刻的另一种120回本的残卷，全书却叫《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
而明代流行的《水浒》的不同版本，还不止上面提到的这几种。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浒》？
这就得从明代的出版风气说起。明中叶以后，随商品经济的繁荣，各种大大小小的手工业，也都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这其中就包括印刷业。各地雨后春笋一样冒出了大量的私营书坊。这些书坊老板，为了多赚钱，到处挖空心思寻找适销的书籍底本来雕印。同时，为了显示自家的书不同于同行，也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欣赏口味，他们在雕印书籍的同时，往往毫不客气地对原作大加删改、增补。明代随意篡改原作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就讲过：“万历间人，多好篡改古书。”还有人说得更绝：“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事实也是如此，那时候没有版权一说，对原作的雕印往往成了丝毫没有顾忌的再加工、再创作，还常常毫不脸红地将自己的改装货──很可能非常拙劣──吹嘘成真正的古本、原装，反正作者一般都早已入土，谅他们也没本事钻出棺材板找来算帐。
但是明代这些出版老板们兴高采烈的再创作，却给后人带来了不尽的麻烦。比如，今天面对那时留存下来的各种《水浒》，首先就得耗费大量心血，来搞清哪种版本最接近、并且多大程度地接近作者创作的原貌，作为专业研究者，当然有义务让广大的一般读者，尽可能地面对原作作者呕心沥血的精彩的手笔，而不是几百年前书商雇佣的三流文人的加工之作。
今天的研究者，面对留存下来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做了大量研究，大致可以得出下面一些结论：
1、现存的各种《水浒传》版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即繁本系统和简本系统。“繁”和“简”都是就行文而言的，繁本细节生动、文学性强，但没有征王庆、田虎故事，上面提到的容与堂本就属于这一系统；简本则叙事简约，细节描写少，文字比较粗糙，但有征王庆、田虎故事，上面提到的福建建安当时流行的几种110回本、115回本、120回本都属于这一系统；
2、繁本和简本之间有影响。至于说繁本是在简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还是简本是据繁本加以删削的，现代学者尚无定论；
3、两种版本系统有合流。比如袁无涯本，它是在100回繁本的基础上，加上以前只有简本系统才有的征王庆、田虎的内容，并对这部分内容的文字做了较多的增饰、润色形成的，所以袁无涯本又称“综合本”。
繁本也好，简本也好，在各地、各时期各领风骚了一阵子，到明末一种新的版本出来后，差不多都从市面上销声匿迹了。而后的三百年，就成了这种新版本的一统天下。
这种新版本，就是开篇提到过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它是明末清初怪才金圣叹删改、评点的。金圣叹拿来120回本的《水浒传》，大刀阔斧，从七十一回处拦腰一斩，将原书的第一回改为“楔子”，将第七十一回中的“忠义堂石碣受天文”部分保留下来，自己加上一段卢俊义惊噩梦的情节，算作结局的第七十回。除了这拦腰一斩的一板斧外，还对前面七十回的行文做了较多修订，写了大量批语，并将这种新版本称为真正的古本，而后，打着古本的旗号，对自己的增删修订大加称赞。
这在今人看来未免可笑。但它确实有它的长处，比如，在艺术表现的很多方面比原作大有改进，为原作生色不少，所以这种本子一出来，几乎令它本尽废，一统天下近三百年，以致一般读者只知有70回的《水浒》了。
到了本世纪，新政权建立后，先是大量地印行70回整理本，后又印了不少100回本和120回本。而目今印数最多、市面上最流行、大家最熟悉的则是120回的《水浒全传》。正因如此，这本小书谈《水浒》主要依据“全传”本。
不过，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不妨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本子看一看，还有一种《水浒传会评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的，辑有金圣叹、袁无涯本、容与堂本等古本的评语，读一读古人那些精彩的独有会心的评语，对理解欣赏《水浒传》还是大有帮助的。
第一章 “水”边话题
施耐庵的真假有无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让人头疼。
说简单，是因为一般人都知道作者是施耐庵，说让人头疼，是因为历史中到底有没有施耐庵这人其实还是个问题，即使是认为有，那么他到底是何方神圣，这到现在也说不清楚。
鲁迅先生认为根本就没施耐庵这一号人物，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提出，“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也就是说，明代的某书坊老板，在将简本《水浒》补充改造成繁本时，随便弄出了个“施耐庵”的名字挂了上去。
随后戴不凡先生，进一步提出，施耐庵是郭勋的托名。郭勋何许人也？是明开国名将郭英的后人，封武定侯，喜好小说，写过（很可能是让门客代笔）《明英烈》，将老祖宗郭英抬得格外英雄，还有，现在所知的最早的《三国演义》刻本中，也有他组织刊刻的。郭勋还刻印了《水浒传》，戴不凡先生在《小说见闻录》中说，在郭刻印《水浒传》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水浒传》是施耐庵作的，郭勋刊本一问世，大家就突然都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的作品了。
此后张国光教授在此基础上继续论证，认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
但也有不少认为施耐庵确有其人的。有人认为是元代著名南戏《幽闺记》的作者施惠，有人认为是元末明初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兴化、大丰）人施彦端，还有人说，施耐庵就是南宋末为《靖康稗史》做序署名“耐庵”的那一位。聚讼纷纭，还出土了不少文物，但这些文物，也有不少人说是真，有不少人说是假。
更麻烦的是除了“施耐庵”，还扯进了个“罗贯中”。有说《水浒传》其实就是罗贯中写的，没施耐庵什么事儿；也有人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俩人合写的，据说罗贯中还是施耐庵的学生。可就是这个罗贯中，他是哪的人，是干什么的，生平如何，现在也不是十分清楚。
总之，《水浒》的作者问题远不象一般人想的那么简单，到现在还是扯不清，如在烟幕中。
其实还不只是《水浒》有这个问题，《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乃至《红楼梦》等古代白话小说的作者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搞清楚。
那么是谁放的这一颗颗烟幕弹？
是古时的思想观念。那时一般文人的观念里，做诗文是雅，写小说，尤其是写白话小说，便俗，不是什么上得了台盘儿的事，甚至在不少一脑门子正统观念的人眼中，干这种事，那就是作孽，定遭报应。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就说，罗贯中编撰《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正是“天道好还之报”。清代又冒出一个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将此说“发扬光大”，其书云：
施耐庵作《水浒传》，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按：明末清初小说、戏曲家）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按：即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颚）撰《红楼》，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仆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按：指其因“哭庙案”而被杀事），且绝嗣。
一句话，做小说（外带戏曲）就不得好死，祸及子孙，而且还什么“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种种恶毒咒骂，真是阎王爷出告示──鬼话连篇。但这就是当时人的观念，明初李昌祺很有学问，还做了不小的官，但就因写了本短篇小说集《剪灯余话》，被人嘲笑，死后还被取消入家乡庐陵乡贤祠的资格，成了告诫读书人不要写小说的反面教材。
这就难怪，当时一些颇有才华而又心痒难熬写了小说的人，不愿在作品上署名或不署真名。
而且，说到《水浒传》，还有一个问题，它其实并不是出自某一个作家之手，而是经过长期的民间积累，再编纂而成的，而且在初步编成后，还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前面说到的那时有过各种版本的《水浒传》，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现在讨论的“作者”问题，实际上就是那个最初的编订者问题。关于这个最初编订者，若从外部材料（指生平交游方面的文字、文物资料）来研究，因材料不足，难免如雾中看雾，但是《水浒》的内部，却留下了种种的蛛丝马迹。
炊饼与连环马问题
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水浒传》中武大郎在山东阳谷县每日的营生是什么？是卖炊饼，那么炊饼是什么？有人或许会以为是山东煎饼或今天的烤饼、烧饼之类，错了，炊饼不是煎饼，煎饼是摊的；也不是烤饼、烧饼，烤饼、烧饼是烤的、烙的，而炊饼是蒸的，它其实是南方的一种小点心，类似福建的光饼。这就怪了，籍贯山东清河的武大郎怎么在同样属山东的阳谷县卖起了南方点心炊饼？
可能合理的解释是，《水浒传》的最初编订者是南方人。
这可以从书中的气象节令方面的描写找到旁证。
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和“火烧草料场”一段，多次写到彤云密布、朔风大作中纷纷扬扬的大雪，和林冲踏着碎琼乱玉行走于北风中的身影，细腻传神，堪称妙笔。但是再接下来，林冲雪夜上梁山一段，描写便出了毛病。书中交代，林冲在严冬岁末走了十余日，一直是风雪不断，这时北方的河港早已该是冰封三尺，但是林冲到了梁山泊时，见到的却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他本人也坐着小喽罗的船，轻快地渡过水泊，上了梁山，这在北方的冬天怎么可能？还不只是林冲上梁山时水泊没有结冰，在水浒故事发生跨越的十个冬天中，梁山泊始终如终年不冻的良港。
再如杨雄、石秀杀裴如海和潘巧云时是十一月底，他们加上时迁结伴行了不止一日，到梁山脚下的祝家庄时，应是旧历的十二月，可就在这深冬夜半，时迁等因偷鸡和祝家庄的店伙争执动手，店伙喊人相助，从店里竟冲出了几个赤条条的大汉！随后梁山发兵攻打祝家庄，先锋李逵竟也是脱得赤条条的抡动板斧冲杀过来，莫非祝家庄的店伙和李逵都有抗严寒的特异功能？
还有呼延灼发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也是发生在冬天，这样的时令，梁山哪里还用得着费一番周折请徐宁上山，教练钩镰枪，只要放呼延灼的连环马冲过来，只怕还不等交手，连环马就已在冰雪覆盖的大地上滑倒成一片滚糖葫芦了。
这些情节说明，《水浒》的最初编订者，极有可能是没在北方度过寒冬的南方人。
现在再看《水浒》中的地理描写。
别的不说，先看著名的智取生辰纲一段，杨志从河北大名府出发，押着十万贯金珠到东京（即今河南开封），那就应径直南下，可杨志竟如晁盖的同谋般向东南走到了山东郓城县境内的黄泥冈！
再看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和为救史进、鲁智深，出动大军攻打华州两次行动。江州在哪？在今江西九江，离山东境内的梁山可有一千四五百里！而华州是在华山脚下，从梁山到华山要横穿河南省，还要从当时应驻有重兵的都城开封旁经过，但梁山这两次大规模行动又是何等轻松神速，巨大的空间距离丝毫不见，简直就如空降部队。
这样的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书中比比皆是，南辕北辙，张冠李戴，梁山好汉们几乎个个是地理盲，史进从渭州出发，到延州寻找师父王进，没找到，居然莫名其妙地来到河北大名府居住，住了几时，盘缠用光了，于是又在山东青州境内桃花山附近的赤松林里，劫道“寻些盘缠”，更妙的是，鲁智深离了山西五台山投河南开封的大相国寺，竟然也路过（！）了山东境内的赤松林，得与史进重会！北方的山川州府，成了一堆积木，随情节的需要而随意搬移。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水浒》在讲述征方腊之役时，对江南地理的描述竟又是惊人地准确。据浙江籍的《水浒》研究者马成生先生研究发现，《水浒》对浙江境内尤其是杭州地区地理的描述，小到一些村庄、桥梁、山头、庙宇，都很具体、详细而准确，就象是照着沙盘模型写出来的。
