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坏3r18修改版:肤之美

■ 皮肤的生理基础

　　皮肤覆盖在人体的表面，成人的皮肤面积约为1.5～2平方米。从重量和体积而言，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它的总重量约占体重的5％，体积约为2400毫升。皮肤的厚度因人、年龄、部位而异，一般在0.5~4毫米之间，四肢和躯干伸面的皮肤比屈面厚，后枕、项、臀、掌、跖部的皮肤最厚。

　　皮肤大致可以分为三层，最外层为表皮，中间一层是真皮，最里层为皮下组织。我们进行皮肤审美的对象主要是表皮，它属于副层鳞状上皮，最外层是角质层，最里层是基底层。基底层的细胞具有强大的分生能力，不断生成新细胞向上推进，逐渐演变成表皮各层，这个过程一般为28天。角质层细胞在风吹日晒中不断老化脱落，但是只要皮肤的基底层没有损伤，表皮都可不留痕迹的恢复。表皮层中没有血管、神经，在基底层细胞之间散布着黑素细胞，它能产生色素，所含黑色素颗粒的多少直接影响着皮肤颜色的深浅。

　　表皮层下是真皮层，内含丰富的血管、淋巴管、神经及感觉末梢。皮肤的附属器（毛囊、汗腺、皮脂腺）也在真皮内。

　　皮下组织由疏松结缔组织及脂肪小叶构成，也称皮下脂肪层。它的厚度与性别、年龄、营养及身体部位有关。腹部、臀部、乳房、股部的皮下脂肪较厚；女性的皮下脂肪一般较男性多，故具有曲线美。但如果皮下脂肪过多则造成肥胖，有碍形体美。

　　皮肤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保护、分泌、排泄、吸收、感觉等五种。皮肤像一张不透水的韧膜，富有理性和张力，完整地覆盖在身体表面，使体内各种组织和器官免收机械性、物理性、化学性或生物性因素的侵袭。一方面，皮肤可以防止体内水分、电解质和其他物质的丧失，另一方面可以阻止外界有害的或不需要的物质的入侵。因此，皮肤在保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皮肤通过汗腺排泄体内的水份和体内代谢废物。皮脂腺分泌的皮脂中还有脂酸，具有杀菌作用。皮肤还通过毛孔来有选择的吸收脂溶性物质，因此，从理论上讲药品和化妆品是可以通过皮肤来吸收的。

　　皮肤大致可以分为干性皮肤、油性皮肤和中性皮肤，按照皮肤颜色的深浅，可以分为白、黄、黑、棕等四种皮肤。中国人属于黄色皮肤。

　　肤色的深浅是由毛细血管的密度、血流量和血液所含黑色素的数量及分布状况决定的，其中黑色素最为重要。人体的肤色、发色和眼色都是由黑色素决定的。当黑色素主要集中在生发层时，皮肤表现为褐色；若黑色素延伸至颗粒层时，则为深褐色。反之，如果生发层所含黑色素少而且分布分散，则皮肤颜色浅。在阳光照射下，黑色素在含铜的酪氨酸酶氧化作用下，易使肤色变黑。故皮肤颜色与阳光照射关系密切。皮肤颜色还受毛细血管密度、黄色的胡罗卜素和胆黄素、胆红素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皮肤的颜色和表面的光滑度是结合在一起的，凡是皮肤黏连或凹凸不平处，在散光作用下肤色发青。

■ 皮肤的色质美

　　色彩是人们视觉感官能感知的美。健康的人体的肤色在光的作用下，富有诱人的魅力。肤色能反映人的健康情况和精神面貌。

　　白皙、红润的肤色代表青春。有人曾经说过世界上最美丽的颜色是少女面颊上可爱的红润，它是天真无邪的、青春的、健康的、朴实的、纯洁的色彩。这句话不但说得精巧、动人、微妙，而且真实。因为画笔所难以表现的正是皮肤的色泽；那是那种润泽的白，是纯净的白，而不是苍白，不是暗淡无光的白。这就是为什么各个年龄段的妇女都要竭力保持这种肤色的原因。她们试图模仿那些刚刚成熟的少女的美，保持住青春的丰采和靓丽，因此普遍的希望自己的皮肤光洁润泽，中国女性的皮肤以白里透红为美，神器清秀而不失生命的气息，是感官之美与神韵之美的结合。

