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形容人心情不好的词语:拜访托洛茨基 刘仁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19 07:41:58
拜访托洛茨基 刘仁静
编者按：刘仁静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1926.以后在莫斯科学习期间信奉托洛茨基主义，1929.曾专程到土耳其访问过托洛茨基。回国后因进行托派组织的活动，被开除党籍。本文是1979年3、4月间访问刘仁静的笔录稿。记录者未查对历史文件和资料，也没有改动刘仁静的观点。
8801按：本人仅摘录了刘仁静拜访老托的一段。
拜访托洛茨基 1926，党派我第二次到莫斯科，进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我在该院时，蔡和森已在那里学习。不久，蔡被调回国，就剩下我一个人。后来，彭泽湘、吴玉章、董必武、王若飞都在那里学习过。那时，吴玉章同志曾同我谈过辛亥革命前四川反对铁路国有运动。吴老亲自参加了这个运动，所以讲的有声有色，娓娓动听。
1928年7、8月间，张国焘到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我向他宣传过一些托洛茨基的思想。当时，他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如果他当时对我的思想表示反对，并向共产国际告我的状，我就不能从欧洲回国。因为从欧洲回国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如果张国焘向共产国际透露我有托洛茨基思想，共产国际是不会让我从欧洲回来的，而是要我从西伯利亚回国。（8801评：马克思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共产国际连别人去见见托洛茨基都如此害怕，可见他们并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真理未必在他们手里！）
俺在莫斯科学习了两年多，1929.4.20几号，得到共产国际的护照，离开莫斯科从欧洲回国。俺从欧洲回国的原因，就是想去见托洛茨基。（8801评：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青年人{刘仁静生于1902.3.这年不过27岁}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行动，难道不值得赞赏吗？见过列宁、斯大林的人就无比荣耀。）但事先我对谁都没讲。我离开莫斯科后，先经过波兰、捷克到了德国的柏林，住在一个德国皮匠家中。因为我离开莫斯科时，有个叫廖焕星的，他的爱人是德国人。他知道我要经过欧洲回国，说我到柏林后可以住在他岳父家中。
在五一劳动节那天，柏林举行了规模很大的示威游行。德国当局出动了好多警察，发生了流血事件，但我没有参加五一游行。
在柏林期间，我遇到了成仿吾（解放后担任山东大学校长、人大校长）。成仿吾是湖南人，是创造社的，他与郭沫若合作过。当时我同他谈过几次话，但不知道他那时在柏林干甚。同时，我在柏林曾找过有托派思想的人谈过一次话，这个人叫乌尔班斯，他当时在编托派的一个报纸，叫《民意报》
俺那时太天真了，把从莫斯科准备带回中国来的好多俄文书全都放在他那里，回到中国后，我写信向他要书，但他不肯把那些书还给我。这个人在德国的托派中有点地位，《斯大林全集》中还提到过他的名字。
乌尔班斯后来与托洛茨基决裂了，主要是为了中东路的问题。因为托洛茨基反对把这条铁路还给中国，认为这是条战略铁路，中国是亲美的，把这条铁路还给中国会危及苏联的安全。而乌尔班斯赞成还给中国。
此外，我在柏林还参观了革命纪念圣地，参观了波茨坦，并从德国同志那里知道，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的太子岛。
在柏林住了不到一个月，我就到罗马尼亚、土耳其大使馆签证，随后我离开了柏林。在一天傍晚到了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在那里住了一晚，次日晨乘渡轮到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的太子岛上，这个岛象太湖里的岛一样。托洛茨基住的房屋门口，有土耳其警察一类的人在把守。俺到了那里，把电铃一按，就有人出来开门，把俺带了进去。托洛茨基见到俺，便站起来和俺握手。俺同他谈话用俄语，俺的俄语很一般，但他很高兴，说俺的俄语说的很好，还说俺是他认识的唯一的中国人。俺把在苏联看到的情况向他谈了一下，他似乎也知道这些情况。他对俺说：斯大林消灭异己是一步一步来的， 他是要逐步把他的反对派搞掉的。