如此鲜明的对比说明了什么？说明作者至少在南方，尤其是浙江境内的杭州地区生活了很长时间。
八十万禁军教头休书的文化功底
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最初编订者的肚里有多少墨水。
这个问题乍一看有点多余，在一般人心中，《水浒》这部伟大名著的作者，不用说，肯定是屈原、李白这一级别的大才子，天底下还能有作品伟大作者不伟大的道理？
但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别的不说，天底下会有哪个伟大作家会在写作必备的地理知识上无知得一塌糊涂？《水浒传》的伟大，不应归功于某个具体作者，实际上，早在南宋，就有说书人讲说“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故事，经过百多年来无数民间说书艺人呕心沥血的锤炼，这些故事日渐丰富，人物也越来越血肉饱满，后来出来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下层文人，将它们编订加工，成了最初的《水浒传》，又经不知多少人对它继续补充加工，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伟大的《水浒传》。
了解了这些，伟大作品《水浒传》的“作者”－－最初的编订者不伟大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
这个不伟大的“作者”，在作品中，也确实留下了不少不伟大的痕迹，如林冲发配前，写给娘子的休书，其文曰：
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为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行情愿，即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照。年月日。
列位看官看出毛病了么？他一个发配上路的“贼配军”，写休书还要这么威风凛凛地写上“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天下有写休书还把自己的职衔也署上而且还是署被罢掉了的前职衔的么？是林冲愚妄可笑，还是这个水浒故事的最初编订者文章功力并不十分到家？
列位看官如有兴趣，还可以看一看代州雁门县张贴的悬赏捉拿鲁达的告示，那文字也是半通不通。
再看现存的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的回目，这种版本，一般认为最接近早期《水浒传》的原本，它的回目有的是这样：
“豹子头刺陆谦富安，林冲投五庄客向火”；
“郓哥报知武松，武松杀西门庆”；
“夜叉坡前卖麻酒，武松遇救得张青”：
“王庆遇龚十五郎，满村嫌黄达闹场”
……
这种回目的水平，这种对仗功夫，是不是伟大作家的手笔，诸位自有明断，不必在下多说。需要说的是，今天能看到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侯火烧草料场”“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这种比较工稳的回目，是后出版本的《水浒传》在早期版本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的结果。
由此大概可以得出结论，那位将长期流传于民间的水浒故事整理加工成最初的《水浒传》的编订者，他的文化水准，并不如何高明，绝不是个伟大作家，但是话还得说回来，他对《水浒传》的最初定型，依然功不可没。
好汉故事背后的历史
现在再来看《水浒传》中好汉故事的来源。
可以肯定的是，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中，征田虎、王庆故事是在全书其它内容成书后加入的，最简单的证据是宋江带领梁山人马征田虎时，滚雪球般陆陆续续收了一大堆降将，然后再让他们在大军推进的各战役中陆陆续续死去，没死净的还有好几十人，那就在征王庆时接着死，而梁山好汉的原班人马却无一阵亡，直到征方腊时才如雪崩般纷纷死掉，这种极不合理的情节安排，说明征田虎、王庆部分十九是后人加入的。（征大辽时梁山好汉也无一阵亡，但这是因为此部分内容寄托了特殊的民族意识，和征田虎、王庆性质不同。）
除了上述后人插入的情节外，其余的原装货，它的第一个故事来源，是历史中的宋江事迹。
淮南大盗宋江
在很多史料里，如《宋史》、《东都事略》、《十朝纲要》、《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正史、野史中，都有关于宋江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疑点很多，且多互相矛盾，以至有人怀疑，历史中是不是真有宋江这号人物都很难说。考辨这些史料的真伪，不是这儿能完成的，这里只能大略说一下这些史料中记载的关于宋江的一些基本情况：
①照王偁《东都事略》卷11《徽宗本纪》和《宋史》卷22《徽宗本纪》中的叫法，宋江是“淮南盗”，这和《水浒传》中的山东及时雨可不相符；
②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这种说法也是见于《东都事略》，和《宋史》卷351《侯蒙传》。这三十六人姓甚名谁，书中没说，他们的身份，有人认为是一支大的农民起义军中的三十六个头目，也有人说这三十六人其实就是宋江的全套人马，宋江领导的并不是什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是一小股只有三四十人的流寇队伍。若据《侯蒙传》的语气，当以小股“悍匪”为是。而说他们横行齐、魏，那就是说他们转战从山东东部到陕西西部横贯四省两千余里的地方，打的是游击战，并没有以梁山为据点。事实上，梁山也确实不足以为据点，梁山由虎头峰和七个支峰组成，但是主峰高仅海拔197.9米，说不上有多雄伟，也无险可守，到了元代，在一些杂剧作家的笔下，一座平平常常的梁山开始化作：“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三十六座宴楼台，聚得百万军马粮草。”（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到了《水浒》中，水泊梁山终于变成：三关雄壮、四面高山，有忠义堂、断金亭、宛子城、蓼儿洼、金沙滩、鸭嘴滩，六关八寨，藏龙卧虎，威震四方，成了强盗乃至一般民众心中的圣地；
③历史中的宋江“勇悍狂侠”。这种说法见于元代陈泰的《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光从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出，历史中的宋江是个角色，不愧是纵横千里的强盗头子（《宋史·侯蒙传》中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而不是《水浒》中那个没多少血性让人看着窝囊的郓城小吏。
由历史中勇悍狂侠的淮南盗宋江一伙三十六人，到后来《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演变过程。据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在当时就已有民间艺人讲说“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故事，南宋末周密《癸辛杂识》中辑录了龚圣予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出现了宋江、卢俊义、关胜、阮小七、刘唐等三十六好汉的姓名，此外，今天还可以见到的有宋、元之间流传的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其中一部分讲述的便是水浒英雄故事，这一部分内容字数不多，但已经有了后来《水浒传》中“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惜”“征方腊”等故事的雏形。再有，就是元杂剧中为数不少的水浒戏，如《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梁山七虎闹铜台》《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等，也为《水浒传》的最初形成做了重要准备。
大名府的奥秘
《水浒传》中好汉故事的第二个来源，是南宋初年北方抗金义军的事迹。
北宋末靖康年间，金兵大举南侵，北宋军队一触即溃，有大批大批的散兵游勇流散北方各地。他们在北宋政权覆亡后，自发组织成一支支武装，遥领南宋政权节制，在北方各地进行抗金活动。这些武装，被统称为“忠义军”。由于这些忠义军并不是正规的官方武装，缺少正常的补给，难免依赖于劫掠，且流动不定，因此他们的行事又难免带有强烈的强人色彩。
但是无论怎样，这些有担当、有血性的强人是在异族铁蹄蹂躏下的北方大地为民族奋勇而战，所以，在他们的抗金活动因南宋岳飞被害、秦桧主政而渐渐沉寂之后，他们的英勇事迹，仍然被民众历久追怀、讴歌。
渐渐地，北方忠义军的传奇故事与历史中的宋江传说融合了。
在后来形成的《水浒传》里，仍然可以看到抗金情怀的遗留。
如扈家庄在被李逵杀进后逃走的扈三娘的哥哥扈成，书中交代他后来在中兴时做了个军官武将，这里说的“中兴”，当是指北宋灭亡后赵构称帝初建南宋王朝时期，查一下《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就会发现，在南宋高宗时还真有个将军叫扈成，曾经抗击金人入侵。
又如呼延灼，《水浒传》结尾说他的最终结局是“领大军破大金兀术四太子，出军杀至淮西阵亡”，于是后来的《说岳全传》，也说呼延灼以八十高龄与金兀术力战而死，但实际上，历史中并没有呼延灼这号人物。
但是梁山好汉中的大刀关胜却是如假包换的历史人物。他本是南宋初刘豫的部将，驻守济南，屡屡与金军作战。后来，刘豫降金前将他杀害。
此外，《水浒传》中还说美髯公朱仝“后随刘光世破了大金，直做到太平军节度使”，还有一个方腊手下的金节，投降了宋江，“后来金节跟随刘光世大破金兀术四太子，多立功劳”。几次提到抗金。
当然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曾头市。曾头市武装曾射死晁盖，是梁山的头号劲敌，书中说曾头市的曾长者“原是大金国人”。这在情理上是绝对说不通的，在北宋末年，怎么会在宋国境内出现大金国的强大武装势力？何况当时北方的金国和宋国之间还隔着一个大辽呢。但事实上说不通的事，感情上却能讲得过去，因为这都是敌视金国的民族情绪在作品中残留的遗迹。
除了曾头市，《水浒》中水泊梁山还有个主要的敌对势力就是大名府，而历史中大名府曾是刘豫的伪齐政权的都城。《水浒传》还说大名府梁中书手下有员大将天王李成，使双刀，有万夫不当之勇，而历史中刘豫手下也有员悍将李成，自号“李天王”，也使双刀，《金史》卷七十九《李成传》说他“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屡屡与岳飞做战。这些恐怕不能全说成是巧合吧？
另外，《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中有为数不少出身于军官，且籍贯遍及今十五个省市，包括四川、湖南、江西、海南等省份，这绝不可能是历史中淮南盗宋江队伍的情形，但如果把这解释成当年北宋官军溃散后重新组成的各忠义军头领的面貌，则至少是说得通的。
证据还可以找到一些，但不在这里一一列出了。列位看官如有兴趣，可参看孙述宇先生《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此书对这点论说得十分详尽。
朱元璋的身影
此外，《水浒传》中还写入了元明之际的时事。
前面说过，《水浒传》在写宋江征方腊的情节时，对江南地理尤其是杭州地理的描述，精确到了一些桥梁、村落、山头、寺庙，这与它写北方地理时错得几乎找不着北形成了鲜明对照；现在要说的是，《水浒传》中的征方腊之役，实际上就是历史中朱元璋征讨张士诚战争的翻版：
①据《明史·张士诚传》载，朱元璋征讨张士诚时“曾遣师攻镇江”，而《水浒》第一百十一回是“宋江智取润州城”，润州即镇江，但历史中的方腊义军只到过秀州（今嘉兴市）城下，是从来没进过今江苏境的；
②又据《明史·张士诚传》，朱元璋征张士诚时曾派大将徐达取常州，而《水浒》第一百十二回是“宋公明大战毗陵郡”，毗陵郡就是常州；
③《明史·张士诚传》又载：朱元璋与张士诚大战于苏南常熟一带，擒获张士诚弟弟张士德，并押送至京师；而《水浒》第一百十三回中，有宋江与方腊大战于苏南苏州一带，杀方腊弟弟方貌，将首级解赴京师一系列情节，但历史上方腊并没有个弟弟叫方貌；
④《明史·张士诚传》中说朱元璋攻打杭州时，他的大将茅成驻军于皋亭山，《水浒》中宋江征方腊时，也是驻扎于皋亭山，而史料中的征方腊之役是只提到杭州这个地名，并没有说到这座山；
此外，据《方舆纪要》，朱元璋进攻杭州时，先派兵由独松关袭击张士诚，而《水浒》中则有宋江派卢俊义袭占独松关后到杭州会合；
又据民国八年重修《建德县志》，朱元璋大将李文忠在睦州一带与张士诚手下李伯升大战，有乌龙神暗中保佑，又据说这位乌龙神在朱元璋当年与陈友谅鄱阳大战时，也曾暗中保佑，所以，朱元璋敕封此神为乌龙山之神，在睦州北门外，专门为“他”修了座庙。而在《水浒》中，同样可以看到，宋江也与方腊在睦州城外大战，被围困时，也有个乌龙神保佑显灵，接下来，宋江大将关胜与方腊手下郑彪大战，乌龙神再显神威，打败郑彪幻化的金甲神人，关胜才得以砍了郑彪，大获全胜。立了这两桩大功，又经宋江启奏，这乌龙神也被皇帝封了个什么“清靖灵德普佑孚惠龙王”，也在睦州给修了座“乌龙大王庙”……
以上这些，列位看官不会把它们全都说成是纯粹偶然的巧合吧？（对这一点的揭示，要感谢马成生先生的细致研究，这些研究被写进了马先生的《水浒试笔集》一书，可参看，）
