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仍然值得研究和借鉴

　　茅盾的《子夜》自1933年1月初版直到上世纪80年代，虽然对其评价也存在不同声音，但总的来说得到了文坛的充分肯定。当时不仅批评界和文学史著作给予很高评价，其销售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据孔海珠在《〈子夜〉版本谈》中的统计，仅在新中国成立前不到20年的时间内，不同版本的《子夜》就印行了22次，估计总数在10万部以上。但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文艺思潮的变迁，对《子夜》评价也发生了严重分歧。一时间，贬低茅盾，尤其是否定《子夜》的声音甚嚣尘上。有人认为《子夜》的创作是主题先行，甚至有人认为《子夜》不过是“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这一现象与张爱玲及其作品在此期间所受到的持续追捧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子夜》是否真的像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毫无文学价值，真的不足为训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上世纪80年代之前过“左”的文学史当然需要重写，但此后的矫枉难免过正。而过正之后就必须进行新的矫枉。目前，随着新的社会矛盾的日益显现，“新左翼文学”勃然兴起，人们似乎又记起了茅盾和他的《子夜》。

　　《子夜》是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标志性作品，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现实主义杰作。但它又具有中国其它左翼小说和现实主义作品所不具有的一些特点。

　　其一，大视野地反映当时中国的社会现象。茅盾力求大视野地反映富有时代感的现实生活。通过《蚀》《虹》《子夜》《春蚕》《林家铺子》《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等作品，自“五四”前后至抗战前后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均在他的笔下有所反映。单就《子夜》而言，其视野也相当开阔。小说实写上海的工业界和金融界，同时虚实了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子夜》不到35万字，但一篇读罢，1930年的中国社会尽收眼底。有的论者比较关注《子夜》对于大都市的描写，将其视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典型作品；有的论者则特别强调其对于资本家的描写，将其视为中国现代描写资产阶级的开创之作。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实际上，小说既写了大都市，也写了农村(虽然实写的部分仅有一章)；既写了资本家，也写了工人；既写了新旧官僚，也写了土财主；既写了政客、军人、交际花，也写了青年知识分子。全面地看，大视野地描写社会现象，才是《子夜》的独到之处。在这方面，其它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难以与之比肩。一部长篇只描写社会的某个侧面，甚至一个作家终生只写某类生活题材，也无可厚非。但中国文坛毕竟也需要《安娜·卡列尼娜》那类视野广阔的作品。因此，《子夜》是值得借鉴的。

　　其二，着力于经济现象的剖析。《子夜》反映了广阔的生活，但其独到之处还不仅在于反映生活的广阔，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能够通过社会经济现象的剖析使其对于生活的反映达到相当的深度。经济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军事又是政治的继续，精神文化的变革也要受着经济生活的制约。因此要想深入地反映一个社会，就不能不去反映这个社会经济领域的矛盾和走向。《子夜》所集中描写的就是1930年中国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基本矛盾和走向。首先，小说描写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业所遭遇的困境。吴荪甫等企业家是“20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他们怀揣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美好理想，有雄心也有能力。他们驰骋于工商界的疆场，企图将中国建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国家，但生不逢辰。当时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国家主权不全。苛捐杂税加重了企业的负担，降低了产品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金融市场不过是南京政府筹措军费的账房，吸走了本应用来发展工业的大量资金，致使企业家融资困难。同时战争又直接阻碍了产品的运输和销售。再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资本家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本已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工人转嫁危机，而这只能引发工人更强烈的反抗。结果他们四面楚歌，不得已只能将企业转让给外商，自己则跟着金融资本家到公债市场上去赌胜负。残酷的现实粉碎了这些骑士和王子们的梦想。他们不能拯救中国，甚至连自己也难以救赎。除了这些经济领域的描写之外，小说也描写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并暗示出中国社会的走向。工人罢工、农民暴动以及红军借军阀混战之机发展壮大，都在小说中有所反映。通过这些反映，作者向读者暗示，中国的未来只能由更有力量的工农阶级去把握，从而由子夜走向黎明。由于这些政治军事现象的描写和暗示是与经济领域的描写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前者是以后者为基础的，因而作品就具有更强的艺术说服力。

　　当然，《子夜》对于中国社会现象的反映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关于赵伯韬对益中信托公司金融封锁作用的描写，就给人渲染过多而落实不足的感觉。这是茅盾当时所接受的左翼理论强调外国资本的负面影响较多，而茅盾的实际生活观察难以与之相符这一矛盾在作品中的体现。同时，《子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前景的预测，其中固然包括了许多合理的成分，但也难免夹杂着一些“左”的或者乌托邦的因素。所以我们今天借鉴《子夜》的创作经验，不应当完全接受其表现的思想内涵，更应当继承其敢于走进经济领域以揭示社会基本矛盾的创作精神。

　　以上两个创作特点使《子夜》成为一种特殊的现实主义小说范型。有人称这类小说为社会剖析小说。这一小说范型对之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50年代末出版的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描写了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种种表现，虽然时移世易，小说所表现的内容与《子夜》已有所不同，但就主要通过描写资本家来反映中国社会大变革而言，《上海的早晨》与《子夜》是一脉相承的。80年代末以来，香港女作家梁凤仪连续出版了多部被称为“财经小说”的作品。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也掀起了财经小说的创作热潮。这些小说以工商或者金融界的生活为题材，虽然多表现个人奋斗经历和家庭生活，有的甚至意在传授商战和职场经验，但题材上它们与《子夜》也有形似之处。近几年兴起的“新左翼小说”才可以称为《子夜》的余脉。这些作品敢于揭示社会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也敢于触及劳资之间的矛盾。茅盾一贯强调文艺的严肃性，主张为人生的文学，而严肃文学作家当然应当敢于直面社会与人生。只有敢于揭示社会矛盾，才有助于解决这些矛盾，从而构建和谐社会。敢于直面社会矛盾，才是以《子夜》为代表的左翼现实主义文学的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