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dg024高嶋ゆいか:谁在拿农民做实验？

谁在拿农民做实验？　2009-06-24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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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阅读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农民日记》[1]，是一件非常吃力的工作。在没有拿到此书之前，我想象中的农民日记，应该是朴实的、日常的、点点滴滴的，待我翻开来看，却发现本来散发着泥土气息的日记，如今被人为地包上了一层文化的外衣，甚至是一层意识形态的外衣。
我破天荒地给一本图书的责任编辑打了电话，说出了我的看法，这位谢姓编辑倒是爽快，她承认对日记作了大量地整理和修改工作，将原本200万字的日子压缩到了20万字，去掉了很多敏感的地方，同时，为了照顾年轻的读者，她还按照主流历史教科书的观点和方法，将日记内容进行了适当地划分。谢女士还详细解释了她这样做的理由：
其一，侯永禄日记通篇都是柴米油盐，流水账，而且语句非常不顺，作为编辑，她有责任将日记修改得好读一些；
其二，200万字篇幅太大，而且有些地方显然不符合政策，比较敏感，不进行合理删除，恐怕会给出版社带来麻烦，她不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弄出来的书，最后像《中国农民调查》[2]一样被封杀掉。谢甚至还告诉我，团中央宣传部对这本书非常满意；
其三，对日记进行适当地划分，是想将侯永禄的一生放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背景下，达到以大带小，以小见大的效果。
可爱的谢女士象极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她可能没有想到，她孜孜以求的语句通顺、层次清楚，主题突出，刚好遮蔽了侯永禄日记的原生态价值，她把侯永禄的日记看成了一篇学生作文，而不是一份史料。我问谢女士，还有人象我一样怀疑这本日记的真实性么？她说有，为此，她一遍遍解释，希望大家能理解她的工作。
我哑然，继续耐心读，谢天谢地，我终于在一堆形容词中，在一片通顺的语句中，在一堆强大的前置性历史观念中，找到了侯永禄的生存符号。
二
1982年7月19日，陕西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农民侯永禄在日记中写到：“当天下午，我和丰胜去地里看了看自家的责任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思绪万千：从互助组、农业社，再到公社化，走过了一条多么长的路啊！”[3]
也是在这一天，侯永禄还听见二队的一位复员军人说：“唉，领导们把咱这一代农民做了实验田了”。[4]
这两句话成为我阅读《农民日记》，思考农民生存的关键点。好几天，我都在仔细琢磨侯永禄的感叹。他是在感叹时间的意义吗？是在感叹贫穷、饥饿，感叹自己命运不济，当了一辈子农民吗？也许是，也许不完全是，我想，他应该是在感叹他的责任田，感叹他这一辈子亲眼见到的与土地有关的无休止的折腾。
1940年腊月十三，侯永禄在日记里写到：“我家里有三十多亩地，兵粮、差款样样按地亩的多少摊派。有人劝我们把地卖一些，母亲还是舍不得卖掉，便把地当给张有粮十九亩。每亩当价二斗麦，共当回三石八斗麦”。[5]
从这一段里，我们可以发现三个方面的信息：
第一，1940年，中国农民的土地制度是私有化；
第二，1940年，中国农村存在着具体的土地交易市场，存在着买卖、典当等多种交易手段；
第三，正是农民拥有土地私人产权，当时的中国农民可以在最困难的时候，通过土地交易，换取必要的食品，解决起码的生存问题。这可能是当年战火连年，民不聊生，但中国并没有发生大规模饥荒事件的主要原因。
把时间拉到1961年2月29日，侯永禄写到：“我家人口多，劳力少，靠在队里挣下的工分分下的粮食仍不够吃。我便在抓紧做好自留地的同时，也开垦些荒地，以增加口粮。我在村周围寻找荒地，发现几年前大修老八沟水库时，把堡子胡同原来的道路废弃了，从埝上开了个新路，胡同里便长满了荒草。本队社员有几个人便在埝边锄掉杂草，平整地面，开荒种地。我也和菊兰趁空闲时间去那里用锄除荒草，用锹翻地，共开垦出有一二分大的一片地。……事实上，我开荒种了三料，最好的收成就是四升糜子，还不够苦工钱！不久，大队便宣布，社员开的荒地一律归生产队所有。唉，就这样，那块连牲口走过了也不爱回头，集体根本就无法耕种的荒地，还是荒芜了”。[6]
显然，我们看到，20年后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土地不再是农民的私人财产，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国家所有，农民从财产到人身，完全属于国家所有，农民的劳作必须在政府的强力意志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市场已不存在，国家设计好了生产、流通的每个细节。农民只需种好农田，收割粮食，上缴给国家，就可以了。
资料显示，这种土地制度带给中国农民的伤害，远远大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这之前的三年，被官方史学家称为国内遭遇自然灾害的三年，因为饥饿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3000万。
1961年1月24日，侯永禄写到：“牲口数一月比一月少，入冬以来已经减少了100多头；社员的口粮标准每月平均只有15斤，3岁以下的小孩每月只有3斤；全大队半年来共死亡50人，其中因营养极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云、侯武举、侯堂弟、侯妙才、侯狮子、侯喜钱、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10多人。”[7]
