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任水利部部长:杨奎松：“反帝反修”的历史困惑——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历史考察（上）

1960年代，是中国对外政策急剧变动，中国外交陷入到严重动荡和自我孤立境地的一段灾难性时期。

　　在这方面，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从1949年到1959年十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36个；1970—1979年十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66个，而从1960—1969年10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6个。而且1966—1969年4年时间里，不仅没有与一个国家建交，反而还因为输出革命或激进宣传，致使总共53个建交国或半建交国中，近30个国家先后与中国发生外交纠纷，一些驻外使馆被迫关闭或外交关系降格，印尼等四五个国家还先后与中国断交。在此期间，中国与周边的印度和苏联，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边境军事冲突，出兵近30万人帮助越南进行抗美战争，鼓励和支持缅甸等东南亚国家革命党实行或恢复武装斗争，还在中国境内设立军事学校帮助训练各国革命分子，资助他们回国组织暴力革命。

　　1960年代的中国外交为何会全面走向“反帝反修”，并最终走入死胡同？这一外交政策的急剧转向又是如何发生的？这是迄今为止未见中国外交史研究者正面回答过的一个重要问题。

　　和平共处，还是冷战共处？

　　众所周知，刚刚跨入1960年春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改变对外政策的讯号。这就是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主持起草定稿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借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发表的这三篇文章，公开揭起了反对苏联提倡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政策的政治旗帜，明确认为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观点没有过时，帝国主义依旧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和革命人民的死敌，帮助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理当是已经取得胜利的共产党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的公开发表，一方面是中共中央对战争形势高度戒备的结果；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赫鲁晓夫在2月4日华沙条约组织国家首脑会议上公开指责中国好战，特别是对赫鲁晓夫借着酒劲儿含沙射影地辱骂毛泽东一事做出的激烈反应。因此，当几天后，发现苏联当局因在其领空发现并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机一事，与美国发生了碰撞，赫鲁晓夫态度强硬，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拒绝道歉，毛泽东又备感振奋，转而原谅了赫鲁晓夫的粗鲁行为，明确指示要大造声势，支持赫鲁晓夫，抨击艾森豪威尔。随后，中国各地连续一周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性游行示威，声势浩大地支持苏联反对美国的侵入行为，给人的印象是，中苏关系依旧牢不可破。

　　事实上，在1960年1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曾经确定，对赫鲁晓夫仍以团结为主，以便对付美国。因此，新的形势显然适合于这一政策的继续实施。但是，一方面仍要争取保持缓和，争取和平建设时间；一方面又强硬地做出反帝革命的政治宣示，这已经清楚地反映出，中国对外政策的表述出现了混乱的情况。

　　这个时候吴冷西听邓小平在书记处会上传达称，毛泽东得知美苏领导人公开互相指责的消息后，曾专门就对外政策再度进行过指示。毛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有过和平共处，多半是冷战共处，也就是双方始终剑拔弩张，有种种局部战争，但并没有打起世界大战来。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争取缓和，争取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即使是冷战共处也好，因为总比打大仗要好。我们能争取10年、15年也好，更长的时间更好，使我们能把我国的建设搞好。这个冷战共处的时期延长得越久越对我们有利。

　　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显然还没有考虑成熟。因为，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毛泽东还分别与英国的蒙哥马利以及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日成谈到过同样的话题，意思却明显有所不同。在与前英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他的说法比较委婉些。他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对于这位英国客人，他客气地表示，他并非不愿意看到“冷战共处”转化成“和平共处”，但他同时也没有忘记强调说：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局势越是紧张，就会有越多的人起来反对美国。在与同为共产党人，而且同样备受美国压迫的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谈话当中，他的话就讲得直白多了。他明确讲：不要相信和帝国主义可以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巴拉圭都有游击战。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

　　既要表现出中国仍希望缓和，主张和平，因而口头上还不能放弃“和平共处”的说法，同时又要说明自己并不相信存在着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强调帝国主义时代革命与战争的必然性，这就使得中苏双方在6月初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理事会的会议上再度发生了激烈争论。周恩来在会议召开第二天就公开表明了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一方面仍旧提“和平共处”，一方面则强调：和平“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好战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中国工会代表刘长胜在大会上发言中对此解释得更明白。他说：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贯坚持冷战政策，坚持扩军备战，制造紧张局势，我们只有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有可能使冷战不至于发展成为热战。事实上，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因此，中国方面不能接受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

