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重大敏感的案件律师要慎用无罪辩护
也谈重大敏感的案件律师要慎用无罪辩护
——与无因商榷
近期，浙江吴英案二审维持死刑，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法律博客”组织了多篇讨论文章参与论证和呼吁。众多法律人为挽救这位命悬一线的小女子献计献策。
昨天，发现一篇署名“无因”的文章，来源于北京于伏海律师的法律博客。不知是否于伏海律师本人的大作。作者显然也是谋求吴英不死的。但是他的招数令我不能认同。若真用其招数极有可能令吴英死得更快。所以，不得不进一步讨论、交流，以免误了大事。毕竟人命关天！
无因的文章题目是《可能被判死刑的重大敏感的案件，律师要慎用无罪辩护》。我十分赞同这一命题。我认为不仅“可能被判死刑的重大敏感的案件，律师要慎用无罪辩护”，一般刑事案件，我也一贯坚持慎用无罪辩护。
现实中不少年轻律师（也有不年轻的律师），出庭动辄“无罪”。这样的律师一度被周边的同行及法官、检察官等法律人戏称为“无罪律师”。其实际效果是90%的无罪辩护。100%的有罪判决。甚至确有因为他的无罪辩护，掩埋了其它重要从轻情节而让自己的当事人丢了性命。因为辩护人一旦选择了无罪辩护，理论上是不可以再提及从轻情节的。否则，自相矛盾。在这一点上，无因的观点不止是正确，而且是十分迫切需要警示的问题。
但令人担心的是无因的文章虽然论题是“可能被判死刑的重大敏感的案件，律师要慎用无罪辩护”，而实际内容却远远超出了该论题，实际是直截了当为吴英案的保命支招。这就有点危险了。
无因为吴英案支招之前，罗列了诸多法律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实。诸如公检法和政府的关系，官僚共同体、社会裙带网络等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无因对这些社会问题了解之全面，认识之深刻，分析之清醒令人敬佩。但从作者无因具体把这些社会现实应用到吴英案件中，并归纳出若干招数看，却显得偏颇和片面。甚至有点南辕北辙。弄不好要误人性命。
无因的文章为吴英案支出的招数归纳起来共有四点：一是不可举报立功；二是不可媒体披露，三是律师要卑躬屈膝的与检察官、法官沟通。四是是否考虑认罪保命。这四招其实均值得商榷。
首先，可以不可以通过举报犯罪立功赎罪而谋取保命。其实这一问题是无需讨论的。律师的辩护实战中，通过举报立功而被一审从轻发落，或获得上级法院改判减刑的案例比比皆是。这也是律师实战操作主要的成功途径之一。在被告人没有其它任何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或被告人的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用尽仍然无济于事的时候，不通过举报犯罪谋求转机，还有什么出路？
当然，就吴英案来说，还要具体分析案情，再确定举报立功改判技巧的运用。个人认为，一般情况下，无论什么案件，举报检举对象，都要首先选择和本人无关的社会现行犯罪案件，回避检举自己的同事、上级、以及和自己的工作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周边官员。避免遭受打击报复或引火烧身。
对于无因文中说道官场中有人要对吴英杀人灭口问题。我不太了解案情，不好妄下结论。为了保命，权当信其为真。即是这样，也不排除进行举报立功的操作。
这里要注意操作策略的处理。
一是举报事实证据要确实、充分。不可仅以猜测、怀疑而盲目而为之。最好有无可辩驳的客观证据。如银行存单、转账单、划拨单等，其它如录音、录像、照片等音像资料。仅靠一两个证人证言是靠不住的。在所有的证据种类中，言词证据是最不可信赖的。特别是在当今道德、信用沦丧的特色时期。言辞不仅不是救命的稻草，往往还是杀人的屠刀。
二是举报的方式，最好是公开举报、多头举报。举报的内容越公开，举报人越安全。有人真要想对吴英杀人灭口，也只能偷偷摸摸的进行。一旦将其劣迹暴露在阳光下，下手就不太那么方便了。这也正是斯伟江律师所说过的，阳光下，杀手的胆子会小一些。至于举报内容如何公开，这里有很多可供律师具体操作的空间，此处不便赘述。
