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c 敌补给舰:2011年社科界十大热点关注（国外篇）

　　1 欧美债务危机上演“生死时速”

　　2011年国际金融领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拖延多时的欧元区债务危机使欧盟与欧元面临严峻考验，猝然登场的美国债务问题又让整个世界措手不及。世界未来的经济走势如何，该如何应对，欧美经济问题背后的问题又是什么？各国学者和媒体纷纷就此展开热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8月18日文章指出，当前欧美债务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债务危机有本质区别，欧洲与美国的债务问题也不尽相同。作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采取紧缩政策或大举借债的方法无助于解决欧美债务问题。11月10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了格林斯潘对欧债成因的分析。他认为包括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在内的“地中海俱乐部”成员经济竞争力一直低于德国等国，欧元区北部与南部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差异巨大，这是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而关于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各种观点竞相争鸣。美国《赫芬顿邮报》评论称，债务危机久拖不决让美国在全球眼中显得“非常不负责任”，这种不良影响在中国更为严重。《日本经济新闻》11月24日文章认为，债务危机将引发连锁反应，影响已不再局限于危机的源头欧洲本身，还危及美国和新兴经济体的资产安全，世界各国将受困于另一场新的危机。但美国“彭博新闻社”认为，欧美债务危机无碍于中国经济增长。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的观点更是惹眼，它认为“中国很可能成为美国债务僵局的赢家，从这场危机中的受益高过所受损失。”

　　（孙西辉）

　　2 日本大地震“余震”不断

　　对于地理位置独特的日本来说，地震年年有，今年却不同。３月11日的大地震及接踵而至的海啸、火灾、核泄漏等次生灾害，给日本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令其饱受衰退之苦的经济雪上加霜，对世界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也产生了复杂影响。
　　3月14日，《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刊文指出，极具破坏性的大地震和海啸之后，人道主义危机与核能危机使此次灾难对日本经济产生多方面影响。3月14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出，为了满足重建需求，大量日本资金回流，购买美国国债热情降低，增加了美国利率压力，也使缺乏资金的新兴经济体面临困境，不得不以吸引其他国家的投资作为补充。但《华尔街日报》文章对大地震的经济影响持不同观点，认为虽然日本眼下债台高筑，但理论上日本有能力维持财政平衡。富裕国家和向国内储户借债等因素保证债务问题不会妨碍日本经济复苏，因而大地震对全球经济的长期影响将十分有限。3月21日，美国《外交事务》刊登了美国能源顾问、物理学家维克托·吉林斯基的文章《预防下一场核灾难》，强调为汲取日本的教训，有必要在今后会同日本与国际核专家，彻底检查世界各地的核反应堆。福岛事故发生在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涉事电厂出自美国设计，应引起高度警惕。美国不仅要重查国内核电安全系统，还要反思核安全政策，这意味着核委会要平衡安全升级带来的利益与成本问题，考虑那些易于发生事故的核电厂是否应该进行运营，美国政府到了重新考虑政策调整的时候了。

　　（孙西辉）

　　3 阿拉伯之春“花未开”

　　自去年年底以来，阿拉伯国家掀起了一场要求推翻本国专制统治的社会运动，西方媒体称之为“阿拉伯之春”。这场运动如潮水般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稳坐江山数十年的政治强人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下，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一年来，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反政府运动已经偃旗息鼓，推翻现政权的国家也未朝外界的预期方向发展，西方普遍期待的“一个民主的新中东”似乎并未出现，各国学者也就此进行了分析。《读卖新闻》8月20日文章指出，“阿拉伯之春”明显失速，反对派逐渐失去了反抗劲头，人们预想的“中东民主化多米诺骨牌”局面并没有出现。8月19日，《华盛顿邮报》以更为中立的“阿拉伯过渡”代替“阿拉伯之春”一词，意指没人能够预测这场运动将走向何方。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1月22日刊登文章指出，对于阿拉伯地区的民众来说，前方道路仍不可预测。文章还分析了这场运动对各国的影响，认为最大的输家是以色列，美国资金支持的多名领导人已纷纷倒台，阿拉伯世界的各个武装力量将对以色列更加强硬。美国是第二大输家，再不能在这片土地上发号施令。伊朗是第三大输家，在国际社会处境孤立。而最大的赢家首推阿拉伯民众，他们赢得了独立的主权，不再受制于他人。其次是发展势头强劲的中间力量，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土耳其和加拿大等国。欧洲能在新国际秩序中找到位置，但别指望继续把西方政策强加给中东各国。

