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井爱莉火吗:1958年中国从朝鲜撤军与中美外交交涉

　　【英文标题】Withdrawal of Chinese Troops from Korea in 1958 and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s Made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文章日期】2009-09-15

　　【作 者】冯东兴/任东来

　　【作者简介】冯东兴，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210093；任东来，教授，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南京210093

　　【关 键 词】冷战/撤军/朝鲜统一/中美关系 

　　【参考文献】

　　[1]刘金质、杨淮生主编《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1949-1994》第3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7～528、552～556页。

　　[2]Zhai Qiang, "China and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9(Mar. 1992), pp. 103～122.

　　[3]《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74～78页。

　　[4]柴成文、赵勇田：《抗美援朝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郭志刚等编著《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纪实》，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473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9页。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191页。

　　[7]Confidential U. S. State Department Special Files, Korea, First Supplement, 1951-1966，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收藏缩微胶卷，收藏卷号MF0400956。

　　[8]Korea: Withdrawal of Communist Chinese force, April 11, 1958, Documents on Canadian External Relations, http://www.international,gc.ca/department/history-histoire/dcer/details-en.asp?intRefid=8564,2008-07-21/2009-3-7.

　　[9]DDRS(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Farmington Hills, Mich.: Gale, 2009), Document Number: CK3100444183.

　　[10]FRUS, 1958-1960, Japan and Korea, Vol., XVI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4, pp. 440～444.

　　[11]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5～306页。

　　[12]FRUS, 1958-1960,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Cambodia; Laos Vol., XV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2, pp. 133～144.

　　[13]崔丕：《艾森豪威尔对朝鲜政策初探》，《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

　　[14][日]坂元一哉：《日美联盟的羁绊——安保条约和相互性的摸索》，有斐阁2000年版，转引自汪伟民《持久的不均衡：战后美日、美韩联盟比较研究》，《史学集刊》2006年第5期。

　　[15]Cho Soon Sang, Korea in World Politics, 1945～1950,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 5.

　　1958年2月7日，中国宣布从朝鲜撤军。同时，围绕撤军和朝鲜统一问题，中国发动了一场对美外交攻势。在答复中国的撤军要求时，美国避开中国先撤军后统一的要求，要求中朝双方接受联合国有能力解决朝鲜问题的前提，并坚持在这个前提下实现朝鲜统一后，联合国军才撤出朝鲜。最终，美国借助自己在联合国的优势地位，实现了不从朝鲜半岛撤军的目标。

　　共和国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65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10)02-0082-08

　　1958年2月7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军，同时提议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从朝鲜撤军。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之后，在没有外部力量的干涉下，让朝鲜人自己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这一外交动议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置于被动地位。自此，围绕撤军和朝鲜统一问题，中美之间展开了一场外交战。对于中国从朝鲜撤军问题，国内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在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中有所涉及。这些研究主要以中方材料为基础，强调撤军的积极意义，揭露美国拒不撤军的事实和破坏朝鲜统一的行为，但对于美国如何应对中国撤军带来的外交压力，美国为什么不撤军，以及如何继续维持其在朝鲜的驻军等问题却没有展开研究。国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以美韩关系或者北朝鲜的统一政策为视角，尽管个别专著涉及中国从朝鲜撤军问题，但并未做深入分析。①本文以冷战背景下的中美关系为视角，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探，以期反映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特点并揭示美国应对中国从朝鲜撤军动议的决策逻辑。