　　对于中方表述的这种名为“和平共处”，实为“冷战共处”的观点，敏感的苏联人当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的报告讲得明白：中国人只是表面上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实际上只倾向于把这一原则看成是一时的策略手段，他们不相信在当代条件下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在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维?瓦?格里申的非正式谈话当中的说法，即在中国方面看来，“有关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论断只能使美帝国主义高兴。”科兹洛夫相信，刘宁一的谈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中方这时其实根本就不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存在着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为此，他们就连强调“和平共处”都认为可能会有利于美帝国主义而不利于各国共产党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明明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到处强调只有“冷战共处”，同时在公开场合仍不根本放弃“和平共处”的提法呢？一个原因恐怕是因为这个时候毛泽东仍旧对“大跃进”运动抱有期望。据吴冷西回忆，在这一年1月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在讲：“国内形势是好的”，中国“如果能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影响的话，主要靠我们自己把国内工作做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事情办好”。为此，他提出争取要“10年、15年”的和平建设时期。而在随后的一些批示中，他也依旧坚持认为：“看来，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显然，只要毛相信存在着可以利用一段和平发展时期继续推动大跃进运动，尽快赶上美国，从实用的角度，他就不打算完全放弃“和平共处”的公开宣传。

　　另一个原因则恐怕仍旧是来自于毛对对美关系的重视。急于赶美超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感情上不能忍受美国的轻视，在利益上不能忍受美国继续阻挠中国解放台湾。然而，1960年间，恰好赶上美国总统大选，一向与中国为敌的共和党政府受到相对开明的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的挑战。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显然对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抱有相当的期待。

　　还在1957年10月，当时是参议员的肯尼迪就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刊文认为：中国和欧洲正在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中心。1958年夏，肯尼迪就对华政策及其美国对台政策与副总统尼克松发生辩论，再度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当年11月，《纽约时报》公布了由肯尼迪等民主党参议员推动，并得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授权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简称康仑报告）。该报告突出强调了共产党中国的极端重要性。报告前所未有地承认：共产党政府“是近代中国历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迅速增长，“极可能在20世纪后期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主要强国”。因此，报告断言：“对于美国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决定怎样的对华政策，其意义将是再重要也没有的了。”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康仑报告》对中国的重视，显然让毛泽东十分受用。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美国越来越看重中国，毛泽东对美国对华和对台政策变动可能极度敏感。1960年1月初，注意到美国有削弱台湾在国际组织中代表资格的报道，颇感振奋的毛泽东当即批示：“蒋帮力争加入、恢复国际组织。我们相反，在3年、5年、10年内，对一切国际组织，毫不在乎，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这种做法，可能较好些。”对于有关美国有迹象要增加与中国的接触，并会利用华沙会谈做进一步试探的消息，毛泽东也一样坚持不急于求成。政治局常委据此讨论决定：对美关系的基本方针是：“谈而不破，谈而不速。”即是一方面要拉住美国与它谈判，不主动破裂；另一方面不要急于求成，不能根据美国的条件来建交。

　　随后，美国民主党及其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在对华政策上的表态更加直白。4月，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专文，呼吁“重新考虑中国问题”，根据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利益制定对华政策。肯尼迪也不断公开发表演说，批评共和党政府的对华政策，要求正视红色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在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上的受挫，反对过度帮助台湾，主张美国应通过在日内瓦禁止核试验的会谈，谨慎地促进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宣称只要中国放弃好战的敌视美国的政策，美国就应当与中国“建立和平的关系”，同中国“和平相处”。肯尼迪的上述言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台湾当局的激烈抗议，因而也自然会进一步引发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某种好感与期待。10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约见美国友人斯诺，有意透过斯诺向美方承诺：对于台湾问题，“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破天荒地被要求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向美方代表表示说，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

