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永登最厉害的人物:由中日辩论会 看日本的诡辩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6:18:03
由中日辩论会 看日本的诡辩术
作者：武科大人
一、不尽人意的“中日辩论会”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比邻而居，利益交融、密不可分，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由于日本前政府执行“以邻为壑”的政策，致使中日关系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中日关系应该改善。日本朝日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田原总一郎率先提出与凤凰卫视联手举办中日辩论会，期望通过中日关系的辩论架起一个沟通的桥梁，双方面对面地去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和感受，以化解中日两国民众的心结、推动中日友好。
2005年8月的首届中日辩论会题为“破局之辩——中日热点大交锋”，第二次中日辩论会“后小泉时代的选择”于2006年7月25日在香港进行，凤凰卫视资讯台都进行了全程直播。此举在中国电视史上尚属首次，因此引起了华人社会和日本社会的关注。
两次辩论会的日方辩手均为田原总一朗和冈本行夫。田原总一朗是著述甚丰的资深电视人，在日本几乎是家喻户晓，其主持的“周日时政论坛”电视节目，社会影响很大。他作为自由派人士，曾被日本极端右翼分子认为对华友善，因此遭到骚扰。冈本行夫为日本著名外交评论家和资深外交家，曾任小泉的首相助理及外交顾问等。
由于日本右翼大肆的歪曲、丑化，日方媒体的倾向性误导，不少的日本民众对中国存在着较深的误解。因此，通过中日两国同时转播的中日辩论会，将中国民众的真实情感与想法，呈现给日本电视观众，这对消解日本民众一些模糊观念(许多人真的不明白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然而，第一次中日辩论会效果却不太理想，凤凰网上有大量网友的留言，许多人对中方辩手有理说不清的表现，纷纷表达了不满。一些在华的日本人也观看了这次辩论会，有的在凤凰网上评论，对中国人的“反日”情绪表示不悦。在日本国内的观众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辩论是一种论事说理、分辩是非的双向语言交流活动，它是相异观点针锋相对的交锋。然而，中方辩手冯昭奎教授将太多的精力投入演讲，有针对性的实辩却很少。另外，冯先生的过分激动有失风度，也给人留下了不好的观感。中方另一辩手是凤凰卫视的著名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学识丰富的何先生精彩的时事评论，常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受。然而，一贯温良恭俭让的他，面对精于心计、擅长强辩的日本人，就好比是“秀才遇到了兵”……。
日方为这次辩论做的准备是很充分的。日本学者的特点是考虑问题非常细致，他们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颇有研究，对中国学者的长处和弱点了然于胸。例如，针对国人耿耿于怀、义愤填膺的“教科书问题”，日方吃准了中方不注重细节、资料准备不足的通病，冈本行夫居然振振有辞地反击：“你们好好看一下这本教科书(扶桑社版)，我本人认为不是非常坏的”，“我看这本教科书觉得并不是一种不好”。由于心中无数，冯昭奎先生则要以“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讨论教科书的问题”的托辞，采取回避的态度，真是让国人汗颜！无独有偶，其后在香港，当地一记者又提出教科书问题，日方故伎重演，田原总一朗拿出早已准备的扶桑社版教材回应：如果看过这本教材，可能会发现并没有大家理解的那么过分。结果也让提问者无言以对。其实，这种论调是不难批驳的(参见“三、为日方的‘高论’纠错”中的第3问)。
在第二次中日辩论会上，中方辩手换成了凤凰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和清华大学教授刘江永，虽然他们也有上乘的表现，但总的来说没达到国人的期望。其中，当双方辩论略有交锋时，辩论会主持人便以“火药味太浓”为由进行干预。主持人憧憬着后小泉时代的“美好前景”，希望导演一场中日友好的“大合唱”。相对于中方主持人的天真善良、过于一厢情愿，日方辩手却表现得咄咄逼人、毫不客气。他们竭力地“证明”日本人受到了“委屈”，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国人应该谅解、让步，以忠实地维护其“国家利益”。田原总一朗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的采访时，曾坦率直白地表示：我非常想让中国的观众了解我的想法，绝对不会去讨好中国的观众，如果故意很谦卑的话，反而会影响相互的理解。
在中日关系的辩论中，故意谦卑，会影响相互的理解，还有可能产生新的误解；这么浅显的道理，日本人很清楚，为什么中方主持、策划人就不明白？
二、中日辩论会带来的反思
凤凰卫视举办的中日辩论会，日方有备而来，理屈词不穷。我方资料准备不足，以理服人不够；特别是在日方进行错误的辩解时，往往未作有针对性的、明白无误的回应。对事关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没有及时地、针锋相对地准确回应，会给日本观众造成错觉(日方的辩解是站得住脚的，是讲道理的)。这就是为什么，众多喜欢凤凰卫视的观众，会在网上留言表示不满。
中日辩论，切忌空谈；应将中日之间，被日本右翼搅合得模棱两可、是是非非的一些难题拿出来讨论，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以便人们对其是非曲直作出判断。日本人的误解、中国人的冤屈，必须用事实来澄清。只有明明白白的道理、铁证如山的证据，才能化解日本观众的“冰”、打动中国观众的心。
辩论是就某一种论点，按照严格的逻辑思维规律进行的论争。辩论作为观点和思想的交锋，其实是一场知识的角逐，更是语言交际、心智才气、人格修养的全面较量。这两次中日辩论会，“论”的份量太重，“辩”却明显不足。辩手们演讲投入的多，而实辩投入的少；双方交手，大多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混战一场，不了了之。这与新加坡“国际大专华语辩论会”上的那种唇枪舌剑、妙语连珠、跌宕起伏的精彩场面相差甚远。
