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竞：离开蒋经国的日子

题要：“蒋经国在信里说，让我待在香港，他将来会给我布置任务。但这一次，我没有听他的。”

本刊记者/刘婉媛

 有时，回忆是一件辛苦的事。而对于一位93岁的老人而言，回忆已经不是心灵煎熬，却是体力的一种消耗。

“这些有什么好说的么？”陈志竞老人淡淡地看着记者。接下来的叙述让人感觉到，他并无倾诉的冲动，或者是没有倾诉的习惯。当记者提到那本曾经对他的“事迹”一笔带过的《蒋经国传》，他还是淡淡地说，“书中好像把我的名字写错了。”

六十多年前，他曾经是蒋经国“圈子里”的人。从蒋经国主事的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开始，陈志竞踏上仕途，官至上海青年军联谊会总干事，挂少将军衔。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之时，吸收自己的“子弟兵”们成立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任命心腹干将王升为总队长，陈志竞是副总队长。

中国政治风云突变，却将陈志竞的命运推向另一条诡异莫测的道路。在阴差阳错的人生中，被弄错的，又何止是一个名字。

小蒋寿宴

1949年2月，陈志竞从上海搭上一条船，前往蒋氏父子的老家浙江溪口，去给蒋经国祝寿。

那时，北平、天津已经解放，南京国民政府告急；蒋介石宣布引退，携家人退避到浙江溪口老家里。

国民党气数将尽，而陈志竞却是风华正茂。这位1918年出生于浙江定海一个小职员家庭的孩子，上海中学毕业后考上了西南联大政治系，师承著名的政治学教授张奚若。1943年，为抵御日寇入侵，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知识青年从戎，为此成立了青年军。热血青年陈志竞在大学毕业那一年，进入了为青年军培养骨干的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成为政工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学员。

陈志竞来学校报道的第一天，见到了一个小矮个，穿着一件旧茄克、工装裤，“我和几个同学都以为他是学校的校夫，就让他帮着搬行李，他也没推辞。后来才知道，他是学校的教务长蒋经国。”陈志竞回忆说。

蒋经国身上丝毫没有国民党的官僚气，每天清早光着膀子和学员们出操跑步，和大家在一个饭桌上吃饭，谈笑风生，平易近人。陈志竞和他的年轻同学一样，对小蒋又是仰慕，又是喜欢。

众所周知，青年军是蒋氏父子的嫡系部队。很多复员的青年军人员后来成为蒋经国“青年勘乱建国大队”的骨干分子，也是他建立特务系统的基本力量。训练班结束后，陈志竞被分配到青年军201师14连担任指导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蒋经国亲自安排他到上海工作。1946年，28岁的陈志竞被任命为上海青年军联谊会总干事。因为还太年轻，他当时在国防部的军衔只是上校，但为了与“总干事”这一职务对等，国防部让他挂上了少将军衔。

1949年初，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陈志竞已经听到了即将撤往台湾的消息。在接到给蒋经国庆生的邀请之时，他心里就知道，蒋氏父子是以摆寿宴为名，其实意在这个时候召集嫡系亲信见一面。

寿宴就在蒋家别墅里，摆了大概三十桌。一袭长衫的蒋介石坐在主桌，从头至尾不发一言。一贯爱热闹的蒋经国与大家猜拳斗酒，当晚喝得满脸通红。“他猜拳很有一套，喝酒也厉害得很。不过，我也没输给他。”那么多年过去，陈志竞还不太服输。

当时，解放军已经到了长江边上。在寿宴上，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是战是和”的话题，似乎还指望着有回天之力。“当时，我们能期待的最好的结果，是能争取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

蒋经国对此显然也多少心怀寄望。陈志竞在溪口的武岭学校住了一周，期间蒋经国私下找他谈了一次话。“你是舟山定海人，舟山很重要，将来你可以到那里当一个县长。”小蒋所说的将来，是指“南北分治”以后。陈志竞当时便觉得此事甚渺茫，于是回应说，“再说吧，再说吧。”

