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评委打分表:矫正“襄樊铜人”：收藏实践反哺学术”（完备全图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04:42:54
矫正“襄樊铜人”：收藏实践反哺学术
老赵
很少有国内媒体，对于一个不足三厘米的小型铜件如此津津乐道，异口同声。并形成了娱乐力。这个不足三厘米的小玩意，就是著名的“襄樊三国小铜人”。2008年，襄樊市考古工作者在襄樊市内环西路花卉路樊城区王寨办事处的一座带甬道的双室砖结构的汉末三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个铜质小人造像。国内的众多媒介掀起了报道风浪，报道内容大致可分客观描述判断与主观提炼两面。
考古专家借媒介之嘴介绍的“襄樊铜人”
在基本描述方面，报道介绍，铜羽人为青铜铸造，高约3厘米，拇指大小，裸体：头大而圆，短发，颈短而粗，颈部和手腕均现串珠状饰。背部生有一对翅膀，羽毛纹路清晰，双手抱在胸前。其身体微微下蹲、前倾。两腋下都有一个前后对穿的圆孔。类系绳所用，背面无纹饰、欠光滑；两侧尚可见一条铸造的纵向范缝痕迹，可以推定该羽人为双面合范浇铸而成。其浇、冒口可能在足底，只是已磨平，看不到痕迹。
襄樊考古所所长陈千万介绍，仔细观察铜羽人，未发现与其他器物有连接点。这说明该羽人体积虽小，却是单独使用的。从出土时的状况推测，铜羽人位于死者头部。（图1：襄樊铜人，安富斌摄）
图1
襄樊铜人的其他报道图片选赏
从网络上转载的新闻媒介报道视频的截频
考古专家绘声绘色地提炼道，“铜人造型笨拙，表情严肃，其身体微微下蹲、前倾，虽造型古拙，但动感十足。好似要用力向前飞奔”。
在年代归属方面，报道说，与铜羽人同时出土的有五铢钱、残破的釉陶壶、罐，以及模型仓、灶、鸡、鸭等。并举2008年11月襄樊长虹路菜越墓地一座三国时期大型砖室墓出土的一件模型陶楼，其院落大门和小门上共浮雕五个羽人，除发型装饰不同之外，与铜羽人的形象几乎完全一致作例证。报道说模型陶楼是供死者亡灵享用的。其铸造使用年代因缺乏相关的类型作比较而不可详考，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推测，推定小铜人墓葬大致在三国时期。（图2：三国模型陶楼浮雕羽人，资料源自汉江传媒网）
（图2：三国模型陶楼浮雕羽人）
与铜羽人同时出土的有五铢钱、残破的釉陶壶、罐，以及模型仓、灶、鸡、鸭等
在功能用途方面，考古专家认为这个“铜羽人”可能是挂在死者的颈部或胸前，其后在樊城三国墓出土的模型陶楼门上发现的浮雕羽人像，也与该羽人具有同样的功能性质。其模型陶楼是供死者亡灵享用的，在陶楼庭院门上浮雕羽人像，目的就是引导亡灵升天，冀以达到天国乐土，永享幸福。于是此铜人的目的也是“帮助引导亡灵升天”。
报道采访襄樊市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千万，陈说为了弄清铜羽人的功能性质，专家把这个小羽人拍照放大进行观察发现，羽人的颈部和手腕上都佩戴有串珠。于是，襄樊所通过网络邀请北京大学张保胜先生进行鉴定。张保胜在观察照片后确认，“铜羽人所佩戴的串珠就是佛珠，这在过去是没有发现过的，也是我国第一次发现，应该是我国最早的佛珠传入中国的最直接的唯一证据”。
而且张还“进一步指出这个羽人应是一个女性，其外突的生殖器，呈三角外突的状态，非男性的阴根，而是女性生殖器。这种对女性生殖器的夸张，源于印度佛教的生殖巫术及原始农业巫术”。
襄樊电视台报道中的视频，用放大镜对“铜人”翅膀进行的放大图