日方辩手只是为维护自己的立场、观点而竭尽论辩之能事，所持的观点有所偏颇、错误，提的一些问题也显得很牵强、很离谱，甚至是破绽百出、不堪一驳。例如：
1）捕风捉影
田原总一朗曾2次追问：“小泉他在第二次参拜以后来到了中国，中国的部长说是100％OK的，所以我想中国是变了的，我希望你能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另外，他又声称中国部长的“名字不能说”；像这样没头没脑、不着边际的谣传，他也能够说得绘声绘色、问得理直气壮。
2）信口开河
冈本行夫辩称：“中方有一个很大的误解，日本没有人说什么要先发制人。”这是他置日本媒体报道的大量事实于不顾，而强辩、诡辩的典型事例(参见“三、为日方的‘高论’纠错”中的第6问)。
3）牵强附会
世人有目共睹的是，几十年来，日元大幅升值，中方承担了还贷款的汇率损失，但也从未抱怨过。然而，冈本行夫则假设日元贬值：“我现在给你100块钱，三天以后你再还给我，这时候货币也贬值了，”然后得出“中国肯定是占了便宜的，日本借的60％实际上就是白白的给中方的”这样荒谬的结论。日本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曾抱不平地说：“中国现在还给日本的ODA款项，要远比从日本借出的ODA资金多许多。”
4）本末倒置
冈本行夫声称：如中方因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就不去努力搞好日中关系，这是最大的问题”。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20世纪70-80年代，中国人民宽大为怀、不计前嫌，始终致力于中日友好，两国之间总的来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近些年来，日本右翼篡改史实、美化侵略的行为变本加厉，才导致中日关系的恶化。日本政府多次置中日关系不顾，一再批准篡改历史教科书，小泉多次参拜供奉杀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的靖国神社；日本政要如此肆无忌惮地蔑视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如此以怨报德、恩将仇报，他们是中日关系的破坏者。如果日本方面遵循“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中日两国关系基本准则，会有现在这个局面吗？孰是孰非，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
5）强词夺理
……(不胜枚举。还可参见“三、为日方的‘高论’纠错”)
在日本，田原总一朗号称第一名嘴，冈本行夫为著名评论员、外交家，可以说，均是日本超一流的专家。虽然他们的口才谈不上一流，但绝对是精明过人、经验老道的高手。然而，日本军队在过去的侵略战争中犯下了种种灭绝人性、令人发指的罪行；今天，日本右翼又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历史、践踏公理，为战争罪犯树碑立传、鸣冤招魂……。所有这些，都让为利益而辩、为日本人的面子而辩的日方辩手底气不足，只好尽量回避那些难以启齿的话题；但毕竟见不得人的“癞疮疤”太多，难言之隐又不能“一抹了之”，只好大玩文字游戏，采用以偏概全的强辩、偷换概念的诡辩，费尽心机也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只是由于中方代表的经验不足以及过分的克制和客气，才让他们全身而退，占了一点小便宜。
然而，最需要深刻检讨的是中方代表。中日辩论会，其实质就是正义与邪恶的辨析、善良与伪善的澄清；我们占有绝对的道德优势，中方代表是为真理而辩，却没有达到真理越辩越明的效果。中方辩手2个最大的毛病(也是通病)，一是不注重细节、资料准备不足，临场过招，心中没底。二是长于演说(评论)、拙于论辩；将辩论会当演讲会，长篇大论，让观众不得其要领。精彩的辩论，应该是短兵相接、针锋相对，以准确犀利、简洁精练的语言揭示对方的矛盾和错误的根源，晓之以理、明示大义，以达成正确的共识为目标。事实证明，好学者未必是好辩手。真正的辩论高手，必须具备丰富的论辩经验和一流的口才，其思维敏捷、清晰，擅长缜密推理，临场反应机智。中华大地卧虎藏龙，擅长雄辩的高手并不罕见，期望大家为国举贤或毛遂自荐。
日本右倾的《文艺春秋》杂志社曾提出，于2005年3月搞一场中日民间辩论会，国内反伪斗士司马南等人曾应邀论战。平日叫嚣得最凶的几个日本右翼头面人物将粉墨登场，论题涉及中日关系、历史问题等各个方面。后来，日本方面突然出尔反尔推翻协议，取消我方录音录相，辩论现场没有了记者，限制我们自主发表辩论文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全盘操控辩论过程及结果：如捞到“几根稻草”，便可大做文章；一旦理屈词穷、丢人现眼，也可掩盖真相或肆意歪曲；而我方无录音录相，又无自主发稿权，只得任其摆布。日本右翼这种卑鄙的算计、拙劣的手段，自然遭到中方的质疑，最终辩论会流产。这次辩论，我方3个人(另外2人为法学和历史学者)要对付日方9个人，他们还怕得不行。由此可见，在日本右翼蛮横的表面后隐藏着极度的心虚，他们畏惧真理、怕见阳光，外强中干、原形毕露。司马南可算是国内一流的辩论高手，又经过几个月的相关资料的恶补，“小鬼子”(日本右翼)一旦与之交手，肯定是凶多吉少。今后如再举办中日辩论会，务必要请司马南先生出马。
总结上述两次中日辩论会的经验教训，可以清楚地发现，中方辩手缺乏论辩技巧和经验，另外资料准备也很不足，对日方似是而非的强辩、指鹿为马的诡辩，难以作出精准的回应。借鉴“国际大专华语辩论会”的经验，以后中方辩手应事先搜集、了解日方的错误观点，有针对性地准备相应的资料卡片，以便构造有力的反驳论据，在实际论辩中就能做到胸有成竹、应对自如。
三、为日方的“高论”纠错
我曾试图以“中日辩论 网友提问”为题，以下面括号中的文字为开场白，用下列前3个问题，对日方诘问，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希望能在今后的中日辩论中，中方辩手再也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一定要明白无误地纠正日方辩手的错误，反击日本右翼的诬蔑；让日本人民有机会了解为什么中国民众会如此地愤愤不平、如此地义愤填膺。
（原开场白：凤凰卫视的中日辩论会，对澄清事实、消除误解、改善中日关系，确有帮助。但是，我们对日方辩手的有些观点不敢苟同，特请教之。）
1．田原总一郎先生说：小泉先生的解释就是日本人无论做了什么坏事的，只要被判了死刑以后他的罪就到此为止了，就没有罪了，这是日本人的想法，好象在中国就不能容忍。
我们觉得，对“战争罪犯死后就没有罪了”的说法，“好象”全世界都不能容忍。若德国领导人去参拜纳粹的亡灵，西方各国会是什么反应？在德国，这种行为是要受法律制裁的；它也有背于国际正义和人类良知，好象只有日本领导人不知道这一点。