　　撤军问题的缘起与中美双方的决策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在从朝鲜撤军与朝鲜统一问题上，中美双方都力争政治上的主动。美国继续利用在联合国的优势，主导第八届联合国大会第四百三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两项决议。决议主张把参加朝鲜问题政治会议的国家限定在参与朝鲜战争的各国，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朝鲜问题，而新中国一开始就被美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这一安排显然对中国不利。对此，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主张政治会议应根据《朝鲜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先行从朝鲜撤退包括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然后再讨论其他问题。随后中国政府就政治会议的具体形式提出了四点建议：参加会议的国家应为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包括南北朝鲜在内，还应邀请苏联、印度等中立国；会议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但政治会议的任何决议必须得到交战双方的一致同意；第八届联合国大会在讨论扩大政治会议成员问题时，应邀请中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在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解决后，双方应讨论会议的地点和时间。[1]美国则坚持把参加会议的国家限定在交战双方。最终，中美双方就这一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由于苏、英、法等国的推动，1954年，新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参与讨论解决远东重要争端问题。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朝鲜问题，美韩坚持由联合国监督战后的朝鲜选举。中国拒绝联合国在朝鲜集体安全上的角色，强调中立国的作用。因为联合国不能公平处理朝鲜问题，它已经被美国所利用。[2]6月15日会议将结束时，看到朝鲜问题即将无果而终，周恩来发表最后演说，表示中国“完全同意一切外国武装力量于最短期限内按比例地从朝鲜境内撤退”，主张南北双方互相接近，内部解决朝鲜和平问题。[3]日内瓦会议上，中美双方的严重分歧和周恩来的最后发言，为中美在撤军和朝鲜统一问题上再次正面接触埋下了伏笔。

　　1957年年底，中朝商议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问题时就考虑把撤出行动作为一次对美政治、外交攻势，争取以此为契机，谋求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11月，毛泽东在与金日成商谈撤军问题时表示：“鉴于朝鲜的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朝鲜人民可以依据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民族内部事务。”随后中朝双方开始讨论撤军的具体安排。12月16日和25日，金日成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由朝鲜人民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主张，中国政府积极响应；一是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主张，以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4]经与苏联协商后，中国政府很快做出回应。毛泽东认为，前一个方案比较好。如果要苏联“在联合国内提出主张，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那就是把整个联合国作为同我们敌对的一方，而实际上派出侵略军队组成联合国军的，只是少数联合国的成员国”。因此，朝鲜应根据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朝关于朝鲜问题的基本主张：公开声明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撤出朝鲜；提议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协商筹备全朝鲜的自由选举；在外国军队完全撤出南北朝鲜以后的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下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在朝鲜声明之后，中国将给予支持并协商撤军方案，同时要求联合国军方面有关政府采取同样的步骤。[5]中国政府的建议，一方面确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的政策，另一方面对撤军后的朝鲜做了具体的政治安排。自此，围绕从朝鲜撤军和朝鲜统一问题，一场以中美为主角的外交宣传战拉开了序幕。

　　根据中方建议，1958年2月5日朝鲜政府就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与和平统一朝鲜问题发表声明，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按照预定安排，2月14～21日，周恩来、陈毅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其间，中朝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中国政府表示完全同意朝鲜政府的建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于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6]在不足半个月的时间内，中朝协同一致，争取主动，发起了积极的舆论外交攻势，使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一方明显处于舆论的被动地位。

　　在宣布从朝鲜撤军的同时，中国委托英国把中国的声明传递给美国②。中朝方面的提议，首先引起了法国、希腊、新西兰、意大利等参加联合国军国家的关注。他们匆忙探询美国的立场，但并没得到美国政府明确的答复。在2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只是就中朝声明中的“自由选举”做出评论，表示自由选举是朝鲜统一问题的关键，美国坚定支持朝鲜进行自由选举，对撤军问题避而不谈。[7]

　　显然，对美国来说，它不能不考虑撤军对其远东战略的影响，也不能不注意从朝鲜撤军可能带来的一系列政治影响。基于军事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军方的立场比较明确。一位美国陆军官员在国会小组委员会上明确了国防部关于朝鲜问题的态度：“在远东地区保持一支威慑军队是必要的，绝不能因为中国打算从朝鲜撤军就缩减这支军队。中国军队能够再次迅速进入朝鲜……目前驻在朝鲜的两个美国师必须继续部署在先前的位置上，以便于在远东地区形成威慑性影响。”[8]