托洛茨基家的房子门口有警卫，我不能在他家里住，便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那时，和托洛茨基住在一起的有他的爱人和大儿子。他爱人做家务，他儿子帮他打字和采买东西。托洛茨基告诉我，他的生活来源是靠给报纸写文章，他把收入的一部分存进银行，作为他的活动经费。他平时吃的不好，只是吃些面包喝菜汤，正如他自己说的，只能吃个半饱。他的工作很忙，平时都在工作室里写东西。他的工作室陈设很简单，桌上只摆了一张列宁的二寸照片。托洛茨基是1879.11.7.出生的，1929年正好是他诞辰五十周年，他正忙着写自传。他有一条船，休息时就到湖里去划船。当时，我每天吃了早饭就到他家里去，多半在他家里吃午饭。在我回国前，连下午都在他那里谈话。
我和托洛茨基谈话的内容是有关国共合作问题和反对派的任务。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合作，而应单独干革命，我看着一点他是很坚持的。那时，所谓资产阶级政党是指国民党和改组派。国民党是以蒋介石为头子，改组派是以汪精卫为头子。（8801评：按照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当时年幼的无产阶级政党无力单独领导中国革命，必须坚持统一战线这一大法宝。这一点，托洛茨基是无法正确的认识的，这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贡献。）
在我临走前，由他口授，他儿子打字，写了一篇文章给我，题目是《中国目前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叫我带回。他的这篇文章，是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在这篇文章里，他把中国过去的革命总结了一下，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具体内容是： 第一、提出了苏维埃问题，认为苏维埃不是随便可以组织起来的，要到革命处于高潮、快夺取政权的时候才能组织起来；
第二、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一丘之貉，所以对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同样的反对；
第三、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低潮时期，不能马上进行起义活动。现在不应盲目的活动，而要积聚力量；
第四、作为过渡时期的口号，应提以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产生国民议会，以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少数民族自决、八小时工作日、土地归贫农等目标。
托洛茨基认为，中国托派这样宣传一下，中国革命就会比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处境好得多，因为中国党不像西欧社会民主党在战争问题上有很多分歧。
(8801评：这些老毛子对俺国革命真是瞎指挥一气，怪不得中国革命花费了那么多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对中国的国情都是知之甚少，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发号施令，哇啦哇啦---这里的哇啦哇啦不是俺们亲爱的哥们哇啦哇啦兄，特告！）
我在土耳其住了一个多月，托洛茨基建议我早一点回国，不应该在他那里停留的太久。（8801：真不象话，把老托都吃穷了！）开始，他上午同我谈话，下午不谈。在他催我回国的时候，下午也跟我谈话。临别时，他问俺有没有路费，俺说有，因此没有要他帮助。在俺离开土耳其的时候，托洛茨基给俺取了个名字叫“聂里溪”。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单姓太简单，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后来俺和他通信时，就用这个名字。
和托洛茨基分别后，我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搭货轮到了马赛，又从马赛到了巴黎。在巴黎期间，我遇到了章伯钧的弟弟章伯涛以及廖承志等人。那大概是1929年的7月份。章伯涛问我：你从柏林到巴黎为什么走了一个多月？你到哪里去了？我心里有点虚，就支吾过去了。碰到廖承志时，他告诉我，邓演达也在柏林，但他的思想一点没有进步。在巴黎时，我还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由于钱不够，就从马赛坐轮船回国了。
我在回国途中走了一个多月，于1929.8.16到了上海。回到上海后，我见过两个人。一个是恽代英，他是代表党组织通知我到一个小旅馆见面的；另一个是何孟雄，是无意中碰到的，他和我在黄浦公园谈过话。在谈到何孟雄的妻子廖伯英牺牲一事时，何孟雄还流了泪。对恽代英和何孟雄我都没有谈见到托洛茨基的事。随意，我会见托洛茨基的事不是我自己透露的，而是他们查出来的。至于托洛茨基口授的那封信，我回到上海后，郑超麟和我一起译出来了。
