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庄子》寓言研究的几个问题——与王启贵同志商榷

《庄子》在我国寓言文学的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全面系统地考察《庄子》的寓言，无论是对于《庄子》研究，还是对于我国寓言文学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王启贵同志《浅谈<庄子>的寓言》（以上简称《浅谈》。刊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83年二期）一文从文学角度比较全面地阐明了《庄子》寓言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对于我们认识《庄子》寓言的意义和文学价值是很有益的；作者的努力应充分肯定。不过文中也有一些看法似未必妥当。现将个人看法陈述如下，以就教于作者并广大读者。

一、关于《庄子》寓言的本义与客观意义

    先秦时代，寓言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它常常是作为议论文章中的一种议论手段，因而在这类寓言中都存在着二重意义。本义与客观意义。所谓寓言的本义是指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寓言故事所阐明的观点和道理，因而本义不能脱离原来的文章，不能脱离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的思想倾向。所谓寓言的客观意义，可以不管寓言产生的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作家所赋予它的意义，而从比较广阔的视野和一般的意义上来挖掘寓言故事或形象所含容的意义和道理。当客观意义与本义不一致时，哪一个能够反映作家的思想观点呢？显然只有本义才能反映作家的思想观点，而客观意义与作家的思想观点不一定有什么联系，有时甚至与作家的思想观点相违背、相对应。庄子作为一个唯心主义思想家而写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的寓言就是如此。不言而喻，这些寓言的客观意义并不能代表庄子的思想。

    在《浅谈》中作者或曾指出，他研究《庄子》寓言，“不是从庄子的思想体系去理解它，而是从客观意义去理解它”。只就寓言的客观意义进行研究，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是寓言的特点所允许的，当然可以，而且也有必要。不过，应当注意，既是挖掘其客观意义，那就不能用它来论证庄子的思想，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可是在《浅谈》的实际论述中，有不少地方把客观意义当作本义，用寓言的客观意义去分析和说明主子的思想。这一点从《浅谈》关于“道”的寓言的分析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作者通过这些寓言（实际是这些寓言的客观意义）不但肯定了“道”，而且肯定了庄子的哲学思想。《浅谈》写道：“一般人都认为庄子是唯心主义者。但是，仔细体会《庄子》中的寓言，有的却可以看出有唯物主义因素……，为了论证‘道’的‘无所不在’，庄子用‘在蝼蚁’，甚至‘在屎溺’的生动举例，把‘道’离不开物质和规律的客观性，描写得深透明白。历代读者，称赞《庄子》的寓言，与它具有唯物主义的积极因素是分不开的。那些抓住《庄子》中某些近似主观唯心的片言只语，就大做文章，而把其中最能说明庄子哲学性质的生动寓言，置之不顾，这样不够公正的态度，是难于让人信服的，这里作者不但肯定了庄子哲学中的基本范畴——“道”，断言庄子的“道”即规律，具有客观物质性，而且还肯定了庄子的哲学思想，认为它有“唯物主义的积极因素”。可见，作者不但把寓言的客观意义当作了本义，而且又以此为根据去评价庄子的思想。勿庸讳言，这种建立在与本义相对立的寓言的客观意义基础上的评价，与庄子思想本身风马牛不相及。

    实际上“道”并非物质性的客观存在，而是超自然、超时空的世界的最高本原。《大宗师》云：“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在渊源关系上，庄子的“道”是从老子哲学中的“太一”衍生而来。“道”和“太一”都是凌驾于物质世界之上的永恒的神秘范畴。由此不难看出庄子的“道”的唯心主义实质。诚然，庄子说过“道”“无所不在”，蝼蚁、秭稗、瓦甓、屎溺中皆有道，但从这里不能得出《浅谈》一文中所得出的结论，即不能证明“道离不开物质”，也不能证明“道”即客观规律。庄子所谓的“道”“无所不在”不过是说“道”为万物之本，万物因“道”而生，无“道”即无物，无“道”即无世界这样一种观点。

    为了证明自己论点，《浅谈》还举了“鲁王条鸟”、“庖丁解牛”等几则寓言。其实如果要从这几则寓言来看庄子的思想，那就必须掌握其本义。而这几则寓言的本义主要都是宣扬顺应自然、无所作为、保身全生的悲观厌世哲学和消极颓废的人生态度，反映着庄子在社会制度大变革的现实面前的阴暗心理和绝望情绪。这与作者关于“庄子哲学性质”的论断其距离何异天壤！