　　2月22日，美国空军参谋长托马斯·怀特提交了更为具体全面的分析报告：明确反对完全从朝鲜半岛撤军，认为中国从朝鲜撤军并没有降低中国对南朝鲜的威胁；相反，如果美军、联合国军从朝鲜撤退，则会对美国在亚洲大陆盟国的安全带来威胁。怀特认为，从最低限度来看，减少美国驻军，将意味着中止美国在1959年裁减当前南朝鲜军队20％的努力。进一步看，如果撤出美国原子能武器或者缩减空中战术力量，剩余的美国、联合国、南朝鲜的地面部队遭到突如其来的冒险军事攻击，其结果将是难以预知的。至于撤退当前的美国陆军师，仅仅靠空军通过提供火力、原子武器或者其他空中援助，难以保持本土军队抵抗入侵的决心。从实际的军事观点来看，完全撤出美军将使南朝鲜政府怀疑美国保卫其安全的决心。而中国从朝鲜撤军，将会增加其入侵亚洲自由国家的灵活性。因此，怀特建议，作为对中国撤军的一种反应，如果决定对美国驻军力量进行调整，那应该是缩减，而不是撤出美军。[9]

　　在撤军问题上，美国国务院的立场和军方一致，但国务院考虑的出发点主要是政治影响。因此，国务院提出了更为深入的分析报告。③国务院认为中国从朝鲜撤军目的在于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以便召开大国间高层会议；借助朝鲜问题，在统一问题上把美国和自由世界国家置于宣传的不利地位；破坏自由世界国家有关朝鲜统一问题的立场；为改变中国形象，向西方世界进一步施加压力，即如果中国军队撤出，所谓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入侵将会终结。报告同时提出相应对策，指出美国应该在没有削弱其原有立场的前提下，把中国置于宣传的防御地位；表明继续自由世界在统一问题上所作努力的合理性；维持联合国的目标和原则；坚持联合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能力；反对任何试图把朝鲜问题纳入大国高层会晤的日程之中。同时应该反对任何举行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努力，或者用“中立国”取代联合国监督朝鲜选举。在联合国的框架内，美国应该采取积极步骤，向共产主义施压，表明将在联合国框架下努力实现朝鲜统一。[7]美国国务院报告提供了应对中国从朝鲜撤军的政治策略，即坚持联合国监督朝鲜统一选举的前提，在这一前提下要求中朝双方澄清统一朝鲜的具体办法，从而为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撤军行动和外交攻势提供了基本的行动方针。

　　在考察中国从朝鲜撤军的决策动机并确定总体对策的同时，美国也在考虑如何对中国照会做出具体的回应。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认为美国应该重申1950年10月7日的联合国决议，坚持根据联合国的建议和决议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在实现统一之前，联合国军不会从朝鲜半岛撤出；如果联合国军撤军，共产主义军队将很容易推翻南朝鲜政权。罗伯逊建议，美国的答复应该简短。首先，16国应对中国从朝鲜撤军表示欢迎，指出此举符合1951年2月1日的联合国决议，中国从朝鲜撤军以后，想必不会再阻止1950年10月7日和其后的联合国决议的实施，这些决议要求在联合国的指导下，以和平的方式在朝鲜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代议制政府，应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实行自由选举，全面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同时，罗伯逊还建议应该在联合国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以便能够尽快争取主动。

　　美国国务院则认为美国军队应该继续留在朝鲜半岛，直到联合国完成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政府的使命。美国的安全利益要求美军继续驻朝，更重要的在于美国必须保持对南朝鲜军队的控制权，避免南朝鲜采取单方面进攻北朝鲜的行动。进一步来讲，如果美国军队不在朝鲜半岛，中国军队将很容易推翻南朝鲜政权。在国务院和军方人员的协调会上，上述观点得到军方人员的大体认同。参谋长麦克斯韦·泰勒认为，美国必须维持当前的状态直到政治形势明朗化。军方支持国务院尽快采取措施摆脱政治困境。[10]

