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战舰世界秋月加点: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及其主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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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立/郭秋琴
【原文出处】《军事历史研究》(沪)1999年03期第1～10页
从本世纪40年代起，随着美国原子弹爆炸的成功，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核技术革命开始了，核能从科学理论的研究阶段进入了实际应用阶段。核能的应用极大地推进了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原子弹所展示的巨大威力，又成为少数几个掌握核技术国家进行核垄断、核讹诈、核威胁的本钱。核威胁就象幽灵一样日夜在天空游荡，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和生存。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政治素质非常高的军队，战胜了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军队，并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美国侵略者，但它的武器装备却非常差，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建设了一些常规武器兵工厂，但在现代条件下，常规武器是不能保卫新中国安全的。列宁曾深刻指出：“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249页。）为了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使中华民族近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历史不再重演，为了打破少数国家的核垄断、核威胁，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体系，发展自己的核能科学技术，拥有尖端核武器。为此，我国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和关注我国核工业、航天工业等尖端科学的发展，为中国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作出了战略决策并组织实施，使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为主要标志的强大的现代国防体系，从而保卫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安全。本文试就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历史进程、辉煌成就及其主要经验作简要论述。
一
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始终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国家主权的完整与安危。早在1953年1月， 毛泽东就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 1993年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37页。）1956年4月，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 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1993年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65页。）1958年， 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1993年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74页。）。“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注：《聂荣臻传》，1994年当代中国出版社，第554页。 ）周恩来也指出：“中国人民不愿意有原子弹，但不能不准备研制原子弹。因为当核讹诈的大棒在头上晃来晃去的时候，一个受尽苦难却不甘屈辱的民族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注：转引自《周恩来与将帅》一书，199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45页。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指示，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科学技术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奋斗的目标。
还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为了新中国的国防建设，未雨绸缪，拟定了一份长达200多人的名单， 俟时机成熟将有关海外华裔科学家安排回国，发展核事业。1949年春，当时解放战争激战方酣、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央大力支持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利用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之机，在法国购买了一些核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1950年4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用这批仪器、 资料以及我国科学家自己制造的一批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在20多个科学领域展开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拉开了中国向核技术进军的序幕，为发展我国核事业作了基础准备。1954年，我国地质部门发现了铀矿资源，中国建立核工业具有了一定的技术和物质条件。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等关于核反应堆和原子弹原理以及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会上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找到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矿床。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注：转引自《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1997年军事科学出版社，第539页。 ）会议作出了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我国的核武器研制开始了艰巨而又伟大的历程。
1956年春， 国务院制定了以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为目标的《1956 —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其中把核技术与航天技术、喷气技术等列在57个重点项目的前列，要求核技术在“三五”计划内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随后，国务院相继成立了原子能事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称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导弹研究院（国防部五院，后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中国科学院提出了要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在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苏联的帮助下，各部门通力协作克服了重重困难，大力攻关，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我国原子能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就在我国人民满怀信心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时，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逐渐恶化。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在原子能、火箭、 航空等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下令撤走苏联专家并带走重要图纸。这时，我国国内因“大跃进”的重大失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两弹一星”的研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外一些人兴高采烈，甚至断言，中国的核工业已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中国共产党是无所畏惧的。面对重重困难和巨大压力，毛泽东强调：“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1993年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92页。）周恩来也指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注：《周恩来传》第4册，199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43页。 ）永不屈服、不甘落后的中国人民又一次挺直了民族的脊梁，义无反顾地迎着困难上，卧薪尝胆，愤发图强，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早日研制成功“两弹一星”。1961年7月，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持。1962年11月，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由7位副总理和7位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15人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各方面力量进行核武器的研制工作。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由于广大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辛勤研究，我国在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方面进展显著。1962年，二机部提出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计划，并于1964年提出在1968年进行氢弹试验，七机部也拟定了在1965—1972年研制出中近程（改进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等4 种地地导弹的计划和在发展导弹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发射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的计划。
经过艰苦的努力，
核武器的研制，真正有大用途的是在导弹上装核弹头。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接近完成时，中央军委就作出了核武器研究方向以导弹为主、空投弹为辅的决定。经过广大核科研人员的奋力拼搏，解决了原子弹小型化等重大难题。
1958年中国科学院首先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计划，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大力支持，批准拨款2亿元巨额专款进行研制。 但由于三年经济困难，邓小平、陈云指示：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注：张劲夫：《请历史记住他们》，