事实上，在寓言研究中模糊了这种界限，不只会歪曲原作和作家的思想，而且也有碍于认识寓言的客观意义。如果真象作者所说，“从客观意义去理解”上述那些寓言，那就应当把本义即庄子所赋予它们的意义彻底抛开，来充分发掘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也就不必拘泥于“道”和庄子的哲学思想，完全从广阔的视野和一般的意义上看待它们，这样从“鲁王养鸟”、“疱丁解牛”等寓言中，便可以总结出诸如认识、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的重要，做事情要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要有针对性等有关认识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重要道理。从这样的角度看，这些寓言不是有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法的精神吗？可见混淆了本义与客观意义，不仅会曲解庄子的思想，而且连寓言的客观意义也未能充分挖掘出来，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总之，对于庄子寓言的本义和客观意义，我们不能因为作者属于唯心主义营阵便将他的寓言的客观意义和也一并否定。同样，也不能因为寓言的客观意义而随意改变作家的思想立场。一些唯心主义的思想家和作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写出了有一定生命力的寓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应当正视并认真对待这个事实。

二、《庄子》寓言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倾向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彻底战胜奴隶制的时期，也是我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明确了庄子所处的时代的历史特征，那么，他的寓言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意义也就清楚了。可是，由于《浅谈》一文未能准确把握这一点，因而产生了许多模糊认识。

    首先，作者对于庄子的思想立场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看法。他一方面说：那种认为庄周是代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是十分反动的说法“是令人难以同意的”；另一方面又反复肯定庄周“用他那支激情的笔，喷发出对封建反动统治者批判之火”，“一针见血地揭露出封建反动统治的罪恶本质”。按前一种说法，似乎作者认为庄周不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而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按后一种说法，作者又认为庄周并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而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对立面，对它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对于庄周的思想立场，作者似乎只肯定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即使是对于这一点，作者也有一定的保留。）由于作者对于庄周思想立场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从而使他失去了正确评价《庄子》寓言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意义的前提和根据。

    我们认为庄子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在思想上的代表。面对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和他所隶属的阶级的行将亡灭的历史命运，他对于生存和前途失去了信心。象庄子这样的反动思想家，怎么能够正确“暴露”和“批判”当时尚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呢？

    让我们通过《浅谈》所举的寓言来加以说明。《东野稷御马》出于《达生》。“达生”即修生，养神之意。庄子认为“达生”之道在不贪于分外，即看破生死，忘却是非，不求权势，名声、财物，同时，不贪色欲，不劳神过度，一切顺乎自然，成其天性。《东野稷御马》写东野稷为了追求名誉，显示自己的驭马本领，“马力竭矣而犹求”，终于失败的故事，正是从贪求分外则必劳竭神伤的角度阐明“达生”之主旨。这样一则寓言，《浅谈》断言是暴露和批判封建统治阶级，并肯定：“庄子把东野稷当作统治者的帮凶来塑造的。”这样牵强附会，令人难以置信。

    《至乐》中的《空髑髅》一段历数生之累患与死之快乐，其结论是生不如死。突出地反映出庄子的悲观厌世哲学和颓废没落情绪。庄子只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谈论生与死，充其量不过是没落贵族的忧愤之语，哪里象《浅谈》所说是去“描绘”“战国人民悲惨生活的图画？”又庄子写生之累患，只是说明生不如死，何尝象《浅谈》所说是去寻找和触及造成这种累患的阶级原因和社会原因？作者还断言“生前的痛苦，完全是君臣上下的阶级社会所造成的。”按作者之意，庄子不只是批判了封建制度，而且批判了全部阶级社会的弊病。这种超越了几个时代的拨高，使庄子俨然成为凌驾于人类历史之上的先知先觉。