　　统一了政府内部的基本立场之后，美国开始考虑协调参与联合国军的盟国之间的立场。3月4日，罗伯逊组织参加联合国军的15国代表协商，初步达成了回应中国的文本草案：以16国的名义④对中国的声明做出回应，强调联合国军“在朝鲜驻军的目的是，依据相应的联合国决议，确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他们希望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建立合法的国会。他们对于北朝鲜和中国当局也赞成自由选举感到高兴，对中国宣布从北朝鲜撤军表示欢迎”。然而，联合国对于北朝鲜的实际意图表示怀疑。希望北朝鲜当局谈及“中立国组织”监督选举时，接受这样的前提，即这些应该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中国政府能够促使北朝鲜政府澄清以上几点和相关建议的细节，16国政府将会给以认真考虑。同时，美国国务院指示驻南朝鲜大使馆，敦促南朝鲜政府在未来的答复中和美国的立场保持协调。[10](pp.447～449)该答复文本反映了美国回应中国声明的策略，即竭力避开中朝双方要求的从朝鲜撤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转而强调由联合国负责解决朝鲜统一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进而通过突出双方前提的差异，避开中国提出的从朝鲜撤军问题。

　　中美双方在撤军问题上的外交交涉

　　经过近两个月的精心准备，4月9日，通过英国驻北京代办，美国以16国的名义对中国的声明做出了答复。按照既定策略，照会避而不提撤军问题，只是要求中国政府对北朝鲜提议做出“精确的解释”，询问“当北朝鲜当局谈及‘中立国组织’监督选举时，中朝方面是否接受选举应该由联合国主办，并且应该由联合国监督初选和整个选举”。[1](pp.984～985)

　　5月6日，中国回复照会指出，中国军队正在定期、分批地全部撤出朝鲜，然而联合国军方面却至今没有在撤军问题上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接着，照会谴责美国、联合国一方，“竟然对这个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上最为迫切和现实的撤军问题避开不谈，而别有用心地扯出所谓‘澄清’监督选举的问题来进行纠缠……联合国军各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转移世界人民的视线，以图掩饰美国长期占领南朝鲜、继续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和进一步制造远东紧张局势的阴谋”。[1](pp.985～986)

　　通过强调利用联合国解决朝鲜问题这个前提，美国避开了中朝方面提出的从朝鲜撤军问题。接下来，美国的目标就是把朝鲜统一问题引向联合国，借助美国在联合国的优势，继续维持其驻军。这种策略意图在其对待盟国的态度中表露无遗。5月19日，在谈论如何进一步答复5月6日中国照会时，新西兰使馆顾问怀特建议，16国是否应该采取更灵活的立场，向中朝做出适度妥协。美国国务院东北亚事务司司长哈罗德·帕森斯的回答非常干脆。他表示“美国已经准备了答复草案，16国应该把中国共产主义者置于这样的位置，即他们做出回答是非常困难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并不‘乞求’得到回答；关于灵活性问题，美国认为16国对5月6日中国照会的答复不是展示灵活性的地方，而是在秋季的联合国大会上，应该更适宜展示灵活性”。[7]罗伯逊在评论5月6日中国照会时认为，中国照会略去了有关朝鲜自由选举的澄清要求，相反再次要求联合国和联合国军从朝鲜撤出。接下来中国可能将会提议举行政府间会议，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他建议16国应该尽快对此做出答复，重申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并按本土人口的比例选举组成国会才是问题的核心。答复应该明确，联合国军直到朝鲜实现统一才会撤出。这一答复将会改善盟国在联合国的姿态。[10](pp.457～458)7月22日，美英双方就未来的联合国朝鲜问题决议案交换看法，英国提议是否应该给军事停战委员会一定的地位，或者扩大朝鲜统一重建委员会的成员，比如把中国包括进去，遭到了帕森斯的明确反对。他表示美国已经努力把有关军事停战委员会的词汇单独界定为与军事协定有关的军事问题，有关朝鲜的政治考虑应该尽可能和军事停战委员会分割开来……美国不应该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不应该弱化美国的立场。[7]这表明美国故意提出中方不会接受的前提和要求，其最终目的就是避免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进行政治谈判，待秋季联合国大会召开后，美国可以利用联合国来维持其驻军的“合法性”。

