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大马哈鱼好吃吗:传说中一书顶万书的书：《曾国藩做人 胡雪岩做事》六

第六章

　　曾国藩的借人成事之功

　　单打独拼不能成大业，成就一番事业需要众人的合作努力。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终究有限，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充分借助他人力量的人，群策群力，才能成就伟业。曾国藩以儒臣督师，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离不开他的借人成事之功。他的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都是想成大事者必须学习的法宝。

　　无人才无以成大事

　　【曾国藩做人语录】

　　将欲维持成法，所须引用正人。

　　对于求才，曾国藩主张要像白圭做买卖一样，一旦看准，就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出击，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白圭是战国时人，以善于经营、贱买贵卖著称。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任法。”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受到当时天下商人的一致效仿。

　　曾国藩平日注意观察、了解僚属的才能，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他的《无慢室日记》列有“记人”一类，其中开列的名单中，有的为官员所推荐，有的为师友所推荐，也有毛遂自荐的，均附有曾国藩亲身察访所得的记录。

　　尤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无论是办团练之初，还是人困兵危未发迹时，甚至在显达之后，都始终把网罗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

　　在办团练的时候，他时时入府县，托朋友“招致贤俊”。“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而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其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入争磨濯，求自效，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初建湘军水师的时候，信赖彭玉麟、杨载福，而请彭玉麟出山则是通过“三顾茅庐”才实现的。

　　彭玉麟，字雪琴，衡阳人，是清末的一个传奇人物。他幼年丧父，家贫，随舅父去安徽芜湖读书。年轻时被传为刚直而又多情的“奇男子”，投军之时被称为“不怕死，不要官”的名将。

　　彭玉麟仅在十几岁时中过秀才，以后再未赴考。开始在衡阳绿营副将手下充掌书记，又为一富商看守仓库，有空即读《公瑾水战法》，又最爱画梅，案几箱笼，所处皆满。 咸丰二年(1852)，耒阳地区发生武装暴动，守城官募兵无有应者。当时彭玉麟在耒阳富商家受雇，当机立断，让主人库存募勇守城。事后，城官保举他为绿营把总，彭玉麟一笑置之，并不受赏，被传为士林中少见之英杰。

　　曾国藩闻知彭玉麟的为人后，尤其是听说他熟读《公瑾水战法》，生在水之滨，水性好，跑马射箭、枪法、拳术也都有功底，且临战之功而不受奖赏，甚为钦佩。于是派人请他参加湘军做水师将领。几次派人去请，彭玉麟都不受命，后来曾国藩仿效刘备“三顾茅庐”的做法，亲往彭玉麟处相请。曾国藩见这位年近四十的汉子，依然长身玉立，英迈娴雅，十分敬佩，便温言相劝，多方激励，方请得彭玉麟出山，做了水师营官。

　　杨载福，湖南善化人。祖、父皆行伍出身，有战功，其父为官至游击。他家居湘江滨，水性极佳，早年参加镇压李沅发起义，升为千总。曾国藩办水师后，把他自长沙绿营中调为水师营官。

　　彭玉麟、杨载福为湘军水师的建设大出其力，成为湘军水师齐名的两个统领。在彭、杨等水师营官每日抓紧指挥训练下，至咸丰四年(1854)二月，湘军水师终于练成。

　　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三年(1853)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队伍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

　　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时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

　　幕僚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中写道：“督师开府，前后二十年，凡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聚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

　　“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二十六人”；

　　“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十三人”，共83人，而且“其中碌碌无为，没有很大建树的人都没有全部列入”。

　　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中的“幕府人物总表”则开列了89人。

　　曾国藩用人，如他在经学上不存汉、宋门户之见一样，也注意五湖四海，声明用人的原则，应该是官员乡绅并重，江南江北并举。

　　在他的幕僚89人中，就籍贯而言，湖南籍21人， 占23％，属第一位；江苏籍17人，占第二位；安徽籍16人， 占第三位；浙江籍10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其人员分布，共达9省。

　　就出身而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

　　就人缘而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他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

　　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的“实务性”框子，更多的是出谋划策、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

　　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史事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沼盘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

　　当时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有很多贤达之人，他们多是学界泰斗。曾国藩被他们的名声所震慑，因而千方百计把他们都罗致到自己帐下。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意志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入他的幕府。