　　（孙西辉）

　　4 欧洲社会骚乱频仍

　　今年8月，英国爆发了自1995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场骚乱，堪比2005年巴黎骚乱。随后，欧洲社会感染了“骚乱瘟疫”，德国汉堡、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上演的游行示威相继演变为社会骚乱，与美国的“占领运动”和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运动”共同演绎了一出欧美亚非“动荡大合唱”。各大媒体纷纷就此展开热议：8月9日的美国《时代》杂志和8月15日的英国《金融时报》分别发表文章，分析了今年伦敦骚乱与2005年巴黎骚乱的异同。文章指出，对于英国骚乱，正遭受北约轰炸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非“以牙还牙”，称卡梅伦“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应该马上下台。德国《柏林评论报》8月16日对此评论说，在英国骚乱的背景下，的黎波里的反击似乎“合情合理”，英国的骚乱让西方处于外交被动。8月22日，《时代》杂志封面文章再次评论欧洲骚乱，认为“英国在燃烧”，“欧洲正在衰落与沉沦”。而《金融时报》9月1日的文章则将伦敦骚乱置于全球“社会动荡”的背景下，称今年为“全球愤怒年”。对于意大利骚乱，10月16日的《纽约时报》刊文指出，骚乱的原因很简单，政府却没能及时制止，这值得人们思考，因为发生骚乱的时间正值贝卢斯科尼信任案投票的第二天。评论人士卡拉布莱西认为，政府意图将民众的关注焦点由低迷的经济引向街头骚乱，使岌岌可危的贝卢斯科尼从中获益。另一方面，意大利民众对年轻人将不满诉诸暴力的行为深表担忧，政治骚乱对改变意大利经济困境毫无裨益，并且这种暴乱很可能被政治党派利用。（吕虹）

　　5 极右翼思潮重返欧洲

　　在金融与债务双重危机的压力下，一些欧洲国家的高福利体系难以为继，就业与移民问题凸显为严重的社会新矛盾，民众的不满和失望情绪升温，少数极右翼势力更趋激进。7月挪威爆炸枪击案和12月的比利时枪击案表明，欧洲极右翼势力正走向危害生命和社会的极端，西方学者们从历史和社会多角度探讨了这种倾向。美国《外交政策》杂志7月25日刊文指出，欧洲针对右翼的封锁联盟近年来濒于崩溃，极右翼势力已然复兴。挪威悲剧发生后，极右翼极端势力与政治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成为各国政治与安全的首要关切。8月29日，美国《民族》杂志发表了巴德学院教授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文章，分析了欧洲右翼势力发展演变的过程，指出欧洲新右翼民粹主义者不仅以穆斯林为敌，还认为“自由主义精英”、“多元文化主义者”和“妥协者”是破坏西方、将欧洲出卖给“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者”的罪魁祸首。7月26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分析家约尔格·福布里格（Joerg Forbrig）发表文章，分析了极右翼政党重返欧洲政治中心的原因和影响。约尔格认为，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是欧洲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和浪费纳税人钱财的根源，而大量移民使欧洲社会呈现史无前例的多元化格局。利用民众的恐惧感和执政党的失误，欧洲极右翼政党不仅成功地将自己推向政治前台，还在欧洲产生了两大政治影响。一是欧洲政治文化发生变化，人们开始怀疑欧洲的主流价值观，卡梅伦和默克尔先后宣称多元文化主义终结。二是极右翼政党得势鼓舞了更多右翼势力的激进行为，如匈牙利人谋杀罗姆人、德国人刺杀埃及妇女和纵火袭击外来移民，以及荷兰人焚烧清真寺等事件。

