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团手机壁纸:梁漱溟：传奇人生的侧面描写

“新儒家”代表人物，被称为“最后一个大儒”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此言一出，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 狂妄、固执、刚直、清高、真诚……尽可以各种形容词加诸梁漱溟，但在儿子的心目中，他就是那么一个平易、宽厚甚或脆弱的老父亲。 ■ 人物档案：梁漱溟 1893年生，广西桂林人，在北京长大。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学者、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开山之人，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6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习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很受北大蔡元培校长的赏识，决定聘他为印度哲学课程的特约讲师。 1921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此书中，梁漱溟“批评东西文化各家学说，而独发挥孔子哲学”，“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使他成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儒学的开启者。 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开始了与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的工作类似的乡村建设运动。1931—1937年，他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山东邹平为实验基地，对当地的政治、风俗习惯、户籍管理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他的革新思想和成功经验，在国内外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从二十多岁就吃素，坚持素食七十余年。1988年去世，时年95岁。 口述人梁培恕：梁漱溟次子，生于1928年，1948年参加工作，1990年自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离休。 朋友聚会处 就是我的家 我是1928年出生的，父亲则是1988年去世的，从表面上来看，我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在时间上有60年的重叠。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一直到我二十岁，父亲是很少在家的。在当时他的眼中，救国才是头等大事，家是次要的。母亲在世时是这样，母亲去世后，这种情况也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要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说出几个故事来，是比较困难的。 而童年记忆深刻的两次“逃难”，父亲都不在场。一次是1932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并且开始南下威胁到河北，住在北京的人也人人自危，纷纷逃难。那年我4岁，哥哥7岁，母亲带我们先去张家口又从那里辗转去大同，住在我的一个亲戚家里。那个时候，父亲在山东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正在进入实质阶段。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三个月，母亲在1935年已经去世，这一次带我们逃难的是堂姐培昭，从山东去青岛。我后来从资料上知道，父亲当时正在南京开会。 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而他自己，则是抗战的中心在哪里他就在哪里。记得有一次父亲要去重庆，而我和哥哥却要被送到湖南的姑姑那里。到了湖南，我却不肯留下，在我幼小的心里，已经知道湖南和重庆离得很远了。父亲和姑姑商量着怎么安置我们兄弟的时候，我躲在另外一间屋子哭。他们听到哭声过来问怎么回事，我就说，我要去四川。 这让父亲不忍，于是把我们从湖南带到四川南充的另外一位表姑那里。这次父亲走的时候，却是哥哥在哭了。问他时他才说，今后照顾我的责任，恐怕是落在他的身上了。那一年，哥哥十三岁，我十岁。 在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当时把我们带到南充，更多也是因为南充是继山东邹平之后的朋友聚会之处。1940年，“朋友聚会处”从南充迁到重庆，一年后又迁到北碚。 差点出家 父亲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看佛书，看到二十多岁的时候，他便开始发愿要去出家，想法十分坚决。当时我的祖父还在世，祖母已经过世了。我的伯父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并没有儿子，如果他出家，按照那时的观念便是要绝后了。虽然祖父百般劝阻，但是他也不为所动。 后来他对一位访问他的美国学者说起这件事，他说自己到老还是保持着出家情怀，如果让他到山上的庙里去住，他会很高兴。然而父亲终于没有出家，为什么呢？他对那个美国学者说：走上这一步，就起了变化。这一步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不是到庙里当和尚，而是跟知识分子在一起。父亲所说的这一步是指他到北京大学教书的事情。蔡元培校长请父亲到北大教书的事情人们说得比较多，我也就不说了。 “走上了这一步”之后，父亲对于孔子的“仁”有了深刻的体认，他觉得必须遵循和按照孔子的思想去生活。这样，父亲又决定不出家了，“暂留几年，为研究孔子开端”。又过了几年，婚也结了，家也安了，而当时中国又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家了。 父亲为我介绍对象 人的一生是在一代一代的重复中又有变化。我儿子长到三十来岁的时候，差一点通知我：“不要管我恋爱结婚的事。”他虽然没有说，但是这个意思体现在他的缄默中，似乎我只需等着看结果。当初我比他显得谦恭，虽然我的心里也是不要父亲管，但是我采取了主动汇报的方式，跟父亲说了我择偶的标准，并且对他说，虽然时间已到，但是并没有危机感。 他听了只是一律点头。有一次我还特地跟他说起我不喜欢让别人介绍，我跟他说，我厌恶去见一个女人的目的是看她能不能和我结婚。即使如约去了，也是心绪恶劣，直到告辞走开才如释重负。