2．针对“日本学习德国，彻底反省历史”的要求。田原总一郎先生说：希特勒把犹太人杀了，德国有希特勒，东条英机是一个官僚，日本和德国有不同。
我们不竟要问：侵华日军杀害的中国人还少了吗？南京大屠杀中的杀人手段之残忍，远超过德国法西斯主义。东条英机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发动战争、侵略别国等罪行判处死刑的战争罪犯，与希特勒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不同的是，日本侵略军杀人更多，手段更残忍！德国政府诚恳认错，声讨纳粹暴行，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敬重，这难道对日本领导人就没有启示吗？
3．冈本行夫先生说：你们好好看一下这本教科书(扶桑社版)，我本人认为不是非常坏的，日本军队做的事情让我很羞耻，但是我看这本教科书觉得并不是一种不好。
然而，人们看到的是：在扶桑社版教科书中，中国人永远铭记的那些悲惨史实，如平顶山惨案、“三光”政策、731细菌部队、花冈惨案、慰安妇、强制劳工等，彻底地从这本教科书中销声匿迹。对于侵华战争的历史，则是故意混淆和歪曲，“九一八”事变的原因被归结为日本经济困难，一定要保证“满洲”（东北），中国排日运动高涨最终导致事变发生。还胡说什么“满洲国”五族协和，成为“王道乐土”。
对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则被轻描淡写为“南京事件”，并特意制造模糊，说什么“这个事件的资料实际上疑点很多，对此还有各种各样的见解，到今天还在争论不休。” 然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曾记载：在日本军队占领的最初的6个星期里，南京及其周围被杀害的平民及俘虏就达20万人以上。
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磬竹难书、铁证如山，世人皆知、不容否认！
4．冈本行夫先生说：“日本为中国经济发展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希望贵方给予承认”；“确实日本的援助绝大部分都是有偿的资金协助需要还的，但是我现在给你100块钱，三天以后你再还给我，这时候货币也贬值了，中国肯定是占了便宜的，日本借的60％实际上就是白白的给中方的”。
众所周知，在侵华战争中，中国民族蒙受了空前的浩劫，遭受了无端的惨重的伤害。战后，中国人民却不计前隙、以德报怨，善待日军俘虏、扶养日本孤儿、放弃对日索赔，这是何等的宽宏大度、厚道善良；对人类史上这一绝无仅有的义举，世界正直人士，无不为之动容。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访华，表示要提供日元贷款；当年参与贷款决策的资深政治家加藤一坦承：“对华日元贷款的背景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蹂躏（中国）领土，却没有给予赔偿。”由此可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基于对中国放弃巨额战争赔款的感恩心理。
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对中国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有数位领导人曾先后多次表示了感谢。吴仪任国务委员时也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赞日本对我们的援助；我国报刊发表过不少的报道和文章高度评价日本援华项目。几十年来，日元大幅升值，由此产生的还款汇率的损失，中方也从未抱怨。
对这一切，一些日本人却视而不见，有的竟在日本大报上撰文，信口雌黄、恶意中伤，胡说什么：“过去中国对日本的经济援助只字不提”。在2004年11月东京的日中媒体讨论会上，日本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对此愤愤不平地说：“我对日本媒体是非常有意见的”，“有人在电视上公开说ODA借给中国的钱，中国一分也没有还。ODA不附带一分钱的利息。是这么回事吗？” “中国现在还给日本的ODA款项，要远比从日本借出的ODA资金多许多。”
中国人民放弃战争赔款，从未要求感谢，对日本的ODA，却一直给予高度评价。正直善良的中国人民是多么的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反观日本右翼的所作所为，不仅荒谬，更显其小人之心。
5．冈本行夫先生说：小泉“本来参拜‘靖国神社’是处于和平的愿望去参拜的，然而却遭到了很大的误解，这也是事实”。
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没有反对日本民众去靖国神社祭奠自己的亲人。但是，小泉是一国领导人，代表国家的意志，他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政治含义明显；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就认为，在首相的位置上不存在“私人参拜”。 裕仁天皇也对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不满，从而停止了参拜。日本民主党干事长鸠山由纪夫指出，小泉首相的此一行动，践踏了战争受害者的心灵，也给日本的国家利益带来极大损害。
小泉辩称他的参拜是出于个人信念，然而，在担任首相之前，小泉却从未参拜过靖国神社；其谎言背后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曾大力推动甲级战犯合祀的青木一男（曾任东条内阁的大东亚相）赤裸裸地表示：“如果不实行合祀的话，就等于承认了东京审判的结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小泉以参拜甲级战犯的方式，来祈祷和平，岂不是很滑稽、荒唐吗？日本《东京新闻》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小泉提到要以真诚谦虚的态度对待历史，但是到祭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这行动就与言语相违背。”
6．冈本行夫先生说：中方有一个很大的误解，日本没有人说什么要先发制人，那是日本在遭到攻击的时候，日本的自卫权的范围到底是怎么样的，日本的防卫厅长官是解释这一点，他所解释的内容事实上是1956年鸠山首相已经解释过了。