    《丽之姬》一节也不是暴露什么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的。这一节出于《齐物论》，是一篇比较系统而集中地反映庄子哲学观点的文章。它宣扬万物齐同，物论齐同，鼓吹生与死、贵与贱、福与祸彼此没有什么区别。《丽之姬》一节通过丽之姬“初去丽戎，离别亲戚，怀土之恋，故涕泣沾襟。后至晋帮，宠爱隆重，与献公同方床而燕处，进牢馔以盈厨，情好既移，所以悔其先泣”（《庄子集释·疏》）的故事，说明“一生之内，情变若此。况死生之异，何能知哉！”庄子之意在证明死生之异不可知，明证死生齐同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可是《浅谈》却认为这则寓言暴露了封建让会的“丑恶”，“激发读者对之愤恨”，是暴露“战国时代的士阶层，……”这样曲义解释，即使是从寓言的客观意义来看，也是缺乏根据的。

应当指出，庄子凭着他的天才和敏锐，凭着他对于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态的洞察，在他的某些寓言中，确实嘲讽和鞭挞了一些黑暗丑恶的现象，击中了剥削阶级的某些疼处。如《曹商得车》讽刺那种为谋取私利而不择手段的卑鄙下流行径；《柏矩学于老聘》抨击统治阶级肆意蹂躏人民的暴行，《鲁国少儒》和《诗礼发冢》揭露儒者的贪婪和虚伪，都是相当犀利和深刻的。要考察这些寓言的性质和意义，要认识它们的本来面貌即本义，必须从庄子的思想立场和他的时代的历史内容出发，结合作品的总的思想倾向予以具体的分析和评价，而不能抛开这一切，孤立地就某一点极力抬高，以致超越了他的阶级和时代。所以，我们肯定《曹商得车》等寓言，同时就客观意义来看也肯定前边所说的《鲁王养鸟》等寓言，并不是由于其本义“一针见血地揭露出封建反动统治的罪恶本质，”不是由于“痛快淋漓”地“暴露封建社会丑恶”。因为尽管封建制度和封建地主阶级从一开始就有对人民进行剥削和残酷缜压的一面，但它对于奴隶制度来说，毕竞是一种进步。庄子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立场本能地反对它，与我的平时听说的从进步的立场上去揭露和批判封建剥削制度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三、关于《庄子》寓言的评价

    怎样评价《庄子》的寓言，也就是用什么标准和尺度去衡量它，这是研究《庄子》寓言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作者提出的标准和尺度是难以令人首肯的。《浅谈》不同意那种认为庄子哲学思想是反动的，是应当清除的垃圾的说法。它说：“如果《庄子》里的思想完全是反动的，是一堆垃圾，那么，它为什么为历代许多人爱读？”看来，作者是以被人爱读来否定庄子思想的反动性和腐朽性，也就是以“爱读”亦即影响大小作为评价庄子的标准和尺度的。这种作法未免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我们认为“爱读”根本不能作为评价作品的标准和尺度。尽管一部作品是否被人爱读，与作品的内在因素（思想性、艺术性）有直接关系，但是二者之间毕竟不能划等号。因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客观的，而爱读不发读却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除了受时代潮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上）之外，还与读者的思想观点、情志、爱好和需要有关，也就是说，爱读不爱读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个体性，它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其艺术趣味相爱好的差别是很大的。把这些掺杂有非作品自身因索（当然并不排除自身因素）所决定的爱读不爱读，用来评价作品思想性、艺术性的高低，或者以它为根据来否定旁人对作品所作的评价，又怎能会合乎作品的实际，怎能令人相信呢？

    不过，《浅谈》提出的这个问题还是很值得注意的。庄子作为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代农，作为唯心主义哲学家，其作品除了个别地方对现实有所批判之外，其思想体系和主导的政治倾向是十分反动的。它却为历代人传诵不已，被人们爱读，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为什么？

    事实说明，文学史的发展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状态。就一个作家对于后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来看，有的与其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相一致，有的由于各种原因不尽一致。就数量看，前者较多，属于一般倩况；后者较少，属于个别情况。不过这两种情况都是正常现象。从这个角度看庄子，可以说他基本上属于后者。这种不一致主要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而在艺术上他的成就与影啊之间则完全是一致的。

    比如庄子从否定和忘怀各种社会矛盾的观点出发，猛烈地批判了儒、墨两家，后代有些作家如阮籍、嵇康等人继承了他们某些批判精神来反对和否定封建礼教；庄子从虚无主义观点否定高贵、名利，后代作家如陶潜、李白则吸取了这种精神用以蔑视功名高贵，形成了他们洁身自好，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的傲骨和对于现实的批判精神，这就是说庄子思想中的某些消极因素由于时过境迁，特别是由于与后代作家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相结合，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而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之成为后代作家进步思想的组成部分。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特殊倩况，是因时间、地点而异的多种具体矛盾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的变化，具有了新的社会历史内容，在性质上已不同于原来的东西。所以，对于庄子来说，不能因为他对于后代的某些积极影响而改变他的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性质。

