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形结构用什么软件:中国革命道路探索问题辨析

房成祥

【原文出处】《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西安)1994年04期第121-127页

【作者简介】房成祥，1934年出生。现任陕西师范大学经贸系教授。出版有《西安事变》等论著4部，主编（或参编）有关中国革命史书籍27部，发表论文40余篇。

【内容提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不属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中的失误”，而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也没有去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把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同“左”倾错误严格区分开来，并从中得到应有的历史启示。

【关 键 词】土地革命战争/中国革命道路/第五次反“围剿”/“左”倾冒险主义

    　　一、一个“新命题”引起的思索

    关于王明控制中共中央期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土地革命战争遭到严重挫折这段历史，中共中央早已作过结论。1935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指出：“由于我们过去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内粉碎五次‘围剿’，使我们的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部分的损失”。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一步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这两个决议告诉我们，中共中央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使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几乎把中国革命拖向绝境。

    然而，近几年一些中国革命史教材在阐述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及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提出一个“新命题”，即认为中国革命的这一次挫折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中的失误”。（注：《中国革命史讲义》，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中国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总结历史经验，对以往的历史提法进行审查，改变过去常用的提法，是屡见不鲜的，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个“新命题”虽然有启迪思想的作用，但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这个新提法是否科学，是否符合事实？是否郑重？因为这不仅是提法问题，它涉及到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是在探索革命新道路还是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是探索革命新道路中的失误还是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指导造成的？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历史上的这段曲折？怎样看待王明的功过是非？为了弄清这段历史，弄清被人混淆起来的复杂问题，必须搜集事实，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分析历史，解释历史，只有这样才能以科学的分析态度解剖历史，辩证地看待这段历史的曲折；才能紧紧地把握住这段历史变化的本质，比较客观地看问题，揭示这段历史的实际面貌。否则，就会把王明冒险主义的“过”说成“功”，把“非”说成“是”。

    　　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不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失误

    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不能离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必然要涉及到他们的历史地位和功过是非。评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也不例外。应该承认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失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一段不平坦的道路，但它绝不是中共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失误。

    　　1．从时间和空间看，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不属于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阶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带领人民群众顽强战斗，探索革命道路。从1927年到1929年底，中共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有200多次，形成大小革命根据地10多块，红军10余万人，遍及10余省。这是中共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在开创时期的重要实践，形成了群雄四起、百川汇流的局面，涌现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方志敏、贺龙等一代英豪。毛泽东是璀璨群星中的杰出代表。他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以及1930年夏至1931年底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五个条件，阐发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在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期间，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反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突破“以城市为中心”的框框，确立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突出农村斗争在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中的作用，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三次反“围剿”战争是土地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阶段，红军的革命战争进行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红军作战原则基本形成。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及各地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有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等各种类型，找到中国革命模式。在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逐步揭示中国革命发展客观规律，创立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同时，各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也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出过一些重要的意见。方志敏在领导创建、发展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在军事根据地、红军作战策略、土地革命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如红军作战“53字诀”，做一个好共产党员的“22条”等。黄麻起义后，鄂东特委在建立鄂豫边根据地的过程中，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必须建立一个稳固的立足点。中共广东省委、江西省委第等一级领导机关也不断总结经验，逐渐明确了建立工农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观点。中共中央也对各地探索革命道路的经验，特别是井冈山根据地成功的经验，加以总结，予以推广。中共中央在总结南昌起义的教训时，要求正规军起义以后，“‘到农民中去’帮助当地农民摧毁豪绅的政权”。（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页。）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指出：“唯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的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注：《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1929年6月，中共中央在给贺龙及前委诸同志的信中介绍了毛泽东、朱德所采取的红军战术经验。《政治通讯》、《军事通讯》里多次介绍湘赣边界和红四军的斗争情况。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工作期间，于1929年9月代表中共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军队的主张，并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注：《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中央军委在《军事通讯》里刊载陈毅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时所加的按语也指出：“在瑞金独立政权中，可以找到许多宝贵的经验……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闻的……大家应当向这些经验学习”。（注：《军事通讯》创刊号，1930年1月。）

    可见，从1927年到1931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革命胜利的正确途径。加之中共中央认定并推广这些经验，所以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已基本完成。这四、五年的时间可以称作是中共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阶段。而第五次反“围剿”发生在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即发生在毛泽东已经找到中国革命道路和红军战争胜利发展之后，所以它不属于探索革命道路的阶段。

    　　2．从错误性质看，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不是在探索革命道路的前进过程中发生的，而是坚持城市中心论错误造成的。