　　中华民族对于素色有一种偏爱，《论语》用“绘事后素”四字简短概括了“白”（素）作为一切色彩基础、辉丽万有的地位，白既是美色的一方面，同时也是美色的基础；老子则从反面出发毫不客气的指责“五色令人目盲”，主张守拙抱朴，荀子更是痛惜“如白染墨”的情景，后来的中国绘画艺术则强调“空白”，在大片的空白中营造一种烟霞满纸、氤氲四射的境界，这是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民族的艺术无法想象的。那么“素”或“白”自然就成了中国女性肤色美的依据。

　　从庄子笔下的姑射山神人开始，白就和美丽息息相关。前面提到的《硕人》诗不仅着意描写了女主人公“凝脂”般的肌肤之美，而且在“手”、“领”、“齿”的描写中都突出其“白”的特点，“葇荑”，“蝤蛴”，“瓠犀”都是白色的。这并不是偶然所致，其中透露出了传统文化在女性审美中“以白皙为美”的观念。从此，诗人笔下几乎所有的美人全都有了如“冰雪”般白洁的肌肤，“冰肌”、“雪肌”、“玉肌”（这里肌显然指的是皮肤）成了古代诗词及小说戏曲中描写女性美色最常用的字眼。

　　在色彩的选择中，我们可以透视人们的社会习惯和心理机制，实践证明儿童和原始民族的色彩观主要立足于感官刺激，联想成分较少。他们追求色彩的热烈，如浓度大，明度扩展，色调对比鲜明强烈等，这样容易满足幼稚粗犷的心灵需要。中国文化较早的进入了文明时代，稳定的农耕生活和封闭的内陆环境赋予了中国文化一些女性特征，塑造了一种超稳态的娴静平和的心绪。表现在民族性格和气质上，中国人属于内倾情感型性格：含蓄、内向、谦和、保守，而在认识模式上，中国人重意境而不重象，在艺术上重线条和意蕴，不强调精确的模仿和描绘，可以说几千年来这种"绘事后素"的认识模式一直延续下来。人们心目中的美女完全符合对“素”的执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不仅仅是皮肤颜色的问题，更是一种沉淀在民族深层心理结构中的生活方式与艺术理想，追求如玉石般微茫、木质般温暖、山水般清澈的女性柔美。

　　从世界范围看，正如前面提到的，同一种族中女人的皮肤一般要比男人要白皙一些，古埃及、克里特岛和日本的艺术家都曾在人物画中用不同的颜色来强调男女之间的这种差别，他们用白色、黄色或金色等较浅的颜色来表现女人，而用橘黄、红色或棕色等较深的颜色来表现男人。

　　男人与女人肤色的差异是性激素作用的结果，它直接预示着一个女人是否丰产。这是因为妇女在每月的排卵期肤色会白一些，而在其他的时候黑一些。一个妇女皮肤颜色的相对变化，就是她的荷尔蒙分泌情况的直接反映。神经学家拉马钱德兰提出，女人肤色之所以白皙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生存选择的压力更多地偏向那些皮肤白皙的女人。男性在性伴侣上更倾向于选择皮肤白皙的女人，这是因为，白皮肤比黑皮肤更像一扇透明的窗口，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年龄状况和性感的程度，生物学上的优势就这样转变成了美学上的优势。

　　男性偏向选择浅肤色的女性作性伴侣，是普遍存在于亚欧文化中的现象。社会学家注意到日本男人将"皮肤白皙看成是日本女性美的一部分"，然而日本妇女却更喜欢带点浅棕色皮肤的男人。

　　就中国历史而言，对于素色的偏爱是民族心理成熟的表现，民族的精神生活也渐趋深沉精微。炎黄子孙的生活方式节奏缓慢，按部就班，四时有序，道法自然，但求温饱，不尚奢华，欣赏趣味倾向于静谧、和谐，色彩感觉偏重质朴感、恬静感和温暖感，色调趋向淡雅。

　　白作为女性的标志吸引了无数双审美的眼睛，正如画家马蒂斯所说：“线条是诉诸于心灵的，色彩是诉诸于感觉的”，离开了色彩，审美活动很难维持太长时间，在整个人类感觉系统中，视觉是第一位的，“白”正好起着吸引观赏者视觉注意力的诱饵作用，从魏晋到明清，这种活泼生动、散发着青春气息的素白之美日趋壮大，形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美学思潮。

