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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制造不会回美国” 

2012年01月25日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财新网】（特派纽约记者 赵何娟）几乎已经完全被转移到美国之外的制造工厂，正在消失的中产，正成为很多美国人对美国苹果公司，也是对美国经济现状及未来思考的关键语。

　　1月22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披露，在2011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参与的硅谷杰出人物聚餐上，奥巴马打断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谈话，向乔布斯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让苹果Iphone、IPad在美国制造？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工作机会带回家？

　　当时乔布斯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这些工作不会回来”

　　奥巴马的问题，并不突然，就在2010年9月，他曾发表讲话，正式宣布三项经济刺激提议，决定延长中产阶级减税期限。自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一文发表，关于中产阶级工作机会日益减少和收入削减的问题就日益受到关注，尤其是向外转移的科技企业、制造业。

　　奥巴马也把美国中产阶级努力保持过上体面日子作为关系到美国经济未来的“决定性问题”。此前，2008年12月，奥巴马成立“白宫工薪家庭工作小组”，负责研究增加美国中产阶级人数，提升他们的地位。

　　然而，乔布斯否定的回答，也是对现实美国制造和中产困境的最好回答。乔布斯在当时的总统聚会上还说，“我不担心美国的长远未来，这个国家相当伟大，我所担心的是她不再谈解决方案。”



　　苹果的高管们相信，目前，海外的大规模工厂无论是灵活性，勤奋程度，还是高技能的工人，都已经全面超越了美国同行。美国制造对大多数苹果产品来说，都不再具有可行性。

　　对此，《纽约时报》引用白宫前经济顾问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的话认为，苹果是最好的例子，证明在美国，为何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为何会越来越少，越来越难。

　　苹果不再能在美国提供更多的制造业和中产阶级工作机会，并非因为海外工人的雇佣成本更低，而是牵涉了整个供应链条，包括了成百上千种配件的采购和组装。在这个链条中，苹果员工去年的人均利润已经达到了40万美元。

　　《纽约时报》例举了大量事实以解释为何美国跨国企业的制造工厂都不得不转移的现实。其中一个细节是，某次，就在iPhone上架销售前几周，苹果改进了制造设计，主要是涉及显示屏的设计，这使得此前准备的组装线要彻底重置。新的显示频近半夜才被送到中国工厂。当夜，工厂领班立即叫醒了8000名工人，每人发了一杯茶和一块饼干。这些工人在半夜12点换班中，半小时即到位将新的显示屏装入机器。仅仅96小时，该工厂完成了日产10万台的iPhone量。“这种速度和工作弹性是惊人的，没有任何美国工厂可以与之相比”苹果的一位前高管评价。

　　除此之外，对苹果来说，最重要的很多合作企业，例如美国已有160年历史的玻璃制造企业，康宁（Kentucky），也将制造工厂基本都放在了海外，同样是出于对整个产业链的考虑。

　　类似的故事在很多行业都不罕见，虽然美国工人受教育程度高，但技工训练却越来越少，这些工作职位往往无需大学学历，只需高中毕业的熟练技工。美国已无法满足大量类似职位的需求。

　　而中国企业富士康，在全球已有数十家生产基地，承接了全球近40%的电子设备，在中国深圳的基地又被称为“富士康城”。

　　富士康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龙华基地，目前拥有超过42万员工，用工高峰时每天招聘的新员工多达3000人，还有1000多保安。这数十万员工都基本全住在富士康城的员工宿舍里。“中央大厨房”里每天消耗的大米、肉、面粉等都能各达数十吨。

　　《纽约时报》引述苹果前高管瑞格倪（Jennifer Rigoni）的话说：“他们可以在一夜之间招到3000人，在美国，哪家工厂能一天之内招3000人，还让他们都住宿在公司？”

　　同时，在富士康周围又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企业，螺丝、橡胶等配件都有完整的工厂，可进行规模化生产，能够帮助富士康数小时内就迅速解决一些组装过程中的突发问题。

