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兴亡周期律的思考

    黄  铸

    ·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正确路子，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还不能说已经跳出了历史周期律的支配

    ·要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必须经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长期 改革和建设，决不是单靠政治民主能够解决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充满各种矛盾的道路，需要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体人民，不断去发现、认识和化解各种各样的矛盾，最终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

    我们真正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路子吗

    在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的时候，一些忧国忧民之士，又重新提出黄炎培先生1945年在延安提出的“兴亡周期律”问题，这是值得思考的。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邀到延安访问。7月4日，在与毛泽东长谈中，黄炎培提出了著名的“兴亡周期律”。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 ，‘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黄炎培提出兴亡周期律，具有何等远见卓识和大智大勇，但是他也未能找到跳出这周期律支配的路子。他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当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提出用发扬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作为跳出这周期律的新路，这无疑是必要和重要的，但不能说是充分的。要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必须经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长期改革和建设，决不是单靠政治民主能够解决的。何况，政治民主也有个发展过程，在发展过程中还难免有曲折，甚至走到反面（如“文化大革命”）。

    1949年3月，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说明，毛泽东当时也是怀有“当李自成”的忧患意识的。

    进城以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我们国家确实开始走上避免这周期律的路子。用两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民主改革，恢复了国民经济，还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接着就稳妥地、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同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6年党的八大总结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前进的道路，真正是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

    这时，这个周期律似乎已远离了我们，不在话下了。

    但不幸，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就走上“左”的错误，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直到十年“文革”，打倒一切，使人民遭到极大灾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使国家安全威胁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1975年，又起用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各方面存在的严重混乱状态进行全面整顿，使国内形势有所好转。但到11月，又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全国又陷入严重混乱状态。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怀念周恩来总理、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代表了民心之所向。但却被定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的镇压。而“四人帮”则到处兴风作浪，急于篡党夺权。

    这种情况说明，这周期律的阴影，那时正浓浓地笼罩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上空。

    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挽救了党和国家的危难。经过两年的徘徊，1978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结束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正如党的十五大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向前进。在这条光辉的道路上，经过30多年，我们就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和平崛起，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初步达到小康，社会面貌起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得到很大进步，在不少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国际力量空前加强，国际地位大幅提高。在我们的面前，正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限光明的前景。

    这就证明，我们真正找到了跳出这周期律的路子，并正在这条路上奋勇前进。这条路子就是邓小平开辟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怎样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各种矛盾

    但是，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跳出这周期律的正确路子，并不等于说就已经跳出了这周期律。这条路子还很长，还需要走很长的时间，作出巨大的努力和艰苦的奋斗。这是因为，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充满各种矛盾的道路，需要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体人民，不断去发现、认识和化解各种各样的矛盾，克服种种困难，化解各种风险，奋勇前进。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艰苦努力和奋斗，才能最终跳出这周期律。

    为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各种矛盾。

    在经济上，我们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促进了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当然必须坚持和继续用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市场经济是有两重性的，有它的种种负面作用。例如瘦肉精、地沟油等种种制假贩假欺诈事件，层出不穷。公安部门打击“黑作坊”、“黑工厂”、“黑市场”、“黑窝点”行动，一百天就破案十余万起，捣毁“四黑”场所两万多个。我国社会上层出不穷的行贿、受贿、贪污腐化，也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有密切关系。周永康曾指出：“面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如何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项基本政策。搞特区，沿海沿边开放，吸收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引进来，也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和市场，十年前又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经过开放特别是十年入世，中国进出口贸易，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位，进口额跃居第二位。不开放，闭关自守就要落后。但是，对外开放也充满矛盾，不可避免地要应对世界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冲击，应对各种各样的贸易摩擦、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壁垒。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大政策。“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这个大政策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先发展起来，带动了全国的大发展，是我国30多年来突飞猛进大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这个大政策又必然在一定时期内拉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这就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逐步调节收入分配，特别是大力扶助低收入人群。同时，要大力扶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