    况且，厉史上有些人“爱读”庄子的作品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出于对某些消极东西的共鸣，庄子在思想上对于后代的影响消极面远大于积极面。诸如庄子的悲观厌世，消极无为、醉生梦死、自我解脱等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在封建社会里，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处于逆境之中，在经历沧桑陵谷，饱尝人生的苦味之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他们逃避现实，寻求解脱，便在庄子的哲学中找到了思想的安乐窝。这种情况不仅是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和一般的封建士大夫是如此，就连一些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文人墨客，甚至象李白、苏轼、曹雪芹这样的大诗人、太作家也逃不出这种影响。在他们不得意时也往往有“浮生若大梦”的悲叹，往往有陶醉于乐天安命，委运乘化的所谓，“旷达”和远离世事，忘却是非的所谓“超脱”。我国文学史上的这种消极思想，究其根源无一不与庄子思想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在地主阶级走向没落的历史时期，由于历史地位的相似，其思想与庄子哲学有着更多的相通之处，庄子哲学因而也找到了更为广泛的市场和传播的社会基础。正是在这种事况下，庄子思想也就被吹捧得神乎其神，庄子本人也被越抬越高，直至成为南华真人，俨然不食烟火的神仙，其书也成为带有宗教神学性质的经典。

    另外，《庄子》所以被人爱读，在文学史上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还与它的杰出的艺术成就密不可分。关于《庄子》的艺术成就，很多文章都有介绍，《浅谈》一文也作了正确的分析，这里不再重复。

    总之，《庄子》被人们所爱读，除了作品自身的原因之外，还有时代的，社会的和读者个人的原因，因而不能用是否被人爱读作为判断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的标准。对于复杂的文学现象不能采取简单化、绝对化的方法去处理，应当充分注意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相影响，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简言之，既要坚持原则，又不能简单化。这就要求我们充分注意《庄子》寓言的本义与客观意义的不一致性，将二者区分开来。具体评价时，应各有不同的侧重和要求。如果是就寓言的本义而言，那么在分析寓言的意义和价值时，不但不能脱离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不能脱离他的基本的思想倾向，而且也不能脱离原作品。它毫无例外地总是与作家的思想立场和作品的总的倾向相一致，因而寓言的意义总是限定的，狭窄的，我们不能将它们从原作品中割裂开来，单独进行评价，而应当将它与原作品作为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来看待。

    如果是以寓言的客观意义作为评价的对象，那么首先应当抛开作家在作品中所赋予它的意义即本义，还要抛开与此有关的作家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他的思想立场以及原作品的丛本倾向，而从一般的意义上只就寓言的故事或形象本身所提供的东西加以考察。由于可以不受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制约，同时又不以作家的思想立场和作品的基本倾向为依据，由于故事和形象可以提供远比抽象理论更为丰富而充实的东西，因而寓言的客观意义总是不限定的，广泛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寓言所总结和提炼出来的道理和教喻甚至可以是作家本人所不承认，不理解以致反对的。一般说来，寓言的客观意义多偏重于一般的善恶、是非、认识原则、思想方法和生活经验等方面。对于这些，凡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体现人民的爱憎和愿望，或是符合唯物论和辩证法精神的，都属于进步和有积极意义的，因而都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对于一些唯心主义思、想家在其论证过程中所举的寓言（亦即例证），必须首先剔除其剥削阶级思想家意识的糟粕，才能化腐朽为神奇，从中总结出对我们有益的教喻来。

    应当说明，一个象庄子那样的唯心主义思想家，在他的论著中采用了某些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的寓言，这并不值得奇怪。由于主观认识上的局限，他未必能够正确理解他所采用的寓言。当他利用这些寓言来阑明自己的观点时，实际上也就是歪曲了它们。因而庄这一类论著中，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作家思想观点与例证（即寓言）之问的矛盾。可以设想，如果是在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手里（假设他也有庄子那样的文学天才），那么通过这些例证（即寓言）他可能会总结出更为深刻和精辟的道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