还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道：“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不很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朱元璋靠着一群忠心耿耿的患难之交提着脑袋出生入死无数场血战替他打下了江山，但一爬上皇帝宝座，转过脸就开始挥舞屠刀，大杀功臣，李善长、廖永忠、朱亮祖、郭子兴、蓝玉、费聚、冯胜、王弼、张温……，谋臣武将，几乎给剃了个干净（参加征讨张士诚之役的绝大多数没得好死），有的还给灭了族。从那时起，在民间，朱大麻子的忘恩负义就出了名，而对那些无辜惨死的功臣，人民是表同情的，于是，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这一段历史，也被隐写了进去。
总之，淮南大盗宋江的三十六人也好，南宋初的抗金忠义军也好，元末朱元璋征讨张士诚的队伍也好，这些曾经活跃过的勇士的身影，最终在历史中消失了，但他们的传奇故事，被以各种方式转化融入了水浒世界中，形成了今天摆在列位案头的《水浒》。
第二章 匪魂话题·上
在下看来，演绎轰轰烈烈的梁山好汉的非凡人生故事的《水浒》，就是一部“匪魂颂”。
“匪魂”是借用鲁迅先生语，鲁迅先生在《华盖亭续编·学界三魂》里曾说过，在中国的国魂里，有一个官魂，一个匪魂。
闻一多先生当年也曾称引英人威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一个观点：“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关于儒·道·匪》）据闻一多先生解释，威尔斯所说的“土匪”，包含着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游侠传统。
《水浒传》歌颂的就是压抑人生中的“匪魂”。
它既有反抗社会的黑暗不公的一面，如鲁智深的禅杖打开生死路、戒刀杀尽不平人；也有痛快淋漓的物欲追求，如三阮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有非理性的凶险的破坏力量，如李逵将众生砍得血肉横飞的两把板斧，这三者复杂地交融在一起，成为民众精神层面不可小视的构成部分。
这一部“匪魂”颂沉淀着广大深沉的民族思想，以它为钥，也许可以启开解读中国国民性及民族精神的厚重玄秘的大门。
现在先要说的是，这部匪魂颂所涵蕴的首要思想－－下层社会普遍推崇的义侠精神。
四海之内皆兄弟
“四海之内皆兄弟。”
这是中国民众并不陌生的一句话，它本出自《论语》，是由孔老圣人的弟子子夏提出来的。但耐人寻味的是，它后来却成了许多大字不识只知杀人放火的草莽人物的人生信条。
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也信奉这个，他们中的很多是一见之下，义气相投，便结为兄弟，这正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最好注脚，不仅如此，有些好汉还明确讲出了这句话：
第二回中，盘踞少华山的跳涧虎陈达带人马要攻打华阴县，来史家庄借路，陈达见到史进，开口便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相烦借一条路。”可当时史进还并没有和他“皆兄弟也”的兴趣，反而出马交手捉住了他，不过最终倒是不打不相识，他们还真是成了兄弟；
又如第四十四回，石秀对萍水相逢便“赐酒相待”的戴宗、杨林表示感谢时，杨林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还有第四回中，鲁达对热情款待的赵员外表示“员外错爱，洒家如何报答”时，赵员外说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何言报答之事？”（在书中也爱刺枪使棒的赵员外算是一个“准好汉”吧。）
……
还有不少好汉讲不出这话，但结交结拜、称兄道弟却也是家常便饭。于是便有不少人以为水浒世界真的是在鼓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人平等的理想，把这当作水浒世界的一条重大精神。
例如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她的英译本《水浒传》于一九三三年出版时，即把书名改为《皆兄弟也》，对此，鲁迅先生在《给姚克的信》中表示了看法：
“近布克夫人（按：即赛珍珠）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鲁迅先生的话是深刻的。
实际上，“四海之内皆兄弟”那是仅限于好汉级别内部的。你可以相信宋江和李逵、和武松是兄弟，也可以相信武松和菜园子张青、和施恩是兄弟，但这绝不意味着李逵和被他一拳打得吐血的店小二、武松和卖水果的乔郓哥、史进和他的庄客是兄弟，甚至鲁智深和被他救护的金翠莲父女间也不是，那是恩人与受恩者间的关系，所以他们重逢鲁智深时，极为虔敬地分别“插烛也似拜了六拜”“倒地便拜”，兄弟之间哪用如此？
王学太先生在《中国流民》一书中，曾就此分析说：
“《水浒》虽然到处以兄弟相称，很多萍水相逢的好汉，一见如故，情逾骨肉，但这并不普施于所有人。贪官污吏不必说，他们是水浒英雄的打击对象。就是许多无辜的平民也常常死在好汉们的板斧或朴刀之下，他们心中决不会产生半点兄弟之念。因此，‘兄弟’这个称呼仅仅是给予能够互相救助的自己人，或有可能加入自己的群体的游民的。换句话说，就是属于自己帮派或有可能属于自己帮派人的。”
正与在下看法相近。梁山好汉固然有锄强扶弱的一面，但他们还有更为强烈的蔑视众生的心理，这一点，在下将在后面分说。
此外，即使梁山大寨内部，也决非人人平等的理想国。首先好汉与数万计喽罗间就不能说“皆兄弟”：第二十回林冲火并王伦、晁盖占据梁山后，派人下山去打劫客商，满载而归后，且看梁山大寨是如何论秤分金银的：
“众头领看了打劫得许多财物，心中欢喜，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分；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分。”
对这种分配制度，民国时期学者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分析道：
“他们（按：指梁山众头领）的经济生活是筑在喽罗制度之上。但是喽罗又和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不同，不是用‘汗’来生产主人的生活用品，乃是用‘血’来略掠别人的生活品，以供主人之用。”
这话让人听着不太舒服，毕竟梁山好汉不是坐享其成，他们作战是身先士卒的，但这话中又确实有合理成分。另外，第四十七回中交代，杨雄、石秀上山后，晁盖拨定两所新屋让他们居住，又“每人拨十个小喽罗伏侍”，杨、石二好汉与伏侍他们的小喽罗恐怕也谈不上“皆兄弟也”。
也许下面一处叙述可以称得上触目惊心，在第二十回中，黄安率官军征讨梁山军败，大批士卒被俘，梁山“把这新拿到的军健，脸上刺了字号，选壮浪的分拨去各寨喂马砍柴，软弱的，各处看车切草。”这算什么？军用奴隶？普通兵丁还不都是下层出身，受命差遣，不得已而为之，一旦被捉，全成了这种奴隶或准奴隶（注意他们并不是被收编做战斗人员），有何“阶级感情”可言？有些学者是很乐于将梁山描述成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谁知这乌托邦背后一样有残暴和压迫。
其实即使是好汉内部，也决非如一般想象的那样兄弟友爱、亲如一家，虽然书中在一百单八将大聚义后说“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但列位看官真的相信小旋风柴进、大刀关胜会和白日鼠白胜、鼓上蚤时迁拍着肩膀亲如兄弟吗？一般儿兄弟相称只是令人陶醉的表面现象，实际上至少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就分出了两个等级。
再看具体的排座次。鼓上蚤时迁屡建奇功，却排名倒数第二，大刀关胜一个打了败仗的降将却高居第六，就连白日鼠白胜这样的酒囊饭袋也排在时迁前面，还不是因为他资格比时迁老？其实还有比白胜更酒囊饭袋的的人物，此人不用远找，宋江的弟弟铁扇子宋清便是。白胜好赖还有些功劳，智取生辰纲时他的比较出色的表演起了重要作用，江州劫法场之役他也是个参与其事的头领，梁山大排座次后，给众好汉分配职务，白胜是“军中走报机密头领”，大概是负责侦察、联络的吧，总还不是个白吃饭的。而宋清哪有半点功劳？排座次前后，两次安排职务，都是“排设筵宴”（也许宋江也知自己这个弟弟草包一个，所以才给安排一个不用上阵无生命危险的后勤美差？）但就是这位铁扇子宋清，却在七十二地煞中排第四十，总排名第七十六。没羽箭张清的两个副手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位居其后。他们原是官军将领，论武艺肯定当在宋清之上。梁山泊初建时的元老宋万、杜迁、朱贵也排在他的后面，至于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更是远在其后。要论身手，大概有三五个宋清也靠不到顾大嫂的身前吧？但宋清既然是总头领宋江的弟弟，排在这个位置，众人也便不觉有何不妥了－－倒是我们这些代人抱不平的现代读者多事？
所以，不要过于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它有真实的一面，在好汉自由地闯荡江湖时，他们往往会因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便“皆兄弟也”。但是一旦都上了山，组织成一个类似帮会的集团，等级便必然要建立，权力的分配也就开始，而分配权力排座次则从来就是中国人的一门大学问。
也许上述关于排座次的议论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更准确，即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真诚地希望在他的水浒世界里缔造出一个温暖而又平等的梁山泊的，而且是真的相信已经缔造出来了。但是一旦落笔到排座次，那些久已无形地沉积在他心中的古老的价值信条就在起作用了，悄悄地瓦解了他那初始的人人平等的梦幻，于是一张座次表便传达出他始料不及的丰富的信息，成为了解某些社会历史观念的一把重要钥匙。当然，它也说明了，“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其实只是个美好而不可能全然实现的梦幻。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美国学者杰克逊在他的英译本《水浒》之“序言”这样说道：
“《水浒传》又一次证明了人类灵魂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水浒传》也可以作为人类本性反抗非正义现象的一个例证。”
这种评述符合一般大众对《水浒传》的印象，即有一条重要精神贯穿着《水浒》，这就是：平不平。
在第四十四回中，挑着一担柴进城来卖的石秀见一群无赖围殴病关索杨雄，便奋勇来助杨雄，将众无赖打得东倒西歪，赢得了路经此地旁观了这一幕的戴宗、杨林的赞赏：“端的是好汉，此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
又如第五十八回中说道，大名府画匠王义带女儿到华山进香，被华州贺太守强夺了女儿，并将他刺配远恶军州。途经少华山，恰遇九纹龙史进。史进杀了两个防送公人，将王义救上山，又去华州冒险行刺贺太守，事虽不成，但他奋身所为，正是典型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再如第三十回中，武松醉打蒋门神后，对众人宣称：“我从来只打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与此相似的是，戴宗也曾向宋江介绍李逵说他“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汉”。
当然最典型的莫过于鲁达。当侠义慷慨的鲁达一开始便在水浒世界里大踏步地出场时，这种平不平的精神就被他一腔热血燃烧着带到了鬼蜮横行的人间：先是救护金翠莲，打死镇关西，此后便亡命江湖展开了一系列锄强诛暴的行动：痛揍小霸王，火焚瓦官寺，大闹野猪林，……一路上“禅杖打开生死路，戒刀杀尽不平人”，展示了人间最充分的义侠精神。
这一切都说明。梁山好汉中确实有可敬、可爱的汉子，如奋身忘我、锄强扶弱的鲁智深，如单纯豪爽、勇敢而富有血性的九纹龙史进，他们都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好汉”——好样的汉子。
只可惜，梁山泊中这样的好汉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少得多，只是因为开篇鲁达故事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使人误以为梁山好汉个个如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梁山好汉的普遍行径。实际上，通读一下《水浒》，就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而且即便是拔刀相助，它的正义性有时也要打个折扣，这就是下面要说的：
混乱的侠义观
梁山好汉中颇有一些人是喜欢以侠义自居的，尤其是武松，动辄宣称自己专打不明道德的人，而一般人心中，也往往会以为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个个是行侠仗义的好汉，是他们在溷浊的人间主持着正义。
这种看法不能说全无道理，如上节所说，梁山好汉中确实有慷慨正直的汉子，奋身忘我地去诛锄人间的邪恶，但这部分人事的比例实在不应高估。