　　唐代以丰腴为美，丰腴的女子自然是滑而且白，《风俗通义》中说；“肤如凝脂，既白且滑……冰脂以滑白言。”白与腴不可分，离开了白，美就是不完整的。明代绘画中的“三百”艺术更是将以“白”为上的审美观推到了极致。无论以丰腴见长的唐代美女，还是以纤细为美的明代为美，都少不了“白”的装饰、点染。而《红楼梦》第八回里的一段话则使我们明白肤色对男人的诱惑有多大。

　　可巧宝钗左腕上笼着一串，见宝玉问他，少不得褪了下来。宝钗生的肌肤丰泽，容易褪不下来。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他身上，真是恨没福得摸。

　　“雪白一段酥臂”，竟引得终日在姑娘堆里的宝玉想入非非，可见“白”在男子心目中的地位。肤色之白在诸美之首；有了白净的肌肤，其他方面甚至可以降低标准。总之，古代的美女形象似乎都有着“冰肌玉骨”，大有“无白不成美”的味道。

　　中国人在推崇“白”之外，找到了另一种象征生命永恒活力的颜色——红，完美的演绎了红白相间的审美艺术。

 　　女性的肤色不仅要符合审美的标准，也要能够将欣赏者从纯粹审美状态拉回到现实状态，白里透红的观念背后是一种信念，美必须能够象征生命的活力与激情，女性的身体应该“约略莹体，血是荣肤，肤是饰肉，肉足冒骨，长缺合度”，这是一种对自然和生命必然性的认识。

　　“素面常嫌粉污，洗妆不褪唇红”，一语道破了中国女性红白色彩运用的原则。所谓“素以为絢兮”，以被动的白色为底色，衬以若隐若现的主动的红色，产生出一种积极的、有生命力的情感态度。人们在处理白与红的关系时，不是把这两种色彩划分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而是使色彩在每一个局部的位置上都能揭示出整体的特征，从而使女性皮肤在整体上有一种圆满的美。

　　白与红的背后其实是素与艳，白色代表优雅、秀丽等情感状态，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崇尚收敛而轻张扬的内涵相一致，红则带给人们饱满崇高与刺激，富于感官与视觉的冲击力，它凸现了突破传统束缚的生命力。素与艳这两种色彩的冲突在影响着女性皮肤的审美标准。

　　本来，女性的美就应该是绚烂夺目、流光溢彩的，红色作为生命的象征，有一种天然的亲合力。同男性的美主要依靠形体线条相比，女性的美主要就依靠色彩，“艳丽不可方物”，在任何色彩中也找不到红色中所见到的那种强烈红色的出现使得女性的皮肤在“冰清玉洁”之外，多了一些诱惑和妩媚。

　　《诗经·桃夭》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桃花桃实的饱满光泽来形容新嫁娘的“艳丽”，后来就用“艳若桃李”来形容女子的美艳。王粲《神女赋》描摹神女：“其始来也，耀乎白日初出照屋梁。”曹植《洛神赋》：“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渠出绿波。”“桃李”、“红日”、“芙渠”都是红色，是一种健康明媚的色彩，它首先给人一种视觉感受。但从色彩学来说，能创造出"艳"的效果的，一般是暖色调。康定斯基发现，某些色彩看上去是向外扩张的，另一些色彩看上去是向内收缩的。相比于冷色调，暖色调就具有向外辐射和扩张的视觉效果。相应地，以暖色调堆叠起来的艳美也会散发出一种照耀四方的活力与生机，它是生命活动中心灵的运动或交响，这种生命的运动常常能够展现出人物内在的青春与激情，因此，“艳”的皮肤对于男性的吸引力是强烈的。

　　除了肤色和光泽外，女性皮肤的质感也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认为中国女性的皮肤在这一点上很有优势，滋润、细腻和弹性评价皮肤质感的重要标准。

　　滋润是皮肤新陈代谢良好的标志。它展示出皮肤的细腻、光滑、柔润、弹性等生理特征，是神经体液、新陈代谢等处于最佳状态的标志之一。而代谢功能的好坏，除了与生理和年龄有关外，更为令人关注的是心理状态和社会因素的和谐以及美满的性爱。因此皮肤的滋润与否是对皮肤功能和心境状态的真实描写。