　　曾国藩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他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誉之为晚清人才渊薮，殆不为过，这充分体现出他对幕府制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借人之力成就伟业

　　【曾国藩做人语录】

　　人之所资，须自挣而勿待人予。成大事者须善用时机，借梯而上。

　　历来有远见的智者都认为，为官治政，以善用人才为大学问，因为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终究有限，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的事业。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善借助于物力尚且绝江河而致千里，何况善于借助人力呢?曾国藩则是以借人之力为力，并放到自己的用人学问中。

　　曾国藩对于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明确的认识。他说：细想古往今来，亿万年无有终期，人们生活在这中间，数十年只是须臾瞬息。大地数万里，不能穷极，人在其中休息游玩；白天犹如一间房子，晚上犹如一张卧榻。古人的书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烟海，人们一生所能读的不过九牛一毛。事情复杂多样，可以获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万条，人们一生中力所能及之时，不过如太仓一粟。知道上天悠悠无穷期，自己的生命非常短，那么遇到忧患和非常不顺心之事时，应当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宽广，而自己在大地中占据的位置非常小，那么遇到荣耀名利相争之时，应当退让三分，以柔道处之；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并以谦虚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复杂多样，而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矜，应当思考推举贤才而一起去完成伟大的功业。如果这样，那么自私自满的观念就可渐渐消除了。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不论是智慧绝顶者，还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缺憾的，不可能完美无缺。相反，愚笨至极的人也有可爱之处。本着这样的想法，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属于“中材”，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有什么疑难问题，曾国藩都让他们出高招、献良策。

　　在同幕僚长期合作共事的过程中，曾国藩经常以各种形式向他们征求意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有时幕僚们也常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以供其采择。

　　幕僚们提出的意见，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他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水师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这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围困长沙，官绅求救，全赖湘军，而羽翼尚未丰满的湘军能否打好这一仗，事关存亡。曾国藩亲自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守，又在官署设建议箱，请幕僚出谋划策。他最终采纳陈士杰、李元度的建议，遂有湘潭大捷。咸丰十年(1860)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北上勤王属君国最大之事，万难推辞，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兵力骤减，与太平军难以对峙， 自己多年经营将毁于一旦。于是，他令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策略，渡过一次危机。不久，下安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而那些闻旨而动的“勤王军”，劳民伤财，却贻笑天下。

　　其他方面，如曾国藩采纳容闳的意见，设“制器之器”，送有识之士出国留学，使他成为洋务派的领袖，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曾国藩是以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众人相勘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他说左宗棠的气概和胆略过于常人，因而希望能与他一起共事，让他来帮助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他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后曾国荃屡遭弹劾，诽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在谈到用人才时，曾国藩特别强调了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曾国藩就八类主要人才，进一步论述了他们在应用中的优势与不足。

　　（1）“王化之才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

　　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为主的人，属于清谈家一流的人才，他们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而“以之治小则迂”。譬如说一个人总想做大生意，但资力不够，小生意又不愿做。这样，他做生意赚不到钱，娶个老婆，他又看不起，以平常人而言，这个人实在是够无能的男人了，在这个时候，有几人能知他的王化才干呢?

　　以小人的斤斤计较来面对国家大政，那也是一种“迂”，闹下的不只是笑话，而且是巨大的损失，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在他们当权时，是很难四平八稳地把国家引上繁荣富强道路的。

　　（2）“器能之才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益”

　　精明强干，德、术、法都倡导，但主张与力度都不够强的人才，是独当一面的器能之才。他们有精力和智慧去开创局面，治繁理乱，比如在民智尚未开化的地方，由于野蛮，缺少正常社会秩序，不用强力手段去征服，只用一味的文明说教，多半会越治越乱，器能之人可能会以暴抗暴，先把恶势力和恶霸除掉，使当地人得到实惠，让他们慢慢接受到文明教化，那么地方就会日渐平安、富裕了。

　　（3）“策术之才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

　　这种人多策善划，胸中有奇谋，最适合于乱世中生存发迹，如遇奇主，一拍即合，会策划出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来。但在和平安定、无所纷争的环境下，他们却难以找到发挥其智慧的用武之地，而平平无奇一生。乱世用奇，治世用正，就是指的这一类奇才。