由此，报道介绍的考古专家的大结论是：“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
1、“此铜羽人为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最小羽人铜像”；
2、“为三国早期已有佛珠传入、并已有佩戴佛珠的铜造像，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利的证据，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佛珠证据”；
3、“它不仅与楚地巫术联系密切，而且与道、佛教相结合”。这样的结论有其价值，但也值得商榷。起码我们可以用收藏实践的部分来补充、矫正、完善这样的考古结论。
（以上综述内容，选自“湖北卫视”、“湖北网络新闻联播”报道视频；《三峡晚报》、《楚天都市报》、《襄樊日报》、新浪网、西祠胡同、世界佛教网、汉江传播网、中国经济网、凤凰网之报道内容。）
陪葬还是日用？洛阳东周铜人、酒泉汉代铜人与朐忍铜人参详
襄樊铜人双手持物，肋下各打圆孔，应是系绳多致，所以判断为挂件。加上出土部位的考虑，使得作为墓葬主人的挂件性质更加可靠。但是到底是主人及其族群的生活用具，墓葬中作为陪葬用具入葬，还是专为陪葬所制的冥器，值得考究。由于发布信息者认为此为“国内首次出现”的铜人，所以似乎没有类比参照，物件穿孔有无磨损痕迹，应是判断为生活用具或冥葬用具的依据，但考古传播内容上不表。假设是生活用具而随主人入葬，则“引导亡灵升天，冀以达到天国乐土，永享幸福。”的结论就未必牢靠。也可能是“您活着喜欢，死了就陪着您吧”。
对于小型铜人件的出土资料，如果用心细致，当能罗致充分，作为陪葬小铜人的出土资料，一是2002年发掘出的周王陵墓陪葬坑，在离“天子驾六”车马坑百余米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基建工程中发掘清理出60多座东周墓葬，其中一座距地表14.6米的未成年人墓中，出土116件(组)随葬品，全皆小巧玲珑，“显然是为小墓主人定制的”。
其中有核桃大小的陶鼎、比指甲盖还小的玉兽、一二厘米长的小铜虎、小铜人、小铜鸟以及铜鼎、铜壶、铜刀、玉璧、玉环、玉剑、陶碗、陶鬲、陶罐等。考古报道这样的说法，显然也存在着其他可能，小型陪葬品未必等于是为小墓主人定做，相反，多半为冥葬的要求所致，况且小铜人的陪葬，未必是与其他小型物件一并由人定制的系列作品，所以不能明确断定其入葬前是不是生活用品，抑或只为陪葬定制。就媒介提供的铜人实物图而言，“洛阳东周铜人”与“襄樊铜人”不乏类似之处（详见《洛阳网》、《浙江在线》相关报道）。（图3：洛阳东周铜人）
图3：媒体发布的洛阳东周铜人图
另一份考古资料出自原酒泉市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冯明义一篇名为《建国后酒泉文物工作大事记》的文章，他在文中介绍说，1957首次发掘酒泉东关外汉代13座砖室墓，在东稍门外路南古坟滩上（今市农修厂后院处）挖掘的8座汉代砖室墓中，有7座是小孩砖室墓，墓内均无木棺，其中一座是以大灰陶瓮作棺置于砖室内（此前和以后在下河清农场、红寺古城滩也发现过瓮棺葬，1946年在木器厂清理的一座小砖墓内置有瓮棺，葬品有男女小铜人、鸡蛋和四个小陶罐），且有随葬品，如铜器、陶器、五铢钱等，有的尸骨颈戴有石或骨制的串珠。
这种小孩集中埋葬的墓区还是首次发现（详见1960年第6期《考古·甘肃酒泉汉代小孩墓清理》一文，执笔者为主持发掘此墓葬的陈贤儒），但是问题是，提及“男女小铜人”的墓葬，只是用来说明同是“瓮棺葬”类型的，文中并没有说明铜人的造型特点，以及出有男女铜人的墓葬是否也是同类的小孩砖室墓。但是笔者从《酒泉文物精华》一书中搜索到了这一对铜人，除了没有翅膀，与襄樊铜人基本一致。其男女铜人的说法并不严谨，因为都带生殖器突起特征。