我访问托洛茨基的事，共产国际知道了，党中央也知道了。党中央知道这件事后，很愤怒。（8801：由此可见，小开私下会见兆铭兄，党中央很是愤怒，也是有由头的。）我回上海后，首先是党办的《红旗日报》上登出一封给刘仁静的公开信，责问我说：你在土耳其访问过托洛茨基，你要交待出来，限你三天在报纸上公开交待你访问托洛茨基的经过。
俺当时没有觉悟到自己做得不对，就没有在报纸上公开交待问题。共产党组织见我不交待问题，就把我开除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不是共产党员了。后来，托派组织有人说我是“议会迷”，也把我开除了。（8801：这就是一个革命青年在上世纪20年代末探索革命道路的悲惨下场！虽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谁又能想到：列宁逝世后，他的战友斯大林、托洛茨基会成为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使得中共左右为难：听斯大林的吧，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听托洛茨基的吧，又被开除出党。刘仁静的结局，也是那些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中共精英们的结局，包括对共产国际不盲从的陈独秀。）
回国后，我曾于托洛茨基通过信。我给他的第一封信，内容是辩论国民议会的问题，托洛茨基作了些修改，把它摘登在《反对派》通讯上。托洛茨基收到我的信后，也回了信，他给我的信是很热情的。记得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俺应直率地告诉您，您的方法是不对的，您的这些方法俺是不赞成的，这些方法不能使托派运动在中国发展。他的落款是：“紧紧握手，您的谢尔梯.托洛茨基。”
我先后收到托洛茨基的五封回信，这五封信交给了1931年成立的统一的托派组织。托派组织把我开除后，俺就不再写信给托洛次基了。有一次，俺在托派刊物上见到这样一篇报道：1935.有两个美国人路过墨西哥是与托洛茨基谈了话，托洛茨基对俺仍有好感，还提到俺的名字。
俺除了给托洛茨基写过信外，还写过一篇文章投到美国托派组织《战士周刊》上，报道了一些中国托派的情况，这封信在《战士周刊》上发表过，这说明托派的刊物很需要中国的通讯。
1930.托洛茨基已写成自转（上、下册），并寄了一套俄文本给我。我们还组织人进行翻译。王文元拿了去不还我了，我和几个人只好从英文版译出上策，交神州国光社出版。（8801:这也算是传播马列主义哈！）
----摘自《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10第一版 定价：0.85元 （内部发行）
编者按：刘仁静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1926.以后在莫斯科学习期间信奉托洛茨基主义，1929.曾专程到土耳其访问过托洛茨基。回国后因进行托派组织的活动，被开除党籍。本文是1979年3、4月间访问刘仁静的笔录稿。记录者未查对历史文件和资料，也没有改动刘仁静的观点。
8801按：本人仅摘录了刘仁静拜访老托的一段。
拜访托洛茨基 1926，党派我第二次到莫斯科，进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我在该院时，蔡和森已在那里学习。不久，蔡被调回国，就剩下我一个人。后来，彭泽湘、吴玉章、董必武、王若飞都在那里学习过。那时，吴玉章同志曾同我谈过辛亥革命前四川反对铁路国有运动。吴老亲自参加了这个运动，所以讲的有声有色，娓娓动听。
1928年7、8月间，张国焘到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我向他宣传过一些托洛茨基的思想。当时，他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如果他当时对我的思想表示反对，并向共产国际告我的状，我就不能从欧洲回国。因为从欧洲回国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如果张国焘向共产国际透露我有托洛茨基思想，共产国际是不会让我从欧洲回来的，而是要我从西伯利亚回国。（8801评：马克思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共产国际连别人去见见托洛茨基都如此害怕，可见他们并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真理未必在他们手里！）
俺在莫斯科学习了两年多，1929.4.20几号，得到共产国际的护照，离开莫斯科从欧洲回国。俺从欧洲回国的原因，就是想去见托洛茨基。（8801评：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青年人{刘仁静生于1902.3.这年不过27岁}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行动，难道不值得赞赏吗？见过列宁、斯大林的人就无比荣耀。）但事先我对谁都没讲。我离开莫斯科后，先经过波兰、捷克到了德国的柏林，住在一个德国皮匠家中。因为我离开莫斯科时，有个叫廖焕星的，他的爱人是德国人。他知道我要经过欧洲回国，说我到柏林后可以住在他岳父家中。