　　这些都使得苹果能够保证，在设计制造一个非常高质量产品的同时，也能确保其生产速度和足够的利润空间。
美国没有富士康这样的存在，iPhone只能在国外组装

    去年二月，奥巴马在加利福尼亚宴请了一些硅谷杰出人士。席间每位受邀者都有机会向总统提出一个问题。 

    然而当史蒂夫?乔布斯发言时，奥巴马总统用自己的疑问打断了他：为什么苹果公司不在美国本土生产iPhone呢？ 

    就在不久之前，苹果公司还在自夸其产品全部都是在美国制造。今天，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算是如此。去年，苹果所销售的7000万部iPhone，3000万台iPad，5900万部其他产品都是在国外加工生产的。 

    奥巴马这样质问，为什么不把这些就业带回美国？ 

    据另一位在场人士回忆，乔布斯豪不含糊地回复道：“这些就业不可能重归美国。” 

    总统的疑问体现到了大众对苹果公司的这种指责。苹果的一些管理人员回应道，海外加工并不是仅仅因为国外劳动力价格低廉。而是因为相对于美国制造业而言，外国工人更加勤劳，工作技术更加熟练，工作弹性也大。所以，苹果公司不再青睐于本国制造。 

    对经营全球化的不懈努力下，苹果公司已成为世界上最为知名、最广受称赞的公司。同时，它也有着最多的模仿者。去年，苹果的人均净利润为40万美元，超过了高盛银行、埃克森美孚和谷歌。 

    然而，困扰着奥巴马的问题，也同样着困扰着经济学家和其他政策制定者。和许多高科技同行类似，苹果并不像全盛时期的其他知名公司那样，热衷于创造美国就业岗位。 

    苹果在美国雇佣了43000名员工，在海外雇佣了20000员工。相对于50年代的通用汽车和80年代的通用电器动辄数十万的员工而言，这个数字实在是微乎其微。不过，苹果的合同商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大约70万员工在设计，制造和装配iPads、iPhone和其他苹果产品。但是这些员工都在亚洲，欧洲和其他地方。几乎所有的电子设计师都得依靠他们，才能完成自己的杰作。 

    前白宫经济学顾问杰瑞德?伯恩斯坦说：“为什么增加中等收入工作如此困难，苹果公司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所能攀爬到的峰顶，我们应该为此担忧。” 

    苹果的高管表示，在现在的处境下，海外制造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一位前高管给我们描述了，苹果如何在iPhone发售前几周依靠一家中国工厂，紧急对产品进行改进。苹果在最后关头对iPhone的屏幕进行了重新设计，这迫使产品装配线必须进行整修。新的手机屏幕在临近午夜时才抵达工厂。 

    这位高管透露，工厂领班人员马上叫醒了工厂宿舍里的8000工人，并分发给每位工人一些点心和一杯茶，然后在半小时内即奔赴工作点，接着开始12小时轮班工作。他们紧张地往斜框里适配玻璃屏幕。这家工厂每天加工超过1万部iPhone，持续了96小时。 

   “这种速度和工作弹性让人震惊”，这位管理人员说，“没有任何一家美国工厂可与之相比”。 

    几乎任何一家电子科技公司都充满着类似富士康的故事。在包括会计、法律服务、银行、汽车相关制造业和制药业的上百种产业中，外包业务都日益得以发展。 

    虽然苹果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但它为了解为什么知名公司的成功没有促进国内就业，提供了一扇窗户。 

    前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说：“美国公司曾经认为支持美国就业率是一种责任，即使这并不是经济上的最佳决策。但是这种责任感早已被利润和效率所驱赶，荡然无存。” 

    其他的经济学家和公司认为这种追求效率的理念是合理的，史蒂文森的看法太天真了。尽管美国工人受教育程度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然而美国没有训练出足够的中级工人以满足工厂的需要。 

    公司方面争辩道，为了生存发展，他们必须在可以产生足够利润的地方生产。只有如此，他们才能支付高昂的创新费用。如果不这样做，只会在长期中使美国人失去更多的工作。曾经的一些骄子，如通用汽车公司，就因反其道而行使其市场份额大大缩水。 