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是03年出土的“朐忍带翅铜人”，与本文探讨的“襄樊铜人”基本类似（详见下文），报道中提到参与考古的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洪峰曾经把小人翻过看到背面的一个扣，并说：“你看这后面还有个扣，那就是说它会不会是钉在衣服上作装饰用的，这个扣的方向不像是用来当挂件的，你看要是一穿绳它就倒过来横着了”。可见该铜人是明确有使用功能的。但是王洪峰没有提及该铜人是否有使用痕迹。（参见北青网刊登《北京青年报》记者刘净植报道）
汉代六朝：朐忍铜人与楼兰铜人的佐证
年代归属，是一个虽然科学但很扁平的问题。从出土的伴生物件与墓葬的特征中，固然可以产生判断，问题是，就算在物件的造型风格，氧化程度等诸多方面，能够判断小铜人的铸造年限范畴，但是由于时间的坐标只是判断物件性质的一维，起码还有空间坐标的一维需要甄别。
换句话说，就算三国时期时间范畴出土的铜人，其产地，也未必就一定是三国的地理文化空间范畴，三国只是中国的纪年方式，世界并不用这个时间坐标，由于这个铜人的所谓“孤立”性，外来品的性质必须被纳入视野，而不能简单宣布为“三国”铜人。
由此，既然在地理文化属性上没有明确甄别，那么称其为“羽人”也就不算妥帖，因为并非所有长着翅膀的小孩都叫“羽人”，哪怕是战汉时期，外域的长着翅膀的娃娃人家恐怕并不叫“天使”，也许叫“丘比特”？在其性质不能明辩之前，宣布其为楚地巫术、道佛的关联，都值得商榷。因为显然，国内考古出土资料中关于此类的铜人资料并不多见，否则考古专家既不用如此惊艳，也不用如此迷茫。即使有类似资料，也是零碎而孤立的，由此必须考虑外来的可能。
而“羽人”不仅是一个造型描述，而是一个文化特指。
“央视国际”曾经报道，经过7年的考古发掘，考古专家确认在重庆云阳县长江边发现了东汉时期“朐忍”县城遗址，据《北京青年报》03年6月9日报道，“从本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的‘青铜小人’，我们或许能感觉到中国汉代的艺术品和古罗马的艺术有某种微妙的关联，中国古代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与三峡地区也许有着特别的关系。青铜小人的高鼻梁有别于黄种人，那大约是个三四厘米高的青铜小人，年代久远了，面目有些模糊不清，但并不妨碍人一眼看出它是个带翅膀的裸体男像。它头上似戴帽，模糊的脸部却有着清晰的、挺直的高鼻梁，看起来像那种有别于黄种人的高鼻梁，此外还有一双略凸的大眼睛；一对醒目的翅膀规规矩矩张开在肩后，双臂像是交叠在胸前的样子；下身明显可见男性的性器，还有一双孩子般微微蜷起的憨态可掬的腿。很显然，它带给人的直接联想是属于西方的，然而它却出现在至少距今1500多年前的中国。考古学家说，它的年代大约在汉代到六朝之间，不会更晚。”（图4、图5：媒介发布朐忍铜人图）：
03年由国内大型媒介报道的这个“带翅膀的小铜人”，基本符合本文探讨的“襄樊铜人”的特征，“带翅”，“裸体”、“三厘米左右”，“双腿微曲”，“男性生殖器突起”，“双臂交叠在胸前”等主要特征都相吻合，唯一不同的是头部“带帽”的描述，以及“一眼”可以看出的“高鼻梁”。带帽的，从笔者的收藏实践看，也许是指的如下同类（图6，采集自甘肃酒泉，老赵藏品）、（图7、图8，采集自洛阳地区，老赵藏品），从造型风格看，与襄樊铜人应属一类，从收藏地看，后两者水坑铜人都系洛阳地区。
图6、7、8
