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特大学全球排名:中国礼仪之争大事记

附录一：中国"礼仪之争"大事记
1601年： 利玛窦进北京。首批来华耶稣会士习汉语、穿儒服、允许敬祖先、祀郊天。利氏以"天主"、"天"、"上帝"三个称呼并用。凡此，皆为权宜之计。
1610年： 利玛窦死。龙华民接替利玛窦为会长。在此之前，已有不少耶稣会士对利玛窦的做法不满意。龙华民接任后即禁止祭祖、敬孔之礼。
1631年：  多明我会士高支入福建传教。
1633年：  方济各会士利安当来华，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也来华。
1635年：  马尼拉主教根据西班牙多明我会士和利安当的报告，向教皇乌尔班八世报告说，耶稣会士对中国偶像崇拜和迷信行为过分宽容。
1638年：  马尼拉主教查明真相后，撤回1635年之诉状。
1643年：  在华西班牙多明我会会士黎玉范又向罗马教皇乌尔班八世控告耶稣会。
1645年：  经教廷神学家审议，英诺森十世批准多明我会的报告，禁止中国信徒祀孔祭祖。
1654年： 耶稣会士卫匡国到罗马申诉，解释祀孔祭祖是"社会习俗"，不具宗教性质。宗教裁判所同意卫匡国的看法。
1656年： 亚历山大七世重新裁决同意耶稣会传教方针，批准卫匡国四点建议。西班牙多明我会不服，要求教廷答复1645年禁令是否有效。
1665年：  杨光先难为天主教，23名传教士被押解广州（耶稣会19人，多明我会3人，方济各会1人）。各派在广州开会，历时40天，于1668年1月26日做出决议，计42条，决定服从亚历山大七世的通谕。多明我会士闵明我不服，回到马德里（1676）发表文章，反对耶稣会。
1669年：  克莱门特九世批准圣职部发出第三个指示：宣布1645与1656两次决定均有效，由传教士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
1676年： 在华传教士（西班牙人）多明我会会士闵明我在马德里出版《中国历史政治宗教论集》，抨击耶稣会传教方针，使"礼仪之争"激化。
1684年：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陆方济以福建宗座代牧和总理中国教务的身份进入福建。
1687年： 法王路易十四派遣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等五人以修订历法的名义来华，在京建立法国耶稣会。
1692年：  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e Comte）回国撰写《中国现状新志》、《论中国礼仪书》，介绍儒家思想，并批评西方商人对东方文化无知。中国"礼仪"问题遂在法国教会内引起大规模争论。耶稣会及李明遭到谴责。
1693年：  巴黎外方传教会陆方济的继承人阎当（Maigrot）在福建发表牧函，禁止使用"天"和"上帝"两个称谓，不准信徒祀孔祭祖。
1700年： 康熙应耶稣会之请御批"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
1701年：  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任命多罗为特使解决争端。
1704年： 克莱门特十一世批准圣职部的第四个决定，禁止采用"天"与"上帝"名称，禁止教徒奉行中国"礼仪"，并令教堂摘除康熙的亲题"敬天"匾额。多罗在华期间，康熙斥责阎当"妄论中国之道"，"自今以后，若不遵守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凡遵守中国法度的，可领取内务府准予传教的印票""礼仪之争"与中国文化
安希孟
    内容提要  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曾发生过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封建礼俗的冲突和争论。这是对中西文化差异进行的较早一次认真省思，也是对中国陈旧陋俗的一次抨击。这一争议具有深刻的文化与宗教意义。假如能循正常途径，由基督教传教士及信徒自由争论，这一"礼仪"问题之争将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撞击，对中国陈陈相因的旧传统未尝不是针砭。然而由于中国皇帝对理论及神学讨论采取简单化的、横竖看不惯的态度，中国朝廷竟以"禁教"了事。自今观之，这已经是对宗教信仰自由及教义的自由辩论的藐视与无知。"礼仪之争"在中国一方乃是封建文化与狭隘民族宗教对具有人类眼光的世界宗教的反抗。中国皇帝乐于以个人独断的方式处理问题，缺乏传教士内部的民主争论及会议讨论。中国皇帝的金口玉言往往免去了知识分子的争论，而西方传教士则以争鸣与讨论为理所当然。本文旨在说明，后人对这一事件的评论，不少是从非学术观点出发的。对这一有益争论的种种非难，实出于当代人对自由的学术争论不甚习惯。今人以为由权威理论机关发布终极答案是最便当易行的事，因而对学术、信仰上的争论加以扼杀。今人对于这段公案的研究，断不可宥于流俗的见解，当从21世纪信仰自由、个人权利与学术尊严的角度出发。
    历史的发展已经革除了中国传统祭天、敬祖、尊孔的陋俗与迷信。今日中国似又有迷雾重来之势。学人对此不可不察。

    康熙执政时期，天主教在华的耶稣会士、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的传教士，由于对中国传统"礼仪"的态度不同而发生争执，导致康熙皇帝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冲突，史称"礼仪之争"，在法国被称为"中国事件"。
    自十七世纪中叶开始，这一思想之争发展为传教方法之争，前后近一百年（1643——1742）。这一争论包括三部分：（1）"创造主"译名问题；（2）祭孔祀祖问题；（3）康熙与罗马教皇的关系问题。
这一宗教争论本来应当由传教士及教徒自己争论解决，但耶稣会依附于中国皇帝，多次向中国皇帝上进谗言，打小报告，反使皇帝得以以行政手段粗暴干预，使这一争论循不正常途径发展，给中国文化的可悲"胜利"创造了条件。因而这也是一个文化冲突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遭到正式的严肃质疑。对于理论争论，中国皇帝还不太适应。他们感兴趣的是唯我独尊，一言九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吵吵嚷嚷，成何体统？
一、概论
    一种古老文化自身缺乏生命力，也难以治愈自己的痼疾，需要外界力量冲击（如人患病，体内缺乏抵抗力，要外药治疗一样）。宗教上的愚顽还要靠宗教医治。对于中国的迷信、个人崇拜和人身依附，基督教实不啻为一破坏性因素。
    宗教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向量，基督教对尊孔拜皇帝、祭天祀祖宗等中国儒家等级制度的非难，有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反思、重构，然而却遇到强大的皇权和腐朽文化势力的阻挠。基督教神学对中国旧礼俗的这一次发难，比"五四"要早几个世纪。这一争论的不幸结局充分表现了中国封建文化堡垒的坚固性及中国人排外自大的民族情绪。
    康熙皇帝的介入表明"天朝上国"、"中国文化世界之最"的狭隘、保守、封闭观念。中国皇帝禁断天主教，并非由于"礼仪之争"。康熙及雍正禁止传教，自有中国社会的内在原因。即使无此"礼仪之争"，封建皇帝也会发布锁国令（如1757年乾隆）。认为教皇的"干预"是禁教锁国的原因，从历史上找不到任何根据。例如，明朝不与外国通商，并非教皇干预引起的。1616年的"南京教案"与1664年杨光先掀起的"历狱"，均不是由于外人"干预"引起的。晚清知识分子及"拳匪之乱"也不是由于什么外力的产物。反之，"礼仪之争"如果继续正常进行下去，对中国文化会是一次小型"启蒙运动"，至少可以使中国人习惯于理论教义之辩论，而不再习惯于"家长制"、"一言堂"，自己不辨是非，由长官代替自己思考。
    "礼仪之争"不仅在当时旷日持久，引起轩然大波，而且时至今日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基督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差别没有消失，对外来文化的锢闭心态没有完全克服。古老的神鬼祭祀、法术迷信、扶乩算命、家族伦理有越来越炽烈的趋势。
恩格斯说：
"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1）
    恩格斯认为，在旧的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总解体时期，基督教和以前的一切宗教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他并且指出，基督教是在教派的相互斗争中，在同多神世界的斗争中，通过自然淘汰成为世界宗教，取得胜利的。
    早期基督教与异教世界神祗斗争的情形同康熙时代中国"礼仪之争"颇为相近。如果我们从宗教文化研究的角度不偏不倚地观察这一争论，则会有深刻的洞见。
