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的副刊

    “五四”时期，报纸副刊影响渐大，成为大中学生的追捧读物，大有代替其它一切书刊之势，进入副刊最辉煌的黄金期。沪上大报《申报》、《新闻报》相继辟设副刊，副刊成为大报里的小报。最后，形成京沪四大副刊———《民国日报》“觉悟”（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海）、《晨报》“副镌”（北京）、《京报》“副刊”（北京）。当时电台广播都还没出现，报刊是惟一传媒，要出名，只有上报刊。而所有报刊文章中，惟副刊有点艺术性，可以一展才华。

    学生如此痴迷副刊，实在是今天无法想象的“副刊黄金期”。同时，副刊来稿“主题集中”，也是不可重复的社会现象。这与当时大背景有关，“五四”运动中，学生出了风头、体现了力量，各政治派别创办报刊，都辟设副刊与专栏，向学生遥招橄榄。胡适回忆说：“梁启超派所办的两大报：《北京晨报》和《国民公报》里很多专栏，也都延揽各大学的师生去投稿。当时所有的政党都想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其结果便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

    副刊热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副刊成殃，当时学生只读副刊不读书，类似1990年代京沪学界流谚“现在学生只读《读书》不读书”，实在是谁都没想到的“边际溢效”。对此现象，当时即有学者提出批评。1925年10月5日，张奚若在《晨报》副刊发表《副刊殃》：“我为甚么这样的讨厌副刊呢？说起来也很简单。第一，今日一般学生在学堂里不肯读书、不能读书，单靠这种副刊作他们的校外讲义和百科全书，而副刊里却连年累月除胡说乱写瞎抄外，空无一物。‘缘木求鱼’，那会有结果。第二，看副刊的是学生，做副刊的也是学生。拿副刊作教科书因属荒时，藉副刊作出风头的场所，更属堕志。学荒志堕，他们将来的造就可想而知了。”

    撑市面的鸳蝴派

    “撑市面”为沪俚，意谓出锋头抢时髦的流行物。辛亥后，革命成功，民国既立，报刊舆论从呼吁革命一变为关注生活，市民气息骤浓，大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势。沪上小报很快酿出迎合市民趣味的鸳蝴味，相继出现李涵秋、包天笑、张恨水等鸳蝴派大将。李涵秋百万字长篇《广陵潮》，连载《申报》副刊“自由谈”，吸引了很大一部分读者。后来，《晨报》上陈慎言、《世界日报》张恨水等人的长篇小说，也很有名。文学作品为报纸招揽读者、提高发行量，报纸则为文学作品提供传播平台，扩大读者群，提高知名度，能使作家一夜走红。报纸连载长篇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强增长点”。

    鸳蝴派全称鸳鸯蝴蝶派———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青年阅读趣味总是首先倾向婚恋题材，鸳蝴派对青年具有相当引诱性。1926年初，徐志摩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他也抱怨：“副刊的来稿，除了骂人，就是谈恋爱；随你当主笔的怎样当心选稿，永远拿‘不要诱惑青年’一句话当作标准，结果总还是离不了‘性，性，再来还是性！’”

    副刊的稿费

    辛亥前，众多文士看到能够以文卖钱，翻译小说及创作小说者渐众，无论业余玩票还是卖文为生，投稿者已不少了。但辛亥时期的报刊除了小说，副刊诗文尚无稿费。老报人包天笑回忆说：“从前的报纸并没有什么副刊，虽然也登载些小说、杂文、诗词之类，都附载在新闻的后幅……当时报纸除小说以外，别无稿酬。写稿的人，亦动于兴趣，并不索稿酬的。”

    不索酬当然不是对金钱没兴趣，而是想索酬也索不到，报刊不靠诗文吸引读者。除了杭州《之江日报》等少数副刊给予旧诗词小额稿费，诗文作者一般是吃不上稿费的，甚至还要倒贴报刊“版面费”（如同今日为评职称缴费发表）。诗歌要迟至1927年以后才有稿费。当时能卖钱的是各式新闻，起码三四角钱一条，多则可以卖到一块一条。

    小说因有助于提高发行量，有利于报刊拉广告，有商业效益，作家才能吃上稿费。1913年4月25日，鲁迅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五千字，稿费大洋五块，千字一元。鲁迅尚未成名，这样的稿费不算差了。那会儿币值甚高，小家窄户每月几块钱就能过日子了。最令今人感动的是：1912年12月6日周作人将兄长这篇小说寄给《小说月报》，12日即得留用复信，28日收到稿费五块银圆。稿未发而酬已至，今天哪有这等好事！