在五一劳动节那天，柏林举行了规模很大的示威游行。德国当局出动了好多警察，发生了流血事件，但我没有参加五一游行。
在柏林期间，我遇到了成仿吾（解放后担任山东大学校长、人大校长）。成仿吾是湖南人，是创造社的，他与郭沫若合作过。当时我同他谈过几次话，但不知道他那时在柏林干甚。同时，我在柏林曾找过有托派思想的人谈过一次话，这个人叫乌尔班斯，他当时在编托派的一个报纸，叫《民意报》
俺那时太天真了，把从莫斯科准备带回中国来的好多俄文书全都放在他那里，回到中国后，我写信向他要书，但他不肯把那些书还给我。这个人在德国的托派中有点地位，《斯大林全集》中还提到过他的名字。
乌尔班斯后来与托洛茨基决裂了，主要是为了中东路的问题。因为托洛茨基反对把这条铁路还给中国，认为这是条战略铁路，中国是亲美的，把这条铁路还给中国会危及苏联的安全。而乌尔班斯赞成还给中国。
此外，我在柏林还参观了革命纪念圣地，参观了波茨坦，并从德国同志那里知道，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的太子岛。
在柏林住了不到一个月，我就到罗马尼亚、土耳其大使馆签证，随后我离开了柏林。在一天傍晚到了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在那里住了一晚，次日晨乘渡轮到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的太子岛上，这个岛象太湖里的岛一样。托洛茨基住的房屋门口，有土耳其警察一类的人在把守。俺到了那里，把电铃一按，就有人出来开门，把俺带了进去。托洛茨基见到俺，便站起来和俺握手。俺同他谈话用俄语，俺的俄语很一般，但他很高兴，说俺的俄语说的很好，还说俺是他认识的唯一的中国人。俺把在苏联看到的情况向他谈了一下，他似乎也知道这些情况。他对俺说：斯大林消灭异己是一步一步来的， 他是要逐步把他的反对派搞掉的。
托洛茨基家的房子门口有警卫，我不能在他家里住，便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那时，和托洛茨基住在一起的有他的爱人和大儿子。他爱人做家务，他儿子帮他打字和采买东西。托洛茨基告诉我，他的生活来源是靠给报纸写文章，他把收入的一部分存进银行，作为他的活动经费。他平时吃的不好，只是吃些面包喝菜汤，正如他自己说的，只能吃个半饱。他的工作很忙，平时都在工作室里写东西。他的工作室陈设很简单，桌上只摆了一张列宁的二寸照片。托洛茨基是1879.11.7.出生的，1929年正好是他诞辰五十周年，他正忙着写自传。他有一条船，休息时就到湖里去划船。当时，我每天吃了早饭就到他家里去，多半在他家里吃午饭。在我回国前，连下午都在他那里谈话。
我和托洛茨基谈话的内容是有关国共合作问题和反对派的任务。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合作，而应单独干革命，我看着一点他是很坚持的。那时，所谓资产阶级政党是指国民党和改组派。国民党是以蒋介石为头子，改组派是以汪精卫为头子。（8801评：按照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当时年幼的无产阶级政党无力单独领导中国革命，必须坚持统一战线这一大法宝。这一点，托洛茨基是无法正确的认识的，这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贡献。）
在我临走前，由他口授，他儿子打字，写了一篇文章给我，题目是《中国目前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叫我带回。他的这篇文章，是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在这篇文章里，他把中国过去的革命总结了一下，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具体内容是： 第一、提出了苏维埃问题，认为苏维埃不是随便可以组织起来的，要到革命处于高潮、快夺取政权的时候才能组织起来；
第二、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一丘之貉，所以对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同样的反对；
第三、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低潮时期，不能马上进行起义活动。现在不应盲目的活动，而要积聚力量；
第四、作为过渡时期的口号，应提以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产生国民议会，以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少数民族自决、八小时工作日、土地归贫农等目标。
托洛茨基认为，中国托派这样宣传一下，中国革命就会比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处境好得多，因为中国党不像西欧社会民主党在战争问题上有很多分歧。