　　经与英国、澳大利亚等16国中重要成员国“磋商”，美国对答复文本的个别措辞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了答复草案。7月2日，美国对5月6日中国照会做出答复，对中国坚持所有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军作为朝鲜自由选举和统一的前提表示遗憾，强调4月9日照会中提出的选举原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关于军队的撤退问题，照会指出，在没有任何事先安排的情况下撤出联合国军，将不能适当地解决朝鲜问题，并不意味着远东紧张局势的缓和。联合国军的存在，是为了在朝鲜问题最终解决之前防止进一步的侵略。16国希望根据联合国决议，实现朝鲜问题的真正解决。当按照联合国决议、具备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并得到执行时，经联合国提议，他们才准备撤出联合国军。[7]

　　从两次照会往来双方强调的重点来看，中国坚持先撤军再讨论全朝鲜的选举问题；而美国则避而不谈撤军问题，坚持联合国处理朝鲜问题的能力，并主张在这个前提下，让中朝方面澄清有关选举的问题。双方前提截然不同，这使照会往来变得没有实际意义。美国据此实现了其政治目的，把朝鲜问题再次引向联合国，中美关于从朝鲜撤军和统一问题的外交交涉最终转向联合国内朝鲜统一问题上的争论。

　　11月11日，第十三届联大第一委员会就新西兰等13国提议的关于朝鲜问题决议案进行了投票。经过美国的会前运作，联合国大会以54票赞成、9票反对和18票弃权，通过了新西兰的提案，坚持了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原有立场。[7]

　　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从朝鲜撤出。面对美国决意在朝鲜半岛继续驻军的情况，中国政府作了最后的外交努力。首先，中国政府再次通过英国向美国传递照会，对美国7月2日照会做出答复，重申所有军队从朝鲜撤军，而后通过政治磋商实现朝鲜统一的立场，并揭露了美国拒不撤军的本质意图。[1](pp.1077～1078)接着，委托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索波洛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宣读、散发中国的照会，呼吁爱好和平的联合国成员国促使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调整立场，为了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采取积极措施。[7]

　　中国的外交努力在联合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关朝鲜统一的方式问题出现了“灵活”的趋向。在谈到联合国在选举中的角色时，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英国强调“联合国主持”而不是“联合国监督”。对于西方国家提出的朝鲜问题提案，利比亚和黎巴嫩从支持转向弃权。在争论中，加拿大提出了一种“调和”的方法，苏联很快对此表示支持。波兰代表表示，希望更多代表接受加拿大和日本的引导，采用现实主义的方法。[7]然而，这些都不能动摇美国在联合国的优势地位。在美国的压力下，11月26日，15国通过了答复中国的照会，重申了美国的原有立场。12月5日，该照会和11月14日联合国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案经由英国传递给中国政府。[10](p.503)12月8日，中朝发表联合声明，再次对美国拒不撤军的行为进行公开谴责。此后，围绕从朝鲜撤军问题，中美的宣传战一直持续到1959年年底，[1](pp.1104～1107，1115～1117)但是双方的基本立场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余论

　　1958年中国宣布从朝鲜撤军以及随后展开的围绕朝鲜撤军和统一问题上的外交交涉，最终以中国军队完全撤出而美国军队继续驻留为结局。虽然这一交涉过程只是围绕从朝鲜撤军和统一问题展开，但却深刻反映了50年代后半期中美激烈对抗的历史背景和朝鲜问题在美国远东乃至其全球冷战战略中的特殊地位。

　　首先，50年代中美关系的激烈对抗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交涉的结局。朝鲜战争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入朝参战促使美国积极推行遏制中国的强硬政策。在经济上，美国严格实行对华禁运。1952年9月，美国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国会议，成立“中国委员会”，其贸易管制水平明显比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管制要严。[11]在政治上，采取坚决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竭力避免和新中国进行外交接触，以免造成承认新中国的印象。在军事上，采取孤立、包围中国的政策，通过和日本、韩国、菲律宾、东南亚诸国以及台湾当局签订一系列同盟条约，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安全机制。1959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5913/1号文件，强调要阻碍亚洲共产党政权，特别是大陆中共政权的发展；削弱亚洲共产党政权特别是共产党中国的实力地位。[12]与此同时，尽管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搞美苏缓和，但是中国依然坚持同美国积极对抗的政策。1958年中国宣布从朝鲜撤军，实际上是中国对美发动的一场外交舆论攻势。在实现撤军后，中国政府表示“形势对我们空前有利，东风日益压倒西风，只要各国人民坚持斗争，帝国主义一切侵略和战争的阴谋都是可以击败的”。[1](p.1106)因而，在激烈对抗的背景下，中美关于撤军和朝鲜统一问题不可能产生任何良性的互动。