    这篇文章多次提到了苹果，但是苹果以保守秘密著称，拒绝予以置评。 

    这篇文章是在采访了多位前苹果雇员和承包商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们大多要求匿名，以保住自己的饭碗。此外还采访了一些经济学家，制造业专家，国际贸易专家，科技分析师，学术研究者，苹果供应商的雇员，苹果竞争者和合作者，还有一些政府官员。 

    苹果的管理人员私下里说，尽管苹果比以前雇佣了更多的美国工人，但是世界变化如此之快，简单地以雇佣人数来衡量一个公司的社会价值早已成为错误。 

    他们说苹果通过授权承包商代生产，和为通信服务企业、运输企业提供大量就业，促进了经济发展。最后，他们说治疗高失业率并不自己的工作。 

   “我们在超过一百个国家销售iPhone”，一个在职的苹果高管说。“我们没有提高美国就业率的义务。我们唯一的职责是尽可能做出最好的产品。” 


   “我想用玻璃屏幕” 

    在2007年，iPhone计划发售的一个月前，乔布斯召集一批助理到他的办公室。他兜里的iPhone样机已经揣了好几个星期。 

    根据当时在场的某个人回忆，乔布斯怒气冲冲地举起他的iPhone,将其倾斜到一个合适的角度，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塑料屏幕有许多细小的划痕。然后他从牛仔裤中掏出自己的钥匙。 

    他说，人们把手机放在衣服口袋里，也会把钥匙放在口袋里。“我不会卖一个容易被划坏的产品”，他严肃地说。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换一个不易有划痕的玻璃屏。“我想用玻璃屏，6周内必须让它变完美。” 

    一个高管离开后会议，马上预订了到中国深圳的航班。如果乔布斯想要完美，那确实没其他地方可去。 

    过去的整整两年里，苹果都在进行一个项目。该项目代号”紫色2号“(purple 2)，在项目的进行中常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怎样重构人们对手机的想象？怎样设计才能让它拥有有卓越的品质，比如不易被划坏的屏幕？怎样在生产数百万手机时，既保证高速生产又保证低价,从而使利润最大？ 

    这些问题的答案几乎每次都在美国国外得以解答。尽管不同型号的iPhone有着不同元件，但所有的iPhone都包含着数百个组成部分。大约百分之90的部分是在国外生产的。先进的半导体来自台湾，存储器产于韩国和日本，显示板和电路系统源于韩国和台湾，芯片来自欧洲，稀有金属来自非洲和亚洲。最后在中国组装起来。 

    在苹果发展之初，它并未考虑国外制造方案。就在1983年刚开始生产麦金塔电脑后的不久，乔布斯还在夸耀它是彻彻底底的”美国制造“。1990年，乔布斯开始经营NeXT，这家工厂最终被苹果收购。乔布斯当时告诉记者：“我为我的电脑骄傲，也为这家工厂而自豪。”直至2002年的时候，苹果高层还偶尔驱车2小时，从总部开到东北方向的加州麋鹿林市iMac工厂。 

    但是，到2004 年的时候，苹果大规模地转向了国外工厂。促成这一决策的是当时苹果的运营专家蒂姆·库克。当时许多美国电子公司已经开始走向国外。在进行反复权衡后，苹果觉得自己必须抓住每个有利条件。就在去年八月，乔布斯逝世的六个月前，蒂姆·库克取代乔布斯成为了首席执行官。 

    在某种程度上，亚洲因其廉价的半熟练工人而别具吸引力。但这一点却并没有吸引到苹果。因为对于科技公司而言，劳动力价格相对于购买配件支出和管理供应链支出，实在是微不足道。供应链是整合数百家公司服务和配件的关键所在。 