　　（4）“法家之才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

　　法家之才用法制推动一切，富国强兵，用强硬手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用同样严厉的方法来治理贫困地区，因手段残酷，反而搞得人心惶惶，民不堪命。

　　（5）“智意之才宜于治事，以之治人则坏”

　　智意之才宜于治理新局面，他们善于周旋调停，权智有余而公正不足，因此宜于开创新局面，在太平的形势下却做不出什么实绩来，有虚名而无实功。

　　（6）“苛刻之才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

　　这类人才公正无私，苛刻少思，不讲情面，六亲不认，适于追奸查污，清理腐败和邪恶势力。如果去治理边疆或经济发达地区，则会因为苛刻而失民心，不是安民，而是扰民。

　　（7）“威猛之人宜于治乱，以之治善则暴”

　　叛乱混杂的地方，一般是民智不十分开化、经济也不发达的地区，这类地方的人心眼儿直，也易被人欺骗和煽动。因此，这种地方必须派威猛有力的人去管理，而不宜用软弱书生。豪杰之才威猛刚强，处理问题大胆果断，敢于冒险，不怕困难和压力，适于征乱讨伐，如果来管理善良百姓，则太粗暴。治理人民百姓不同于治理军队，军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并且必须令行禁止，不得违抗军令，这是特殊使命和职责的缘故，平民百姓则不一样。

　　（8）“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不困”

　　这类人才奇怪诡巧，急功近利，去治理富饶之地，由于智谋多变，能应付当地复杂多变的局面。富饶之地，由于民众有钱，生活不成问题了，就会把心思用到其他方面，社会就生出许多问题。他们不仅自己生事，还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贿赂官员。治理这样的地方，如果智谋不够，反应不快，没有一定的处世方法，只以单纯的直来直去的方法处理问题，不仅关系难处，而且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既不利于开展工作，也不利于治理政事。因此这类地方对伎俩之人是最为适合的。

　　总之，曾国藩主张用人如用器，既用他的长处，同时也避开他的短处。

　　与此相反，曾国藩拒绝幕僚的正确建议，而遭失败或诽议鼎沸的事例也不少，曾国藩晚年对此也颇为后悔。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这对他事业的成功有很大帮助。有人评论说：曾国藩“以儒臣督师，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固由公之英文巨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

　　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一些。多年来，他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儒宿之学之外，一般幕僚亦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行无不视为楷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世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尤其经常在他身边的人员，与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 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虽专属一行，却能让他们的智慧汇集一点。比如引水，幕府就是水渠；若要说种庄稼，那么幕府就是播种的地方，因而他能获得很多人才。

　　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闻目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指挥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

　　把事业交给光大门庭之人

　　【曾国藩做人语录】

　　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

　　曾国藩做人有自己的要诀，这个要诀即做人心法。他不但有事业，而且找到事业上的继承人，把这种事业推进下去，把门庭继承光大下去。

　　历来人们提到人才学问，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去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曾国藩则明确提出人才由磨砺而成的学问，这实在是发人深省的。

　　在人才的磨砺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培养。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率湘军收复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真是一剂很强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他认为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于是，他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近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投奔曾国藩。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预料的那么称心如意。他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后，曾国藩借口军务太忙，没有见他。李鸿章以为他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自己有同年之谊，也任过翰林院庶吉士，是同僚，就请他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是他的得意门生，曾国藩又何以如此冷落他呢?这实在令人费解，陈鼐也不明白，便对曾国藩说：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之力，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巨舰，不是我这里的瀑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谋个好差事呢?