同时，该报道中提到参与考古的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洪峰曾经把小人翻过看到背面的一个穿扣，这个是比“襄樊铜人”多出的部件。在整个身体才三厘米的小人的“模糊”脸上，记者能看出“有别于黄种人的高鼻梁”，也的确不容易。但因此这个似乎不能作为人种判断的科学依据。当时考古专家的断代也是汉到六朝，可佐证襄樊铜人的年份范畴。但《中国青年报》的文化判断却实在很有意思，他引发了此类铜人源头的有益探索。因为他提出了“罗马”。
该报道还引用王洪峰的介绍说，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从未发现这样的“丘比特”（此称呼为报社记者所称），他们只是推断，这个小铜人会不会是史书中记载的“羽人”，王洪峰介绍，六朝以前的书籍中有关于“羽人”的记载，但也就是一两句，“羽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他们也不太清楚。究竟它是中国汉代的还是来自西方，这实在值得研究。这个态度尚属科学。
记者同时展开了文化联想，史载“著名的“丝绸之路”并不只从河西走廊通向新疆乃至中亚那一条，“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长途跋涉中，还找到了通向外部世界的第二条道路：从四川经缅甸到印度的南方丝绸走廊，其后印度从海路把中国丝绸转运到罗马，反之亦然。这为古罗马文化信息亲近三峡提供了可能。”，“这种人形雕像并不代表某个具体个体，而表达的是一种意向，只有某种抽象意义。新疆地区目前尚没有见到发现这类人形雕像材料的报道。几年前笔者在昌吉州文管所文物陈列室参观哈密地区出土文物时，见一对铜质的人形铸件，高不过数厘米。据介绍在哈密地区青铜时代或略晚的数处墓地出土过类似的小铜人，其形态和上述德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皮特斯尔斯遗址中出土的裸体女像略同，可能也是一种符号化的孕妇形象”。
其实新疆地区出土过类似的铜人，虽然不带翅膀。《光明日报》 2000年04月14日发表了一篇王炳华的署名文章“楼兰考古百年”，其中就赫然配置了一张“楼兰地区采集的小铜人”图，其造型特征与风格与襄樊铜人极为相似，唯一的区别就是少了翅膀，而有翅与无翅，在洛阳孪生铜人的例证中，已经可以归为同类（见下文）（图9：楼兰古城采集的小铜人）。
图9
楼兰铜人在若羌县楼兰古城出土、藏于新疆考古研究所，与小铜人同时出土的汉代遗物，还有汉代铜镜（罗布泊高台古墓出土）、鼓腹、铜镊、铜针、铜环、燕尾式铜镞，以及各种铜饰物等。“秀中国”网也在其“丝绸之路上”专题版块上附上了楼兰古城出土小铜人的彩图。（图9-1：楼兰古城小铜人彩图）
图9-1
其实，在收藏界行内都知道，此类铜人在收藏实践中并不鲜见。
（图10，采集自东北地区，老赵藏品；图11，采集自甘肃酒泉，老赵收藏）
由襄樊铜人的脖子手腕处的珠状装饰，考古人员产生了大胆的设想，这是不是佛珠？接着，延请到专家张先生通过网络遥控鉴定，张氏看了照片，就确认这个就是佛珠，并得出“为三国早期已有佛珠传入、并已有佩戴佛珠的铜造像，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利的证据，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佛珠证据”的结论。