也许现今的防卫厅长官额贺福志郎是在解释日本的自卫权。然而，在2006年7月9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则明确地宣称，日本有权对朝鲜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以免受到朝鲜“核武器的威胁”。第2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补充道：“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防卫方法，有一种方法是在宪法赋予的自卫权利范围内，对朝鲜发射导弹的基地进行攻击。对此方法，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另外，在1999年3月时任防卫厅长官的野吕田芳成和2003年1月时任防卫厅长官的石破茂，曾先后表示有权先发制人地攻击企图用导弹袭击日本的敌国基地。看来，是冈本行夫先生对日本官员“先发制人”的决心和基本事实的认定上有“很大的误解”。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文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显然，日本政要叫嚣“先发制人”是违宪的。
四、补白
精彩的辩论应该是一盏明灯，它可引导人们分辩善恶、探寻真理之路。然而，对日本《文艺春秋》杂志提议的中日民间辩论会，国内曾有人顾虑重重，并极力劝阻中方代表不要赴会，还撰文说，中日之间“没有必要在民间当众辩论，非要马上分出个高下来。这种辩论于事无补，反而会造成一种不利于解决问题的气氛。”对此，我们不以为然。首先，面对日本右翼的挑战，你不应战，在日本民众眼里，就是示弱、“心虚”和“理亏”的表现。其次，中国人民对日本右翼倒行逆施的严正斥责、对日本民众晓之以理的善意表达，日本媒体一般是不会报道的。在日本右翼对我们恶意歪曲的误导下，再加上日本媒体不公正一面之词的推波助澜，不断地毒化中日关系，因此对中国表示不信任的日本人越来越多。通过中日辩论会，让日本民众了解事实真相，以消除误解，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为什么要放弃？！
在有些人看来，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密不可分，我们应该姿态高一点。然而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固然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如果少了日本，我们还可以从欧美寻求到替代；而日本更需要中国这样潜力巨大的投资和贸易市场，一旦失去中国市场，其损失无可弥补，在日本经济经过多年持续低迷的今天更是如此。近来，中国与许多国家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日本却失去了大量商机，日本经济界要求改善中日政经关系的呼声四起。曾经不认同“村山谈话”的安倍晋三，在成为首相后，便改口表示要继承“村山谈话”，并急于要求访华，这既是出于国内参院选举的政治考虑，也是为了维护日本经济利益的需要。
这次被媒体称为“破冰之旅”的安倍访华，虽然缓解了紧张的中日关系，但也不可期待过高。因为，安倍并没有主动地放弃一贯的极右翼立场，他尚未明确割断“参拜”情结；在即将访问中、韩两国，修补关系之际，安倍却又对战后东京审判的正当性表示质疑。他一方面表示要继承原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关于“承认日军强制慰安妇随军”的谈话，同时又暧昧地说“现在还没有狭义的强制性方面的事实根据。”另外，臭名昭著的“新历史教科书”(扶桑社版)，就是在安倍的积极干预下，得以出笼的。小泉曾在国会答辩时表示“(甲级战犯)是战争罪犯”，安倍首相却说：“按照日本的国内法来看，他们不是战争罪犯。” 在有些方面，安倍甚至比小泉还要右翼。只不过，小泉孤芳自赏、独断专行，以对外强硬的姿态，展示“硬汉”形象，试图“青史留名”。而安倍身段柔软、长袖善舞，日本外交惯用的“暧昧战术”被他一再地施展。日本政要的朝三暮四、口是心非、反复无常的行事风格，常给中日关系带来一些的变数。
一些日本右倾政要可以肆无忌惮地蔑视曾惨遭日寇屠戮的亚洲人民的感情，而对比它强大、在日本扔过原子弹的美国，则是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对日本右翼的这种没心没肺、欺软怕硬、趋炎附势的变态症状，任何苦口良药、好言相劝、晓以大义均无助于事。但是，如采用下面一种逼主子教训奴才的招数，有可能见“疗效”。
美国东亚研究所所长肯特•卡尔德曾提醒日本人：“靖国神社对历史的解释，难道不是在美化日本在二战中的立场并将其正当化吗？” “如果这个问题日益突出，许多美国人了解了靖国神社是怎么回事，它有可能成为日美关系的障碍。”靖国神社附设的游就馆里，不仅陈列着战犯们的照片、遗物，还展示着14名甲级战犯在狱中签名的日本国旗，其解说词毫不遮掩地把被处决的战犯称为“昭和英魂”，并宣扬“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做出的判决(东京审判)，被说成是对“真实的历史”的篡改，“对日本人的名誉、骄傲和尊严的一种犯罪”……。 日本右翼的这些所作所为，是对人类良知的野蛮践踏、对国际正义的无耻挑衅。另一方面，也是奴才对其主子的公然冒犯。日本反动的历史观，翻东京审判的案，最终都会剑指美国，挑战西方主流价值观。被此刺痛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海德，曾气愤地指出，靖国神社已经成为日本“在二战中所犯暴行和军国主义的象征”，参拜靖国神社是对那些对二战惨痛经历记忆犹新的老一代美国人的冒犯。日本右翼政要最怕美国民众的醒悟，最终导致美国政府的施压，迫使其不得不就范。
我们应动员中国民间的力量，利用网络传媒，使用各种语言文字，义正词严、厉声诘问，质疑美国政府的暧昧立场，揭露西方传媒的虚伪、势利，以唤醒西方民众：为什么只要有人替纳粹张目，西方国家政府及舆论立即就会群情激愤、举国共讨，而对日本政府纵容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劣迹、掩盖战争罪行，政府首脑带头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东京审判进行翻案的行为，美国政府则一贯装聋作哑，西方传媒大多漠不关心。更有甚者，少数西方政客还同流合污、放肆鼓噪、自取其辱。如，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竟称，要求日本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是不合适的。他居然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连起码的自尊都不顾了。