许多好汉心里，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崇高的道德律令的，这些江湖人物的行事，更多地是为一己之恩怨情感所支配。
这一切信息在水浒世界第一个出场的好汉九纹龙史进的故事中就已透出。史进最初在史家庄组织起庄园的自卫武装，无疑是与附近的少华山强人在立场上是相对的。所以跳涧虎陈达带领强人到史家庄借路，跟他扯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时，史进毫不买帐，出马便擒了陈达。但少华山其余两位头领朱武、杨春行了一条“苦计”，来史家庄跪请受缚，愿与陈达同死，史进受了感动，将他们都放了。但再接下来故事的演进就耐人寻味了：
过了十数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两蒜条金，使两个小喽罗，乘月黑夜送去史家庄上。……（史进）初时推却，次后寻思道：“既然好意送来，受之为当。”……又过半月有余，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议掳掠得一串好大珠子，又使小喽罗连夜送来史家庄上。史进受了，不在话下。
又过了半月，史进寻思到：“也难得三个敬重我，我也备些礼物回奉他。”次日，叫庄客寻个裁缝，自去县里买了三匹红锦，裁成三领锦袄子；又拣肥羊，煮了三个，将大盒子盛了，委两个庄客去送。
史进虽然单纯，但并不是弱智，他也该当明白，少华山三头领送他的金子和一串珠子，都是打劫来的。但他没有去想这些，或者认为根本不必要想这些，要紧的是他们是“好意”，是“难得敬重我”，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这就是梁山好汉乃至中国人的侠义观、道德观，重人情，遂至立场不分。因此豪侠的武松在十字坡孙二娘的黑店里，一旦与张青结为兄弟，那就任由他们夫妇将做人肉包子的黑店开下去，不再过问干涉。同样，地方恶霸金眼彪施恩能凭几顿好酒好肉，就请武松平了蒋门神，替他夺回黑道地盘（参见“好汉话题”中“武松”一节，“金银话题”中“黑道攫财”一节），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更妙的是，任何版本的《水浒》，讲说这一段时，回目统统是：“施恩义夺快活林”。可这“义”字从何说起呢？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三国演义》关羽华容放曹那段的回目是：“关云长义释曹操”，这里的“义”字又是从何说起呢？
答案很简单，是从个人的情感说起。《水浒》中是频繁地使用“义”字的，如仗义疏财，如聚义，如结义，等等。可这里的义都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正义”，而是指个人义气。孙述宇先生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对《水浒》中的“义”剖析得很清楚：“义”字确实有“正”、“宜”、“善”的意思，如“义士”、“义举”、“见义勇为”等，但它还有一个相反的意思，那就是“假”，如义父、义兄、义足、义肢等。因此所谓的结义不是“结伙伸张正义”，而是说“结为义兄弟”，至于结为义兄弟以后干什么，那可就难说了，固然可能是同去伸张正义，但结伙为非作歹的可能性也同样很大，如宋江发配江州时在揭阳镇先后遇到的混江龙李俊、催命判官李立、船伙儿张横等这群混世魔王。“聚义”的含义也不外如此，绝不是如某些人一厢情愿地理解得那样“聚而起义”，所以孔明、孔亮两个地主少爷因私忿杀了另一个地主后上山造反，书中也称为“聚义”。
总之，水浒世界里轰轰烈烈的好汉故事里，真正的侠义精神，虽不能说没有，但远比一般人想象的少，推动这一幕幕江湖故事演出的，更多的是：
快意恩仇
“冤仇若不分明报，枉做人间大丈夫。”
“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
这些都是在侠义小说中最容易见到的话，把它们合起来，就是中国古代侠义精神中源远流长的快意恩仇。
早在《史记·刺客列传》里，就可看到对“快意恩仇”的演绎，传中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刺客，为报恩慷慨赴死，为报仇亦慷慨赴死。他们惨烈的行动，固然有如荆轲刺秦王那样兼及力抗暴秦的天下公义的，但更多的是纯从个人恩怨出发。而《游侠列传》中的大侠郭解，则“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
到了唐传奇中，快意恩仇更是成了那些来去倏忽的侠士行侠的主要动力，或报主人之恩，或酬知己之情，或复家族之仇，演绎不尽的是个人恩仇，红线、昆仑奴、聂隐娘、古押衙、谢小娥、贾人妻……，莫不如此。
《水浒传》也不例外。晁盖等为报宋江通风报信活命之恩，一在梁山扎稳了脚跟，就派刘唐给送去百两黄金；宋江为报坑陷之仇，江州法场上刚捡回一条命，就带众好汉攻破无为军，活捉活割了黄文炳；梁山好汉为报朱仝几番相助的情分，不惜使出辣手，派李逵劈死小衙内，强拉朱仝上山；石秀为报被冤屈之仇，怂恿杨雄将老婆潘巧云开膛破肚……
水浒世界里，最能体现这种快意恩仇精神的是行者武松。他的人生行旅，几乎就是报恩与复仇的双重变奏。为报兄长无辜被害之仇，诛杀了潘金莲、西门庆；为报施恩几顿好酒好肉之恩，醉打了蒋门神；为雪张都监倾陷之恨，鸳鸯楼连杀十五人，直杀得“血溅画楼，尸横灯影”，刀光血影里，武松俨然如一座威风凛凛的金甲的复仇之神。（在“好汉话题”中“武松”一节里，对此将细为分说，请参看）
整个梁山大寨更是要讲究快意恩仇。除了要对宋江、朱仝、柴进等人先后报恩外，更不忘的是血腥报仇：只要是梁山好汉的对头，无论是清风寨、扈家庄、祝家庄、高唐州，还是青州、华州、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只要庄园或城镇被破之日，对庄主、太守及他们的将佐，一定是不分良贱、满门尽灭！
说到这里，也许列位看官中有的朋友已经从这“快意恩仇”中嗅出了阴冷的气息。对此加以深省，不能说没有必要。
在鲁迅先生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中，《会稽典录卷下》收有“朱朗”一条，正文是：
朱朗，字恭明，父为道士，淫祀不法，游在诸县，为乌伤长陈頵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会頵以病亡，朗乃刺杀頵子。事发，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说的是，三国时期吴国有个叫朱朗的家伙，他的父亲是个专搞一些乌烟瘴气的不法勾当的道士，流窜到会稽郡一带，被乌伤县的县令陈頵抓住杀掉了。这朱朗暗中图谋替他那被正法的老爸报仇，一直没得到机会。等到陈頵病死，朱朗便刺杀了陈頵的儿子，而后逃到魏国。魏国听说了他“孝勇”的名声，便提拔他做了将官。
对此，鲁迅先生写了一段按语，大加鞭挞，说按道理，一个人犯法该杀，那么其他人就谈不上有什么报仇的义务，况且即使要报仇，也只应找正主，现在朱朗的父亲做了坏事被杀，死有余辜，而朱朗竟为了报仇杀了县令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个无耻之徒，居然博得了“孝勇”的好评，且受到提拔重用，充分暴露了国民性中丑陋的一面。
的确，这件史事的结尾，让今人读了觉得恶心。
但问题是，今人觉得恶心的事儿，在那个时代却受到了赞美，这是因为中国古人心中有一个近乎于天经地义的价值信条，那就是：快意恩仇。
快意恩仇，说到底，是全然以一己之恩怨为是非标准。有恩报恩，哪怕这恩人是个恶棍；有仇报仇，哪怕其曲在己，并且不惜滥杀无辜，而理性和良知，从来就是完全缺席的。
如水浒世界里的青面兽杨志，被发配到大名府后，得到梁中书的赏识，因此列位看官便看到，梁中书要将自己搜刮来的金珠财宝即生辰纲送往东京蔡京处、请杨志押解护送时，好汉杨志是何等的替他的赃官“恩相”竭诚尽力。怪只怪他的运气太坏，遇到老谋深算的吴用，使他这个老江湖竟而栽了，没法交差，最后只得窜入山林。杨志的落草，实在是因此后报恩无门，且不得已而避祸，绝不是因他的觉悟提高了，要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这里不妨做个杀风景的假设，假设梁中书能“明察秋毫”，派人找到流荡江湖的杨志，对其温言劝慰，道些“生辰纲一事原委已尽知，皆系老都管等掣肘误事，闻君匿迹江湖，风波寒苦，不胜悬念，冀速归”之类，那么以杨志的“觉悟水平”，会不会感激涕零呢？哪位看官还能保证此后水泊梁山中照样还会有青面兽杨志这号人物？
至于说到梁山好汉及整个梁山大寨的复仇，固然有诛锄邪恶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要获得血腥屠戮带来的快意，便如武松鸳鸯楼连杀十五人后所说：“我方才心满意足。”
毫无疑问，复仇的杀戮会带来莫大的快感，即所谓“快意”。所以即使在《水浒》之后的武侠小说中，也常可以读到类似的情节，如民国时期王度庐的《宝剑金钗》中，俞秀莲杀死武功高强的恶霸苗振山，殊无快意，“因为苗振山不过是一个恶霸，并非我的仇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慕白终于杀死了仇人黄骥北后，“痛快得他要发出狂笑来”；新派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中，厉胜男要求金世遗只能助她复仇而不准替她复仇，仇人孟神通必须得死在她之手。又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的弟子农夫听说当年重伤他的欧阳克已死，竟会勃然大怒，怪别人多事，使他不能亲手杀仇人。但若他一直没能力或没机会亲手复仇，那恶棍继续为非作歹残害他人又当如何？这却没兴致去考虑。同样，《飞狐外传》中的侠女袁紫衣，为了能对她那恶贯满盈的父亲凤天南快意恩仇，决定救他三次不死，以报生身之恩，然后再亲手杀死他，以报逼害母亲之仇。为了实现这计划，袁紫衣不惜在凤家祠堂外引走了正要杀凤天南的胡斐，导致钟阿四一家惨遭凤的报复而被杀害，但是侠女袁紫衣对钟阿四一家的惨死并无半点内疚，侠肝义胆的胡斐对袁并无半点责怪，素有香港“良知的灯塔”之称的作者金庸在叙事里对此也并无半点批判，读者对此也很少提出异议，这后面的三个“并无”和一个“很少”实在是太耐人寻味了，它们说明具有悠久传统的快意恩仇对国民心理产生的深刻影响，它竟而会造成价值理性判断的盲点。
也正因如此，水浒世界里，宋江攻破祝家庄后，一度要下令洗荡了祝家庄，就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了。不过总算有曾得钟离老人之助的石秀求情，祝家庄数千人众，才终于逃脱了一场灭顶之灾，免遭尸横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梁山大军的刀斧下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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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富济贫
说起梁山好汉的行事，人们最喜欢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
“替天行道”是飘扬在水泊梁山杏黄旗上的四个大字，似乎这便是梁山武装的本质。
可什么是“替天行道”呢？
书中并无解说。也许是代老天伸张正义？
但梁山大寨中的众好汉似乎并不太信这个。他们上山的动机，主要的不外两种，一种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一种是待到朝廷招安，去边庭一刀一枪博功名，前者拿来吸引草莽英豪，后者用以劝诱庙堂将佐。至于纯出于大济苍生、替天行道的理想主义动机而上山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
因此，在下对这“替天行道”，卑之无甚高论，倒是对“劫富济贫”，想说上两句。
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多次讲到了好汉的劫富济贫。
具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不需劫富而纯粹的济贫：如鲁达资助金氏父女，如宋江在郓城时，“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
一种是没有济贫而纯粹的劫富：如智取生辰纲，如火并王伦后晁盖派人下山打劫客商（第二十回），如梁山人马攻破高唐州、华州、曾头市后，将金帛钱粮尽行装载上车，扬长而去；
此外第三种情况就是劫富而又济贫：如宋江打破祝家庄后，本打算屠庄，被石秀劝转了性，反而各家赐粮米一石。（其实这点所为只是牛身上拔了根儿毛，梁山好汉破庄后“得粮五十万石”，而分给祝家庄五七百家佃户的不过每家一石，施舍了千分之一，但好赖也总算是济贫了）；如攻破青州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认真地说，这只能叫赔偿损失）；如攻陷东平府后，先是“便开府库，尽数取了金银财帛，大开仓廒，装载粮米上车，使人护送上梁山泊金沙滩，交割与三阮头领，接递上山”，而后才“将太守家私，俵散居民”，这种济贫更是如九牛拔一毛，比祝家庄那段济贫还不如；再有就是打破东昌府后，“便开仓库，就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