    不可否认，在我们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国里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很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未曾预料到的。没有经验就需要探索，而所谓探索，故名思义，就是要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与方法。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把共产党人赶到农村去。中共中央和中共地方组织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在八七会议战略决策的指引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进入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三大起义和各地武装起义还是贯彻城市中心的思想。南昌起义部队千里转战，南下广东，打算重建以广州为中心的根据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最初也曾计划夺取长沙，打了几个败仗后才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广州起义是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权的尝试。尽管这些起义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的思想，但却都是革命过程中的探索问题。首先，三大起义和其他各地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英勇反击，起义军民的英勇战斗精神，给革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虽然多次起义或因对手过强，条件不具备而失败，或因准备不足，方法不当而失败，但功不可没。党不仅创建了人民军队，而且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前进了一大步。如毛泽东所说：“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重要的时期。”（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8页。）其次，这些起义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大胆尝试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权，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世界无产阶级进行的革命，当时除以城市为中心外，还没有别的道路与方法，所以他们只能摸索着前进。再次，这些起义反复证明，按照外国经验先夺取中心城市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总结经验指出：在广州举行暴动，“企图夺取全省政权，这不但在客观上暂时不可能，而且在各地的暴动没有广大的发展之前，骤然有全省政权中心的广州暴动很难维持很久的胜利。所以，目前主要策略，是要极力发展各县农民暴动，在东江、西江、北江、南路都造成一县至数县的割据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中共中央也从中得到教训：“在全省总暴动之先必须要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全省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如此全省总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页。）这表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通过总结广州起义经验，已认识到要实行武装割据，虽然还没有达到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高度，但也实在是可贵的探索。最后，在初期的艰苦探索中，杰出的代表是毛泽东。八七会议后，他领导以长沙为中心包括平江、浏阳、安源等7县的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他把共产主义理想、英勇奋斗精神和求实态度相结合，改变了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率领起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从而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崭新的革命道路。

    相反，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就错误的性质而论，不是探索革命道路的失误，而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决议和外国经验造成的恶果。王明回国后，不作调查研究，不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引经据典，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若干词句搬运到中国来，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王明写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内容是用共产国际决议拼凑的，最大的特点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用外国人的东西来吓唬中国人。笔者略加统计，该书“党内目前两条路线上的斗争问题”部分，共240行，引文竟占1/3，多达80行。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始终坚持城市中心论，所以王明也积极推行城市中心的政治纲领，并积极推行以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为特征的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这种以城市中心论为基础形成的急于在中心城市同敌人较量的方针，违背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照搬照抄共产国际决议，不研究中国的基本国情，脱离中国实际的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背离了理论和实际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所以，他们的所为根本不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更不是什么革命新道路。表现在革命战争和根据地问题上，“左”倾冒险主义者无视红军和苏区仍然处于国民党和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敌强我弱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改变的事实，盲目地要求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实行进攻战略。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这就把革命的胜利放到了夺取城市的基点上，否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由于临时中央多次要求中央红军夺取赣州、吉安、九江、南昌等中心城市，中央红军不得不在铁的纪律迫使下于1932年实行进攻作战，1933年秋以前实行主力分离作战。不论毛泽东、朱德还是周恩来，谁都无法顶住“左”倾错误的冲击。所以，中央红军虽然由于指战员英勇奋战、根据地人民积极支援而取得了一些战役的胜利，然而由于临时中央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红军也消耗和疲惫了自己，失去了巩固和发展红军与苏区的有利时机，丧失了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1933年9月25日，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以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敌人重点进攻面前确实存在不少困难。但从敌我兵力对比、人心向背、军队素质等方面看，打存敌人的“围剿”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只要按照前几次反“围剿”的军事原则去指导战争，也可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但是，中共临时中央却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并把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一个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德国人李德，要求红军插到敌人堡垒地域间隙去消灭敌人。两个月过后，不仅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反使自己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又经过10个月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消极防御作战，同优势敌人拼消耗，结果使红军处境更加困难，不得不于1934年10月进行转移——长征。毛泽东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消弱了红军的结果”。（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5页。）这说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对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的历史性惩罚。“左”倾机会主义不懂什么是中国革命新道路，也没有去探索革命道路，所以也就不存在他们在探索中的失误问题。那种把“左”倾机会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说成是中共探索革命道路的失误的观点，无意中否定了当时中共内部存在着城市中心论、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否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正确结论。

    　　三、历史的启示

    恩格斯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他说的历史是人类历史，大的范畴，但这一理论的精神对我们研究历史科学、历史事件是有指导意义的，即不能轻视“历史的启示”。