我们要营造强大的民间舆论来施压，要以事实为依据，以论辩为武器，猛烈抨击美国政府及西方传媒放纵、默认日本右翼的胡作非为；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做派，是在自打嘴巴，是对二战反法西斯国家人民的背叛；公开揭露他们一贯“追求正义、维护人权”的表演，是多么的虚情假意，他们所标榜的西方价值观，是何等的伪善。这些二战中的西方反法西斯“盟友”想隔岸观火，我们就让它引火烧身，要其难以作壁上观。
另外，我们在对日本右翼开展斗争的过程中，也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要把握一个度，避免伤及无辜。以前，日本军国主义的孝子贤孙“小鬼子”（日本右翼）信口雌黄、颠倒黑白、以怨报德的丑恶行径，曾让我义愤填膺、怒不可竭，满腔的恶言咒语，其用词之狠毒，有可能让棺材里的老鬼子们都要惊出一身冷汗。然而，冷静下来一想，为那些毫无人性、丧尽天良的“人渣”动怒实在不值，过盛的怒气是会伤身的，那不是中了“小鬼子”的奸计了吗？况且，极端的言论，反倒受人以柄，无意中帮了日本右翼的忙，岂不又是大大地失算！况且我们还要注意，避免过激的行为伤害到普通的日本民众及对华友好人士。多年来，许多日本友人和一些进步团体组织，都在为维护中日友好、推动日本反省战争而奔走；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索赔的一系列案件，也有不少日本律师义务担任辩护；这些正直善良的人们是日本的良心，也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总之，日本是我国重要近邻，彼此利益相关、经济交往密切；我们在反击少数右翼挑衅的同时，要注重争取广大日本民众，力争中日关系的持久稳定，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合作双赢，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然而，目前能让众多日本民众听到我们心声的唯一方式，便是直播的凤凰卫视的“中日辩论会”。下一次辩论会，期望有中方的辩论高手参与；另外，如果要顾及业务合作伙伴日本朝日电视台或田原总一郎的面子，也可以将冈本行夫作为重点的“帮教”对象。此君简直就是前小泉政府的代言人，奇谈怪论不少，值得与之“深入地切磋、充分地交流”。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借助于中日辩论会，通过观念的碰撞、语言的交锋、情感的交流，以达到弘扬国际正义、唤醒人类良知的目的。
作者：武科大人
一、不尽人意的“中日辩论会”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比邻而居，利益交融、密不可分，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由于日本前政府执行“以邻为壑”的政策，致使中日关系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中日关系应该改善。日本朝日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田原总一郎率先提出与凤凰卫视联手举办中日辩论会，期望通过中日关系的辩论架起一个沟通的桥梁，双方面对面地去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和感受，以化解中日两国民众的心结、推动中日友好。
2005年8月的首届中日辩论会题为“破局之辩——中日热点大交锋”，第二次中日辩论会“后小泉时代的选择”于2006年7月25日在香港进行，凤凰卫视资讯台都进行了全程直播。此举在中国电视史上尚属首次，因此引起了华人社会和日本社会的关注。
两次辩论会的日方辩手均为田原总一朗和冈本行夫。田原总一朗是著述甚丰的资深电视人，在日本几乎是家喻户晓，其主持的“周日时政论坛”电视节目，社会影响很大。他作为自由派人士，曾被日本极端右翼分子认为对华友善，因此遭到骚扰。冈本行夫为日本著名外交评论家和资深外交家，曾任小泉的首相助理及外交顾问等。
由于日本右翼大肆的歪曲、丑化，日方媒体的倾向性误导，不少的日本民众对中国存在着较深的误解。因此，通过中日两国同时转播的中日辩论会，将中国民众的真实情感与想法，呈现给日本电视观众，这对消解日本民众一些模糊观念(许多人真的不明白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然而，第一次中日辩论会效果却不太理想，凤凰网上有大量网友的留言，许多人对中方辩手有理说不清的表现，纷纷表达了不满。一些在华的日本人也观看了这次辩论会，有的在凤凰网上评论，对中国人的“反日”情绪表示不悦。在日本国内的观众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辩论是一种论事说理、分辩是非的双向语言交流活动，它是相异观点针锋相对的交锋。然而，中方辩手冯昭奎教授将太多的精力投入演讲，有针对性的实辩却很少。另外，冯先生的过分激动有失风度，也给人留下了不好的观感。中方另一辩手是凤凰卫视的著名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学识丰富的何先生精彩的时事评论，常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受。然而，一贯温良恭俭让的他，面对精于心计、擅长强辩的日本人，就好比是“秀才遇到了兵”……。
日方为这次辩论做的准备是很充分的。日本学者的特点是考虑问题非常细致，他们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颇有研究，对中国学者的长处和弱点了然于胸。例如，针对国人耿耿于怀、义愤填膺的“教科书问题”，日方吃准了中方不注重细节、资料准备不足的通病，冈本行夫居然振振有辞地反击：“你们好好看一下这本教科书(扶桑社版)，我本人认为不是非常坏的”，“我看这本教科书觉得并不是一种不好”。由于心中无数，冯昭奎先生则要以“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讨论教科书的问题”的托辞，采取回避的态度，真是让国人汗颜！无独有偶，其后在香港，当地一记者又提出教科书问题，日方故伎重演，田原总一朗拿出早已准备的扶桑社版教材回应：如果看过这本教材，可能会发现并没有大家理解的那么过分。结果也让提问者无言以对。其实，这种论调是不难批驳的(参见“三、为日方的‘高论’纠错”中的第3问)。