　　细腻的皮肤无论是从视觉还是从触觉的角度来讲，都给人以无限的美感。那细浅的皮沟，小而平整的皮丘、细小的汗腺孔以及毛孔，带有柔嫩、光滑润泽的皮肤，是皮肤美学特点的重要表征之一。

　　具有弹性的皮肤，坚韧、柔嫩、富有张力。无论从视觉或触觉的角度来看，都能给人以一种充满生命活力之美感。它具有质感、动感与起伏感。它表示皮肤含水量及脂肪的含量适中，血液循环良好，新陈代谢旺盛，它展示的是具有诱人的性魅力的质感与动感，为人体美增添了无穷的美感信息。

　　女性的皮肤天然的就比同种族的男性要柔嫩，女性与男性生理特点的不同，决定了女性皮肤与男性皮肤的不同。女性激素分泌状况对皮肤的影响很大，女孩从发育开始，雌激素分泌逐渐旺盛，皮下脂肪趋于发达，皮肤变得润滑、光泽，富有弹性，身体也逐渐显示出女性特有的曲线美。这种状况一般可保持至40岁左右，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激素的分泌量随之减少，皮肤慢慢传递出衰老的信息。另外，成年女性皮肤随着激素分泌周期性的变化而变化，在月经期皮肤特别敏感，显得粗糙，而在排卵期皮肤特别光滑细柔。同时，怀孕期的女性容易出现黄褐斑，皮肤也较粗糙，而进入哺乳期后黄褐斑会慢慢消退，皮肤又会变得亮丽了。总之，女性皮肤较男性皮肤细柔、娇嫩，易受到外界因素的伤害，皮脂的分泌量较少，毛囊皮脂腺开口较小，毛发少，有害物质和多种微生物在皮肤表面积蓄的机会少，不易引起感染，因此滋润、细腻和弹性作为女性皮肤质感的标准，在世界上几乎是被公认的。

　　黑人女性以自己细腻光滑的皮肤为骄傲，尤其是她们的皮肤表层汗毛很少，被称为“黑珍珠”；西方女性也希望自己的皮肤饱含水分，光滑润泽，和西方人比起来，中国人的皮肤要更富有水份、更加细腻、更有弹性。中国女性的皮肤，如同蓝田暖玉一般光洁、温润，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中提到“妇人妩媚多端，毕竟以色为主”，但是很快又提出了“嫩”，“肌肤之理，亦若是也。故知嫩者易白，而粗者难白”，皮肤只有“嫩”了，才可能变白，粗糙凸凹的皮肤是不可能白的。因此中国女性皮肤的质感和色泽是统一的，不能割裂开来的，许多常见的意象如“凝脂”、“皓月”、“玉臂”、“冰雪”等，都兼顾了皮肤的色泽和质感，这样的统一才能营造出洁净淡远、风神萧散的韵致。

　　为了获得凝脂般的肌肤，西方女性创造了许多美肤的窍门，这些美肤方法都是为了缩小毛孔、减少杂质和斑点，使皮肤显得光滑细腻，影视明星们对这一点十分注意。

　　又如伊丽莎白·泰勒虽已年过60，依然美艳动人、容光焕发，她保护面容的方法是冷热法加薄荷油：把热毛巾敷在脸上和脖子上，待皮肤发红后，涂上一层薄荷油，15分钟后把这层油擦掉，再用冷水洗脸，这样可以保持皮肤的韧性和容颜的美丽。

　　相比而言，中国古代的民间智慧则从食物与肤质的联系入手，总结了许多美颜护肤的经验，其中有句话叫做“豆腐坊里出西施”，意思是说豆腐坊里的姑娘、少妇大都体型健美、皮肤白嫩，大豆的蛋白质高达36％～50％，而且都是优质蛋白质，而豆腐则是大豆的精华，保留了大豆中的大部分营养，且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豆腐坊里的姑娘、少妇们，之所以出落得像西施，原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无论“豆腐西施”的传说是否真实，它都说明一个问题：对皮肤的保养，中国女性有着朴素而有效的经验。