    比较一下，下等巡警月薪八块大洋，效益稍好的工厂工人月薪八块。民初，江阴纱厂青年女工，日薪仅七分。京津运河纤夫，劳务费二—八块；运粮船，一趟二块多洋钱；运瓷器的船，八块一趟（不能碰破一点）。通州盐滩附近农民基本家家有船，没船的纤夫给有船人家打工，每月也能挣十多块大洋。青年作家一篇小说五块银圆，“性价比”很高了。

    有的政治性报刊很穷，根本开不出稿费。声名赫赫的《民国日报》，不但没有稿费，有时甚至还没有印报的纸张，主编叶楚伧、邵力子要脱下皮袍典押换钱，方能开机印报。曹聚仁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一年发表了几十万字，除了满足发表欲，无有分文稿费。沪上《时报》经济状况较好，为鼓励投稿人的热情，设赠一些书券，可上有正书局挑选一些出版物，算是变相设酬。

    文人的稿酬

    辛亥前已流行计字稿费。包天笑回忆录中：“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二元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修改的了。也有每千字一元的，甚至有每千字仅五角的，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修改。”当时很抠门的，更没有今天电脑计数如此快捷方便，标点符号及所有空白一律剔除。

    林纾这一级别的名家，稿费达5—6元/千字（译稿一般2—3元/千字）。1900—1920年代，林纾日均稿费9.76元，相当每天收入上好大米288斤，还不算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正志学校兼教的500元月薪。林纾不谙外文，须与他人合作共译，分享稿费，可林纾绝对属于中国作家“先富起来”的第一人。1922年，商务印书馆向名满天下的梁启超约稿，专门在商务旗下最著名的《东方杂志》辟留栏目，稿酬开至20元/千字。1922年10月，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致信梁启超：“千字二十元乞勿为人道及，播扬于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难应付。”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商务给的版税为40%.

    1 6岁的周瘦鹃（1 8 9 5～1968）第一篇处女作———描写法国军官爱情的译稿，稿费16块大洋，举家欢腾，欣喜若狂，穷困中的周瘦鹃看到出路。1914年，不到20岁的周瘦鹃就在多家杂志发稿，《礼拜六》周刊每期一篇，“一个月所得稿费，总有好几十元，远胜于做小先生活受罪。”小先生即小学教师，年轻人大多缺乏耐性，刚刚离开烦人的学校，最不愿去当“小先生”。一位苏州南菁书院高才生，1903年入《申报》当编辑，月薪28元，十分满足：“就是每月28元，也比在苏州坐馆地、考书院，好得多呀。”

    1910年，胡适考上第二批庚款留美生（全国录取70人），除了学杂费全部公家承担，每月还有80美元（相当200银圆）生活费，很富裕了，但为寄钱养母，他为《大共和日报》翻译了一些东西，如都德《最后的一课》等，稿酬由报社径寄母亲。

    虽说大报副刊稿费只有1.5元/千字，但对文学青年来说，多少是点补贴，江阴寒医子弟徐中玉（1915—），就是靠副刊稿费补贴支撑每年200大洋的学习费用，完成青岛山东大学的学业。朱光潜留学英法八年，也一直靠写文换酬维持生存。

    经济对文学的渗透

    宏观上，副刊稿费对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推动之力毋庸置疑。少年丧父的张恨水（1895—1967），身为长子必须挑起家庭重担，为供弟妹上学，他拼命写作，以文换钱。张恨水多次坦言：“我的生活负担很重，老实说，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所以没什么利可图的话，就鼓不起我写作的兴趣。”

    辛亥后，青年张恨水在芜湖做编辑，月薪仅六个银元（约合两块多美金），无论如何不够的。截至1948年底，张恨水写了55本小说，名篇《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收入相当可观。上海小报传闻：“张恨水在十几分钟内收到几万元稿费，在北平买下一座王府，自备一辆汽车。”虽为子虚乌有的飞短流长，但也说明世人眼中，作家有可能达到这一量级。

    萧乾晚年说：“中国报纸的文艺副刊，一向是作家们的摇篮。许多青年都是始而在报纸副刊上出现，继而杂志，然后出单行本，成为作家的。”萧乾本人就是倚托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以写小说代替工读。1933年，沈从文每月发他一两篇小说，保持仍在燕京新闻系攻读的萧乾月入二三十元，“在当时，那就很阔气了。”甚至萧的大四毕业论文，亦由沈从文一章章发表，换得稻粱。

版次:GB04   版名:历史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1-27 作者:裴毅然，学者，上海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