在第二次中日辩论会上，中方辩手换成了凤凰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和清华大学教授刘江永，虽然他们也有上乘的表现，但总的来说没达到国人的期望。其中，当双方辩论略有交锋时，辩论会主持人便以“火药味太浓”为由进行干预。主持人憧憬着后小泉时代的“美好前景”，希望导演一场中日友好的“大合唱”。相对于中方主持人的天真善良、过于一厢情愿，日方辩手却表现得咄咄逼人、毫不客气。他们竭力地“证明”日本人受到了“委屈”，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国人应该谅解、让步，以忠实地维护其“国家利益”。田原总一朗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的采访时，曾坦率直白地表示：我非常想让中国的观众了解我的想法，绝对不会去讨好中国的观众，如果故意很谦卑的话，反而会影响相互的理解。
在中日关系的辩论中，故意谦卑，会影响相互的理解，还有可能产生新的误解；这么浅显的道理，日本人很清楚，为什么中方主持、策划人就不明白？
二、中日辩论会带来的反思
凤凰卫视举办的中日辩论会，日方有备而来，理屈词不穷。我方资料准备不足，以理服人不够；特别是在日方进行错误的辩解时，往往未作有针对性的、明白无误的回应。对事关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没有及时地、针锋相对地准确回应，会给日本观众造成错觉(日方的辩解是站得住脚的，是讲道理的)。这就是为什么，众多喜欢凤凰卫视的观众，会在网上留言表示不满。
中日辩论，切忌空谈；应将中日之间，被日本右翼搅合得模棱两可、是是非非的一些难题拿出来讨论，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以便人们对其是非曲直作出判断。日本人的误解、中国人的冤屈，必须用事实来澄清。只有明明白白的道理、铁证如山的证据，才能化解日本观众的“冰”、打动中国观众的心。
辩论是就某一种论点，按照严格的逻辑思维规律进行的论争。辩论作为观点和思想的交锋，其实是一场知识的角逐，更是语言交际、心智才气、人格修养的全面较量。这两次中日辩论会，“论”的份量太重，“辩”却明显不足。辩手们演讲投入的多，而实辩投入的少；双方交手，大多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混战一场，不了了之。这与新加坡“国际大专华语辩论会”上的那种唇枪舌剑、妙语连珠、跌宕起伏的精彩场面相差甚远。
日方辩手只是为维护自己的立场、观点而竭尽论辩之能事，所持的观点有所偏颇、错误，提的一些问题也显得很牵强、很离谱，甚至是破绽百出、不堪一驳。例如：
1）捕风捉影
田原总一朗曾2次追问：“小泉他在第二次参拜以后来到了中国，中国的部长说是100％OK的，所以我想中国是变了的，我希望你能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另外，他又声称中国部长的“名字不能说”；像这样没头没脑、不着边际的谣传，他也能够说得绘声绘色、问得理直气壮。
2）信口开河
冈本行夫辩称：“中方有一个很大的误解，日本没有人说什么要先发制人。”这是他置日本媒体报道的大量事实于不顾，而强辩、诡辩的典型事例(参见“三、为日方的‘高论’纠错”中的第6问)。
3）牵强附会
世人有目共睹的是，几十年来，日元大幅升值，中方承担了还贷款的汇率损失，但也从未抱怨过。然而，冈本行夫则假设日元贬值：“我现在给你100块钱，三天以后你再还给我，这时候货币也贬值了，”然后得出“中国肯定是占了便宜的，日本借的60％实际上就是白白的给中方的”这样荒谬的结论。日本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曾抱不平地说：“中国现在还给日本的ODA款项，要远比从日本借出的ODA资金多许多。”
4）本末倒置
冈本行夫声称：如中方因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就不去努力搞好日中关系，这是最大的问题”。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20世纪70-80年代，中国人民宽大为怀、不计前嫌，始终致力于中日友好，两国之间总的来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近些年来，日本右翼篡改史实、美化侵略的行为变本加厉，才导致中日关系的恶化。日本政府多次置中日关系不顾，一再批准篡改历史教科书，小泉多次参拜供奉杀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的靖国神社；日本政要如此肆无忌惮地蔑视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如此以怨报德、恩将仇报，他们是中日关系的破坏者。如果日本方面遵循“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中日两国关系基本准则，会有现在这个局面吗？孰是孰非，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
5）强词夺理
……(不胜枚举。还可参见“三、为日方的‘高论’纠错”)
在日本，田原总一朗号称第一名嘴，冈本行夫为著名评论员、外交家，可以说，均是日本超一流的专家。虽然他们的口才谈不上一流，但绝对是精明过人、经验老道的高手。然而，日本军队在过去的侵略战争中犯下了种种灭绝人性、令人发指的罪行；今天，日本右翼又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历史、践踏公理，为战争罪犯树碑立传、鸣冤招魂……。所有这些，都让为利益而辩、为日本人的面子而辩的日方辩手底气不足，只好尽量回避那些难以启齿的话题；但毕竟见不得人的“癞疮疤”太多，难言之隐又不能“一抹了之”，只好大玩文字游戏，采用以偏概全的强辩、偷换概念的诡辩，费尽心机也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只是由于中方代表的经验不足以及过分的克制和客气，才让他们全身而退，占了一点小便宜。
然而，最需要深刻检讨的是中方代表。中日辩论会，其实质就是正义与邪恶的辨析、善良与伪善的澄清；我们占有绝对的道德优势，中方代表是为真理而辩，却没有达到真理越辩越明的效果。中方辩手2个最大的毛病(也是通病)，一是不注重细节、资料准备不足，临场过招，心中没底。二是长于演说(评论)、拙于论辩；将辩论会当演讲会，长篇大论，让观众不得其要领。精彩的辩论，应该是短兵相接、针锋相对，以准确犀利、简洁精练的语言揭示对方的矛盾和错误的根源，晓之以理、明示大义，以达成正确的共识为目标。事实证明，好学者未必是好辩手。真正的辩论高手，必须具备丰富的论辩经验和一流的口才，其思维敏捷、清晰，擅长缜密推理，临场反应机智。中华大地卧虎藏龙，擅长雄辩的高手并不罕见，期望大家为国举贤或毛遂自荐。
