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x日志文件怎么清除:孙中山晚年的精神分裂

孙中山一手包办的“联俄容共”战略，使得经历陈炯民之变而濒临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迅速恢复了生机，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取得空前的成功，也使得四分五裂的中国，终于在一种新的“党治体系”下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短期的正面效应，可谓相当可观。但长期的负面效应，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

这种长期的负面效应，可以简单概括为“国民党的精神分裂”——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本来是祖自欧美的“三民主义”；出于“联俄容共”的现实需要，孙中山强行将“三民主义”和祖自苏俄的“共产主义”作了许多嫁接，也默许共产党对“三民主义”作了许多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解释。这种随意的嫁接和解释，直接导致了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的认知混乱，进而导致“国民党的精神分裂”，最后，终于搞到国民党员人人谈三民主义，人人都不信三民主义的地步，于是只好败退台湾。

孙中山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也是使得国民党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始作俑者。

为获取苏俄援助，孙中山不惜代价

【一、渴求获得苏俄的物质援助，不惜出让国家利益】

1920年代的孙中山，在国内政治势力的连横合纵中，已彻底失去了市场，而且因其无原则地与列强如日本合作、与军阀如张作霖合作，已被国内舆论普遍视作与旧军阀并无区别的陈旧人物，其“革命领袖”的光环已相当黯淡。1922年的陈炯明事变，则使孙氏失去了广东最后的地盘；事变后第七天，孙氏已确认得不到来自英、美和日本的支持，遂向苏俄释放出了这样的信息：“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孙氏愿意以牺牲中东铁路权的代价，与苏俄结盟，换取其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援助。这年9月，孙氏告诉苏俄，他希望利用苏俄的军火，在新疆或者外蒙建立革命武装力量；这年10月，他又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希望苏俄派出一个师的兵力，由孙氏来指挥，占领新疆成立一个新政府；12月，孙氏给苏俄代表越飞写信：“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助，等等。你们的政府能通过库伦支援我们吗？”

1923年1月26日，孙氏与“苏俄派至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发表宣言。宣言共四大要点：1、孙氏认为共产组织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国，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越飞对此完全赞同；2、越飞表示苏俄“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俄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3、孙氏认为中东铁路问题目前只能维持现状，待以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越飞对此表示赞同；4、越飞向孙氏强调苏俄无意策动外蒙独立，孙氏表示理解，认为俄军暂时不必从外蒙撤退。

从字面意思来看，似乎苏俄对中国革命充满善意。但宣言的实质则是：苏俄从孙中山这里得到了许多在北京政府那里得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1、孙氏承认了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理性；2、孙氏愿意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朝着有利于苏俄的方向妥协，这种妥协，被推给纸面之下的“适当之中俄会议”。而孙氏所得到的，只有越飞的一个保证：不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

从之后“联俄容共”的史实来看，越飞的这个保证毫无约束力。整个“联俄容共”期间，苏俄及其支部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停止过将国民党同化乃至吞噬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努力；而且这种针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输出，一直都是在公开状态下进行的。而为了获取苏俄的资金和军事援助，孙中山又不得不接受这种公然的意识形态输出。

孙氏的积极让步，终于换来了莫斯科的“投桃报李”。1923年5月，越飞接到了苏俄政府转发给孙氏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二百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五万金卢布”；“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

在俄援的帮助下，濒临出局的孙氏重新在广州站稳了脚跟。但孙氏的积极让步，让正在与苏俄展开外交谈判的北京政府，陷入了困局——1922年8月，苏俄代表开始在北京与顾维钧等中方代表就中苏建交问题进行谈判，因在苏俄非法驻军外蒙及中东铁路等问题上，中方拒不让步，而使谈判陷入僵局，在西方世界遭遇普遍抵制的苏俄，在东方也不能打开局面，其外交陷入极端被动的状况。但孙氏的介入，立刻扭转了苏俄在谈判中的被动，谈判结果也可想而知。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这段历史，仍愤恨不平：

“通电指责外交部，拥护协议草案等等，显然都是在苏俄使团、王博士（王正廷，谈判代表，国民党人）的同伙、以及在北京的国民党信徒们的煽动下干的。他们的行动肯定出于某种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夺取政权。……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将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混为一谈，一直是中国的灾难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