　　（孙西辉）

　　6“占领运动”横扫美国

　　全球“融毁”、世界愤怒，资本主义正值多事之秋，美国也难独善其身。肇始于9月17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经爆发就在全美遍地开花，以令人瞠目的速度蔓延至世界各地，演变成跨阶层、跨年龄、跨种族的“占领运动”，令无数政客和观察家大跌眼镜，各种学者的分析评论也频频见诸报刊。西班牙《国家报》10月12日刊文指出，曾占领西班牙广场、希腊城市和以色列街头的社会不满情绪来到美国，并从纽约向其他城市蔓延。在“阿拉伯之春”之后，“美国之秋”或许已经到来。10月8日，埃及《广场报》认为，美国人事实上已经从中东国家得到某种启发和灵感，要走一条适合自己的“革命之路”，或许可以说中东动荡启发了“美国之秋”。10月3日，英国《独立报》指出，许多美国人现在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的社会前进方向存在根本性错误，并质疑经济体制似乎不再把果实平等地分配给社会广大阶层。《洛杉矶时报》在10月8日也刊文指出，“占领运动”不但反映了当前美国经济社会的严重分裂状态，也显示了美国民众对当前美国经济政治制度积弊的反思与觉醒。10月2日美国《费城问询报》分析了“占领运动”爆发的原因，认为美国在冷战后仍沉溺于唯一超级大国的“胜利”荣光中，放慢了发展的脚步而日益走向衰落。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过程中，美国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新世界里，没有作出相应调整，从而犯下了严重错误。然而，10月9日的《纽约时报》社论指出，美国经济政治制度的深层积弊最终导致了这场看似偶然而实属必然的“占领运动”。

　　（吕虹）

　　7 欧洲高教改革凸显矛盾

　　经济低迷、债务高企迫使欧洲各国不得不大幅削减公共开支，教育经费亦难幸免，各国进行了相应的高等教育改革。英国今年6月发布了新的高等教育白皮书，一时引发关注。6月28日，英国商业、创新与技能部网站的文章指出，高教改革旨在建立更加透明的高等教育市场化体系，促进良性竞争，增强为学生服务的意识，切实维护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日，英国《每日电讯报》文章认为，政府要求高校公布毕业生就业信息并放宽对大学招生的限制有益于高校的发展，能确保学生获得与高额学费相称的高水准教育。但9月5日，《卫报》发表英国教育学院教授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的文章，认为新的高等教育白皮书将进一步限制知识扩展，不利于高校学术研究，因为它未将高等教育视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过度强调了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该报9月12日文章进一步指出，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使各大学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必然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使各高校的等级分化更为明显。关于法国高等教育问题，也出现了相左观点。9月5日，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发展署专家皮埃尔·梅尔（Pierre Merle）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法国教育政策只为上层人服务。而当天法国《快报》发表的法国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弗朗索瓦·杜拜的文章则强调，精英教育比大众教育更为重要。此外，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8月24日通过了一项大学教育改革法案，英国《经济学家》9月文章对此进行评析，指出这项改革借鉴了欧盟各国高等教育中许多有益的做法，但因触及部分人的利益而受到诸多批评。