    一位前苹果的高级管理人员说，库克把亚洲作为战略中心“主要因为两点”。一是亚洲工厂"可以迅速地按比例扩大或缩减生产"，二是“亚洲供应链要优于美国供应链"。结果就是“我们美国无法在这些方面胜出”。 

    2007年，当乔布斯要求紧急更换玻璃屏时，上述优势的巨大力量显露无疑。 

    多年以来，因为玻璃在切割和打磨时要求极难企及的精确度，手机生产商都避免使用玻璃屏。苹果已经选择一家美国公司——康宁公司，来生产大长方块的强化玻璃。但是要弄清怎么把这种大块的玻璃切成数百万块iPhone屏幕，需要找到一家空的切割工厂，需要数百块玻璃试验，还要一大群中等技术人员。单单是准备工作就得花一大笔钱。 

    但是一家中国工厂为这份工作发出了投标书。 

    当苹果的考察团抵达时，这家中国工厂已经开始修建一栋新的配楼。根据当时在场的一位某前苹果高管回忆，工厂经营者如是说：“这样，假使我们拿到这份合同，不会手忙脚乱。”中国政府已经同意负担大量的生产成本，这些补贴金已缓慢地流入这家切割工厂。工厂免费为苹果提供了一个放满玻璃样品的大仓库。而且以近乎免费的低价提供了技术人员。他们还在厂房旁修建了宿舍，从而24小时内都有可便用的工人。 

    这家中国工厂得到了这份工作。 

   “现在全部的供应链都在中国”，另一名前苹果高管说。“你需要1000个橡胶垫？隔壁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一个街区远就有螺丝厂。你需要特制的螺丝？只需花费3小时。” 


    富士康城 

    距离那家玻璃工厂8小时车程的就是传说中的富士康城。iPhone便是在这里组装。对于苹果高管来说，富士康城是中国可提供比美国更勤奋更优秀的工人的进一步证据。 

    那是因为，在美国没有富士康城这样的存在。 

    这里有着23万工人，大多数工人每周工作6天，一天经常工作12小时。超过四分之一的工人住在工厂宿舍里。许多人一天工资不超过17美元。当一个苹果高管在工厂换班的高峰期开车抵达时，他的车卡在了滚滚人流中。“真是难以想象的规模”，他说。 

    富士康雇佣了近300个工作人员来引导人流，防止工人挤在门口。工厂的饮食中心平均一天做3吨猪肉，13吨米饭。附近的茶坊里烟雾弥漫，充斥着香烟的恶臭，与一尘不染的厂房形成鲜明的对比。 

    富士康科技集团在亚洲、东欧、墨西哥、和巴西，有着几十家这样的工厂。它组装约世界总量40%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它的主顾是像亚马逊、戴尔、惠普、摩托罗拉、任天堂公司、诺基亚、三星和索尼这样的行业巨头。 

    2010年前前曾任任苹果全求供应需求总经理的詹妮弗 瑞格尼说：“他们一夜间能雇3000人。”但她拒绝透露工作细节。“又有那家美国工厂能在一夜间找到3000工人，并提供住宿呢？” 

    2007年中期，苹果工程师在经过一个月试验后，终于找到了切割钢化玻璃的完美方案，使之能用于iPhone屏幕。据这位前高管描述，第一辆满载切割玻璃的卡车在深夜抵达富士康城。此时，工厂管理员马上叫醒上千工人。男人们套上黑白相间的制服，女人穿上红色的衣服。然后，迅速集合开始手工组装手机。3个月内苹果卖掉了100万部iPhone。富士康从那天算起，组装了200多万部。 

    在声明中，富士康拒绝透露具体客户，并写道”我们的每一个工人都签了明文条款，根据中国法律这些合同将保护他们的权利。富士康将认真承担起对雇员的责任，并努力为我们的100多万员工创造安全、积极的环境。” 

    针对苹果前高管的叙述，富士康在一些细节方面有不同意见论，并写道：他所描述的半夜换班是不存在的，“因为基于每位工人的指定班次，我们对员工的工作时间有着严格的管理，每位员工都有电子时间卡，在非指定班次进入工厂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换班，都必须在上午7点或晚上7点开始。任何临时变动都必须在至少12小时前通知到员工。 