“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使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经过长期努力，我军已成为一支拥有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和相当水平的常规武器的很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按照现代战争的要求，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相比，我军的现代化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从70年代开始，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一般技术条件的战争转变为高科技的战争，成为立体战、电子战、导弹战，武器装备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电子化、智能化和数字化。随着历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的主题。但由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世界并不安宁，局部战争始终没有停息，甚至还有增加趋势，仅1992年就发生局部战争24次。特别是90年代以来美国推行新霸权主义，到处侵略扩张，妄图称霸世界。据美国官方自己的统计，在冷战时期，美国对外较大规模军事行动计约125次，平均每年2.8次；而90年代以来，美国平均每年对外用兵5次以上，自1990年以来，美国先后40 余次对外采取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这些行动中，直接使用武力达13次。众所周知，1999 年3月，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大举轰炸南斯拉夫联盟的侵略战争，并于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核心，是战斗力强弱的一个最基本要素。看一个国家的军队是否现代化了，通常是看它的武器装备是否现代化了。邓小平对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多次强调装备问题不抓不行，要“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1981年9月， 邓小平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时又提出：“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1986年3月， 我国几位著名科学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国如何追赶上世界新技术浪潮的对策性建议。两天后，邓小平就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推延。随即国务院组织了200多名专家进行专题研究， 制定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很快就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 它对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江泽民时刻关注着军队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在短短几年中，他就视察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北核试验基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等地。1991年3 月，江泽民在视察国防科技大学时指出：“在国防科学技术方面，我们差距很大。”（注：转引自王维章主编《邓不平军队现代化建设思想研究》，1997年国防大学出版社，第81页。）他多次强调指出，在世界各国基本都把加强质量建设放在首位的今天，我们的国防，尤其是发展一些尖端武器，对保卫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关系太重大了。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防的现代化建设，中央军委在1998年4 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
遵照邓小平、江泽民的指示，科技人员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和顽强攻关，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防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诸如导弹方面形成了空中、地（水）面、水下的完整系列。1982年10月，我国海军潜艇第一次在水下成功发射运载火箭，表明中国已建成了一个核武器系统，有了这个系统，即使中国在成为核打击的目标之后，也能对任何侵略者实施有力的反击。1996年，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域进行的导弹演习，充分显示了中国导弹的先进性能。著名导弹专家梁守磐院士自豪地说：“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导弹不仅毫不逊色，有些在世界上还处于领先地位。”（注：转引自《中国的导弹打得又快又准》，
在航天技术上，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在1985年中期进入了国际卫星发射市场时，已经具备了高、中、低三种轨道各类卫星的发射能力，积累了20次成功发射的经验。1990年，中国首次进行国际商业卫星发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其入轨精度是该公司31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到
二
新中国成立的半个世纪中，在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和全国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持，我国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始终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取得了研制“两弹一星”等重大项目的胜利，使我们的国防建设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打破了少数国家的核垄断、核讹诈，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我国在经济科技落后、面临超级大国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在短短几十年中，能够在“两弹一星”的研制方面取得如此巨大举世瞩目的成就，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经验。
首先，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高度重视国防科技的发展，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这是我国“两弹一星”研制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在较短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定性原因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始终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着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为缩短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尽可能迅速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有力地领导和组织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对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盛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今世界，要在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发展中赢得主动，赢得速度和效益，就必须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领先。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和利用科学知识。周恩来指出：“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在和平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2页、第440页、第232页、第236页。）为了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党和国家在50年代中期就响亮地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规划》指出：为了“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2页、第440页、第232页、第236页。）《规划》把发展核科学技术作为重点，因为当时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核技术的利用，它集中了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确定以核技术为重点，不仅可以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而且可以带动起一大批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核武器研制成功，也才能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威胁，遏制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959年，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了开展“技术革命”的任务，强调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进入70年代以后，新技术革命的势头有增无减。世界科技的各个领域都有新的发展，而且通常是各种技术综合发展，形成技术与知识密集的高技术群。随着知识经济大潮席卷全球，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发生越来越巨大的影响。1978年3月， 邓小平敏锐地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1页、第395页、第86—87页、第91页、第405—406页、第151页。）1988 年他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点。1992年他再次强调指出：“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更快。”（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378页。 ）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在科技发展的竞争中抢占有利地形，以尽快缩短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制定了“科教兴国”、“科技强军”战略。1996年4月，江泽民会见“863计划”十周年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现代国际社会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高技术及其产业又是整个竞争的焦点。”（注：转引自王维章主编《邓不平军队现代化建设思想研究》，1997年国防大学出版社，第70页。）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绝大多数都首先应用于战争。