　　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这才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才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他心高气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此后，曾国藩果然又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时也不例外，而且他规定，每顿饭必须等幕僚都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

　　曾国藩、李鸿章，一个湘人，一个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才下令开饭。

　　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打鼓。从此，他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自己大12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老师，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师，如同有了指南针。”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在江浙取得突破性进展，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太平军占领的威胁。因此，从清廷到江浙的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极好时机，但不能将精锐军队派到上海，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队。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大有益处，断不会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经过再三权衡，他举荐李鸿章担此大任。同治元年(1862)二月二十八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曾国藩深知“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生命的危险。针对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李续宜以“从容”二字规之，沈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他表示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同治元年（1862)二月，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无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

　　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介”，以陶铸淮军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新兵两营，由韩正国统事，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事，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4000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于队伍，共计13营，6500人。

　　三月，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只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曾国藩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

　　到上海后，李鸿章处处以弱军自居，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也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军，就将他调离，李鸿章仍不回话。朝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他，于是令曾国藩劝他出兵作战。

　　曾国藩知道其中奥秘，开始坚决支持按兵不动，待朝廷令他劝李鸿章出兵的谕旨下发后，他又出一招，让李鸿章“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因为他们都清楚， 自己不能让人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

　　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了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鬼，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此后，李鸿章处处秉承曾国藩的旨意办事，在上海六个多月间，他写给曾国藩的信有44封之多。他把曾国藩比作佛祖释迦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附以成名。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首肯，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对曾国藩确也投桃报李，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子就达四万两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100万发。

　　湘军攻占南京前后，曾国藩不但是清军进剿太平天国的前线最高统帅，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上圣宠甚隆，但骨子里君臣都在为后事发愁。因此，曹国藩急需一位不会挖掘自己祖坟的传人，他最怕朝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殃及自家。

　　曾国藩曾有一个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既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国藩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他曾对知己者说过：“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在湘军攻占南京后，曾氏兄弟一度大遭物议，李鸿章暗中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既表明挺经之道乃对抗压力之宝，又表明他未辜负师门厚望，大纲一致。

　　后来裁撤湘军独留淮军，曾、李联为一气。李鸿章在声望日隆，甚至超过曾国藩时，在重大问题上，如“剿捻”、办洋务等，仍然与曾国藩保持一致。

　　虽然选择好了自己的事业接班人，还要给他们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间，适时放开手中的线，让他们自己去驰骋。曾国藩认为，这也是有学问的，在给门人授权，让其挑重担时，就必须放权，让其自主发展。

　　但是，什么时候让传人去另谋发展却是大有讲究的。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局面小时，对另立门户者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无异于分裂队伍；但是当事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就一定要让门人另谋发展。这不仅是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之道，更是有利于自己事业的扩大。因为他们另谋发展后，还是自己的属下，可以为自己节制；即使完全独立，也总还是可以互相有所照应。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血之大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李鸿章也多次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携，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联合可以联合的人

　　【曾国藩做人语录】

　　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

　　为什么有些人能联手打天下，有些人总是单打独斗，其学问何在?曾国藩在用权做人时注意联手打天下，他与恭亲王奕在许多大政方针上保持了一致，即为一例。在洋务运动中，奕主持于内，他宣力于外，共同描绘了中国的近代工业化蓝图，两人并称“洋务领袖”。这与他联手打天下的交际学问关系密切。

　　值得重视的是，当朝中兴起停止造船的风潮并即将经慈禧太后认可时，奕与曾国藩又一同阻止了这一决议。

　　这是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十四日下发的一件特别引人注目的奏折，是内阁学士宋普奏请停止自造轮船的：

　　闽省连年制造轮船，闻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未免糜费太重。此项轮船将调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 实同虚耗。江南、上海等情况大体相同，应请旨饬下闽浙、两江督臣，将两处轮船局应行停止。

　　看到这个奏折，奕很难过。近两年，由于种种原因，近代化项目不但没有增加，现在居然连这已成之局也要取消了。如果倒退几年，他一定要一马当先出面力争，就像当年进行同文馆之争那样。可是，现在年龄增加了，受的挫折多了，变得深沉了一些。他决定暂时不置可否，交相关大吏去讨论，相信他们必有可以维持的议论。

　　两宫皇太后听说船政局浪费很大，就想要停止造船。按照这层旨意，奕指示章京草拟寄谕：

　　……制造轮船原为绸缪未雨，力图自强之策。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应不惜小费而堕远谋。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速变通。

　　当时中国只有两处造船基地，一是福州船厂，二是江南制造总局。所以这封寄谕在发往福建大吏文煜和王凯泰的同时，也发给管理江南军务和漕务的曾国藩、张之万，要求他们“妥筹熟计，据实奏闻”。