    值得一提的是，与中国"礼仪之争"同时，印度的特殊礼节（Malabar）也遭到禁止，印度的种姓制度也受到天主教抨击。基督教的一神也曾同日本神道教的八百万神灵（比人还多）进行过斗争。这说明，基督教作为跨越种族、阶级、性别、家庭、肤色的世界性譼ouretle K.S.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1929年，第154页。
（1）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128页，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1）《燕京开教略》中篇，第44页。
（2）《燕京开教略》中篇，第44页。
（3）《燕京开教略》中篇，第44页。
（1）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史》，第142—143页，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
（1）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134页。
（2）陈垣编印：《康熙与罗马教廷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1）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333页。
（2）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137－138页。
（1）陈垣：《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
（2）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14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
（3）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140页。
（4）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340页。
（1）朱谦之，《关于16、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评价问题》，《新建设》，1959年第11期。
（2）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第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3）穆启蒙：《中国天主教史》，第95页。
（1）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130—131页。
（2）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39页。
（3） 赖赫淮恩（Adolf Reichwein, 汉学家）：《中国与欧洲》，第88页，1923年，柏林。
（1）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此命题有文法错误——注引者。
（2）穆启蒙：《中国天主教史》，第87页。（台湾）光启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七年。
（1）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第153页。
（1）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55—256页。
（1）《康熙朝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第11通。
（2）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385页，上海上民出版社1985年。
（1）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44页。
（1）《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 以上引自金鲁贤《从中国天主教会的实践中得到的某些启示》，《金陵神学志》（南京），1987年9月，总第六、七期，第73—80页。金陵协和神学院出版。
（2）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35页。另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127—130页有详细记载。
（1）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88—97页。
（2）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141页。
（3）George Minamiki,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p. 2934. Loyola Univ. Press, Chicago, 1985.
（1）《清实录》，第七册，第548—549页。
（2）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337页。
（3）陈垣编，《康熙朝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1）[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第10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2）《辟邪摘要略议》，《破邪集》，卷五，第28页。
（3）[法]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突》，第23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
（1）陈垣编，《康熙朝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2）陈垣编，《康熙朝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11页。
（3）陈垣编，《康熙朝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11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340页。
（1）[德]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第9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2）[德]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第9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1）钱玄同：《答廷芳先生》，原载《生命》1922年第二卷。
（2）周作人：《我对于基督教的感想》，原载《生命》1922年第二卷。
（3）《生命》，1922年第二卷第七、八期。
（4）《生命》，1922年第二卷第七、八期。
（5）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1922年4月16日），《梁启超选集》第7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1）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1922年4月16日），《梁启超选集》第7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2）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第5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1）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第5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2）以上均自黑格尔：《历史哲学：东方世界、中国》，第175—6页，三联书店。
（3）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第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据李天纲先生著《中国礼仪之争》，近年翻译出版了《清代西人闻见录》，其中收录了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1727年7月21日，雍正公开批评并表示"憎恶"其父康熙任用西方教士的政策。见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第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