但不管这些具体的描写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真心想把梁山人马说成是劫富济贫的仁义之师的，多少年来人们也是这样相信的，并没有多少象在下这种不怕劳神的主儿，去钻具体情节。而这种对“梁山好汉都是劫富济贫的英雄”这一前提想当然的预设和想当然的接受，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也是在下所感兴趣的，要与列位看官探讨一下。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当然的预设和接受，是因为劫富济贫历来就是下层民间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天马行空自掌正义的游侠看重劫富济贫，如《清稗类钞·义侠类》中提到的关东大盗白胜魁、周五等，都专劫富人，散赈无告贫民，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同样将此作为一项极重要的纲领，如北宋初王小波率百余贫苦佃农、茶农首义时，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如元代天完红巾军提出的“摧富益贫”，以及此后明清两代农民起义相继提出的“割富济贫”“杀富济贫”等等。
那么何以中国民众如此看重劫富济贫？
先看民国时期学者的分析。如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认为，中国古代财富的集中，与现代资本的集中不同：现代资本的集中是由于竞争所致，而竞争可以改良技术，增加工业生产力。而古代财富的集中则由豪强利用高利贷的方法以及政治手段，来剥削一切农民，这个方法是减低而不是提高生产力。并且现代资本家在资本集中后，要添置设备，改良技术，个人消费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古代富人没这个必要，他们搜刮来的财富都用于个人享乐，所以财富都集中少数人的手里，并不是生产的发展，而只是消费品的集积，把它分给大家同用，不但不会减少社会的生产力，反而可以促进货财的流通。所以，照萨先生这番分析，便可得出结论：劫富济贫是必要的、进步的。
现在再看新政权建立后大陆学者对此的分析。如陈高华先生在《元史研究论稿》中论说道：“‘摧富益贫’口号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要求平均财富，而且在于他明确强调要通过‘摧’即暴力的手段，达到平均财富的目的；而财富的平均，实际上便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平等。‘摧富’就是用暴力剥夺富人即剥削者的财产，‘益贫’就是将所得的财产在穷苦的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分配。”
两种说法从不同的研究理路出发，萨先生偏重于对劫富济贫的效果的分析，陈先生侧重于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思想的分析，均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但在下以为，除此以外，还有些因素，似不可忽视，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脑中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为富不仁。
“为富不仁”出自《孟子·滕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照这句话的意思，“为富不仁”就不是说“为富可能不仁”，而是说“为富必然不仁”。
那么中国民众是如何对待这种观念呢？
是持双重标准。也就是说，如果这富人是自己的朋友，或对自己有恩，那么不妨认为此人富而且仁，至少不会一口咬定他一定不仁。而对那些和自己毫无瓜葛的富人，则在原则上默认他们十九是不仁，并对其有一种潜在的仇富心理。
在《水浒》中，就可以看到这双重标准的推行。凡是和好汉做对的财主，那就是不仁，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借粮”；而好汉成员中的阔人，如柴进、卢俊义、李应、晁盖等，那就都不妨假定是富而且仁的。
其实前者当中可能确实有不仁之辈，如强赖去解珍、解宝兄弟打死的老虎并对他们加以陷害的毛太公。但也未必尽是如此，如祝家庄，书中就没说他们有何劣迹，但宋江却早就打了主意要去破庄抢粮；而梁山好汉中的那些阔人也未必就仁，如柴、卢、李等，他们对好汉级别的人物可能出手大方，“仗义疏财”，但这些人对他们的庄客、佃户来说是否真的就仁，就很难说了，至少可以肯定原揭阳镇的财主恶少穆弘、穆春兄弟，他们荼毒地方，是绝对不仁的，但也没见哪个好汉出头打劫他们的庄园来劫富济贫。
也许，重要的还不是如何看待梁山好汉对“为富不仁”所持的双重标准，而是“为富不仁”这命题本身，就可以生发出很多话题，如它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它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是否富人都可以定性为剥削者？是否定为剥削阶级的人包括唐宗、宋祖、包拯、海瑞、李白、杜甫等一概可以斥为不仁？“仁”的标准又是什么？“为富不仁”为什么会为一般大众认同？它对国民心理产生了哪些影响？到了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又该如何看待这四个字呢？等等，等等，这些加起来，那就可以再写一本《漫话为富不仁》了，所以在下这里不可能统统予以解答，那就留给列位看官、列位朋友自己去思考吧，对此如有何高见，还请不吝赐教。“匪魂话题”就先说到这里，其它内容，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章 匪魂话题·下
上一篇里说到了“匪魂颂”中下层民众普遍推崇的义侠精神，说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说到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到混乱的侠义观，说到游侠精神中源远流长的快意恩仇、劫富济贫，由这些可以看出，梁山好汉中固然有侠肝义胆的角色，他们的所为也确实有除暴安良的成分，但这并不是全部，相反，在水浒世界里，还有些和现代普遍的价值理性远不相融的内容，本篇就将对此继续分说。
失语的众生
水浒世界是个唯武是崇的世界，一个人是否拥有武技是决定其生命价值的重要因素。梁山好汉中，关胜、林冲等有万夫不挡之勇，鲁智深、武松神武超凡，张顺水功入圣，花荣飞箭如神，时迁妙手空空，燕青相扑天下无对，这些都不必说，其他的梁山好汉中再不济的角色也得多少会抡几下刀棒，就连圣手书生萧让、玉臂匠金大坚这种纯粹的文职技术人员，书中也还特地说他们一个会“使枪弄棒，舞剑抡刀”，一个“亦会枪棒厮打”。吴用、公孙胜也不例外，第十四回中吴用能使铜链架开正在恶斗的刘唐、雷横的两把朴刀，公孙胜初到晁盖庄园外一出手便打翻十几个庄客。还有那宋江，书中在他一出场时便交代“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
总之，在水浒世界里，武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武艺是万万不能的，武艺是冲州撞府、行走江湖、啸聚山林的通行证，也是进入好汉级别的身份证。一但进入好汉级别，就可以四海之内皆兄弟，就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就可以杀人越货开黑店而有道德上的豁免权。
在好汉级别之下的，是些身手欠佳但也能横着膀子耍光棍儿的货色，书中唤作“泼皮”。他们在水浒世界里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这在下面还要专门分说。
再往下，没有半点一技之长的，就是芸芸众生。
这芸芸众生包括史家庄、晁家庄、柴家庄、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等数以千百计的庄客，包括店小二、歌女、车夫、船家之流，包括金翠莲父女、武大郎、何九叔之辈，他们的一切生死命运全掌握在别人之手，他们随时要被官府压榨，被泼皮欺凌，甚至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如在书中第六十六回里，先描画了北京大名府上元夜灯节的欢乐景象：“北京三五风光好，膏雨初晴春意早。银花火树不夜城，陆地拥出蓬莱岛。烛龙衔照夜光寒，人民歌舞欣时安。五凤羽扶双贝阙。六鳌背架三神山。红妆女立朱帘下，白面郎骑紫骝马。笙箫嘹亮入青云，月光清射鸳鸯瓦。翠云楼高侵碧天，嬉游来往多婵娟。灯球灿烂若锦绣，王孙公子真神仙。……”充满了诗情画意，真是一派欢乐祥和。
但是，转瞬之间，恐怖来了！厄运来了！血雨腥风来了！梁山好汉来了！！
好汉们为救卢俊义和石秀，冲入城中，四处放火，大开杀戒，“此时，北京城内百姓黎民，一个个鼠蹿狼奔，一家家神号鬼哭，四下里十数处火光亘天，四方不辨。”“但见烟迷城市，火燎楼台。红光影里碎琉璃，黑焰丛中烧翡翠。……斑毛老子，猖狂燎尽白髭须；绿发儿郎，奔走不收华盖伞。踏竹马的暗中刀枪，舞鲍老的难免刃槊。如花仕女，人丛中中金坠玉崩；玩景佳人，片时间星飞云散。可惜千年歌舞地，翻成一片战争场！”一派惨烈恐怖！！
这时城中的刽子手蔡福实在看不过眼了，对柴进说：“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于是，“柴进见说，便去寻军师吴用，急传下号令去，教休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损失一半。”
使这良宵之夜的大名府变成人间地狱的，不是赃官梁中书，不是泼皮牛二之流，他们都没有这个能量，有这个能量的是自诩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们。虽说为救人有不得已的成分，但从上面引述的内容来看，至少发兵时，就没想到要采取什么措施将波及无辜的程度降到最低，众好汉心中也没有不要伤害百姓的共识，（至于使卢俊义被陷害入狱，梁山好汉也有一份，这且不说了）如果不是连蔡福这种职业刽子手都看得心软了劝了一句，好汉们会不会满城尽屠呢？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此前宋江在终于攻破祝家庄后，就曾和吴用商议，要洗荡了全庄，亏得石秀求情，才没有使祝家庄提前演出大名府这一幕。
其实在攻打祝家庄之前，宋江就已经有过一次屠戮无辜的“前科”。早在宋江在清风山时，为逼秦明入伙，就定计叫人扮作秦明，带人到青州城外大肆屠杀，“原来旧有数百人家，却都被火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
山寨领袖人物如此，下面的好汉就更不必说。李逵江州劫法场时，两把板斧排头砍去，不知砍倒了多少百姓；武松鸳鸯楼十五命除了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人该杀外，其余马夫、丫鬟、亲随等十二人全都是无辜冤魂。此外如张青、孙二娘、施恩、李俊、李立、张横、穆弘、穆春这些黑道或准黑道人物，被他们欺凌压榨乃至做成人肉料理的芸芸众生更不知有多少，但是，没关系，他们照样还算好汉。
梁山好汉也不是没有替众生伸冤的举动，如慷慨豪侠的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如勇武威猛的武二郎夜走蜈蚣岭，如九纹龙史进听了素不相识的画匠王义的哭诉，便愤然入华州城行刺贺太守。除了好汉个体，梁山大寨在书中其实也被描述成众生的守护神，如第七十一回中，最为一些研究者喜欢称引的一段话：
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的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挡？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
此外，书中也有数处说道，梁山大军攻破城池后，秋毫无犯，在山寨时，也不伤害过往客商，这些都说明，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本意确实是要将好汉们及梁山大寨描述成正面形象的。所以问题也许不在于如何去追究梁山好汉，而在于故事的讲述者何以一方面歌颂梁山好汉，一方面又毫不避讳地讲述他们诸多凌虐乃至残害众生的行径，这种叙事立场才是值得深究的。
在下以为，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里，素有蔑视众生的传统。（西方历史文化是否如此，在下所知不多，不便妄议）
如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以仗义疏财、礼贤下士闻于世，司马迁的《游侠列传》曾赞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等“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认为他们可以看作是侠的鼻祖。但就是这位后世侠士的“不可谓不贤者”的老祖宗，《史记·孟尝君列传》又记载说，他途经赵国过某县时，就因当地人对他那不够威武的块儿头说笑了两句，便赫然震怒，一声令下，一群群门客跳下车来，虎狼出笼般直扑向围观人众，“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而去。”
又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部将，大名鼎鼎的耿弇，《后汉书·耿弇列传》记载了他的光辉业绩是：“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