(8801评：这些老毛子对俺国革命真是瞎指挥一气，怪不得中国革命花费了那么多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对中国的国情都是知之甚少，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发号施令，哇啦哇啦---这里的哇啦哇啦不是俺们亲爱的哥们哇啦哇啦兄，特告！）
我在土耳其住了一个多月，托洛茨基建议我早一点回国，不应该在他那里停留的太久。（8801：真不象话，把老托都吃穷了！）开始，他上午同我谈话，下午不谈。在他催我回国的时候，下午也跟我谈话。临别时，他问俺有没有路费，俺说有，因此没有要他帮助。在俺离开土耳其的时候，托洛茨基给俺取了个名字叫“聂里溪”。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单姓太简单，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后来俺和他通信时，就用这个名字。
和托洛茨基分别后，我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搭货轮到了马赛，又从马赛到了巴黎。在巴黎期间，我遇到了章伯钧的弟弟章伯涛以及廖承志等人。那大概是1929年的7月份。章伯涛问我：你从柏林到巴黎为什么走了一个多月？你到哪里去了？我心里有点虚，就支吾过去了。碰到廖承志时，他告诉我，邓演达也在柏林，但他的思想一点没有进步。在巴黎时，我还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由于钱不够，就从马赛坐轮船回国了。
我在回国途中走了一个多月，于1929.8.16到了上海。回到上海后，我见过两个人。一个是恽代英，他是代表党组织通知我到一个小旅馆见面的；另一个是何孟雄，是无意中碰到的，他和我在黄浦公园谈过话。在谈到何孟雄的妻子廖伯英牺牲一事时，何孟雄还流了泪。对恽代英和何孟雄我都没有谈见到托洛茨基的事。随意，我会见托洛茨基的事不是我自己透露的，而是他们查出来的。至于托洛茨基口授的那封信，我回到上海后，郑超麟和我一起译出来了。
我访问托洛茨基的事，共产国际知道了，党中央也知道了。党中央知道这件事后，很愤怒。（8801：由此可见，小开私下会见兆铭兄，党中央很是愤怒，也是有由头的。）我回上海后，首先是党办的《红旗日报》上登出一封给刘仁静的公开信，责问我说：你在土耳其访问过托洛茨基，你要交待出来，限你三天在报纸上公开交待你访问托洛茨基的经过。
俺当时没有觉悟到自己做得不对，就没有在报纸上公开交待问题。共产党组织见我不交待问题，就把我开除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不是共产党员了。后来，托派组织有人说我是“议会迷”，也把我开除了。（8801：这就是一个革命青年在上世纪20年代末探索革命道路的悲惨下场！虽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谁又能想到：列宁逝世后，他的战友斯大林、托洛茨基会成为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使得中共左右为难：听斯大林的吧，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听托洛茨基的吧，又被开除出党。刘仁静的结局，也是那些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中共精英们的结局，包括对共产国际不盲从的陈独秀。）
回国后，我曾于托洛茨基通过信。我给他的第一封信，内容是辩论国民议会的问题，托洛茨基作了些修改，把它摘登在《反对派》通讯上。托洛茨基收到我的信后，也回了信，他给我的信是很热情的。记得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俺应直率地告诉您，您的方法是不对的，您的这些方法俺是不赞成的，这些方法不能使托派运动在中国发展。他的落款是：“紧紧握手，您的谢尔梯.托洛茨基。”
我先后收到托洛茨基的五封回信，这五封信交给了1931年成立的统一的托派组织。托派组织把我开除后，俺就不再写信给托洛次基了。有一次，俺在托派刊物上见到这样一篇报道：1935.有两个美国人路过墨西哥是与托洛茨基谈了话，托洛茨基对俺仍有好感，还提到俺的名字。
俺除了给托洛茨基写过信外，还写过一篇文章投到美国托派组织《战士周刊》上，报道了一些中国托派的情况，这封信在《战士周刊》上发表过，这说明托派的刊物很需要中国的通讯。
1930.托洛茨基已写成自转（上、下册），并寄了一套俄文本给我。我们还组织人进行翻译。王文元拿了去不还我了，我和几个人只好从英文版译出上策，交神州国光社出版。（8801:这也算是传播马列主义哈！）
----摘自《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10第一版 定价：0.85元 （内部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