    然而，在对富士康员工的采访中，上述言论遭到了质疑。 

    对于苹果而言，另一关键优势是中国能提供大量的工程师。美国无法做到这一点。苹果的高官们估计，要监管和引导20万生产iPhone的流水线工人，需要8700名工业工程师。苹果分析员预测，在美国，招募同等数量的工程师至少需9个月。 

    在中国，只需15天。 

    麻省理工学院副教务长马丁?斯密特说，像苹果这样的公司总抱怨“在美国设厂的挑战在于缺少技术工人”。企业门说他们的要求不高，高中以上学历即可，并不要求学士学位。高官们认为，美国缺少这种层次的工人。“这些工作都很不错，但是美国没有足够的供给去满足这种需求”，斯密特先生说。 

    但是，iPhone的一些部分也离不开美国。比如，其软件的开发和创新的营销手段都是美国创造。苹果最近在北卡罗莱纳州建造了一个价值5亿美元的数据中心。iPhone 4和iPhone 4S中，关键的半导体都是在德州奥斯汀的一家三星工厂生产的。 

    不过，上述部分并未提供大量的职位。以苹果的北卡罗来纳数据中心为例，仅有100名全职员工。三星工厂也只有约2400名员工。 

    让·路易斯·卡西说：“即便你的手机销售量从100万提高到3000万，也不需要更多的程序员。"让·路易斯·卡西曾负责苹果产品规划和市场定位，在1990年离职。“也就是说生产量增加，但平均成本下降，所有的新型企业都从此受益，如脸谱、谷歌、推特等公司。” 

    很难估计如果iPhone在美国制造，其成本会如何。然而，许多学者和制造业分析师估计，由于劳动力成本仅占科技制造成本的很小比重，故支付美国工人工资，将使每部iPhone成本上升65美元。因为苹果每部手机利润约为数百美元，所以在理论上，国内生产仍能获得良好的收益率。 

    但是在很多方面，这样的计算是无意义的。因为在美国制造iPhone，不止需雇佣更多美国人，更要求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转型。苹果高管认为，美国的技术工人根本不够，高速而有弹性的工厂也少得可怜。一些苹果公司的合作者也表示要在海外生产，如康宁公司。 

    为苹果生产iPhone的玻璃，让康宁在肯塔基州的工厂重获新生。今天，大部分的iPhone玻璃仍在这里生产。在iphone获得巨大成功后，康宁接到了其他企业的海量订单。这些企业都想模仿苹果的设计。它的强化玻璃销售量增长至每年7亿美元。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它雇佣着约1000名美国工人。 

    但当市场进一步扩张后，康宁却开始在日本和台湾进行大量生产。 

     康宁公司的副董事长和财务总监詹姆斯·B·弗罗斯说：“我们的客户在台湾、韩国、日本和中国。如果我们在美国生产玻璃，只能用轮船花费35天运到这些地方，或以十倍价格空运过去。所以我们选择在海外生产，紧挨着组装工厂。” 

    康宁于161年前成立于美国，它的总部仍在纽约北部。理论上讲，它可以在国内生产所有的玻璃。但是弗罗斯说：“这需要对整个产业结构进行总调整。消费性电子产品业务已归亚洲所属。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此深感忧虑，但却无能为力。亚洲已经变成了40年前的美国。” 


    中产阶级的噩梦 

    当埃里克·萨拉格扎第一次步入苹果位于加州麋鹿林市的工厂是，他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工程胜地。 

    那是在1995年， 萨克拉门托附近的这家工厂雇佣了1500多位工人。林立的机械臂和传送带上满是电路板。最后将行行色色有着糖果般诱人彩色的iMac组装起来。 

    作为一位工程师，萨拉格扎的职位迅速提升。然后，他加入了高级诊测队。他的薪水猛涨至5万美元。他和妻子生了3个孩子。他们买了一栋带泳池的房子。 

    他说：“感觉终于学以致用了，世界需要能生产创造东西的人。” 