日本右倾的《文艺春秋》杂志社曾提出，于2005年3月搞一场中日民间辩论会，国内反伪斗士司马南等人曾应邀论战。平日叫嚣得最凶的几个日本右翼头面人物将粉墨登场，论题涉及中日关系、历史问题等各个方面。后来，日本方面突然出尔反尔推翻协议，取消我方录音录相，辩论现场没有了记者，限制我们自主发表辩论文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全盘操控辩论过程及结果：如捞到“几根稻草”，便可大做文章；一旦理屈词穷、丢人现眼，也可掩盖真相或肆意歪曲；而我方无录音录相，又无自主发稿权，只得任其摆布。日本右翼这种卑鄙的算计、拙劣的手段，自然遭到中方的质疑，最终辩论会流产。这次辩论，我方3个人(另外2人为法学和历史学者)要对付日方9个人，他们还怕得不行。由此可见，在日本右翼蛮横的表面后隐藏着极度的心虚，他们畏惧真理、怕见阳光，外强中干、原形毕露。司马南可算是国内一流的辩论高手，又经过几个月的相关资料的恶补，“小鬼子”(日本右翼)一旦与之交手，肯定是凶多吉少。今后如再举办中日辩论会，务必要请司马南先生出马。
总结上述两次中日辩论会的经验教训，可以清楚地发现，中方辩手缺乏论辩技巧和经验，另外资料准备也很不足，对日方似是而非的强辩、指鹿为马的诡辩，难以作出精准的回应。借鉴“国际大专华语辩论会”的经验，以后中方辩手应事先搜集、了解日方的错误观点，有针对性地准备相应的资料卡片，以便构造有力的反驳论据，在实际论辩中就能做到胸有成竹、应对自如。
三、为日方的“高论”纠错
我曾试图以“中日辩论 网友提问”为题，以下面括号中的文字为开场白，用下列前3个问题，对日方诘问，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希望能在今后的中日辩论中，中方辩手再也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一定要明白无误地纠正日方辩手的错误，反击日本右翼的诬蔑；让日本人民有机会了解为什么中国民众会如此地愤愤不平、如此地义愤填膺。
（原开场白：凤凰卫视的中日辩论会，对澄清事实、消除误解、改善中日关系，确有帮助。但是，我们对日方辩手的有些观点不敢苟同，特请教之。）
1．田原总一郎先生说：小泉先生的解释就是日本人无论做了什么坏事的，只要被判了死刑以后他的罪就到此为止了，就没有罪了，这是日本人的想法，好象在中国就不能容忍。
我们觉得，对“战争罪犯死后就没有罪了”的说法，“好象”全世界都不能容忍。若德国领导人去参拜纳粹的亡灵，西方各国会是什么反应？在德国，这种行为是要受法律制裁的；它也有背于国际正义和人类良知，好象只有日本领导人不知道这一点。
2．针对“日本学习德国，彻底反省历史”的要求。田原总一郎先生说：希特勒把犹太人杀了，德国有希特勒，东条英机是一个官僚，日本和德国有不同。
我们不竟要问：侵华日军杀害的中国人还少了吗？南京大屠杀中的杀人手段之残忍，远超过德国法西斯主义。东条英机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发动战争、侵略别国等罪行判处死刑的战争罪犯，与希特勒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不同的是，日本侵略军杀人更多，手段更残忍！德国政府诚恳认错，声讨纳粹暴行，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敬重，这难道对日本领导人就没有启示吗？
3．冈本行夫先生说：你们好好看一下这本教科书(扶桑社版)，我本人认为不是非常坏的，日本军队做的事情让我很羞耻，但是我看这本教科书觉得并不是一种不好。
然而，人们看到的是：在扶桑社版教科书中，中国人永远铭记的那些悲惨史实，如平顶山惨案、“三光”政策、731细菌部队、花冈惨案、慰安妇、强制劳工等，彻底地从这本教科书中销声匿迹。对于侵华战争的历史，则是故意混淆和歪曲，“九一八”事变的原因被归结为日本经济困难，一定要保证“满洲”（东北），中国排日运动高涨最终导致事变发生。还胡说什么“满洲国”五族协和，成为“王道乐土”。
对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则被轻描淡写为“南京事件”，并特意制造模糊，说什么“这个事件的资料实际上疑点很多，对此还有各种各样的见解，到今天还在争论不休。” 然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曾记载：在日本军队占领的最初的6个星期里，南京及其周围被杀害的平民及俘虏就达20万人以上。
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磬竹难书、铁证如山，世人皆知、不容否认！
4．冈本行夫先生说：“日本为中国经济发展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希望贵方给予承认”；“确实日本的援助绝大部分都是有偿的资金协助需要还的，但是我现在给你100块钱，三天以后你再还给我，这时候货币也贬值了，中国肯定是占了便宜的，日本借的60％实际上就是白白的给中方的”。
众所周知，在侵华战争中，中国民族蒙受了空前的浩劫，遭受了无端的惨重的伤害。战后，中国人民却不计前隙、以德报怨，善待日军俘虏、扶养日本孤儿、放弃对日索赔，这是何等的宽宏大度、厚道善良；对人类史上这一绝无仅有的义举，世界正直人士，无不为之动容。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访华，表示要提供日元贷款；当年参与贷款决策的资深政治家加藤一坦承：“对华日元贷款的背景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蹂躏（中国）领土，却没有给予赔偿。”由此可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基于对中国放弃巨额战争赔款的感恩心理。
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对中国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有数位领导人曾先后多次表示了感谢。吴仪任国务委员时也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赞日本对我们的援助；我国报刊发表过不少的报道和文章高度评价日本援华项目。几十年来，日元大幅升值，由此产生的还款汇率的损失，中方也从未抱怨。
对这一切，一些日本人却视而不见，有的竟在日本大报上撰文，信口雌黄、恶意中伤，胡说什么：“过去中国对日本的经济援助只字不提”。在2004年11月东京的日中媒体讨论会上，日本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对此愤愤不平地说：“我对日本媒体是非常有意见的”，“有人在电视上公开说ODA借给中国的钱，中国一分也没有还。ODA不附带一分钱的利息。是这么回事吗？” “中国现在还给日本的ODA款项，要远比从日本借出的ODA资金多许多。”