但他们都没有因这些屠戮众生的暴行而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相反，从“未尝挫折”这类的字眼，看到的是须得仰视的笼罩着光环的英雄身影。
有了这种悠久的传统，在六朝小说《燕丹子》中，就可以看到，燕太子丹是如何厚待荆轲的：荆轲说了句听说千里马的肝很好吃，燕太子丹立刻便杀了千里马，取出肝来烹调，荆轲赞了句那弹琴的美人的手真好看，过了片刻，美人的手便被装在盘子里呈了上来！在故事的讲述人眼里，燕太子丹是何等的礼贤下士、义薄云天啊！可是那不知姓名的美人的痛苦又有谁理睬，她的地位就相当于那千里马吧！
同样，在唐传奇《无双传》里，也可以看到，古押衙行侠，“冤死者十余人。”
随便再举个例子，在民国武侠小说作家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里，侠客杨天池扶弱，一把梅花针撒出去，一瞬间便有五六百人中了梅花针，死于非命。
在列位最熟悉的《三国演义》里，也可以看到，刘备为报个人的兄弟之仇，发动几十万大军伐吴，结果全军覆没。但是刘备的这一举动换来了包括现代学者在内的无数人的凭吊和赞扬，说刘备为给关羽复仇，不惜将江山社稷和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真是够义气，一个皇帝能做到这个份儿上，那还有什么说的？但是在下在这里想说的是，刘备头上那耀眼的义的光环，以及他那“崇高”的悲剧英雄形象，是用几十万条性命换来的，本来战争免不了死人，但问题是刘备的伐吴之战除了成全他的个人义气外，毫无意义，他的可笑的冲动导致数十万年轻的生命殉身火海，抛尸江边，难道这些人便没有兄弟？这些无声的众生、悲哀的众生啊，众生们的声音是永远听不到的，他们在历史中是真正的失语了，历史永远是英雄的历史，英雄的悲欢离合永远会有后世无数人关注、凭吊和传唱，但是小民的悲哀呢？他们在各种文化典籍里，被优雅地措辞为：“蚁民”。
所以，在水浒世界里，一盘盘人肉包子都成了充满喜剧意味的可笑的布景，宋江在青州城外的屠杀、吴用命李逵砍开四岁的小衙内的脑袋的毒辣、李逵两把板斧排头砍去的凶残都无损于他们好汉的身价，一切都被当成了英雄事业的需要，一切都可笑地被原谅了，一切都事先被豁免了，即使梁山大军受招安后扮演吊民伐罪的角色南征方腊时，仍可以看到，因为“革命需要”，“石秀、阮小七来到江边，杀了一家老小，夺得一只快船”（第一百十二回），在好汉的眼中，在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心中，（在几百年来接受者的观念里？）一家老小的性命又算什么？也值得去计较？
但也不是没有人去计较，在《三国演义》里可以找到一处难得的笔墨，在第九十回里，诸葛亮南征孟获，设伏火烧藤甲军时，书中说到：
满谷中火光乱舞，但逢藤甲，无有不着。将兀突骨并三万藤甲军，烧得互相拥抱，死于盘蛇谷中。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时，只见蛮兵被火烧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铁炮打的头脸粉碎，皆死于谷中，臭不可闻。
孔明垂泪而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左右将士，无不感叹。
读了这一段，在下也一样感叹不尽。诸葛亮本是有很多理由开脱自己的，如是为了兴汉灭曹的正义事业平定后方，如是战争需要不得已而为之，如对方是未受中原礼教沐化的蛮夷，等等，甚至他根本不必为自己的行为做任何解释，因为这是战争，没有人会和他计较这些，相反，有的是人会愿意从军事的角度、审美的角度欣赏他此役的用兵如神。但是诸葛亮没为自己做任何开脱，虽是战争需要不得已而消灭了敌对部族，但面对一个个惨死的生命，他的心灵仍然受到了拷问。这不是妇人之仁，这是真正的吉光片羽的人道胸怀，只可惜这诸葛亮式的沉重叹息，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作品中真是太少太少了。
在许许多多的人眼中、心中，历史永远是各色英雄活跃演出的舞台，英雄的生命和众生的生命永远不会等值。这一点，在演绎英雄故事的《水浒》中，已有了太为充分的展示。
附论：水浒世界中的泼皮
水浒世界里除了官府、好汉、众生以外，还活跃着一群特殊货色：泼皮。
他们包括在相国寺被鲁智深踢下粪窖的过街鼠张三、青草蛇李四，包括被杨志卖刀时解决了的没毛大虫牛二，包括曾领人围殴杨雄的踢杀羊张保，另外被鲁达毙了的镇关西也可算一个，他们或有业或无业，但有一些共通之处：
首先，他们多有绰号。这一点不要小看，有了绰号，就表示和众生不在一个层次上，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一个老实巴交的店小二或寻常庄客会自称什么“镇山太岁”“穿街大虫”？绰号，某种意义上就是能在江湖里混的身份证；
第二，他们都为非作歹，欺凌弱小，绝非良善之辈；
第三，他们都是有特殊能量的滚刀肉。张三、李四对鲁智深汇报说，他们一伙泼皮靠赌博讨钱为生，此外还拿大相国寺的菜园当衣食饭碗，“大相国寺里几番使钱，要奈何我们不得”。大相国寺“使钱”想来不会是去请武林高手，很有可能是指收买官府，但官府也拿泼皮们没辙。所以后文又冒出个没毛大虫牛二，“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在天子脚下都能照样横行，也因此杨志杀牛二才得到官府同情，存心给他从轻发落。同样，踢杀羊张保领着的一帮围殴杨雄的破落户汉子，也是“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
泼皮其实就是流氓、无赖，他们和官府、和众生的关系都很差，但和好汉的关系却很微妙。
他们有可能是好汉修理的对象，如踢杀羊张保等无赖被石秀打得东倒西歪；但他们也有可能和好汉结交，如曾祸害相国寺菜园的众泼皮，高俅差人来捉鲁智深时，就是这一伙泼皮通风报信，鲁智深才及时拔脚走人，没有受到高俅的算计。此外，泼皮之与好汉，还有另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是什么，不妨以牛二为例：
牛二出场，只有一次，在第十二回里。这厮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叫做“没毛大虫”，专在街上行凶，撒泼，撞闹。杨志卖刀，受其百般凌辱，终于忍无可忍，手起一刀，嗓根上搠个正着，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血流满地，结果了这条没毛大虫的性命。
这个故事在水浒世界里上演后，牛二的无赖便在人心中扎下了根。这种无赖，凌暴一方，似乎理所当然地是梁山好汉“修理”的对象，所以杨志的为民除害，也似乎是这个故事唯一合理的结局。
可是一天忽然想到，故事可不可以有另种结局呢？
比如，牛二不是只会些撒泼、无赖的手段，而是武艺精熟呢？那很可能便是：
二人斗了片时，无分高下，心中暗地喝彩，牛二喝声“且住”，跳出圈外：“那汉，怎恁地好手段，可通姓名！”“洒家青面兽杨志便是！”“啊也！原是杨制使！”牛二扑翻身便拜，杨志慌忙答礼：“壮士休恁多礼。”……
而后呢？二人同寻一等去处，饮酒，结交，并极有可能结拜。再往后，便是临别牛二以盘缠相赠，至于这盘缠银两是否为诈害良民所得却不必计较。再而后呢？便是牛二依如故我，继续在此横行不法，便如武松离了十字坡，张青、孙二娘照开黑店、照卖人肉包子一样。最后，说不定因了这份交情，牛二也上了梁山，杀官造反，替天行道，（成了农民起义的骨干？）受招安，平四寇，修成正果。
或者，牛二纵然手段不强，但恰好运气不坏，杨志“修理”他时手中无刀，只一味饱以老拳，正这时，一个认识双方的好汉到场，慌忙劝住杨志，对牛二道：“这个便是……”于是牛二扑翻身便拜，后面的结果便大同小异。
这样的故事，在水浒世界里，是上演了一次又一次的。
所以，泼皮牛二居然可能成为梁山好汉，乍一听，滑天下之大稽，还有污蔑农民起义之嫌，其实未必。
牛二与梁山好汉，实多有相通之处：牛二有绰号──“没毛大虫”，绰号往往便是江湖人物的标志，便如梁山好汉有“母大虫”、“病大虫”，而只有江湖人物或江湖人物化了的军官、僧道、财主，才有资格成为好汉，纯粹的农民（书中称为“村蠢的乡夫”）或市民如寻常店小二之流则不够格；再有，牛二的出场，在杨志眼中看来是：“远远地黑凛凛一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攧撞将来”，先声夺人。而宋江眼中李逵的出场是：“（戴宗）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何其相似也！牛二的身体素质也具备了做好汉的条件；再论出身，牛二是泼皮破落户，这个似不好，高俅便是“浮浪破落户子弟”，“泼皮”也不是好称呼，即无赖、小流氓是也，但是梁山好汉又何尝没有这等人物，例如参加智取生辰纲的白胜，便是“闲汉”、“赌客”，正是泼皮一流。又如第六十一回，活阎罗阮小七捉拿玉麒麟卢俊义时，持篙立于船头，唱山歌道：“乾坤生我泼皮身，赋性从来要杀人。……”好汉亦以泼皮自居；当然以上三点还都是表面现象，那就再看最后一点，看为人行径：
书中说到宋江、李逵等初识后一道饮酒，一歌女──属被凌辱与被损害的阶级──前来卖唱，方唱几句，李逵跳将起来，将歌女打昏；吴用到大名府设计坑陷卢俊义，李逵随同前往，客店中店小二烧火稍迟，被李逵一拳打得吐血。即使是杨志这样军官出身的人物，在第十七回中，也在酒店里用过饭后不给钱便开路，并打翻来讨帐的酒店后生。至于小霸王周通的强抢民女更不必说。这些行径，似乎并不比牛二高明。
其实梁山人物更有恶过牛二者，《水浒传》第三十六、三十七回里，现摆着两个黑道人物、恶霸典型：穆弘、穆春兄弟。走江湖的好汉“病大虫”薛永来揭阳镇卖艺，只因未先拜见穆氏兄弟，镇上人便得了穆春禁令，不得赏助薛永。宋江不知底细，赏银五两，穆春凶神恶煞般上来便打，被薛永一交攧翻，又补了一脚。结果大祸从天而降，宋、薛欲饮酒，无酒家敢卖，若卖，“把我这店子打得粉碎”，欲投宿，无客店敢收留，偌大的揭阳镇完全被穆氏淫威笼罩。夜里宋江为逃避穆氏兄弟的追杀，又上演了一幕极为恐怖的逃亡，薛永则已被穆春带人捉住，“尽力气打了一顿，如今把来吊在都头家里，明日送去江边，捆做一块，抛在江里，出那口鸟气。”为报私仇，公堂私设到了都头家里，且肆无忌惮地欲将人投入江中害死，这份勾连官府草菅人命的魄力，又岂是牛二这等寻常泼皮可及？说起荼毒地方，牛二那两下三脚猫的泼皮手段，又何足道哉？
然而可有哪个好汉出来，为民除害，宰了这比牛二更大号规格的恶霸？
没有。水浒世界里的结果，是经黑道人物李俊等说合，被穆氏兄弟追杀的宋江有惊无险，化敌为友，住进了穆家庄。临行，穆氏兄弟送了金银，“洒泪而别”。再后来，穆氏兄弟上了梁山，做好汉，受招安，平四寇。征方腊而归后，穆弘病死，没捞到一官半职，穆春活着回来了，和其他偏将一道，授武奕郎、都头领。杀人放火受招安，再做官，修成正果。
所以，牛二的被杀，实在是因他的运气坏，否则，谁说水泊梁山一定不能有第一百○九条好汉没毛大虫牛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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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祝家庄的背后
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说道：
“要讨论《水浒》的所谓反政府主题，就必须把好汉个人与梁山好汉的整体区分开来，这一区分极端重要。单个的好汉恪守英雄信条，然而整个梁山好汉群，则奉行一种行帮道德。”
什么叫“行帮道德”？行帮道德也可以称为帮派意识，它纯以个人及个人所属的集团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符合自己集团帮派利益的就是正确的，而且为实现这种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和自己帮派集团利益相冲突的，那就是错误的，而且为消灭这种错误，也可以不择手段。
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信奉推行的就是行帮道德。这里不妨以梁山大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三打祝家庄。
说到三打祝家庄，列位看官想必非常熟悉，几百年来人们几乎一直将它当作梁山好汉除暴安良的经典的侠义之举，还有些现代研究者将它当作农民起义军镇压地主武装的典范事例。
说祝家庄是地主武装，这也不能说不对，但问题是水浒世界里的地主武装多的是，梁山好汉中的晁盖、柴进、李应、史进、穆弘穆春兄弟、孔明孔亮兄弟等等，哪一个没经营过地主武装？他们怎么就没给形容成反动势力？
例如，《水浒》开篇第二回便说到，九纹龙史进在史家庄做地主大少爷时，听说附近少华山上聚集着一伙强人，就有声有色地组织起庄园的自卫武装，并成功地击败了少华山强人跳涧虎陈达的来犯，这与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联防自保以对付梁山强人又有什么区别？在官兵不能确保地方安全的情况下，地方组织自卫武装又有何不可？在水泊梁山几度大举进攻祝家庄时，可并没见有半个官兵来救援。同样道理，如果最初桃花庄的刘太公也有类似的准备，何至于被小霸王周通这路货色黄鼠狼钻鸡窝，来强行做上门女婿？又何需劳动花和尚鲁智深的一对老拳？再则说，若进行阶级分析，刘太公也应算地主吧，那么鲁智深替他出头拳打“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周通一事又该如何定性呢？
话头回到祝家庄，书中说到祝家庄有什么为非作歹的行径，比如倚势凌弱打劫客商骚扰邻庄的劣迹了吗？没有。要说劣迹昭彰，要说荼毒地方、草菅人命，祝家庄又如何能望梁山好汉中当年经营穆家庄的穆弘、穆春兄弟的项背？同样，杨雄、石秀、时迁在祝家庄吃饭的小客店，也规规矩矩，店小二老实和气，没有象张青、孙二娘以及梁山脚下朱贵的黑店一样，经营烹宰加工人肉的业务。至于宋江攻下祝家庄后要下令将全庄数百家通统洗荡了，用心之残暴更是远非祝家庄可比。