    对此，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光辉思想。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根据“两个大局”的思想，党中央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总体战略。应当看到，地区发展差距是长期历史积累下来的一大矛盾，也给我国未来发展留下广大空间。经过长期的努力，逐步消除地域差距，将是我国未来大发展的重大希望之所在。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依靠这个制度，我们克服了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左”的错误，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以人均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这个制度必须保持稳定，长久不变。但这项制度也包含诸多矛盾。如个体经营与发展农业先进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矛盾；个体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中国人口原来百分之七八十在农村，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大量剩余劳动力要找出路的矛盾；农村土地征用方面的矛盾；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矛盾等等。邓小平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在工农关系上，我国已经走过了以农补工的过程，到了反过来以工补农、多予少取的时期，国家不再收农业税，还给农民和农业多种补贴。

    以公有制为主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从业人员超过1.8亿人，吸纳新就业人员的80%以上。许多私营企业已被认定为高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十一五”期间实施光彩事业项目6425个，安排就业292.03万人，培训230.33万人，带动786.63万人脱贫。同时，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又存在劳资关系，在工资（特别是欠薪）、福利、安保等方面存在大量矛盾。非公有制经济对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更有重大影响，他们中间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亿万富翁。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如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重大课题。在经济结构方面，也存在多种矛盾。一是经济发展过多依靠出口和投资，内需拉动不足，必须促使经济增长走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二是产业结构上，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三是经济技术水平还比较低，高端技术和产业发展不足，许多核心技术和高端设备还在被外过垄断之中。要大力进行高新技术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国民收入用于投资的比重较大，用于民生的投入较低，需要贯彻以人为本，逐步加大对民生的投入。

    上述以及其他各种矛盾，都会转化为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一项重大的举措就是大力排查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以来，组织17名省级干部、370名厅级干部和2万多名其他干部，深入基层排查化解社会矛盾，投资10亿多元，集中解决10个方面、涉及32.3万人的历史遗留问题。重庆市深入开展“大下访”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活动，每年有20万人次干部“大下访”，三年共接访下访群众280万次，投入127亿元解决各类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27万余件，直接受益群众680万人。这两个例子只是大下访、大排查活动的缩影。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矛盾之多之复杂，也可见党中央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

    在思想上，我国国民收入现阶段的发展水平，正迎来各种思想观点活跃的历史时期。这既大大促进了我国社会生气勃勃的发展，又必然带来各种思想矛盾的增多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动摇，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势必天下大乱、四分五裂，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但在这里也存在矛盾。矛盾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要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次出现这种动向，最严重的就是“八九”风波，不应忽视。西方多年来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在一些国家煽动“颜色革命”，近年来在中东、北非制造大动乱，目前正挑动俄罗斯动乱，对我国也不放过，继给达赖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又给了刘晓波这个奖。对此，我们千万不要丧失警惕。

    另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善政府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我国不断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但是，改革和民主仍不足，还不完全适应人民的要求，还要继续深入改革和发扬，特别要加强群众的监督。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广大干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尽心竭力，努力工作，对国家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也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干群之间仍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引起群众不满。一些干部思想作风还不适应工作的要求，要努力学习改进提高。更严重的是个别败类贪污腐化，为非作歹。党和国家一贯坚决惩治腐败，但由于各种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不到位，腐败现象难以得到有效遏制，由于党长期执政条件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全党必须警钟长鸣，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共同发展，使世界各国人民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很大的利益。但是，世界上总有些人对中国发展存在顾虑，有些势力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总想遏制中国的发展，唱衰中国，甚至妄图军事包围中国。

    结束语

    上面列举了我国所面临的一些重要矛盾，这当然远不是我国所面临的全部矛盾，但已足以说明，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充满矛盾，要在不断认识矛盾、正确处理矛盾、化解矛盾中运行和前进。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风险。所以，经过30多年的实践和取得的光辉成就，虽然可以证明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正确路子，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还不能说已经跳出了历史周期律的支配。我们还必须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忧患意识，准备应对各种矛盾、困难和风险，在化解矛盾、困难、风险中，不断胜利前进，最终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力。

    (作者为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