现代武器装备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的综合体现。据国外资料估算，全世界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有230万以上， 其中专门从事军事技术方面研究的有50多万。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约有20%在专门研制新式武器及其辅助技术，或改进现有的武器装备。（注：转引自王维章主编《邓不平军队现代化建设思想研究》，1997年国防大学出版社，第76页。）大量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武器装备的性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产生了质的飞跃。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高技术群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使现代战争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与发达国家的军队现代化相比，我军的差距还比较大，落后了一二十年，我军和外军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集中反映的是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如果科学技术上不去，武器装备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离开先进的科学技术就不能建设现代化军队。所以，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再强调，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国防的现代化。现在，我们要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增强国防力量，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同时通过国防尖端科技的进步促进科学技术整体的发展。
其次，在发展高科技特别是国防科技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这是我国“两弹一星”研制能取得辉煌成就、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方针
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而得到发展。中外历史的发展证明，一个优秀的民族总是要善于吸收和消化别的民族、别的国家长处和优点，拒绝向其它民族、其它国家学习，只能导致落后和衰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非常重视向国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时，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我们应该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吸收过来，为我所用。邓小平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强调向国外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他说：“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1页、第395页、第86—87页、第91页、第405—406 页、 第151页。）江泽民也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 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把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注：转引自王维章主编《邓不平军队现代化建设思想研究》，1997年国防大学出版社，第223页。）国防科技事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 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很薄弱，必须先学会世界上已有的科学成就，才能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也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此，我国“两弹一星”从研制开始，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尽可能争取苏联在核领域内的技术援助。1955年到1958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有关部门先后同苏联签订了六个关于援助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协定。包括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这对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两弹”的起步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国的核工业从无到有打下了基础，赢得了时间。
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在大力争取外援的同时，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立足点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上。所以，周恩来多次强调：“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2页、第440页、第232页、第236页。）象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需求很大的国家，无论从国际和国内的要求来说，都需要建立强大的独立的国防现代化体系，单纯依赖国际援助的思想是错误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况且，新中国建立后，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我们，社会主义的苏联即使是在中苏友好时，它为了保持领先、维护其老子党地位，也不是无保留地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给我们。在国防新技术产品和尖端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苏联总是让中国落后它一代，甚至是两三代，使中国与它保持相当的距离，处于依附的地位。因此，中共中央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2页、第440页、第232页、第236页。）周恩来对科研人员提出了“要、学、买、钻”的四字方针。他说：“不管要到、学到、买到与否或者多少，主要还要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注：《周恩来文化文选》，199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68页。）正是因为把独立自主、自主更生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所以当1959年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时，我国能从容处置，迅速地重整队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攻克一道道难关，成功完成“两弹一星”的研制任务。其它军工生产也迅速由仿制生产转为自行研制，使我国逐渐建成完全独立的国防体系。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仍然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必须向国外学习，可以从外国买，但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因为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1页、第395页、第86—87页、第91页、第405—406页、第151页。）随着冷战的结束，尽管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但是并没有改变一些国家把高新技术作为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手段而加以垄断的本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域的一些高新技术装备，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国外是不可能转让给我们的，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攻关、创造。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真正的高精技术，花高价也难买到。中国人要争口气，要把基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注：《党和国家领导人论科学技术工作》，1992年科学出版社，第259—260页。）几十年来，我们正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一些科学技术领域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某些方面甚至直接进入前沿，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如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从长征一号发展到长征四号乙，不但能发射不同种类的卫星，还能一箭多星；不但能发射地球同步卫星，还能发射太阳同步卫星。在卫星研制上形成了科学与技术实验卫星、通信卫星、气象卫星等一系列卫星的庞大家族。
再次，全国大协作，抓住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是“两弹一星”研制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并在较短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科学技术的领域非常广阔，要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需要学习、研究的方面很多很多。但我国是一个经济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经验都非常缺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确实把关系建设全局的重点项目抓好。毛泽东、周恩来等明确指示要集中力量分阶段、有重点地发展。早在1950年，周恩来就提出，我们应在三五年内集中力量于几个重点发展项目，为有利于工业化准备条件。1956年，鉴于当时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及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毛泽东、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议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但要“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现在先打底子，将来再发展数量。”（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2页、第440页、第232页、第236页。）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上，提出了抓重点带动全局、抓尖端带动常规的战略指导方针，确立了以“两弹一星”为重点的发展目标。