但战事还是起来了。明明是时迁等因偷鸡而启衅，打着梁山的招牌骚扰村民，放火烧店，又杀伤了不少庄客，水泊梁山竟还大兴问罪之师，出动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地杀奔祝家庄去讨公道，这公道又何在？！难怪夏志清先生认为，梁山人马平毁祝家庄，“只能说明他们的暴虐和贪婪”。海外学者马幼垣先生在《水浒论衡》中更对此情节刻薄地讥讽道：
“这和三十年代日军驻华部队随时找小事件为藉口以谋扩张势力范围，有何分别？”
把数百年来民众心目中的英雄梁山好汉，和侵华日军扯到一起，这话让人听着实在别扭。但可惜的是，这是事实。梁山大军大举进犯祝家庄的真实动机，其实大寨的二把手宋江已明明白白地讲了出来：“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即目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
列位看官听听，仅仅是听得有人说“要和俺山寨敌对”，就动了杀机，仅仅是对方捕拿了一个骚扰村民的偷鸡贼，就要“便起军马去，就洗荡了那个村坊”，这到底是谁在吹毛求疵？三打祝家庄的真实动机，说到底，还是那“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是要为山寨打劫钱粮，猛捞一票。
此外，还有一层没有明说出来的意思，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祝、扈、李三庄联防武装，就盘踞在梁山脚下，成为水泊梁山扩充势力范围的严重障碍，总不能让梁山大军每次出动时都绕道而行吧？或者也和他们讲几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来借道？这样的眼中钉、肉中刺，这样的几只拦路虎不平掉，大寨的威风体面何在？因此灭祝、扈、李三庄那只是早晚的事儿，时迁这个偷鸡的毛贼闯祸，正好适逢其会，吹响了梁山大军扩张势力实现宿愿的出征号角。
水浒世界里，充分体现这种行帮道德的行动，远不只三打祝家庄一件。
随便再举个例子，比如梁山大军进犯东平府。水泊梁山以前扫荡祝家庄，好赖还找了个借口，而这次汹汹来犯，连借口都懒得找，就为了解决宋江、卢俊义谁当山寨一把手这一政治难题，便由二人各领一支人马分别攻打东平府、东昌府，完全视两座城池的生命财产为儿戏。
宋江统领的一路攻打的是东平府。这一战虽碰到有万夫不挡之勇的强劲对手双枪将董平，但战事还是有惊无险，将城池顺利拿下。关键就在于董平因向太守程万里求亲不遂而怀恨在心，竟在被梁山人马俘获后屈膝事敌，马上倒戈。这“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掉转枪头后，赚开城门，杀入城中，直扑衙门，将程万里的女儿夺到手后，再将其一家杀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后来位列梁山五虎上将的董平的行事，其卑劣无耻，简直令人发指，统兵将帅如真是要“替天行道，保境安民”，这种货色首先就该推出斩首。
然而，根本就没这一说。也许是因为董平事敌倒戈时已为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据董平讲：“程万里那厮，原是童贯门下门馆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但既如此说，当初又何必定要纠缠“那厮”做自己的老丈？再说，是童贯门下的门馆先生就一定会害民就一定该杀？梁山好汉受招安后，圣手书生萧让不也被大奸臣蔡京调去府中听用了，这又该怎么说？
书中并没说程万里有任何劣迹。相反，战事前，宋江派郁保四、王定六二好汉来下战书，董平凶性发作，二话不说，就要将二人推出斩首。这当口，倒是程万里劝阻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两条好汉才捡回了性命。二人被董平命人打得皮开肉绽后回到军中，向宋江哭骂，骂的也只是“董平那厮无礼”。仅由这一桩事，列位看官想必也能看出，程万里和董平二人，到底谁更讲道理、谁的为人相对正直一些。
但是梁山大寨哪有兴趣如在下这般计较这些鸡零狗碎，董平虽人品卑劣，但武艺一流，对水泊梁山这个准帮会武装大有用处，宋江自然一见便爱，要竭力网罗。而说到程万里，那就得另当别论了，他的为人虽无大过，说起来对梁山郁、王两位来下书的好汉还有活命之恩，但问题是他对唯武是尚的梁山大寨毫无用处，难道值当的为他和新入伙的一级战将董平翻脸？更何况杀了程万里反而有一桩妙处，那就是可以将他打作反动人物，然后，再由宋江将太守家私俵散居民，（至于府库中的金银财帛粮米，宋江已先命人全部取出运上了山），并沿街告示，晓谕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杀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无端启衅饱掠府库的梁山大军藉着程万里的人头一下子便成了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真是妙极，这样的买卖实在是太合算啦！
这些就是梁山好汉的行事，这些就是梁山大寨的“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也许有必要探究一下，何以水浒世界里的好汉一再推行行帮道德。
王学太先生在《中国流民》一书中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很有启示意义。《中国流民》一书认为，《水浒传》反映的其实并不是农民阶级的理想和意识，它展示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浪荡底层的游民的价值理想。而游民的性格天生便有多种两面性，如一方面慷慨重义，一方面为非作歹；一方面散漫无羁，一方面又易产生极强烈的帮派意识。这里要说的是游民的帮派意识：游民大多无家无业，四海漂泊，居无定所，他们不能象士农工商那样，以血缘、地缘、业缘而构成集团，在他们风餐露宿、饱受歧视的人生行旅中，只能靠结拜、拉帮结伙来互相提携，求得发展。他们在社会上是孤立的，但越孤立越增强了帮派的凝聚力，使其帮派意识越强。接下来，书中以《水浒》为例，对帮派意识做了十分精辟的分析：
“帮派意识有着强烈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甚至影响他们正确判断极普通的是非曲直。它表现在一切皆以自己帮派为标准，认为自己的帮派永远是无懈可击的。帮派中的成员习惯于做单线思考，从道德上说，自以为是，从力量上说，认为自己是所向无敌的。”
书中说道，例如《水浒》中写了许多剪径打劫、杀人放火的绿林豪强，但只对与梁山有关的诸山头的人们加以肯定，对于其它山头，如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乙、王庆、田虎等等都持否定态度，其根子在于他们与说书人所肯定的梁山不属于一个系统。“另外在《水浒》前七十回中处处以梁山聚义为正义的坐标，以对未来梁山上的天罡、地煞的态度为界线，有利的就肯定，不利的就否定。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帮派意识。”如为了让秦明、朱仝、卢俊义等上山，梁山设计之阴险、用心之毒辣、手段之残酷，并不亚于统治者。而秦明、卢俊义等人上梁山后对梁山头领设计的使他们倾家荡产的阴谋并无强烈反感，似乎只要归顺了梁山这个帮派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其他皆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分析真可说是一针见血。梁山好汉上山前，确实有些人真诚地信奉并推行英雄信条，散发着热血担当的侠义精神，而一旦他们上山后，融入了由军官、财主、贵族、官吏、道士、书生、猎户、渔民、马贼、黑道人物、鼠窃狗偷等三教九流各色人物组成的鱼龙混杂的大帮会武装，他们个人的英雄色彩就消亡殆尽，个人绝对服从帮会意志，甚至这种帮会意志带有邪恶倾向时，也完全服从。
所以，正如夏志清先生的《导论》一书所说的那样，官府的不义不公，激发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它制造了比腐败官府更为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一个秘密团体在求生存争发展的奋斗中往往会走向它声言要追求的反面。由此可见，一部《水浒》就是行帮道德压倒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记录。
活割黄文炳
在《水浒》第七十三回中说到，李逵闹东京后，和燕青回返，途中歇宿到狄太公庄上。听说太公女儿房中闹鬼，李逵便冒充法师，骗了酒肉狂吃一顿，而后闯入闺房，一斧砍死了那个装神弄鬼的后生，又将太公女儿揪到床边，一斧砍下头来。接下来，只见：
（李逵）把两个人头拴做一处　，再提婆娘尸首和汉子尸首相并。李逵道：“吃得饱，正没消食处。”就解下上半截衣裳，拿起大斧，看着两个死尸，一上一下，恰似发擂的乱剁了一阵。李逵笑道：“眼见这两个不得活了。”
将人砍死后，还要剁着血淋淋的尸体来助消化，来娱乐，次日还强逼狄太公酒食相谢，这李逵可说毫无人性。李逵如此作为，和武松鸳鸯楼连杀十五人还不完全一样，后者起码在最初是被道德义愤驱上行动之路的，而李逵作践人尸体，却并不是出于对通奸二人的道德义愤，而是消遣娱乐，是赤裸裸的嗜血、野蛮、残暴。而故事的讲述人便如李逵的哥们儿一样，说起这事津津乐道，趣味盎然。
其实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已是不止一次讲述这类血腥行径了，如杨雄在翠屏山处置潘巧云，“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的”“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然后扬长而去。
此外，如武松的鸳鸯楼十五命，如清风山的燕顺等人挖人心做酸辣醒酒汤，如李逵的活割黄文炳，等等，都是。书中细述了李逵炮制黄文炳的过程，“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偌大的活人，绑在那里，如享用生鱼片般血淋淋边割边吃，在下不知若是列位看官身当其境会有何观感。
说到这，也许会有哪位朋友提出异议，说这黄文炳本就是个反动人物，阴险小人，本就该死，你替这厮叫甚么屈？
是吗？如果这样说，在下倒要提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黄文炳是否真的该死？
黄文炳人品是极差，说他是阴险小人，也是事实，但问题是，他身为一个官府中人，发现有人公然在饮食营业场所题反诗，并且叫嚣要“血染浔阳江口”时，是否有义务向当地官府报告并穷究到底清除隐患？这个问题古人便有争议，多数是不认可黄的为人，但认可他的作法。那么今天这个问题该怎样看，在下不做答案，请列位看官、列位朋友自己思考；
第二个问题是：就算黄文炳真是的该死，是否就该被如此残酷地活剐？
如果说“是”，那么在下就提第三个问题，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是否可以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而行使残忍的手段？
如果有哪位朋友还说“是”，那么在下便提第四个问题：请问，什么是高尚？是上天厘定的一个放之四海的先验的准则，还是是非由人自定？事实上，古往今来无数光天化日下的暴行有哪些不是在“高尚”的旗号下进行的？为了皇帝万岁，为了日尔曼民族的纯洁，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了革命，为了保卫伟大领袖，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只要目的是神圣的，手段的卑劣和残忍就都不成其为卑劣和残忍，就都是必要的，这样的逻辑，在人类的历史中带来的灾难难道不比单纯鼓吹暴力的强盗逻辑远为巨大和可怕？
而且，水浒世界里的很多血腥气冲鼻的行为，连追求正义的幌子都没有，完全是为蛮荒的嗜血心理所驱使，如本节开头提到的李逵的所为。
这样的情节，也不是《水浒》的专利，如唐传奇《虬髯客传》中的虬髯客豪气冲天地将仇人心肝切了以后生吃了下酒，如清代夏敬渠的《野叟曝言》中说到如何享用人脑：就是将早已打就的一支铜管伸入人脑，骨嘟嘟一吸，便如今日喝酸奶一般，将脑髓吸进肚里。
列位看官不要把这些都当作小说家言，实际上，中华民族确实有悠久的吃人历史以及虐杀传统。
首先，翻检史书，可以开出一长列吃人的名人清单：
如春秋时雄才大略的齐桓公，吃了红案大厨易牙先生烹制的婴儿肉，对这位将自己儿子烧成大菜的厨子提出了表扬；如汉高祖刘邦，将开国功臣勇将彭越杀了后，把他剁成肉酱“分赐诸侯”；如后赵石邃发明了一道大菜，以美女肉与牛羊肉合而烹之；如隋炀帝在一次朝会上把一个不听呵（he）的大臣，烧成一道大菜，分给百官；如明代太监高寀为使阳道复生，吃小儿脑千余；……
除了这些身居高位者的“精致”吃法，因战乱饥谨而导致的大规模的吃人更是史不绝书，正如鲁迅先生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
除了吃人，中国历史上更有种种名目繁多的虐杀，如车裂，如凌迟，如腰斩，如抽肠，如剥皮，如点天灯，如汉高祖的吕后将戚夫人弄成了人彘，如前秦时的苻洪剥了人面皮后仍让人歌舞，如明代朱棣攻陷南京后疯狗一般地用剥皮术、轮奸术残害建文帝旧臣及亲族，如张献忠大掠湖北、四川时剁下人手足堆积如山，等等，这些内容在下实在不便做稍细致一点的描述，如果这样做了，说不定就会有哪位朋友吃不下饭。