　　由此不难看出，虽然在1960年间，中共与苏共之间围绕着该不该与美国缓和、该不该奉行和平共处方针等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但是，这并不妨碍毛泽东和中国最高决策层基于自身的利益对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给予高度的重视。事实上，中共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对苏联的强烈不满，根本上并非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民族国家利益的问题。换言之，毛泽东愤然于赫鲁晓夫者，最为主要的，还是赫鲁晓夫没有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协助中国解决美国霸占台湾的问题，反而与中国的头号敌人美国谋求缓和，甚至为此不惜损害中国的利益。显然，在毛泽东看来，作为中国的盟国，又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与美国对抗的苏联，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助长美国对中国的歧视态度，因而更加不利于中国与美国谈判解决台湾问题。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批判，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基于对身为盟友的苏联的一种强烈的道德谴责，只不过毛泽东所熟悉的这种批判的武器，只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及其观念罢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并不曾因为谴责苏联的阶级背叛，就放弃为自身利益而改善对美关系的努力。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对苏联的这种谴责，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自己的外交手脚。美台关系原本就是中美关系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再用对立的阶级关系来定义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其结果只能使自己背负起沉重的政治包袱，而无从解套。

　　全面对抗，还是力求转圜？

　　1961年肯尼迪上台后，美国新政府一度在对华政策上显示出某种松动的迹象。肯尼迪在许多场合都讲过希望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话，新组成的国务院明确指示美国参加中美大使会谈的美方代表，必要时可以表示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食品方面的帮助。新上任的国务卿腊斯克也公开宣布说：美国希望把中共纳入裁军谈判。

　　对于肯尼迪政府释放出来的这类信息，中国政府也在一定场合下做出了回应。如陈毅外长就利用出国访问之机公开表态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还看不出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什么新的改变，因为其近来的表现“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变化”。中美两国之间问题的要害，是美国霸占着中国的台湾，因此，要改善中美关系，关键“要看美国的新总统能否采取主动”，看“美国政府是不是可以先做出一点贡献”。

　　肯尼迪政府对中国政府公开态度的感受，差不多也是相同的。如肯尼迪这时在与新西兰首相霍利亚克的会谈中就说：他对中国的政策是非常开明的，始终希望与中共发展某种关系。但他就任后的事实证明，如同对待美国往届政府一样，中共对美国新政府仍然怀有强烈的敌意。这种情况说明，中共并不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因此，美国也很难立即承认中共政权。

　　显而易见，中美两国政府这时的对外政策都受到极大的牵制。因为要顾及到美国参众两院及其共和党人的看法，肯尼迪上台伊始，就不能不公开声称中国与苏联都对美国构成最大的挑战，而“共产党中国侵略的压力正威胁着从印度和南越的边界，到为保卫自己新获得的独立而奋斗的老挝丛林这一整个地区的安全”。因此，肯尼迪首次公开发表对华政策演说时，就明确表示将会延续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政策，即继续履行对台湾当局的政治和安全承诺，反对在目前的形势下允许“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支持台湾当局保留其在联合国的位置。同时，他先后下令派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南中国海，派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并且对同样毗邻中国的老挝进行军事干预。这些情况自然使中国方面很难对肯尼迪政府产生好感。

　　而因为公开打出了列宁主义大旗，并且直言批评苏联热衷于同美国搞缓和，中国政府不能不刻意站在坚决反帝的革命立场上，采取实际行动来帮助周边国家的革命党及其武装斗争。自从1958年撤换了周恩来，用军人出身的陈毅去做外长之后，中国对外援助的经费数额就逐年增多。1958年还是2.76亿元人民币，1959年就增加到3.50亿元，1960年再增加到3.63亿元，1961年更增加到5.19亿元，1962年干脆猛增到8.54亿元，1963年又增到9.61亿元，1964年则增加到12.15亿元，这一年的外援数已几乎相当于1950—1955年6年外援数的总和了。而外援的逐年增多，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中国介入各国革命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除去继续支援中国长期的革命伙伴朝鲜和越南外，从1958年声援伊拉克革命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到1959年推动越南劳动党和老挝爱国阵线重新开展武装斗争，再到1960—1961年与越南秘密出兵老挝，通过南塔战役等大规模作战，帮助老挝人民革命党一举夺取了与中国云南接壤的南塔、乌多姆赛、丰沙里几省，中国决心直接介入东南亚民族革命运动的态势显而易见。

　　但是，直到1961年，乃至1962年上半年为止，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公开场合下也还是更倾向于缓和，而非革命的。对1960年7月苏联政府断然宣布撤退援华专家一事，中方明显地保持了克制的态度。中苏两党之间的争论，也因为中方主动参与81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和刘少奇访苏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包括对越南南方及老挝问题的介入，中国政府也都保持着某种限度。邓小平明确讲：中国的方针是支持他们打出一个局面，同时扩大统一战线，等条件成熟了，再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问题。因此，当有关国家提议就老挝问题举行国际会议后，中国明确表态赞同，进而从1961年5月到1962年7月，中国与美、苏、英、法等14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专门会议，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在老挝组成了有左、中、右三方参加的临时民族团结政府。