这个需要探讨。连珠状物是不是佛珠，这个没有唯一对应关系，这需要这样的设定，连珠状物是否实际挂饰？这个问题涉及到这个铜人是否写实的问题，这个铜人既然长着一对“巨大”的翅膀，就说明这个艺术创作本身就并非完全写实，至于除了翅膀之外的孩子的其他部分（包括珠状物）是否写实，这个是可以探讨的，就西域或中亚不少艺术纹样中多含连珠纹的实际情形看，必须把铜人脖子与手上的连珠纹，保留一种可能性，即艺术创作为了美化孩童的需要，而进行的身体装饰的可能性。换句话说，这样的连珠纹，是中亚西域的流行时尚，既然是中亚的流行风格，写不写实就并不重要；而是不是佛珠才是重要。
就算这个是一个实际的珠串，也未必就是佛珠，佛珠的范畴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文化范畴，并非每个珠串都是佛珠，墓葬的解说中并无与佛教用品相关的佐证，青海省民和县博物馆藏有一块直径13厘米的陶土质“带翅人瓦当”，据“中华工艺品网”的资料介绍，年代为唐，“丝绸之路的畅通，使西亚等国的艺术得以进入中原。图中当面饰有一带翼人物，羽人上身赤裸，发髻高耸，浓眉大眼，面相丰腴，下半身似乎著有衣物。羽人双手合十于胸前，背上伸张有双翼。周围以联珠纹作环状围绕，没有瓦沿。”从这个瓦当上的图形看，带翅小孩与“襄樊”铜人在造型与手势上，进而在文化风格上基本属于一类，而瓦当上的连珠纹装饰，可以给予“襄樊铜人”的连珠纹的考察提供间接的佐证。虽然此瓦当并非东汉六朝（图12：青海省民和县博物馆藏“带翅人瓦当”）
图12
从收藏实践看，大部分此类铜人不带连珠纹，这个是因物件细小且铸造要求简率所致，所以即使存在所谓的连珠纹，也只算是简单的点缀而已，在图11、图13、图14（采集自嘉峪关地区，老赵收藏）、图15、图16（采集自甘肃酒泉）、图25（采集自北京藏家）的实物中（老赵藏品系列），可清晰地看出，此类铜人的项下一圈的装饰，并非完全都是连珠，而呈现出散向竖条纹的分布，从实际的服饰情形考量，更类似项圈之类。所以佛珠之说并不确立。
图11、12、13、14、15、16，图26
至于张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个羽人“应是一个女性”，并具体解释说“其外突的生殖器，呈三角外突的状态，非男性的阴根，而是女性生殖器。”并进一步阐述说“这种对女性生殖器的夸张，源于印度佛教的生殖巫术及原始农业巫术。”这个就更加奇怪了，明明张先生已经看出铜人具备“外突的生殖器”，为何不按照凡人的想法，倾向他是一个男性，而却因为生殖器的外突，却下结论为女性？因为他细心到看出铜人生殖器虽然“外突”，但是却是“三角外突”。
创作者要体现女性的体征，何必要去让生殖器外突？这么小小的三厘米的物件，加个微突都是让人往男性方面去遐想的，何必自找苦吃？那时候的匠人，为了让大家体认这个是女性，在三厘米的铜人件上，让人最直接理解这个是女性的最好的方式，只需增加两个胸部突起就是。请参照收藏实物中小鸡鸡突起的情形。
图20、图21采集自甘肃酒泉
图18采集自陕西地区
图19采集自嘉峪关地区，老赵藏品）
大家可继续仔细着重关注其突出之小鸡鸡部位
收藏实践矫正考古报道
首先，此类铜人，在国内并非首见。首先是有确凿的文献记录。最为直观的证据，是许昌汉代辟雍泮宫出土的一对铜人，这一对铜人，一个带翅膀，一个不带，除了翅膀的差异外，其余规格风格，造型基本一致，宛若孪生兄弟。两个铜人，头发由后向前梳成整齐条纹（或许这就是“朐忍铜人”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留下“戴了帽子”的印象？），双手拱手或持物，双腿站立分开，两肋由于两臂自然弯曲，形成对称圆孔，有磨损痕迹。应为挂孔。（图22：许昌成对铜人）
这个出土的实物佐证了两个事情，一是洛阳附近产地的明确性，二是佐证了带翅与不带翅两个类型的同时代同性质性，换句话说，带翅膀小铜人的源头，可以通过同样类型但不带翅膀的铜人的线索，加以佐证。