■ 国色天香

　　在我们对皮肤的嗅觉标准进行讨论之前，需要先明确两个概念，一是“体味”，二是“体香”。

　　体香从根本上讲属于体味的一种，对女子体香的审美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由女性体味而引起的性欲望与性快感的心理提升。哺乳动物彼此借助体味来寻找配偶、刺激性欲，以完成交配、繁殖的任务。人在性选择上也通过体味来沟通两性，女子的“体香”作为一种气味刺激嗅觉，引起了男性的某种感受和反应，从而促进男女之间生理和心理的联系。这种联系与嗅觉的特殊功能有关，有人认为嗅觉是一切知觉中最配叫做想象力的知觉，因为嗅觉接受暗示的力量是最强的，它能够使人唤起对往事的记忆，并且激起强烈的情绪波动。所以各种体味往往特别容易影响和控制人的情绪；或者因情绪的变化而对这些气味产生不同的感受。

　　中国古代对于女子的体香十分看重，美女与香气结下了不解之缘：女子的面颊称为“香腮”，女子的鬓发称为“香云”，女子的年龄称为“芳龄“，女子的名字称为“芳名”，女子的青春年华称为“芳年”，女子的心境称为“芳心”，女子的精魂称为“香魂”，女子裹过的小脚称为"香钩"，女子的化妆品有"香水"、"香粉"、"芳泽"等，女子的面容称"香培玉琢"，女子的肌肤称“香娇玉嫩”，贵妇所乘车马为“香车宝马”，对女子的温情爱怜称“怜香惜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古人认为皮肤的颜色和气味是有联系的，所谓“国色天香”，李渔说：“名花美女，气味相同，有国色者，必有天香。天香结自胞胎，非自薰染。佳人身上实实在在有此一种，非饰美之词也。此种香气，亦有姿貌不甚娇艳，而能偶擅其奇者。”

　　女人的体香可以分为天然的和后天的两种，前者是女性自身所生发的天然体味，称为“天香”；后者主要通过沐浴、熏香等方式获得，在中国古代，自然的体香在审美价值上要高于后天的体香，赵飞燕的故事就是对这一点最好的说明。

　　香妃的故事也可以体现对中国女性自然“体香”的推崇，据《清史稿·后妃传》中的容妃，维吾尔族人，于乾隆二十五年入宫，初封贵人，后升为嫔，又晋封为妃。清代野史中写道：“回部王妃某氏者，国色也；生而体有异香，不假薰沐，国人号之曰'香妃’。”还说当时乾隆听说香妃美艳过人，中原无人可比，便命大将军兆惠举兵西进，一定要得到香妃。兆惠不负君命，将香妃捉到并送到了京城。香妃入宫后，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但是，香妃并不喜欢宫廷里笼中鸟般的日子，终日郁郁寡欢，又因为“香”而被人嫉妒，所以很早就香消玉陨了。

　　一般的女性想要拥有诱人的体香，就需要用薰染的方法来增添身体的香气，或者除去身上的难闻气味，以弥补先天不足李渔承认了“国色天香”的可遇而不可求，认为薰染是正当的，“有国色而有天香，与无国色而有天香，皆是千中遇一；其余则薰染之力，不可少也。”

　　女性对于体香的重视，在《红楼梦》中可以找到许多例子，在第六十二回中史湘云醉眠的情节中：

　　都走来看时，果见史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边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嚷嚷的围着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忙上来推唤挽扶。

　　史湘云喝醉了酒，为图凉快就在石凳子上睡着了，饶是如此，她还记得要“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可见薰香已经成为那个时代女性的集体无意识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希望通过薰香来锦上添花，在这一段中史湘云酣睡在花香中，就连蜂蝶也被花香吸引，怪不得惹人怜爱。

　　又如在第十九回中：

 
　　黛玉的体香令宝玉“醉魂销骨”，但是她却千方百计掩饰这种体香的来源，偏偏不让宝玉看自己的袖子，这体现了黛玉的一点小小心计，神秘的物件永远具有别样的强烈吸引力，如果谜底被揭穿反而有些索然无味，因此女性的闺房中香囊等薰香物件是密不示人的，除非她将自己的未来完全托付给某个男子，才会“香囊暗解，罗带轻分”。

　　古代女子的增香之法，大致可以分为薰、沐二类。所谓“薰”，本义为薰草，又名佩兰、零陵香。关于薰草，《山海经》中记载说：“浮山有草焉，名曰薰。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疠。”薰是一种天然香草，有着增添香气和祛除臭味的用途，所以获得了中国人格外的青睐，古人或将它佩戴在身上，或榨出草汁涂在身上，或焚烧来取其香气。由于薰草的这种特殊的增香作用，后来也用“薰”来泛指其他的一些香草及其香气。