　　之所以会存在着这种矛盾的现象，显然是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自1960年秋起，“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全国范围的经济危机和各地农村发生的严重饥荒，已经成为不可掩盖的事实。各地虽极力向上封锁消息，却还是有不少严重饿死人的消息报到了毛泽东那里。毛自知问题严重，一时间亦闷闷不乐，心情沉重。他因此开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痛斥“一平二调”等平均主义做法，甚至不得不承认自己和中央都受了地方的骗，说：“这几年中央对下面的情况不摸底，其原因就是那些官僚主义分子封锁了消息。”鉴于粮食、棉花、油料、生猪、食糖、卷烟以及各主要轻工业生产全部严重萎缩或减产，人民生活极其困难，1961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也破天荒地承认：“农业两年歉收”，1960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国内经济形势如此严重的急剧逆转滑坡，显然是毛泽东料想不到的。从1961年开始，毛不能不两次三番地在党内公开做自我批评，并且在1962年1月集中全国县以上干部7000余人到北京开会，让大家“出气”，以便为这些精神上备受打击的干部鼓劲儿和打气。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会牵制他在对外政策上进一步采取更加激进的做法。

　　不过，对毛泽东这时更具牵制力的其实还是另一个因素的影响。由于曾经一鼓作气打败了由美国武装和扶持的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创立了新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又以弱对强成功地直接教训过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军人；在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方面，10年时间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有这些都让毛泽东等人非常自豪。但另一方面，和苏联，特别是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国力及其经济的基础，又相差甚远，用毛泽东的话来讲，中国还只是一个小指头，被人看不起。这种反差极大的情况，自然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对外关系问题上极其敏感。尤其是美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以及在外交承认和经济对策问题上，都采取着敌视中国的政策，使得中国不仅无法完成其自身的统一大业，而且无法获得应有的国际承认和国际活动空间，这种情况只能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愈加感到屈辱和愤慨。

　　由此也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即他们一方面极力表现出自己不在乎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不在乎进不进联合国的态度，甚至不惜为此公开与西方对抗，支持反帝革命。就是存在着与美国改善外交关系的机会，他们也往往会因为强烈的自尊心而不愿示弱于人，故再三强调策略手法。比如陈毅这时就明确主张：“中美关系，保留一定距离比较好，现在还没有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到美国人确确实实完全输光，对他很不利了，不解决不行了，那时水到渠成，可以解决。”另一方面，他们又深知中国要想获得确实的国际地位，包括解决中国统一的问题，非得到美国的承认并与美国交往不可，因而又非常想要改善与美国等国的关系。这使得他们极为重视西方国家官方或民间舆论中透露出来的各种信息，尤其是那些可能促使美国和西方世界改变对中国看法，进而导致双方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的种种迹象。发生在1960—1961年间毛泽东与前英国陆军元帅，刚刚退休不久的蒙哥马利之间的交往，就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了这种情况。

　　蒙哥马利能够受到中方邀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欧洲的声望和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的态度不同一般。蒙哥马利不仅在对德战争期间战绩辉煌，声名鹊起，而且在战后长期担任英国总参谋长、西欧联盟各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委员会常任主席等要职。1951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成立后，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最高司令部司令，蒙哥马利则就任最高副司令。在西方军事领袖当中，蒙哥马利也是力主东西方缓和的极少数将领之一。因此，请蒙哥马利来华访问，不仅是旨在争取影响英国，乃至西欧国家的一种策略，同时也是旨在影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种尝试。

　　蒙哥马利于1960年5月下旬来华访问，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与他进行了谈话。毛在谈话中着重谈的是国际形势，尤其是美国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他解释了中美冲突所在，以及美国在东西方关系中的作用，指出当今世界到处存在着紧张局势，实际上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但强调中国并不想用战争来解决中美两国间的问题。