　　文煜和王凯泰的复奏倾向于停造，但指出如果停造，那么按合同应承担经济损失，至少还需白搭七十余万两白银给法方，同时指出宋晋的处理方案也不妥，以造成之军舰租给殷实商人，“殊属可惜”；沿海靠老式师船巡逻又不如“轮船之灵捷”。综合来看，这篇复奏的态度就是含糊其辞了。

　　曾国藩的复奏则是斩钉截铁的，坚决反对停造。他从“勤远略”的高度讲到中国不为外夷所制并无他法，只有精造船舰，他国视为攻我之利器，我也有之，久之，外国失去挟制中国之具，中国必出“自主”。这个回奏恐怕是曾国藩临终前最有价值的一份奏疏。奏疏上达京师不久，曾国藩就病逝了。

　　奕也没有急于做出决定，他坐下来进行冷静思考，感到宋晋所提的造船问题如果不辩论清楚，那么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就很容易被否定，刚刚开始的大机器生产就会夭折，中国依然会落后挨打。

　　奕对新式大机器工业生产有着深厚的感情。正是他，在咸丰末年就建议在南方雇洋匠仿造枪炮，也是由于他的维持调护，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金陵机器局；李鸿章的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崇厚的天津机器局和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才得以开办。他已经尝到了甜头，靠着这些工厂源源不断生产的枪、炮和弹药镇压了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他还自信走工业化的道路能够实现“自强”的目标。

　　确信造船问题事关工业化的大方向后，奕决定在更大范围内组织封疆大吏进行讨论，特别是让那些洋务大员来驳斥宋晋的顽固主张。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军机处发给直隶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闽浙总督文煜、福建巡抚王凯泰和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如下寄谕：

　　左宗棠前议创造轮船，用意深远。惟造未及半，用数已过原估，且御侮仍无把握，其未成之船三号需经费尚多。当此用款支纳之时，暂行停止，固节省帑金之一道。惟天下事创始甚难，即裁撤亦可草率从事。且当时设局意主自强，此时所造轮船据称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自应力求制胜之法，若速从节用起见，恐失当日经营缔造之苦心。著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通盘筹划，现在究竟应否裁撤，或不能即时裁撤，并将局内浮费如何减省以节经费，轮船如何制造方可以御侮各节，悉心具奏。除轮船外，还要求讨论洋枪、洋炮、弹药是否也“尚须制造”。

　　奕主持发出这封廷寄时，他有一种更浓重的苍凉感，在诸多方面与他协调一致的曾国藩已于二月初四日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他将写好的“寄谕两江总督曾某”字样抽出来，因此这次关于造船的讨论不可能有曾国藩参加了。

　　曾国藩治人术中的“联合策略”就是：一个人要想成大事，必须联合可以联合的人，不能走单打独斗之路，否则你就可能会受制于一群人，而显得力量薄弱，无法实现目标。曾国藩治人，懂得用联合策略控制他人，可以说他的智慧与技术均高人一筹。

　　有功先让人享

　　【曾国藩做人语录】

　　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成就一番事业需要众人的合作努力。固然不能否定个人的作用，但决不能独占大功，贬低其他人的作用。只有把功劳让给贤才能人和有为后辈，才能获得众人的敬仰，树立自己的威望，同时凝聚人心，促进事业发展。这也是曾国藩成大事的重要原因。

　　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做人学问，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说，与别人分享功劳当做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

　　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此开导曾老九：

　　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荃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歧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来金陵。

　　但李鸿章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攻金陵。李的麾下也跃跃欲试，认为这是一个立大功、加官晋爵、封荫子孙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

　　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 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于是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金陵城终于攻下。

　　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带曾国荃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

　　红旗报捷时，曾国藩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对李鸿章当然要多多美言。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之事，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曾国藩认为，中国人向来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作为友道至高学问，但实际上，不但“富贵不相忘者”极少，而且能够“同患难”的更是少而又少。曾国藩在湘军中灌输一种灵魂，就是“生死不弃”，这也是湘军这个团体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选择人才就是选择成功

　　【曾国藩做人语录】

　　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

　　在任用人才方面，曾国藩有个“明字诀”，即要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

　　人才的选拔、任用，既关系到吏治世风，还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曾国藩深知此理，因此他时刻留心人才。他知道，选择了好人才就选择了成功，有人评价说：“曾国藩之好才爱士，为当时之最。”