    然而，此时的电子工业面临着巨变。产品日益被冷落的苹果，在努力重塑自己。重点之一是改善制造。于是，萨拉格扎工没几年，他的老板就向他解释加利福尼亚工厂与海外工厂如何产能竞争：去除原材料成本，在麋鹿林市，生产一台价值1500美元的电脑，成本是22美元。在新加坡是6美元。在台湾是4.85美元。这种差距产生的原因不在于工资，而在于员工的效率。 

    萨拉格扎说：“我们被要求每天工作12小时，周六也是如此。我有家难顾啊。真想看我的孩子们踢足球。” 

    现代化引起多种工作改变或消失。正如美国经济由农业转向了制造业，又由制造业转向了其他产业，农民转型为炼钢工人，然后变成销售人员和中层管理者。这些转变带来了许多经济利益。总体上说，每一次转型中，即使是不熟练的工作者也能获得更多的工资，并向上层社会前进。 

    经济学家们说，在过去的20年里，许多基本性的东西发生了转变。中等薪酬的工作机会开始消失。特别是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他们失望地发现，现在的新工作大多在服务性行业——餐馆，客户服务中心，医院服务人员，或者是临时工。从事这些工作，很少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 

    甚至像萨拉格扎这样有大学学历的，也面临着这种趋势的严峻挑战。首先，麋鹿林市的一些日常工作被外包到海外。萨拉格扎没有在意。然后机械化让苹果成为了未来科技的试验场。管理人员用机器取代了许多工人。一些诊测性工程也被外包到新加坡。监管工厂存货的中层管理者也被解雇了，因为好像在突然之间，一些能上网的人便能胜任这些工作。 

    对于一个非技术型岗位而言，萨拉格扎先生太昂贵了。从事高层管理，他又得不到足够的信任。在2002年一个夜班后，他被召到一个小办公室，然后被解雇了，在别人的陪同下，他离开了工厂。他在高中任教了一段时间，然后尝试重归科技界。但是，曾经让这里被誉为“北方硅谷”的苹果，此时已将麋鹿林市工厂改造成一家苹果客户呼叫中心。在这里，新员工每小时仅赚12美元。 

    硅谷的就业前景还算乐观，但他求职没成功。如今已年满48岁，有着五口之家的萨拉格扎说：“他们真正想要的是30岁左右，没有孩子的员工。” 

    又找了几个月工作后，他开始感到绝望了。即使是教书的工作也很难找了。最后，他在一家临时电子代理企业谋到一份工作。这家企业受雇于苹果，负责在返修好的iPhone和iPad在发给客户前，进行检查。萨拉格扎每天都要去那栋他曾担任工程师的楼工作。现在他每小时挣10美元，无其他福利，擦拭上千的玻璃屏幕，插进音频接口检查是否正常。 


    苹果的发薪日 

    随着苹果海外业务和销售量的扩张，高层雇员大赚了一笔。上一个财政年度，苹果的利润高达1080亿美元，比密歇根州、新泽西和马萨诸塞州政府预算的总和还高。股票价格从2005年分配股权时的45美元，涨到了427美元。 

    这笔财富中的一部分，流向了股东。苹果的股权极为分散，猛涨的价格使数百万个人投资者获益，401k退休计划也获利颇丰。苹果员工也发了财。上个财政年，苹果的员工和董事除工资外，收到价值20亿美元的股票，另外又行使和授予了价值14亿美元的期权。 

    最丰厚的回报往往流向了苹果的高层。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去年获得了10年期的持有期权和无偿配股权，现在价值为4亿2700万美元。他的工资涨到了140万美元。在2010年，库克的一揽子薪酬金额为5900万美元。 

    一位苹果的知情人说，苹果雇员拿到的报酬是公平的，因为苹果本身给国家和世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价值。苹果的扩张带动了美国的就业。去年，苹果的美国雇员增加了8000人。 