　　蒙哥马利回国后，于6月12日在英国报纸上发表了访华观感。他在文章中对中国颇多好评，以亲身经历证明新旧中国两重天，中国革命不可避免。称赞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说中国需要和平，以便从事长期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进行侵略，也并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其共产主义思想。他断言，因为中国人民的勤劳能干，和新政权的统合能力极强，因此50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据此，他建议：“西方世界最好与这个新中国交朋友。”

　　新华社很快注意到蒙哥马利的这篇观感，并将它译成中文刊登在6月16日下午版的《参考资料》上，毛泽东读到此文后十分兴奋，当即批转其妻江青，称：“此件可看，很有兴趣。蒙哥马利和我、总理会谈，他盛赞了中国人民的大劲，要和平，不侵略，50年内大有可为。他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

　　因为蒙哥马利的这种态度让毛深感振奋，他马上又调阅了世界知识出版社3月就已翻译出版的蒙哥马利的一本谈论东西方关系问题的集子。尽管书中蒙哥马利很少谈到中国问题，但他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策的批评，和应当把争取一个和平友好的中国作为西方国家最主要的政治目标之一的说法，还是让毛十分欣赏。他马上批示要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读读此书，称此书“很有意思，（乃）必读之书”。

　　紧接着，外交部办公厅再报蒙哥马利9日在某公司宴会上的讲演内容。蒙哥马利在讲演中又一次公开称赞了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力主西方应当设法与苏联和中国这些共产主义国家和平共存。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读后，再度深受触动。显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已经身为英国贵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蒙哥马利，何以会有如此开明的看法？他不能不怀疑，整个西方世界是否已经处在不得不承认新中国地位和作用的转折关头了。为此，他再度将此文批转江青，并特别写道：“应当研究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因为注意到蒙哥马利的亲华态度和对西方（包括对美国）的宣传作用十分重要，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外交部在适当时机可再邀蒙哥马利来华。因此，1961年9月，蒙哥马利再度被请来中国。毛泽东这回破天荒地一连见了他三次，谈话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毛泽东向蒙哥马利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从毛谈话的主旨看，他显然是在强调中国革命，包括中国经济建设的艰难与不易，用以说明新中国虽然已经有了很强大的足以保卫自己国家的军队，但它与西方的差距还非常大，自身的问题还非常多。

　　蒙哥马利的两度来访，并没有对中美关系，哪怕是对中国与英国等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任何哪怕是微小的改变。但联系到毛泽东在处理与美国关系的问题上从来习惯于透过他比较信任的外国友人，如埃德加?斯诺，来传达某种希望缓和的信息，毛泽东这时对蒙哥马利言论及其作用的高度重视，事实上反映出，即使在中国已经举起反帝革命大旗的情况下，毛泽东等人其实也还是暗自期待着双方关系出现某种积极的变化，并尝试着发出某种讯号的。

　　美国刺激中国，还是中国刺激美国？

　　进入到1962年，中国对肯尼迪政府所寄予的期待可以说彻底破灭了。最让中国方面不可容忍的，是一直声称想要和中国改善关系的肯尼迪政府，在1961年联合国就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会员国问题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当中，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哪怕是形式上的友善姿态，反而带头提出了一个明显是旨在刁难和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的提案。该提案提出：任何关于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不能以简单多数通过，而必须经过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的成员国表决同意方为有效。这一提案以61票同意、34票反对、7票弃权而被采纳。实际上，在得知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之后，毛泽东就在对外国友人的谈话当中怒不可遏地表示了他的愤懑。他宣称：“真正的马列主义都要反帝，首先是反美帝”，不反对这个美国帝国主义，“这还算共产党吗？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吗？”

　　而让中国方面进一步印证肯尼迪政府敌视中国更甚的，则是其接连表现出好战的特点。这突出地表现在1961年春夏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对社会主义古巴的武装偷袭行动，和美国政府不顾国内外的强烈质疑，断然向越南南方派出特种部队，实施“特种战争”。尤其是针对毗邻中国边境的越南的这一军事行动，让中国方面深受刺激。