他听了还是点头。 然后他还是委托我的四舅母为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四舅母的同事。我当时在心里埋怨他“多事”，但是还是决定“圆满地”处理这件事，当然结果还是“不圆满的”。四舅母就表示我应该有话直说，她宁愿我及早回绝，以免给那位同事平添苦恼。我的心思是不伤害我的长辈，而舅母的心思是不伤害同事。显然舅母比我更有理。 父亲是听过我的暗示的，为什么还要托人介绍？看来他只是首肯我的情趣不流于俗，而忽略了我的暗示。后来他对舅母解释：“培恕有一点变化，现在是外圆内方。” “今日可死” “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有点陌生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我的父辈们影响却是非常大。那个时候父亲是“反动派”，我还有我的哥哥梁培宽在那个年代里都不得不跟他划清界线。但是我是他的儿子啊，而且他的“反动”也不是真反动，是别人给他扣上的帽子，所以我们是又有界限又有联系。 所谓划清界限就是在经济上没有来往，政治认识上也是各有各的立场，生活上就更不能有“亲密接触”了。我和哥哥当时就是周六周日到他那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三十年里，我们都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 当时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上次你采访张燕妮（注：张申府之女，本版曾在上周刊出过她的口述）不知道说到过没有？（记者对白：说起过，张老师说起梁先生当时到张先生家里去，就给张先生打电话，说让大嫂给我准备一碗素面。）你说的这事我就不知道。我了解也比较少，只是通过他的日记了解。 有一次，我和培宽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副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建国后的历次运动虽然阻隔了我们与父亲的距离，但是父子之间的情谊是默契的。 很多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里被迫耗费了自己治学的时间，但是对于父亲来说，却是耕耘和收获的年代。在那个时代，他陆续完成了《人心与人生》、《中国———理性之国》等著作。《人心与人生》是父亲晚年最看重的一本著作，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一个人老了 大概是在1979年或者是1978年，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老了，有些事情需要你们帮助，同时也有些事情需要交代。那时候，父亲已经七十多岁。当时划清界限啊、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套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虽然没有人说那些东西是错误的，但是基本上没有人遵守了。 1979年继母去世之后，我和梁培宽轮流在下班后过去陪他一起住。后来哥哥梁培宽的儿子也过去陪他。他说他当时的生活是凝固了的，“固守着以前的习惯”。过去之后，我们就都放下自己的生活，他是绝对不听西洋音乐的，而这正是我喜欢的，我就只好不听。 1984年，父亲因为患肾衰竭进入协和医院，后来他去世，也是因为肾衰竭。在他1988年进入医院之前，我已经看出他不行了，作为儿子，我们只能尽量多陪他走过最后的岁月。但是父亲自己并不清楚，在送他到医院去的时候，他还不去，到了医院还一直嚷嚷回家。但是过了几天，他自己多少也了解了一点自己的病情，就没有坚持回家。 为了排出他身体中的毒素，医生给他开了很多泻药。他对于这种治疗方式并不是十分认可，可是他对此有自己的态度，他认为医生为自己看病是在尽一个医生的责任，他采取的一切措施病人都应该全力配合，如果病人不配合医生，那就会让医生为难。所以他觉得泻药虽然并没有必要吃，可是他还是按照医嘱吃了很多泻药。 在这期间我去美国参加一次会议，在大洋彼岸，我接到了哥哥梁培宽的电话，告诉了我父亲的噩耗。回来后我听培宽说，当时他在父亲的身边，父亲让他取纸笔过来。因为也没有什么财产，也就说不上什么遗嘱。当时对于父亲来说，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在他的弥留之际，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后交由梁钦东（我的儿子）保存。 后来钦东说他保存也未必保存得好，还不如捐赠给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但是目前还没有考虑好捐赠给哪个机构，所以还保存在我的哥哥梁培宽那里。口述：梁培恕（梁漱溟之子） 采写：本报记者 陈远（相关图片由梁漱溟家人提供） ■ 链接 梁漱溟与冯友兰最后一次会面 1985年12月4日，北大为冯友兰先生举办九十寿辰庆祝会。此前一天，冯家设私宴庆祝。筹办中，冯友兰提出邀梁漱溟先生参加，遂由冯友兰之女、作家宗璞出面给梁打电话，梁称天冷不能出门。 数日后，冯友兰却意外地收到了梁漱溟的一封短信，宗璞转述其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宗璞读信后大为不平，冯友兰先生却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并命宗璞寄去自己的《三松堂自序》。忙过寿庆之后，冯友兰口述、宗璞笔录了一封给梁漱溟的回信。 二人通过数番书信，由宗璞电话联系，促成了梁、冯在晚年的一次会晤。这一天是1985年12月24日。按照当事人宗璞回忆，这次面晤谈了四个话题：佛学、青年时代、晚年生活和“谄媚江青”问题。而关于“谄媚江青”，冯友兰对梁说，一切事实他在《三松堂自序》中已经写清，读过《三松堂自序》的梁漱溟未对此发表意见。 当冯氏父女起身告辞时，梁先生突然问道：“你母亲可好？”宗璞回答：“母亲已于1977年10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被批判，医疗草率，心情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两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执手相对唏嘘…… 1988年6月，梁漱溟去世，冯友兰亲撰一文《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悼念梁漱溟先生》，在《群言》杂志1988年第9期发表。在文中，冯先生为梁所撰的挽联更是充满了对一代大儒梁漱溟的钦敬之情：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据《名人传记》2002年第3期，黄波文。
《新京报》2004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