　　第二类增香之法就是“沐”，沐浴是古代女子用来增益体香的一个十分普遍的途径。在沐浴的水中加入兰香等香料，这样的带有香气的水被称为“兰汤”，人在其中浸泡可使身体也沾染上香气。这种做法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而“贵妃出浴”则是中国文人情有独钟的创作题材，或入画，或入诗，或入戏，千百年来不绝如缕，踞说杨贵妃所浴的华清池温泉中就是加了香料的，所以后来的文人咏此事时总是以“兰汤”称之，如辛弃疾的《虞美人》写道：“露华微滲肌香。恰似杨妃初试、出兰汤。”贺铸的词中也说：“薄晚具兰汤，玉肌英粉腻，更生香。”可见，沐浴可以有效地增加肌肤的香味。

　　由于薰和沐需要较贵的原料，一般民间女子采用了香茶沁口的方法，在明清还流行在就寝时口含荔枝的方法。但是从现代人体卫生科学的角度看，这两种方法都不可取。茶叶里的鞣酸和茶碱会对牙齿产生一定的腐蚀和染污作用。荔枝的果糖形成果酸后也会损害牙齿。

　　在红楼梦第八回中，薛宝钗采用了类似“香茶沁口”的方法，但她吃的是丸药，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宝玉此时与宝钗就近，只闻一阵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竟不知系何香气，遂问：“姐姐熏的是什么香？我竟从未闻见过这味儿。”宝钗笑道：“我最怕薰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烟燎火气的。”宝玉道：“既如此，这是什么香？”宝钗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药的香气。”宝玉笑道：“什么丸药这么好闻？好姐姐，给我一丸尝尝。”宝钗笑道：“又混闹了，一个药也是混吃的？”

　　对皮肤的装饰源远流长，早在人类进化初期，人们就已经懂得了利用自然界的色素来装饰自己。古人称美容为“嫩面”“妆粉”。在浓明臣的《竹枝词》中有“女儿妆粉采莲来”的词句。三国的曹操将妇女画眉称为“仙娥妆”。在南北朝时代，梁简文帝有《美人妆师》，书中曰：“娇羞不肯出，犹言妆未减，青黛随眉广，胭脂逐脸生”。清代慈禧太后为了返老还童，更是驻颜有术，在容貌上大下功夫：脸抹鸡蛋清，身洒玫瑰汁。如今，化妆对于皮肤质量的维护和提高越来越重要。俗话说“晚上化妆，胜于身上的新装”。今天的人们已经懂得了实现自我情感表达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修饰美化自己的容貌。

　　素与妆是对立的两面。所谓素，就是素面朝天，不施粉黛。所谓妆，就是淡妆浓抹总相宜，总之不管是素还是妆，都要以突出女人的美艳为目的。我们先来看“素面朝天”的典故。

　　宋乐史《杨太真外传》记：“（妃）有姊三人，皆丰硕修整，工于谐浪，巧会旨趣。每入宫中，移晷方出。……虢国不施脂粉，自炫美艳，常素面朝天。”虢国夫人敢于素面朝天，是以天生丽质为本钱的。《说苑·反质》说：“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资有余者，不受饰也。”实在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后来王粲《神女赋》用“质素纯皓，粉黛不加”来描写美人，庾信用“自红无假染，真白不须妆”来赞美佳丽，实际上都是在强调她们的天生丽质难自弃，也是在反衬她们的惊人美貌。但是，这些只是说明了一个道理：“绘事后素”，自然的、先天的、发育成熟的、质地纯净的容颜是女人皮肤美的基础，但是并不能说明化妆不能增加或是改变女人的面貌。实际上，自古以来，美就是与化妆相伴而行的。

　　宋高承《事物纪原》：“秦始皇宫人悉红妆翠眉，此妆之始也。”实际上，从人类学的观点看，化妆或装饰的起源要比这早得多，几乎是从原始人对美有所认识时就开始了。其后，化妆及化妆术便千变万化、种类繁多起来，并且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一种自觉的认识，一种文化。东汉有啼妆，三国魏有晓霞妆，南北朝有半面妆、梅花妆、额妆、醉妆，唐宋有泪妆，总之是在不断推陈出新，层出不穷。后世诗文和笔记小说中关于化妆的记载也很多，唯一的一个例外是北周武帝曾禁止天下妇女施粉黛，因此除了宫女之外，民间女子清一色的黄眉墨妆。不过这也可见当时化妆风气的浓厚，所谓禁止天下妇女化妆，只是皇帝的矫枉过正罢了。