　　曾国藩认为，“为政之要，首务得人”，经过长期实践，他提出了一套认识、鉴别、考察人才的理论和方法，即应以“考言”为主，看其是否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还要考察志趣、意志、态度、品行和思想。

　　关于“志趣”，他认为卑微者“安流俗腊陋之规”，而高贵者“慕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关于“品行”，他认为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是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关于“思想”，他认为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曾国藩还发明了“相人”之术，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

　　曾国藩的知人之明，从他的幕府组成上可见一斑。他幕府中的人才有以下几类。

　　谋略人才：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陈士杰、李鸿裔、薛福成等。

　　作战人才：彭玉麟、杨载福、唐训方、黄润昌等。

　　军需人才：李瀚章、甘晋、李兴锐等。

　　文书人才：罗萱、程鸿诏、向师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倪文蔚、方宗诚等。

　　文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陆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刘寿曾等。

　　制造人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容闳等。

　　容闳后来评述说：“当时聚于曾文正之幕府中，有百人左右，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收罗致之也。”

　　曾国藩广致人才，推崇备至，充分体现了他善于知人、明于用人的思想。在他重用的人才中，以湖南人为主，这种地缘上的密切关系使他们在一起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曾国藩不仅善于教育、培养人才，而且还善于驾驭各种人才。他说：“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就是说自己首先要有好的表率，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树立一个标准，自己首先要严格遵守，然后与志同道合者一起遵守，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互相激励，共同进步，这样在教育下属时才有说服力，欲正人先正己。

　　曾国藩一生清廉，因此他在选才上也将不爱财、不好名作为一条标准。他说，为名利而来者胸无大志，最没有出息。但在用兵上，他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使湘军勇猛无比，这是他在军事上成功取胜的重要原因。

　　武人给钱，文人给什么呢?

　　曾国藩幕府里养了众多幕僚，这些“硕学鸿儒”，名声很大，有的竟是所谓“三圣七贤”，曾国藩对他们的做法是：给名。

　　曾国藩从戎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后来，他渐觉对不住这些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因此，他改弦更张，大保幕僚，以笼络人心。

　　武人给钱，文人给名，这种由曾国藩创立的办法，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曾国藩驾驭悍将刘铭传、陈国瑞的做法，就体现了他独特的驭人之术。

　　淮军将领刘铭传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18岁时，一气之下杀死了到他家勒索的土豪，之后便拉起了一支队伍。李鸿章回籍招募淮军，第一个就看中了他，将他的队伍募为淮勇“铭军”，但对他的狂妄，李鸿章也很头疼。因此，当曾国藩奉旨剿捻时，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曾国藩，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一下刘铭传。

　　在“剿捻”中，刘铭传军与另一悍将陈国瑞军因矛盾发生了两次械斗。曾国藩想了个万全之策来惩治刘铭传，就是对刘铭传进行严厉斥责，嘴上说得狠，但对其过失不予追究，使他心生悸畏，这一招果然管用。

　　一般而言，悍将多粗鲁、莽撞，因此要想利用悍将确实不易，但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时少不了，所以要想使他为其所用，就先要收服他。

　　能够镇服悍将的有两种人，一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一是有威严、能震慑住他们的人。曾国藩显然属于后者。

　　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手下的大将，虽未读过书，但却异常骁勇。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他打上了交道。当处理他与刘铭传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让他听命于自己。于是，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当他灰心丧气时，曾国藩却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说他大有前途，切不可因莽撞自毁前程。紧接着，又亲切地谆谆教导他，不要扰民、不要私斗、不要梗令，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又振奋起来，表示以后一定听他的话。

　　通过对刘铭传、陈国瑞的驯服，可见曾国藩驾驭悍将，无外使用两种手段，或软硬兼施，或外严内宽。就这样，不但能够驾驭悍将，就是其他人才也可以人尽其才。

　　“人才难得亦难知”，这是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在认识和选拔人才时说的一句话。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人才，将不同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是当政者需要着意关注的问题。曾国藩在这方面做了成功的范例，如果他手下没有那么多人才辅佐，他也不会成就“中兴之臣”的辉煌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