侯永禄所在的路一大队，人口不超过1000人，半年就死亡50多人，按照这个死亡比例，当时中国被饿死的人就应该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侯永禄本人几乎九死一生。他在1961年1月27日的日记里写到：“下午，保管员侯寻荣来我家办理有关手续，见我面黄肌瘦，身体虚弱，便关切地说：‘你身体咋成了这样子，得补一补。到街上买几斤菜吃一吃，身体自然会好起来。’我苦笑了一下说：‘是呀，菜能补，买菜是要花钱的。只是家里连饭都吃不上，还买啥菜哩？’又看了看睡在炕上的幼小瘦弱的万胜，便吞吞吐吐地说了想把娃给人的想法。”[8]
在如此饥饿的时候，侯永禄一家人想到的补救措施是什么？显然，这一次他们已经没有土地可以出卖或者典当，1961年3月19日，“在吴庄的集会上，菊兰把一件白布衫和蓝布裤子卖了，卖下的钱用作买口粮。”[9]
众所周知，接下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即著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侯永禄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我的运气不怎么样，只分到一条口袋，一个六股叉、一个木锹和一个刮板。同一天，队里又将全部耕地按人口分给了社员各户，作为责任田”[10]。中国农民在经历40年的苦难之后，终于以责任的名义拿到了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土地，自此之后，也终于以责任田的名义，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三
因为有侯永禄的日记在，我们站在历史的三个驿站里陈列中国农民的土地制度变迁，似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但我们应该牢记，在这一看似常识的问题上，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尸骨累积起来，形成了一道我们不愿意面对、更不愿意审视的伤口。可是历史毕竟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看着我们，希望我们给他们一个交代。
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以为，首要问题就出在对农民土地私有权的剥夺。农民生为农民，土地应该就是他们的私有产品，这是造物主的安排，不是某个组织、某个朝代、某个政府随便可以更改的。农民只有拥有对土地的私有权，他才拥有来到这个世界生存的砝码。我相信每个中国农民的聪明才智，他们不需要党和政府的教育，就能学会让土地进入市场的方法，他们知道自己的土地值多少钱，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进行土地交易，更知道自己的土地适合种什么不适合种什么。
第二则是对农民自由迁徙权的剥夺。我深信，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能够象候鸟一样，知道自己的富足生活在哪里，应当让农民能够象候鸟一样地自由迁徙。到了应该取消一切歧视农民的政策的时候了，比如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比如地方户口和北京户口、上海户口、广州户口等等。没有任何理性的理由还继续坚持这些政策，难道坚持这些政策所得到的一些蝇头小利，比整体意义上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更具有价值吗？
我这么煽情地为农民土地权利呼吁，自认为是在侯永禄的日记里，看到了土地私有权的重要性，同时也看到，发端于1980年代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土地制度改革，今天农民问题的诸多症结，恐怕就在这里。我们应该继续往前走，联产承包责任制绝对不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终点，更不是最优选择，甚至连次优选择可能都不是。侯永禄的喜怒哀乐，他的生生死死，都与土地制度的变迁息息相关，我相信，他在忙碌的一生中随手写下的日记，有资格成为我们研究农民土地私有化建设的一个经典案例。果如是，如果侯永禄地下有知，当欣慰有加了，毕竟他在生的时候，曾经豪迈地说过：“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11]
 
[1] 《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侯永禄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12月。
[2] 《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该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对中国农村税制改革进行调查报告，提供了有关“三农”问题的真实状况和解决问题的思路。由于该书内容揭露了官场黑暗一面和农民惨况，并引用真实资料，大胆公开了当事人名字而曾经一度遭到查禁。
[3] 《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第232页。
[4] 《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第232页。
[5] 《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第1页。
[6] 《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第92页。
[7] 《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第89页。
[8] 《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第90-91页。
[9] 《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第94页。
[10] 《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第232页。
[11] 《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