　　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化妆风俗体现在：“不太纤，不太秾，得其中。”化妆的基础是素，是清。“清”是中国古代审美观念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概念。其滲透力之强，运用范围之广泛，在今天的语汇中仍然可以找到例证。比如，我们形容一位以天然韵胜的美眉可以说她清纯、清秀，我们描绘天高云淡、澄澈莹洁的境界可以说清明、清新，我们感到一种与俗艳大异其趣的气息可以称为清香。清，给人的审美感受就像雨后的白桦林，带露的碧荷，水中的梅影，秋日的晴空，山间的清泉，一种脱俗的超逸感觉。

　　每一种审美趣味总是与人们的生活趣味相关的。“清”作为界定人物风神情韵的一个美学概念，它首先是与一种人生的终极理想和生活趣味相联系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道家的清净思想。老庄清净无为的人生态度，虚心应物的认知方式，超尘脱俗的生活情调，无不围绕着“清”展开。可以想见，道家思想作为中国思想观念的主要源头之一，在深刻影响古代人的生活和审美意识的同时，也通过审美心理的积淀，深深地烙印在当代人的生活观念和审美趣味当中。

　　在《诗经·野有蔓草》中反映了这种趣味：“有美一人，清扬婉兮。”后来阮籍《清思赋》中写道“窈窕而淑清”、“清言窃其如兰”，曹植《洛神赋》中写到“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陆机的诗中多用清字来形容他理想中的人物的容貌、心性、声音。比如“纤手清且闲”、“椒房出清颜”等，宋代周敦颐提出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著名观点，而《红楼梦》中众美荟萃，林黛玉便是以“清”取胜的佼佼者。

　　但是，“清”作为审美理想有其胜场也有局限，古人是深知其中的辩证法的，在他们的认识中，只要这种外在的修饰和改变不超出自然的必然性所允许的范围，对于皮肤美的强化将是有益的，动人的装饰，秀雅的衣着虽然是外在的，一旦它们贴近了自然本身，符合自然溢美的原则，不因自身的存在而掩去了自然本人的身体上天然的光辉，就能在审美方面获得有益的价值。毕竟自然所创造的人的身体，在审美形式上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为了增添自然的魅力，在自然的身体上附加必要的装饰，无疑会深化形体美的审美效应。

　　今人也应如此，能清则清，不能“清”，不具备“清”的底子，就去追求“丽”与“艳”的装饰美，所谓“人各一面”，就是各个展现自己的皮肤资质，删繁就简，标新立异。

　　中国女性的皮肤装饰十分复杂，从广义上讲，髻环、额黄、眉黛、粉脂、花钿、香饰等都算是对皮肤是装饰，与皮肤关系最密切的是花钿、粉脂和香饰。

　　花钿又称寿阳妆、梅花妆、贴花子，始于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寿阳公主在院子里休息，有花瓣落在额间，三日不褪，更显妩媚动人。天下女子争相模仿，用薄金片等材料剪成星、月、花、叶、鸟、虫等形状贴在额间，称为“花黄”、“眉间黄”、“鸦黄”，《木兰辞》中花木兰回到家中后，“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帖花黄”成为花木兰恢复女性身份的象征，可见当时流行之风正盛。

　　粉脂包括白粉和胭脂，《红楼梦》中贾宝玉吃胭脂的故事表现了胭脂的魅力，在众多的物件中，宝玉偏偏选中了女孩子的胭脂，令贾政大为失望，这从另一个角度恰恰反映了当时，胭脂在女性化妆中的重要性，甚至称为女性或女人气的代名词，“脂粉气”经常用来批评某些带有女人气的男子。

　　香饰在上节中提过，来源于植物和动物的分泌物，方法有薰香、佩香囊、香料搽脸、香皂沐浴和香茶沁口等方法。

　　代表人物：大Ｓ徐熙媛。被台湾演艺圈人公认为“美容大王”的大Ｓ徐熙媛，从17岁就开始疯狂钻研各种美容保养技巧，立誓要让自己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肤都美到不行，她亲身试过成百上千种美容保养品，所有民坊间流传与专业医师建议的美白秘方都没有放过，也难怪大Ｓ能保养出一身如瓷娃娃一样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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