　　（吕虹）

　　8 “9·11”十年生死两茫茫
　　今年是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十周年，对“9·11”的各种反思吸引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美国《外交》杂志第9/10期刊登了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迈尔温·莱夫勒（Melvyn P. Leffler）的文章，分析了“9·11”袭击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的影响。迈尔温认为，传统的看法是袭击改变了一切，但十年后看，这种结论似乎有些站不住脚，“9·11”并没有改变布什政府的关注重点和外交政策，也未改变美国的大战略。美国依旧寻求霸权，渴望领导世界，提倡开放政策和自由市场，关注军事霸权，如有必要随时准备采取单边行动。袭击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和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全球影响。英国《卫报》9月9日文章指出，人们一直认为“9·11”改变了一切，是个历史分水岭，而现在美国人认识到，世界并未彻底改变。《华盛顿邮报》10日文章则对“9·11”事件进行了种种假设，认为如果没有发生恐怖袭击，奥巴马不会当选总统，但债务问题会照样发生。除了西方媒体外，新加坡《联合早报》9月份也发表了系列相关评论指出，“基地组织”仍未驯服，但已无法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为此付出了本可避免的巨大代价，三思而后行不是没有道理的。此外，美国反恐十年确实取得了一点成绩，但付出的代价是否能与这一点成绩相提并论却引人争议。关于中国到底是不是“9·11”事件的“大赢家”，该报9月9日的文章认为“中国在短期内是最大赢家”，9月12日文章又对此极力批评，认为中美国力变化皆非拜“9·11”所赐，中国不仅不是“最大赢家”，还因此承受了巨大压力。

　　（孙西辉）

　　9 追忆苏联解体20年

　　苏联解体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件大事之一，今年恰逢20周年，国际媒体纷纷发表学者们的纪念文章。2011年8月，爱尔兰学者康诺尔·奥克勒里（Conor O’Clery）出版了新作《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该书描述了戈尔巴乔夫在位的最后一天，讲述了苏联解体及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的恩恩怨怨。8月9日，俄罗斯两大政治团体之一——瓦尔代辩论俱乐部，在其网站刊登了对俄罗斯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阿里克谢·费内科（Alexei Fenenko）的专访。阿里克谢认为，苏联解体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和美国构成核均势，前所未有的外部安全感使苏联精英阶层从来自外国干涉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从而放松了警惕；苏联领导人放弃了经济改革的思想；苏联形成了强大的影子经济部门；精英分子的分离主义情绪日益强烈；苏联共产党与政府机构的冲突日渐激烈；自7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国家没有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在苏联解体的影响方面，阿里克谢认为这恶化了地区形势与稳定，决定了国际关系的新特点和风格。9月24日，俄罗斯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多数人的政策是争取胜利的方针”的报告，反思苏联解体原因和教训。久加诺夫指出，苏联解体归咎于西方搞的颜色革命的把戏，而戈尔巴乔夫的背叛使得“奥伦治派”欢天喜地。他认为俄共应该汲取两个主要教训：一是要对社会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发展高度负责。二是要对意识形态工作和信息传媒政策高度负责。

　　（吕虹）

　　10 2011逝去的大师

　　1月25日，美国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去世，享年91岁。丹尼尔是一名社会学家、作家、编辑兼教授，被称为美国战后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曾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丹尼尔的另一个重要的学术成就是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工业生产的消费主义、资本贪婪和普遍债务基础上的，这与马克斯·韦伯所定义的建立在节俭和适度的清教伦理之上的成功的资本主义大相径庭。

　　7月20日，英国最伟大的当代画家之一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去世，享年88岁。卢西安是表现主义画家，偏好人物画像与裸体画像，被泰特美术馆誉为“20世纪毕加索之外最伟大的艺术家”。

　　9月26日，非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女性旺加里·玛塔伊（Wangari Maathai）去世，享年71岁。自1977年起，旺加里通过创建民间组织“肯尼亚全国妇女委员会”鼓励妇女种植树木。该运动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而且为上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女性能够在自己的社区扮演重要的角色。2004年，因在“可持续发展、民主与和平”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她成为非洲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

　　10月18日，美国文艺界巨人诺曼·科温（Norman Corwin）辞世，享年101岁。诺曼·科温早年当过体育记者、广播员，二战期间参加了《这是战争》纪录片的摄制工作。1943年担任影片《永远的一天》的编剧，此后又改编了《想入非非》。1946年获得威尔基的“天下一家”奖。

　　11月6日，美国知名作家哈尔·坎特（Hal Kanter）逝世，享年92岁。他是美国电视兴起初期最出色的电视节目设计人和编剧人，主要创作喜剧。他曾创作了电视节目“朱莉娅”，并由于担任奥斯卡电视广播编剧而赢得艾美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