03年的重庆出土“朐忍”遗址“带翅小铜人”的时候，专家就已经说过“此前考古中从未出现”的话了，至于当时这句话成不成立，留待专家们自己去关门内部交流，摸下家底再说吧。
除了出土的文献之外，在宽泛的收藏活动中，此类铜人屡见不鲜，带翅铜人在收藏圈里，已被视为洛阳地区的品种，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带翅的同类小铜人的存在范围更是宽泛，在实践中，带翅膀铜人主要产在洛阳附近，洛阳也多产不带翅的同类铜人，此类铜人的实物采集主要分布在西域丝路上，以及游牧民族流播的内蒙东北草原上，另一条线索是长江流域以四川、洛阳为沿线的路径中。
十年前，笔者就从藏家手中购得一件带翅铜人（如图25、图26），也从洛阳地区采集一件折翅铜人（图31），与所谓的襄樊铜人都是同类。笔者所见，所闻的同类翅膀铜人，或不带翅铜人，更是不止一二。
其次，此类铜人，其渊源可能西来。从个人十余年的收藏实践来看，从收集的此类铜人的地点看，西来的途径是十分清晰明确的。一条是沿着焉耆、于阗、库尔勒一线的丝路，应是本地采集为主，一条是密集于洛阳周围和河南范围，三是采集于北京、东北、内蒙地区的，既可能是当年通过民族交流东进的，也可能是通过收藏交流辗转散落的。在北京、东北与内蒙地区的实物表现看，已经出现了样式类似，但年份稍晚的物件，暗示着此类铜人可能存在的融入当地风俗的延续性。
从采集的途径以及风俗的传播看，这样的走势不得不让人对此类铜人的源头，产生西来的猜测。
自然，西方源头，东方风俗，从来不是绝对的，完全可能存在一个中间状态，当年斯坦因在亚洲腹部中心荒凉寂寞的罗布淖尔岸上，看到的七个欧洲古典式的“天使”画像，大眼灵活，小唇微敛，绘制在3号遗址回廊的中腰部位，但它们已经不是西方天使，而是代表着佛教八部护法中的擅长音乐与歌舞的乾闼婆与紧那罗，敦煌石窟壁画中的飞天所指的也是这些可爱的神灵，只是，它们的原型又是来源于希腊、罗马古典艺术中的天使形象，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早已把欧洲的古典艺术带到了犍陀罗地区，随着鄯善国与贵霜帝国文化交流的发展，这些来自西方世界的天使形象才被请进了沙漠南沿的佛教殿堂之中，充当了佛法的守护者与宣传者。在拉斐尔的《圣母子及众圣徒》画中，也似乎能从中发现几个类似敦煌飞天的形象。丝绸之路上出土的有翼天使，敦煌石窟中的飞天，嘉峪关一带魏晋墓中的羽人，一直神秘地相互关连；关于它们的由来，缘起于东方还是西方？到底谁影响着谁？一直被中外学者争执不休。
争论归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现存的带翅铜人或不带翅同类铜人的发现地、采集地的线路图来看，由西向东传播的脉络是清晰的，越往东部，南部，越稀少的情形也是显然的，从史料与实物的情况看，此类风俗没有照搬成为中土的风格，也是显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忙着下结论定性，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在收藏实践中，在河西走廊、甘肃青海一带的古丝路上采集的铜人主要为不带翅的叉腰铜人与拱手型铜人，另外也多见片状铜人，有学者认为是道教冥器，偶见铅人，（图27、28，采集自甘肃酒泉，老赵收藏）
在南疆沿线丝路上采集的铜人则多存在西域乐舞的形态，丰富多彩，
（图29、图30，图31、图32，图33，老赵收藏）
这个既有时间坐标上的错落，也有人文坐标上的差异，同时也再次暗示了西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