　　在此之前，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共其他领导人，在与越南、老挝领导人的会谈与谈话当中，虽然极力鼓励和赞扬这两个国家开展的武装斗争行动，也下大力气给予直接的物资方面的，甚至是军事方面的支持，但是，他们始终在强调的一点是，打要打，一定不要把美国人引进来。特别是注意到美国开始派出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宣布将为南越军队提供后勤补给方面的支持后，中共中央更是颇为担心。为此，在1961年中共领导人与越南党领导人谈话当中，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种看法。比如，11月中共领导人集体接见越南劳动党总书记胡志明时，就直接谈到了这个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同黎笋同志谈到南越有几种前途，最好是南北统一，最坏是美国出兵，把南越变成完全的殖民地……”，即使不能很快实现最好的前途，也一定要避免最坏的前途。周恩来说，美国出兵是个大问题，但目前美国国内对出兵问题还有争论。因此，“小打（如目前打游击战）、中打（即在国内大打）、大打（美国出兵），可考虑中打，一定不要大打。”胡志明则对中国领导人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说：“关于美国出兵的可能性问题，我的看法是，可能性不大。”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靠别人打仗”；“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人死了很多”；“美国如果一定要派兵到南越增援，它会利用蒋介石军队和东南亚集团的军队”。对此，邓小平坚持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大意，“游击战要打，但要小打。小打，美国不会出兵。大打，占西贡、堤岸等大城市，把吴庭艳政府完全推翻，美国就有可能出兵，因为别的办法都来不及。”

　　然而，随后的形势发展明显地出乎中共中央的预料。虽然越南在南方并没有去攻打大城市，因为南越当局无力应付，美国还是以提供后勤保障为名，向越南南方派出了它的特种部队，并且直接卷入到作战行动中来了。在中国方面看来，这等于是另一次朝鲜战争的危险又出现了。为了遏制战争进一步向北越扩展，出现中国不得不再度出兵的情况。中国政府在1962年夏天与越南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了专门会议，共同分析了美国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后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中国政府破天荒地做出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以便最大限度地加强越南的军事力量，抵御和牵制住美国。

　　与此同时，1962年元旦伊始蒋介石国民党的动向，也极大地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戒备。由于肯尼迪秘密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建议，允许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沿海进行小股袭击行动，蒋介石于元旦当天雄心勃勃地发表文告，号召“全民动员、迎接这一国民革命反攻复国的总决战”。随后陆续有情报显示，国民党方面确在加紧准备大规模“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据此，周恩来于6月初指示正在休假中的王炳南返回华沙，与美国代表接触，告诫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负责，不要玩火。毛泽东则于6月8日召集军方领导人，亲自部署备战。他明确指示：现在虽然西北有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在新疆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在西南有尼赫鲁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但是，我们的战略方向还是东南，“这是我们的要害”，一定不能让国民党登陆，同时还要防止其空降军队占领一个中心城市。他据此提出了“备战动员”的方针，进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在军事方面补充了4个满员师，并动员了新兵25万余人，并向福建前线地区调集了7个师，十几万人。为了“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毛泽东还于6月1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专门给各级党委下发指示，要求各地要迅速将国民党准备进行军事冒险的意图告知全体民众。

　　6月23日，新华社受命发出台湾国民党意图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电讯稿。次日，《人民日报》公开刊发了这篇稿子。外交部长陈毅也同时发表声明，指出：我国正密切注视美国和国民党部队对中国沿海岛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如果美国一定要利用蒋介石匪帮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只有奉陪到底。”“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的全部责任。”中国政府这一系列公开宣示，促使肯尼迪于6月27日公开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就此做出反应。尽管他强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纯粹是防御性的，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在台海地区使用武力，但是，中国方面并不真的相信美国政府的说法。从中国方面这时大举向东南沿海地区集中兵力，并且在内部发行的《内部参考》、《参考消息》等报刊不断报道的有关美蒋正就国民党“反攻”问题进行商谈之类的系列消息可以看出，它确实按照毛所要求的，把东南方向的威胁看成是重中之重，做着战争准备，并且认定了国民党此举有美国在幕后主使。

　　中国这时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地方的饥荒造成靠近边界地区的民众大举外逃，在中共中央看来，美国选择在这个时候接连在毗邻中国南方边境地区的越南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甚至直接诉诸于武力挑衅的方式，这显然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颠覆行动和严重的战争威胁。再加上这个时候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发生少数民族集体向苏联逃亡事件，印度又在西藏边境地区制造麻烦，这些都极大地加剧了中共中央的危机感，也彻底破灭了毛泽东对争取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残存的幻想。