那几天，蒋经国带着他们几个部下在溪口镇上散步，走到溪水旁，蒋经国脱了鞋子，挽起裤腿，跳到水里捉鱼。“尽管他表面依然乐观镇定，但我仍能感觉到他内心焦虑不安。”

流离香港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渡过长江，攻克南京，李宗仁率领国民政府逃到了广州。此前一个月，陈志竞也已经离开上海来到广州，同行的还有他的未婚妻。当时的广州乱成一团，他们在那儿只待了几天，就去了香港。

在香港的那一年是焦灼、煎熬的一年。香港只是一个中转站，台湾才是目的的，但陈志竞一直没想清楚，台湾是否就应该是命运的终点站。在参加朋友、同学聚会的时候，常听到别人说起解放区的新气象，让他不免有些心驰神往。许多人劝他不要去台湾，说台湾没前途，只有回大陆才能报效国家，“他们当中肯定有中共地下党。”陈志竞回忆说。

1950年春节前，陈志竞给已经到了台湾的蒋经国写了一张贺年卡，不久后便收到回信。小蒋在信中祝他新年快乐，接着说，“你如果觉得香港可以待下去，就继续待着，我将来会给你布置任务…”

陈志竞心乱如麻。

有一天，陈志竞去参加西南联大同学会聚会，遇到了一位在香港大学担任讲师的前校友。这位校友力劝他去北京，“你一定要回去。人民政府现在很需要人才，而且现在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很多人都回去了。像你这样的人才，又没杀过共产党，回去后肯定会受到优待。”这位校友还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去北京找教育部的一位科长，“保证能为你在学校里找个教职，包你没问题。”

未婚妻的哥哥也力主他们回大陆。陈志竞开始心动了。他想着，去北京还可以找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张溪若和罗隆基；一贯待他很好的老师或许能帮他找到工作。

当时，陈志竞和中国民主建国会香港负责人李葆和交往密切，而李葆和也想回大陆。两人商量好，就一起从香港乘船去了天津，再从天津前往北京。离开香港之前，陈志竞给在台湾的一个朋友写了信，表示“人各有志，我志在大陆，不愿意和台湾一起被埋藏。”

镇反运动

到了北京，陈志竞在李葆和家里住了下来。刚开始，他也找过几位以前的老师、朋友，却很不痛快地发现，自己的身份比想象中敏感，见面时总要面对一个当初意想不到的问题：“你回来做什么？”几次下来，陈志竞就不怎么敢找以前的关系了，他开始刻意躲避过去的熟人，生怕给自己和别人惹来麻烦。

无所适从之时，李葆和被派往河南机械厂担任总经理，“不如你和我一起去河南吧。”

就这样，陈志竞到了郑州，当上了河南机械厂总经理的私人秘书。他打算先在河南安顿下来，工作上好好表现，“好让共产党人民政府能够接受我，这样我就可以呆下来。”

起初，一切风平浪静。直到三个月后的一天，他在厂里遇到一个熟人，一位复员的青年军。“咦，总干事，您怎么会在这里？”对方大吃一惊。陈志竞搪塞了两句，赶快走人。殊不知，这位熟人事后将情况向厂方进行了举报。
   这时，中国的镇反运动开始了。
   河南机械厂的党委主任找到了总经理李葆和，表示陈志竞要按规定进行登记，交待情况。是在厂里进行登记，还是回到上海登记，陈志竞可以根据自己意愿来选择。“只要把情况说清楚了，就不会有问题，现在政策是既往不咎嘛。”

从香港开始，“既往不咎”这几个字就一直萦绕在陈志竞耳边。时过境迁60多年，陈志竞至今对这个成语念念不忘。在采访的过程中，至少有七八次，他对记者念起这四个字：“既往不咎”。