核武器和人造卫星的研制是综合性很强的多学科的系统工程，几乎涉及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所有研究工作要想由一个或少数几个研究机构包下来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我国是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研制尖端武器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是真正的白手起家，面临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尖端武器的研制必须具有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元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等物质条件。而这些，我们都非常缺乏，特别是仪器仪表、新型材料成为我国武器装备科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聂荣臻元帅说过：当时的中国，“尖端技术所需仪表仪器，则还刚刚开始摸索研究。拿各类仪器仪表来说，和苏联等先进国家相比，一般的品种只生产了两成至三成，特殊高级的（如核子、电子仪器）则只有一成左右。火箭、原子能反应堆、舰艇、潜艇等所需要的高能仪表，则完全是空白。”（注：《聂荣臻传》，1994年当代中国出版社，第600页。 ）研制尖端武器所用到的新型材料至少有5600多种，如高温合金材料、高能燃料、稀有气体等等。对许多材料又有特大、特宽、特薄、特细、超纯等特殊的要求。要在短时期内攻克众多的难关，完成众多的任务，只有全国大协作，充分调动和发挥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这一个最好的办法。1962年毛泽东在关于我国原子弹爆炸设想的报告上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周恩来强调要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组织全国大力协同攻关。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全国各有关部门有人出人，有力出力，要技术给技术，要设备给设备，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心协力攻克了很多难关。比如，在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过程中，全国的26个部、委（院）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 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联合起来进行科技攻关、设备制造和生产材料，解决了近千项重大课题，成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大会战，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撰文回忆说：“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过。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形象地说，那时候我们每次搞试验，全国的通讯线路将近一半要由我们占用，可见规模之大。”“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注：《周恩来传》第4册，1998 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48页。）有人曾形象地把国防科技事业比喻为“千人一杆枪，万人一颗弹、一颗星”的事业，这是毫不夸张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使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还有限，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如果试图全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把摊子铺得太大，就可能导致力量分散，长期不见成效，反而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江泽民在谈到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时指出：“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是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今后，许多科研工作，例如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的研究，要加强统一领导，集中优势兵力，协同作战，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提高效率。”（注：《党和国家领导人论科学技术工作》，1992年科学出版社，第259—260页。）1997年江泽民再次强调指出，发展科学技术“要从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统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加快实现高技术产业化。”（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人民出版社，第30页。）有所为， 有所不为，也就是要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全国一盘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的优越性，尽快在重要的高科技领域中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第四，充分依靠和发挥广大科技知识分子的作用，调动他们积极性、创造性，这也是我国“两弹一星”研制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并在较短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人才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人才是创业之源，强国之本。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发展尖端科学技术，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要有大批科学技术人才。我们党一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就认识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团结他们。”（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年）》，1994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68—169页。）但当时人才非常缺乏。周恩来在1951年曾指出：“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注：转引自《周恩来总理生涯》，1997年人民出版社，第143页。 ）为了发展科学技术，中共中央决定“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也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政府各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装备起来。
在研制“两弹一星”、发展国防尖端技术中，通过团结原有的知识分子、想方设法把海外华裔科学家安排回国、派留学生到苏联学习、自己大力培养等多种途径，组织起一支强大的科研队伍。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尊重科学家、注意听取和征求他们的意见。1952年在研究制定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就要不要研制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的问题，周恩来专门写信给竺可桢等科学家征求意见。当中央作出要发展原子弹、导弹的决定后，何时进行研制？也是在征求李四光、钱三强、钱学森等科学家意见、听取他们汇报的基础上决定的。对此，钱学森深有体会地说：“我感受最深的是周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取我们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一贯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总理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听了我们的意见，他最后决定怎么办。”（注：转引自《周恩来与将帅》一书，199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92页。 ）周恩来非常强调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能动性，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新中国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就是在周恩来、聂荣臻等人的领导下，经过600 多名科学技术工作者半年多的积极努力而制定出来的。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 个中心课题，并参照国际先进水平，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这些中心课题的途径和措施，它对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因为很多专家的组织领导才能都很强，担任了各种行政工作，影响了他们在专业上的工作。对此，周恩来多次强调“要把现在的原子物理专家逐渐从行政工作中抽出来，……总之要号召专家归队”（注：《周恩来文化文选》，199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37页。），要“专业对口”、“把人才用在刀刃上”。科学的道路崎岖不平，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苦涩。科学研究取得成就，周恩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当科学研究遭到挫折、失败时，周恩来总是关心和鼓励科研人员。比如1967年12月第七次核试验失败，周恩来在百忙中挤出时间约见国防科委和研究院主要领导、著名科学家，安慰他们“前六次都成功，这次没成功，我还是要庆贺你们。你们敢于大胆试验，这个勇气是好的。失败是成功之母。”鼓励大家“不要泄劲。要告诉参加试验的人员把资料收集齐全，资料很宝贵，回来后认真进行分析研究。”（注：《周恩来文化文选》，199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46页。 ）正是由于周恩来的鼎力保护，中国核武器技术队伍奇迹般地顶住了十年浩劫，在“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的狂风暴雨中坚持着严谨的科学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邓小平对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非常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再次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在科研工作中要充分信任、依靠知识分子。号召全社会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真正做到学有所用。“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1页、第395页、第86—87页、第91页、第405—406页、第 151页。）要创造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的环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非常关心科技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广大科技知识分子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全身心地投入各项工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国防等各方面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将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