　　其次，美国拒不撤军有其复杂的冷战战略考虑：(1)朝鲜半岛的分裂是美苏之间冷战的产物，维持朝鲜半岛的现状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驻军，对美国的对苏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朝鲜战争后，美国在朝鲜半岛的驻军更具有遏制中国的意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相继出台的NSC5501、NSC5602/1、NSC5707/8号文件，体现了在所谓“中国威胁”的问题上，随着苏联政治领导层的变动及其对外政策的调整，艾森豪威尔政府越来越强调“中国威胁”的严重性。[13](2)朝鲜半岛的统一方式对于德国、越南统一甚至中国统一台湾的方式有重要影响。美国认为，在撤军和朝鲜统一问题上，对中国做出任何让步都可能成为将来讨论的起点，进而影响到将来德国、越南、中国等国的统一方式。(3)朝鲜半岛如何统一对于美国在东亚的重要盟国日本来说，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朝鲜半岛处于大陆力量与海洋力量的交汇处，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地区。作为由大陆向海洋延伸、过渡的特殊地理部分，朝鲜半岛构成了东北亚的地理中心，它既是大陆国家东方防御的最后一张“盾牌”，同时又是海洋国家向西进攻的第一块“陆基”[14]，而对于日本的防卫而言，朝鲜半岛则犹如“瞄准日本心脏的一把短刀”[15]。因此，在朝鲜半岛建立统一的亲美政权对日本的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中国从朝鲜撤军也使美国对南朝鲜的政策做出了相应调整。1958年，在政治、外交层面应对中国外交攻势的同时，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开始对朝鲜半岛的地位进行重新评估。8月1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5817号文件，坚持了美国对朝政策的长期目标，即在朝鲜半岛建立经济上能够自立的、自由、独立的代议制政府，该政府要对美国友好，尊重国际协定确定的他国的领土主权，拥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保证内部安全，并能够强有力地抵抗外部入侵。文件提出，鉴于中国军队从朝鲜撤军，共产主义对南朝鲜的军事威胁相应减少，美国把防御的主要目标将集中在北朝鲜的“进攻”；由于中国撤军，美国也将进一步缩减驻朝美军。在“重要政策指导”部分，文件道出了美国坚持联合国处理朝鲜问题的内在原因，即联合国提供了抵制共产主义入侵的法律基础。因而，文件强调美国应坚守联合国这份重要遗产。[10](pp.483～491)1958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军后，艾森豪威尔于1959年7月1日在NSC5817号文件的基础上，又出台了NSC5907号文件，这一文件除对个别词句作了修改外，几乎完全继承了NSC5817号文件的政策方针，确定了中国军队完全撤出朝鲜后美国朝鲜半岛的政策方针。自此，直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双方才再次在朝鲜问题上有了实质性的外交接触。

　　注释：

　　①相关研究主要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韩]李元烨：《中美两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演进历程研究——从对抗走向协调(1945-2000)》，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Donald Stone Macdonald, U. S.-Korean Relations from Liberation to Self-Reliance—the Twenty-Year Recor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 1992；Soon Sung Cho, "The Politics of North Korea's Unification Policies 1950-1965", World Politics, Vol. 19, No. 2(Jan. 1967), pp. 218～241；Zhang shugu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1954年4～6月，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两国代表主动接触，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因此，关于从朝鲜撤军问题，英国驻北京代办充当了中美互通信息的临时渠道。

　　③在缩微胶卷中，该报告比较模糊。文件出自国务院政策评估部门。日内瓦会议之后，在美国主导下，1954-1957年，联合国大会连续四次确认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即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以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建立代议制政府，全面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

　　④南非于1956年从联合国军中撤出，草案通过后，得到南非的认可，因此，美国的答复草案仍然采用16国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