    当其他公司都在国外设立客服呼叫中心时，苹果仍坚持把呼叫中心设在美国。据某消息预测，苹果产品的畅销使其他公司雇佣了数万美国人。例如，联邦快递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都称，苹果巨大的出货量使他们雇佣了更多员工。尽管在苹果拒绝下，他们未能提供详细数据。 

    一个现任苹果高管说：“不应该因为使用中国工人，而指责我们，美国早已不再供应我们需要的工人了。” 

    而且，苹果方面称，苹果在自家零售店和售卖iPhone和iPad应用程序的企业中，提供了大量好的的就业岗位。 

    萨拉格扎在测试了两个月iPad后，辞职了。他现在境况也好些了，但收入太低了，所以它决定找别的工作。一个十月的晚上，当萨拉格扎坐在他的MacBook前，在线提交了一些简历时，地球彼端，一位女士正走进了她的办公室。林丽娜是中国深圳PCH国际公司的一位项目经理。PCH国际是苹果和一些其他电子公司的合作商，负责加工产品配件，比如保护iPad玻璃屏的套子。她并不是苹果雇员。但她是苹果全球化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林女士的工资仅仅比萨拉格扎在苹果时略低。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一所中国大学和通过看电视学的英语。她和她的丈夫每月将四分之一的工资存入银行。他们和儿子住在一所1080平方英尺的公寓里，与亲家合用。 

    林女士说：“中国有很多工作，特别是在深圳。” 


    创新的牺牲品 

    去年，在奥巴马与乔布斯和其他硅谷精英的晚宴结束之际，人们起身离开。一群人涌向了总统身旁，求与总统合影。另一群人则争先恐后地围向了乔布斯，人数仅比总统的略少。关于乔布斯病情恶化的传言已经广为流传了。人要一张和乔布斯的合影，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最后，两股人流交叠在一起。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乔布斯这样对奥巴马说：“我并不担心这个国家的未来，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担忧的是对解决方案的探讨太少了。” 

    例如，在晚宴中，高官们建议政府改革签证程序，以利于企业能雇佣更多外国工程师。一些人建议总统给企业“税收假期”，以使企业能带回海外利润用于促进本国就业。乔布斯甚至表示，如果政府能支持培训美国工程师，也许有一天，苹果的一些技术型制造业可以重新迁回美国。 

    经济学家对这样那样的努力是否有用，展开了激烈辩论。他们指出，困境中的经济，往往会因未预期到的科技进步而得以改善。80年代，经济学家们对攀升的失业率无能为力时，互联网几乎不存在。很少有人能预测到平面设计的学位日后会别具价值，学习电话维修是死路一条。 

    我们现在也很难预料，美国未来的创新能否转化为数百万的工作岗位。 

    在过去的十年里，太阳能、风能、半导体显像和制造技术突飞猛进，带来了成千上万的工作。但尽管些产业在美国起步，大部分的工作却流失到了国外。企业们纷纷关闭本土的工厂，在中国重新开张。高官们说这是因为，他们在和苹果在为争夺股东拼杀，如果他们赶不上苹果的增长速度和利润，就必死无疑。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说：“新的中等收入工作一定会出现，但是到时候，那些年届40的人能否胜任这些工作呢？他们会不会被刚毕业的学生挤走，然后永远无法重回中产阶级？” 

    许多产业的高管都说，手机设计的创新之路已经走了5年。乔布斯这样的商人大大加快了创新的步伐。苹果在4年内发行了5部iPhone，iPhone的运行速度和内存提高了两倍，但价格却更加低廉。 

    在奥巴马和乔布斯告别之前，这位苹果首席执行官从兜里掏出iPhone，展示了一款赛车游戏。这款游戏有着难以置信的高清画质，受到了每个人的称赞。iPhone在灯光的映照下散发出柔和的光芒。身价合计690亿美元的高官们，为能瞅到乔布斯的肩膀，毫无风度地推挤起来。 

    屏幕上连一个微小的划痕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