陈志竞最后选择回上海。忐忑之中，他先到杭州探望在浙江大学医学院实习的未婚妻洪松芳。她对陈志竞说，“不要怕，你就去登记吧。登记后我们就在上海结婚。退一万步说，如果你出什么事，我也会等你。如果短期内你不能恢复自由，我就先去参加抗美援朝。我会一直等着你。”

1951年2月的一个下午，陈志竞回到了上海家中。他的父母和弟妹住在杨浦区一个英国人留下的三层洋房里，离杨浦区公安局只有50米的距离。放下行李向父母问安后，陈志竞马上去公安局办理登记，当时是下午的3点多，公安没有受理他的申请，说是要下班了。

陈志竞不敢耽搁太久，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了公安局。踏进局里那一刻，就感觉气氛完全变了。一位科长非常严肃地问：“你是陈志竞吗？”陈志竞点头称是。这位科长没再多说什么，只是让他填写一个表格，同时还要他写一份个人简历。

关于自传，陈志竞先前已经打好腹稿，撰写时顺手拈来，自以为清清楚楚，没有隐瞒。那位科长看了看，说，“今晚你得留下来。”

陈志竞未料到，他当天被扣在拘留所里，一呆就是一个月。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陈志竞说当时的感觉就是“稀里胡涂”的，但他始终相信自己问题不大，“毕竟，我没杀过共产党。而且，虽然我从香港回来，但没有什么任务。”

一个月后，他被单独送上一辆吉普车，押往看守所。那天，他第一次被铐上了手铐。再过一个月，他从看守所被押送到了上海市监狱。

狱中，陈志竞和其他十几位镇反对象被编成一个小组，每天大家集合在一起，坐在地上学习，交待问题。“陈志竞，你是一个头头，你更得交待清楚。”小组组长说。

但即便是那个时候，陈志竞也没有特别担心，“我想，他们最多也就关我一两年而已。”只是到了夜晚的时候，监狱旁边的刑场传来执行枪决的声音，牢里就会有犯人失控尖叫。枪声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嚎叫尖叫声，如一记记重锤般拷打着狱中上万人的身心发肤，震憾，恐怖，凄惶…..

记不清是过了几个月，审判终于来了。那一天，陈志竞和其他四、五十人排队走到一楼。监狱管理人员让他们在一个走廊里席地而坐。一位官员拿着一叠材料，开始点名：“XXX，现在，对你进行判决…”

判决依次宣布。刚开始，念到名字的犯人获刑一年，两年。“我当时心里想，一两年也还行，我能接受。”接着，刑越判越重，五年、十年，再后来，就是十五年、二十年…但一直没叫到陈志竞的名字，他心里惶惑纠结得如同一团乱麻。

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陈志竞！”他应声站了起来。“现在，宣布对你的审判：死刑！”

那位官员顿了顿，“缓期两年执行。”

悲欣人生

那一天，陈志竞是被两个“狱友”扶着走回牢房里的。其中一位对他耳语：“不要怕，没关系的。”同样一句话，一路对他不断地说了又说。

回到牢房里，陈志竞才开始清醒了过来。一切都完了。但接着，他又不无讽刺地想，还好，还是缓期两年，不是直接拖出去毙了。

他开始反省自己回大陆的决定过于贸然，在政治上太过幼稚。但是，面对已经被判决的命运，他无奈地决定，“既然如此，那就好好改造吧。”

陈志竞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改造。他每天参加劳动，给每个犯人分饭，倒马桶。倒马桶是那些年最辛苦的记忆—五层楼，一百多个牢房，一百多个马桶，他得一个个挑到一楼，刷洗干净，然后再挑回去。

不过，他的文思才华也有一定用武之地。因为交待材料写得文采斐然，管理方就借他去帮忙写东西，发现他确实是个才子，就让他越写越多。久而久之，对他越来越信任，后来甚至就让他来帮忙管理犯人。