　　1962年7月，围绕着如何估计经济形势，在农村要不要由人民公社的大集体暂时退到分田到户，或实行包产到户，以便恢复农业经济的问题，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联系到现实的国际政治压力，毛泽东迅速把这一切联系起来，上纲上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提出：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现在在国内形势估计以及农村发展政策问题上，已经出现右的苗头，在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出现了右的苗头。

　　由于毛泽东把形势估计问题视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立场问题，导致党内所有自1962年年初7000人大会以后形成的各种不同意见，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此前曾多次就对外政策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主张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对外援助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和乱开支票，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主张不要泛泛地否定和平共处的提法，而应当相信通过同帝国主义反复的坚决的斗争，终能迫使帝国主义国家同我国建立起不同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出席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也较多地强调了和平的立场。毛泽东得知后，极为不满，甚至于尖锐地得出结论称：1962年上半年一个短时期内，我们党内少数同志相当发了狂，主张“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少援助一点。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迁就了赫鲁晓夫，把我们自己搞得很狼狈。我们必须反对我们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因为他们“向资产阶级投降”。

　　在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问题。周恩来则依据毛的这一思想，具体分析了中国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形势中的斗争策略问题。他明确归纳出了三大斗争任务，即反帝、反修和反对各国反动派。他说：“我们跟美帝的矛盾是个主要矛盾”；我们跟修正主义的斗争开始进入到“短兵相接”的阶段；我们对“反动民族主义”也必须坚决揭露，并敢于斗争。他并且用极具鼓动的口吻宣布道：“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的中共中央，迅速开始实践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革命外交路线。基于毛泽东再三强调的，要把反美斗争作为主要斗争方向的要求，中共中央这时对西北方向的新疆“伊塔事件”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而对西南方向上印度武装在边界地区接连不断地在双方有争议地区进行侵扰的行为，则毫不犹豫地实施了“外科手术”式的军事反击，一举消除了已有数年之久的来自印度方面的边界威胁。结果，等到台湾国民党人准备停当，开始接连对大陆发起小规模突袭活动之时，中国方面以逸待劳，从10月至12月轻而易举地先后在广东沿海地区歼灭了从海上登陆和空投的9股台湾武装特务，计172人，缴获了一批美制通讯器材和枪支弹药。

　　因为确定了大力援助各国革命运动的基本对外政策方针，中国自1962年起即大幅度增加援外支出，以便援助各种赞同进行反对美国和反对本国反动统治力量的革命政党和组织。除前述第二个五年计划前后援外款项逐年增加的情况，我们这里还可以从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变动的情况，清楚地了解1962年这种援外支出额度变动的幅度究竟有多大。

　　根据相关统计，1950—1955年这6年期间，中国用于援助外国党和外国组织的款项，占这几年国家财政支出的1.2%左右。1957年，一度达到1.73%。但进入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援外支出的数量却大幅减少，1958年只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257%，1959年占1.2%，1960年占0.7%。但十分明显的是，1961—1962年经济严重困难，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援外支出却仍在增加。1961年比1960年只增加了1900万元。1962年比1961年猛增了3.35亿元，占到了当年财政支出的2.79%。此后，1963年9.6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84%，1964年为12.5亿元，占3.15%，1965年为18亿元，占3.95%，1970年占3.5%，1971年占5.1%、1972年占6.65%，1973年占7.2%、1974年占6.3%。这些援外支出数字的变化，最直接不过地显示出了中国对外政策从1962年开始迅速转趋激进的情况。

　　那么，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发生的这种急剧变化，究竟是何种因素造成的呢？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小阿瑟?施莱辛格对肯尼迪政府此后的政策变化有过深入的考察，并得出结论称：“1962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支持越南的民族革命战争等等，均强化了肯尼迪政府敌视中国的情绪，使美国的决策者深信，中国是对美国更直接和更危险的威胁。”从已经开放的美国档案或许可以印证施莱辛格的这一论点。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在充满猜疑和敌意的氛围之中，这种对对方政策意图的误读，从来都是双方面的。事实上，1961—1962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美国在联合国刻意制造障碍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的难度，开始大举派遣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南方作战，“放蒋出笼”大举突袭大陆沿海地区，以及组织流亡分子武装袭击社会主义的古巴等等，同样也强化了毛泽东及其中国政府的危机感，因而刺激了其敌视美国的情绪。中国的决策者们同样深信，必须全力应对美国这个中国最直接和最危险的敌人。（未完待续）

　　（相关简介：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