    　　1．对错误和挫折的不同情况要作具体分析。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有些革命史教材在贯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时，把毛泽东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失误看作是“在探索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注：《中国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但同时却把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错误称为“探索革命新道路中的失误”。（注：《中国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这样类比是否合适？能否把这两次失误相提并论、等量齐观，都称为“探索”中的失误呢？既然有人把这两个不可比的事件做简单类比，我们也只好进行比较研究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这两次失误和挫折作深入的分析，合理的比较，不难发现，虽然都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指导方针的失误，但却有许多差异。（1）前提不同。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前提是1956至1957年的思想解放。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逆转。但是，这次思想解放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突破了原来的一些思想框框，并为以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了一定的思想先导作用。而王明控制的中共中央实际上坚持着那时的“两个凡是”——凡是苏联经验不能更改，凡是斯大林讲过的不能违背。他们的思想始终没有从当时的“两个凡是”里解放出来，所以也就不可能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2）思想方法论不同。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希望找到一个好的途径和方法，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迅速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但是，由于缺少经验，夸大了主观努力的作用，造成了五六十年代经济建设方面的失误。同时应该看到，毛泽东虽然犯了错误，但在寻找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曾焕发出一些绚丽多彩的思想火花，也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虽然也想发展中国革命，但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仍然是以共产国际的决议为最高准则。朱德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注：《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结果，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就是说，从两次犯错误者的认识论角度看，不可同日而语。（3）结果不同。“一五”计划的执行，基本上是照抄苏联的做法，暴露出许多弊病，毛泽东很不满意。1956年，毛泽东从农业开始，做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1956年4月25日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确定了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方针，提出了探索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意义深远，开创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河。当然，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也曾造成经济建设方面的失误，给人民带来一些不幸。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结果，使苏区和红军损失90％，中国革命几乎被葬送。可见，这两次失误的结果不同，不能混为一谈。（4）对待错误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复杂的原因，发生过严重错误，后来探索也未能坚持下去。但是，不能不看到，毛泽东承认自己有责任，并曾纠正了他认识到的一些错误。如他在纠正“共产风”的过程中，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虽然他在认识上还有局限性，但毕竟是他在纠正失误时比斯大林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而王明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独断专行，拒绝接受批评和建议，坚持错误，终于导致了失败。尽管比较有局限性，但是通过上述合理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这两次失误的历史影响不一样，功过的分量也不一样，有轻重之分，大小之别。如果将这两次失误都看成是探索，抹杀它们的重要区别，是非科学的态度。

    　　2．不提“路线错误”更要明辨是非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继续采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的提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正确的改变。《决议》不再使用“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提法，不单纯是改变词汇的问题，而且是为了通过这种改变体现出实事求是地分清历史是非的科学态度。邓小平指出：“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不提“路线斗争”、“路线错误”，是不是“路线”两个字就一概不能用呢？不　是。邓小平说：“不但路线，总路线也可以用……有些场合拿路线两个字来表达比较顺当，比较自然，而且一讲就明白。”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将王明错误明确地说成是“王明‘左’倾路线”。（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页，第111页。）后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一文中又说王明的错误是“‘左’倾机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邓小平的这两段话告诉我们，党内斗争不再使用“路线斗争”的提法，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错误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这样既可避免无限上纲，也可以明辨是非。

    那末，30年代前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方面的错误内容和错误性质是什么呢？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他们否定毛泽东提出的完全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一系列军事原则，不承认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要充分利用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兵团和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主张单纯依靠主力兵团的正规战争。如果不指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这些错误内容和全局性指导方针的冒险主义性质，而把他们的错误称之为“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中的失误”，就混淆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机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也没有区分这一问题上是与非的界限。

    　　3．不追究个人责任但要分清历史功过。

    关于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从马克思到列宁都强调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述。1944年毛泽东所作的《学习与时局》的报告，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事件、人物功过的榜样。他针对王明的错误特别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人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8页。）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强调指出：“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71页，第264页。）他们的论述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不要说好就一切都好，绝对的好；说坏就一切都坏，绝对的坏。要恰当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历史人物。要能反映出历史人物功过可能并存的历史复杂性或功过演变的历史曲折性、起伏性。

    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还应具体分析他们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注：《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不是苛求王明，根据我们掌握的详细的历史资料，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依然坚持“城市中心论”，是“城市迷”。1931年12月29日，他参与制定的给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指示》，根本没有提到建设、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后来，王明思想随着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而有所变化，提出了抗日反蒋统一战线问题，但始终没有摆脱“左”倾冒险主义，仍然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湘鄂赣豫皖形成打成一片的苏区”。（注：《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页。）换言之，他在中国革命道路上，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更不用说在毛泽东已提供的“新的东西”之外再提供一些“新的东西”了，所以他不能被称作“探索革命新道路”。如果把王明控制的中共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错误说成是“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失误”，就背离了事实，混淆了是非界限，不但是不妥当的，而且是不科学的。

    总之，对以往的历史概念、提法进行审查，必须采取郑重的态度，必须建立在认真研究事实的基础之上。如果缺乏事实，缺乏史料，随心所欲地否定过去的提法、概念，就不仅是不慎重的，无益的，而且还会产生混淆是非的不良后果。依笔者愚见，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段历史使用“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或“土地革命战争的曲折”等提法较为妥当，既避免了“路线错误”的提法，也不会引起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