1954年，监狱里召开大会，广播宣布将他的刑期从死缓改成了二十年有期徒刑。监狱的负责人找他谈话说，刑期一下子减了那么多，跳过了无期徒刑，这是相当罕见的，“你这几年表现不错。要继续好好改造，将来还是有前途的。”

到了1971年，法定的刑期已满，但没有放他走。“现在放你出去，你能到什么地方去？你没地方可去。”监狱领导对他说。之前，领导曾对犯人们说，现在中国有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就是他们（犯人们）以后的出路。但是，领导却对陈志竞说，“人民公社不适合你这样的人。”

陈志竞确实已是无家可归。他当时并不知道，他的父母和弟妹已经从上海的小洋房里被赶了出去，遣送去甘肃的沙漠地区。在大漠里过了十几年缺吃少穿的日子，一家人才想方设法回到了定海老家。一贫如洗，风霜满面，乡亲们以为来了一群叫花子。

1972年，陈志竞被送往白茅岭劳改农场，当局也没给他一个说法，到底要去多久，何时才能释放。直到1975年，云层中才出现了一线亮光。

那年1月，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平反了“文革”期间被打下去的干部，还下令开释在押的一批国民党高级军官。有一天，白茅岭农场领导将陈志竞找来，说他可以重获自由了。领导说，“陈志竞啊，现在你比我们都好了。出去之后，你的待遇比我们都高啊。”当时，大家都看着陈志竞，眼里全是羡慕。

一辆专车把陈志竞送到了上海外滩的浦江饭店。上海市领导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宴请他和同一批被释放的二十多名前“国军”人员。当局承诺会给陈志竞在上海安排工作，可是，“后来风向似乎又有了变化。他们把我送到南汇区的上海第37棉纺厂，在那里扫地、煮开水、喂猪…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让我到厂里的学校教英文和数学。”

那一年，和陈志竞一起获释的同一批国民党军官中，有十人取道香港，试图前往台湾。然而，海峡对岸的蒋经国指示，只有1950年以后突击大陆被俘人员才可以准许到台湾定居。前述十位历经战乱和牢狱仍忠于国军的军官，有的只好再回到大陆，有的则滞留香港，抑郁终生。其中一位名叫张铁石的上校，在香港一家旅馆里凄惶徘徊，最后自杀身亡。

1980年，对陈志竞的判决改为“无罪”。命运最终将他带回了上海，他成为了上海市政协办公厅专员；他加入了民革，在政协系统里参政议政。1981年，63岁的陈志竞和上海交通大学一位校医结婚，妻子给他带来了几位继子继女，但他本人没有亲生孩子。当年的未婚妻，在获知陈志竞被判死缓之后，果然走上了朝鲜战场，从此杳无音讯。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他走之前，并没有让蒋家人继位。他说了，要把权力交给人民。”说到这里，陈志竞话中透出了对前长官一贯的尊敬。当时，他的前同事、好友王升在巴拉圭担任“大使”，台湾驻巴拉圭“使馆”里设有蒋经国的灵位，陈志竞就让自己的一位亲戚代他到灵台前致哀。

陈志竞给王升写了一封信，问候之余请他代为照顾自己的那位亲戚，王升照办了。不过，后来王升到上海访问，并没有来找陈志竞，“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但其他一些国民党要员到上海时，会来探望他。“前些年，政府还是很重视我和台湾的关系的，但这几年我老了，和那边来往也少了，他们可能就觉得我没什么用了。”

在上海徐汇区一个朴素的公寓里，陈志竞将他的故事从容道来。93岁的老人，腰板依然挺直，眼神依然清朗，“苦难”二字似乎与他无关，他甚至只字不提类似“苦难”这样的字眼。“我虽然经历过波折，但能活下来，见证这个时代，我感到很荣幸。”

他的表情和语气一直平静淡定，而窗外正是滂沱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