说到这里，想起了过去偶然读过的两本书。一本是作家梁晓声的自叙传《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书中说到文革时，一伙造反派将对方势力的一个成员扔进了滚热的沥青锅里，被害者的亲人子女在旁急得用手伸到锅里，一捧一捧地往外捞沥青；还有一本是美国亨利·莫尔上校的《越战纪实－－女人·战争的受害者》，看这本书的时候，简直如在人间地狱，我并不是说书中描写得如人间地狱（当然事实也是如此），我是说我自己当时便如在地狱中，压抑得透不过气，放下书，如梦游般走到室外，好半天才恢复清醒。
前一本书说明虐杀的传统并没有随历史而远去，后一本书说明，人性中自有凶残与狞恶，非独中国为然。
所以问题不在于故事的叙述里有没有嗜血凶残的内容，这本就是人性的真实，而在于以何种立场来叙述，有没有反省。上面提到的两本书尤其后一本对此做了比较深刻的反省。中国古人也不是没有对此反省的，如司马迁的《史记·吕后本纪》写到：
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帝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
正如夏志清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尽管司马迁对吕后残害行为的描写颇为客观，但当他写到吕后的儿子的强烈的反感时，已对吕后做了永久的判决。《史记》肯定文明事业；而《水浒》在对英雄们采取的野蛮报复行为大加赞赏时，却并不是肯定文明。”
不要怪夏志清先生喝多了洋墨水就回过头来挑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梁山好汉的理，实在是因为一部《水浒》中，值得我们今人深刻反省的内容是太多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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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从在下这两篇的分析来看，如果通读《水浒》的文本，就会发现，水浒世界里梁山好汉的行事有相当数量是经不起道德理性的审视的，但问题是几百年来，梁山好汉在民众心中却一直是被赞美对象，是英雄侠义的化身，原因何在？
这一方面，如上所述，可以归因于传统文化本身具有的价值缺陷如快意恩仇、蔑视众生等造成的价值理性判断的盲点，另一方面，与《水浒》一书的叙事顺序也不无关系，《水浒》一开始通过讲述王进与高俅的故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上层，使人们一开始心中便形成一个判断：天下混乱的根源在于高俅这类身居高位的小人，错在朝廷，而不在江湖，接下来书中开头出场的几个人物，又确实都是可爱、可敬或可悯的汉子，如单纯重义的九纹龙史进，如慷慨豪侠诛锄人间邪恶的鲁智深，如无辜善良而被迫害的林冲，他们尤其是鲁达、林冲两位的故事，都是重头戏，在一部《水浒》中分量极重，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使人们会有意无意地认为梁山好汉都是这类除暴安良或逼上梁山的人物。接下来书中又演绎了智取生辰纲一段，由于这场行动一开始便将好汉的对手梁中书和官军定为不义的一方，它也便具有了某种正义色彩（在下对好汉们这次通过打劫官府的不义之财来改变自己命运的绿林行动也是比较欣赏的，只是反对将它“升华”得过高的评价），而行动的参与者吴用的机智和阮氏兄弟的快人快语、热血担当也都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都会无形中影响人们对整部书后面内容的总体判断，很早就将同情赞美放在了梁山好汉这一边。
再有，全书结尾写的是众好汉受招安后抵抗外侮，吊民伐罪，这都是正面内容，而征方腊时众多勇武的好汉如风扫落叶般凋零殆尽的悲剧结局，无疑也引起了读者深深的伤悼与悲悯。
这样看来，一部《水浒》，它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正面内容，而现代心理学研究又恰恰指出，在对一个事件的叙述中，开头和结尾对人的记忆和判断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人们阅读按上述顺序来叙事的整部《水浒》时，自然而然地忽略了一些本不该忽略的问题。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水浒》的叙事顺序不是如现有的这种安排，而是把第三十六至第三十八回宋江发配江州遇到那群为非作歹鱼肉众生的好汉的情节放在全书的开头或结尾，人们对整部《水浒》又会是何观感呢？
但无论怎样，一部《水浒》，几百年来对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产生了绝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所说：
“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层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
其实受《水浒传》影响的不仅仅是绿林豪杰，它的影响面要远为广远：
如饥寒交迫的农民为求生存抵抗黑暗官府的反叛从《水浒》中汲取了力量。如明末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如星火燎原席卷整个帝国，官府疲于奔命镇压，他们捕杀了一个又一个自号“宋江”、“燕青”、“雷横”“一丈青”的义军头领，又不得不目瞪口呆地面对雨后林间的蘑菇般冒出的一个又一个的“贼首宋江”“贼首柴进”；
如下层士卒为抵抗异族侵略为国奋战时曾从中汲取力量，据传聂荣臻将军就曾以梁山好汉为榜样，号召带领游击队在梁山脚下痛击日军，除了这一支游击队，在当时中国辽阔的大地上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千千万万的朴实勇敢的下层士卒中，也许会有不知多少人心头闪过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梁山好汉的身影；
如现代革命的风云人物曾从《水浒》中汲取过力量。1917年中秋节，毛泽东和一群学生聚集在湖南第一师范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人提出进入政界，有些人提出利用当教员来影响后几代，而时年二十四岁的毛泽东的回答是：“学梁山泊好汉。”
但上面所说的只是《水浒》的影响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正如陈宝良先生在《中国流氓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明清以降的土匪、流氓也同样深受《水浒传》的影响，如明末土匪余士藻，自号“靖海天王”，手下有李肃七、李肃十等同党，分称“十二天王”、“十八罗汉”、“二十四天罡”、“三十六地煞”，“焚杀淫掠，殆无虚日”；明代南京的流氓，也立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残害百姓。
此外，还有受《水浒传》影响极深的会党等秘密社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更是难以一言褒贬。
要之，《水浒》是一部功罪相半的文学、文化经典，它的内涵极为深邃复杂，它的影响（正面的、负面的）至为深刻广远，因此，目今当此大时代之转折点，以理性之眼重新解读审视《水浒》精神，探讨了解中国旧有之文化心理、国民性格，以期重建现代之新文化、新精神，也许自有其不可轻忽的意义吧？
当然，在下这里所做的，仅仅是抛砖引玉。
第四章 祸水话题
妖女与魔女
很早以前就曾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水浒》的作者，一定是与姓潘的有仇，要不《水浒传》里两个姓潘的女人潘金莲和潘巧云怎么都是淫妇而且还不得好死？
这话十九是开玩笑，但它也说出了一定道理，即《水浒传》对女性有一种特殊的仇视。
说“特殊”，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是个男权社会，在现实的伦常生活中，妇女的地位的确是很低，但在文学作品中，又是另外一种情形。实际上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起，就一直待女性不薄，在文学世界里出现了许多可敬、可爱甚至可崇拜的女性，如《西厢记》，如《牡丹亭》，如《桃花扇》，如才子佳人小说，如《红楼梦》，尤其是《红楼梦》中的钗、黛、湘云等更是不知颠倒了多少男性。即使是文学作品中金戈铁马的尚武的世界，仍可以有女性大显身手，例如代父从军的花木兰，例如杨家将系列故事里的杨门女将，可说占尽了镜头，无限风光。也有确实不怎么提女性的，如《说岳》、《说唐》，如《三国演义》，但也仅仅是不怎么提而已，对提到的不多的几位女性，如岳母，如徐庶的母亲，如貂蝉，如二乔，还可能多少有些敬意。而象《水浒》这样专门提了又费大力气去丑化的，可说是极少。
在下以为，水浒世界里的女性，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妖女，一类是魔女，一类是无面目女性。
妖女是那些美而不好的女性，如毒死武大郎的潘金莲，如私通裴如海的潘巧云，如私通管家并陷害卢俊义的贾氏，如给宋江带绿头巾的阎婆惜，如卖俏行凶的白秀英，如陷害史进的妓女李瑞兰，等等，等等，这些女人大都薄有姿色，但一个个全都是桃红陷阱，不知陷翻了多少好汉；
魔女是“好”而不美的女性。说“好”，是指可以进入好汉级别，能在水泊梁山大寨中坐一把交椅，说“不美”，那就很简单了，是指如注射了极大量的雄性激素，女性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一概全无。水浒世界里就出现了两个此方面的“光辉”典范：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一个是母大虫顾大嫂。只见那孙二娘：
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坌（按：通‘笨’）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红裙内斑斓裹肚，黄发边皎洁金钗。钏镯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
再看那顾大嫂：
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有时怒起，提井栓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
真是一时瑜亮。有人说《水浒传》让妇女成了跟男子一样的英雄好汉，所以它的妇女观是进步的，不知列位看官是如何看待这种说法，在下是一看这话就想笑：那么，就请发明此高论者将孙二娘、顾大嫂这种规格的女英雄娶进家门何如？他肯干吗？这不是抬杠，因为如果说是要娶穆桂英、樊梨花式的女英雄，大概没有哪位会有意见，但要说到孙、顾这种女英雄，那还是离远点儿好。如果妇女观的进步要通过这种把女性异化成魔女的方式来实现，那也还是不进步的好。再则说，“让妇女成了跟男子一样的英雄好汉”这话也要看怎么说，孙二娘这样的人物能否算英雄也是要打个问号的，从现代的法律观念来看，潘巧云罪不至死，倒是孙二娘不知麻翻了多少客商做成人肉包子，这样的人才应该送上刑场，只不过水浒世界里奉行的是江湖道德而不是法制观念，二人的命运才完全颠倒了过来。
除此以外，还有一大批无面目女性。如为赔偿损失而嫁给霹雳火秦明的花荣的妹子，人们或许可以从她的文秀的哥哥花荣来推断，她大概容貌和品德都不错，说不定还是上选，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实情如何，不得而知。此外立地太岁阮小二、扑天雕李应、金枪手徐宁有家小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书中明确写到了她们，梁山好汉中虽然光棍居多，但也还有些人尤其那些原官军将领是有家眷的，她们被搬上山后，从不露面，《水浒》也无兴趣讲述她们和丈夫的卿卿我我，这些女性所起的作用，大概就相当于后勤人员吧？
无面目女性中还一类，就是梁山好汉对头的家眷。这些女性处理起来就更简单了，那就是无论她们有无过恶，只要丈夫所守的城池或庄园被打破，那就是末日来临：或者如祝家庄覆灭前，“顾大嫂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或者由水浒故事的讲述者道一句“将′′′一家老小满门良贱尽斩于市”便了帐，用不着多花心思照看这些一个大钱也不值的妇人的命运。
除了上述三大类以外，此外还有王婆和阎婆这两个比较活跃的老年女性角色，至于她们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就不用在下多说了吧？
说到这里，也许会有哪位朋友不服，说“《水浒》里也不见得就没象样的女人吧？比如林冲的娘子可说美而又贤，扈三娘漂亮而又英武，再有那个被鲁智深救了的金翠莲心肠也不坏，知道感恩图报，这又怎么说？”
对此，在下想说的是，金翠莲是不坏，但她地位低下，她的幸福（而且还只是做人外室的幸福）全出于好汉的恩赐，属于卑微的众生阶层，毫无独立人格可言，根本就不是能跟男性平起平坐的角色；林冲娘子的确是美而又贤，但她的花容玉貌却是惹祸的根由，夏志清先生认为林冲发配上路前写下休书是“下意识地责备妻子为他带来这许多麻烦”，这也许是一种过度诠释，但将林冲故事放在水浒世界这一大“语境”来看，说林冲娘子的美貌客观上给好汉林冲带来了麻烦，也还是说得通的。
现在再说这扈三娘。说到这位梁山女将，在下倒的确有很多话，要与列位看官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