至于吴文说道举报立功会死得更快的说法，我不以为然。当一个人遇到非置你于死地不可的强盗时，抓住有利时机顽强反抗和束手就擒，那一个活着的几率更高？
至于吴文所说“二审重在保命，而不是重在立功。举报贪官，五年后也可以，十年后也可以，但是挽救生命，却只有这一次机会”。依我看保命和立功并不矛盾，而恰恰相反，立功就是为了保命，甚至往往只有立功才能保命。至于说道“举报贪官，五年后也可以，十年后也可以，但是挽救生命，却只有这一次机会”，正因为为了“挽救生命”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才需要调动一切积极手段，包括“举报立功”。此时不用，待到“五年十年后”，于我何干！只是立功的操作技巧要律师审时度势而为之。
其次，吴文是强烈反对媒体对案件的披露的，甚至明明白白的说：“从一开始，律师就不该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即使接受采访，也不能透漏太多的案情”。不知作者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实践证明，媒体的及时参与，是狙击冤假错案无可置疑的有效途径。李庄案是这样，北海案也是这样。虽然北海案尚未判决，试想，倘若没有律师的奋起狙击，伤害案一干人员早已领刑了，甚至有人会人头落地。（似乎也是为了灭口）。杨在新的伪证罪也早已成就了“铁案”。
这里又涉及舆论的参与和案件的曝光会加速杀人灭口问题。还是那句老话，阳光是是最好的消毒剂。倘若灭口的危险确实存在。求饶就可以幸免吗？媒体的曝光，至少让刽子手持刀的手颤抖。
其三，吴文认为吴英保命要强化和法官、检察官沟通。表面上看这吴文的这一招术并无不妥，我也是十分重视和法官检察官沟通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但沟通只能是了解“敌情”的手段，有利于制定准确有效的辩护策略，决不是制胜救命的法宝。吴文把辩护律师的沟通甚至沦落为 “一定要虚心地甚至要卑躬曲膝地听检察官的意见”未免过了。“虚心”尚可，“卑躬屈膝”有必要吗？有利的判决结果我们祈求不到，他们也恩赐不了。而是要通过扎扎实实法律和证据的较量，结合有理、有力、有节的抗衡甚至制约和斗争。
最后，关于吴文提到可否说服当事人认罪问题。这是一个十分复杂亟需辩护律师慎重对待的问题。上面说了，我反对个别律师一味作无罪辩护。但我也不主张轻易说服被告人认罪以谋求轻罚。这里不仅涉及律师辩护的伦理，也往往难以避开陷阱重重。李庄案就是血的教训。特色环境中的司法官员是最不讲信用的群体之一。他们的承诺往往只是为了把案件办的更加“扎实”。漏洞百出的案件，只要有了认罪口供，他们就认为成就了“铁案”，就万无一失了。现实中确也如此。对于当事人曾经认罪的错案，再想昭雪是十分艰难的。
回到吴英案，如果“认罪”确能保命，人命关天也不妨一试。但谁能保证司法机关的承诺能够兑现？相反，极有可能成为高院斩立决新的籍口。绝不可盲目而为之。
另外，吴文断言吴英案不是法律要杀她，而是有人要杀她。甚至直言不讳的说“律师难道看不出法官已经不是在依据法律判案子了？”。
对此，我说了案情不清不好断言。即是如此，辩护律师周延的法律论证，完善的证据提取、稳妥的技术操作也未尝不可，甚至是必须的。事实和法律是刑事辩护的灵魂，失去了灵魂，刑辩不复存在。律师看法官检察官脸色行事，甚至卑躬屈膝、委曲求全把律师和当事人的权益拱手放弃，得到的结果往往只能是案件的荆州去远和法官、检察官的私下窃喜。
以上商榷，难免谬误。欢迎无因和其他法律同仁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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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6 15:1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