中国人民放弃战争赔款，从未要求感谢，对日本的ODA，却一直给予高度评价。正直善良的中国人民是多么的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反观日本右翼的所作所为，不仅荒谬，更显其小人之心。
5．冈本行夫先生说：小泉“本来参拜‘靖国神社’是处于和平的愿望去参拜的，然而却遭到了很大的误解，这也是事实”。
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没有反对日本民众去靖国神社祭奠自己的亲人。但是，小泉是一国领导人，代表国家的意志，他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政治含义明显；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就认为，在首相的位置上不存在“私人参拜”。 裕仁天皇也对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不满，从而停止了参拜。日本民主党干事长鸠山由纪夫指出，小泉首相的此一行动，践踏了战争受害者的心灵，也给日本的国家利益带来极大损害。
小泉辩称他的参拜是出于个人信念，然而，在担任首相之前，小泉却从未参拜过靖国神社；其谎言背后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曾大力推动甲级战犯合祀的青木一男（曾任东条内阁的大东亚相）赤裸裸地表示：“如果不实行合祀的话，就等于承认了东京审判的结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小泉以参拜甲级战犯的方式，来祈祷和平，岂不是很滑稽、荒唐吗？日本《东京新闻》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小泉提到要以真诚谦虚的态度对待历史，但是到祭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这行动就与言语相违背。”
6．冈本行夫先生说：中方有一个很大的误解，日本没有人说什么要先发制人，那是日本在遭到攻击的时候，日本的自卫权的范围到底是怎么样的，日本的防卫厅长官是解释这一点，他所解释的内容事实上是1956年鸠山首相已经解释过了。
也许现今的防卫厅长官额贺福志郎是在解释日本的自卫权。然而，在2006年7月9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则明确地宣称，日本有权对朝鲜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以免受到朝鲜“核武器的威胁”。第2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补充道：“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防卫方法，有一种方法是在宪法赋予的自卫权利范围内，对朝鲜发射导弹的基地进行攻击。对此方法，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另外，在1999年3月时任防卫厅长官的野吕田芳成和2003年1月时任防卫厅长官的石破茂，曾先后表示有权先发制人地攻击企图用导弹袭击日本的敌国基地。看来，是冈本行夫先生对日本官员“先发制人”的决心和基本事实的认定上有“很大的误解”。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文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显然，日本政要叫嚣“先发制人”是违宪的。
四、补白
精彩的辩论应该是一盏明灯，它可引导人们分辩善恶、探寻真理之路。然而，对日本《文艺春秋》杂志提议的中日民间辩论会，国内曾有人顾虑重重，并极力劝阻中方代表不要赴会，还撰文说，中日之间“没有必要在民间当众辩论，非要马上分出个高下来。这种辩论于事无补，反而会造成一种不利于解决问题的气氛。”对此，我们不以为然。首先，面对日本右翼的挑战，你不应战，在日本民众眼里，就是示弱、“心虚”和“理亏”的表现。其次，中国人民对日本右翼倒行逆施的严正斥责、对日本民众晓之以理的善意表达，日本媒体一般是不会报道的。在日本右翼对我们恶意歪曲的误导下，再加上日本媒体不公正一面之词的推波助澜，不断地毒化中日关系，因此对中国表示不信任的日本人越来越多。通过中日辩论会，让日本民众了解事实真相，以消除误解，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为什么要放弃？！
在有些人看来，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密不可分，我们应该姿态高一点。然而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固然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如果少了日本，我们还可以从欧美寻求到替代；而日本更需要中国这样潜力巨大的投资和贸易市场，一旦失去中国市场，其损失无可弥补，在日本经济经过多年持续低迷的今天更是如此。近来，中国与许多国家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日本却失去了大量商机，日本经济界要求改善中日政经关系的呼声四起。曾经不认同“村山谈话”的安倍晋三，在成为首相后，便改口表示要继承“村山谈话”，并急于要求访华，这既是出于国内参院选举的政治考虑，也是为了维护日本经济利益的需要。
这次被媒体称为“破冰之旅”的安倍访华，虽然缓解了紧张的中日关系，但也不可期待过高。因为，安倍并没有主动地放弃一贯的极右翼立场，他尚未明确割断“参拜”情结；在即将访问中、韩两国，修补关系之际，安倍却又对战后东京审判的正当性表示质疑。他一方面表示要继承原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关于“承认日军强制慰安妇随军”的谈话，同时又暧昧地说“现在还没有狭义的强制性方面的事实根据。”另外，臭名昭著的“新历史教科书”(扶桑社版)，就是在安倍的积极干预下，得以出笼的。小泉曾在国会答辩时表示“(甲级战犯)是战争罪犯”，安倍首相却说：“按照日本的国内法来看，他们不是战争罪犯。” 在有些方面，安倍甚至比小泉还要右翼。只不过，小泉孤芳自赏、独断专行，以对外强硬的姿态，展示“硬汉”形象，试图“青史留名”。而安倍身段柔软、长袖善舞，日本外交惯用的“暧昧战术”被他一再地施展。日本政要的朝三暮四、口是心非、反复无常的行事风格，常给中日关系带来一些的变数。
一些日本右倾政要可以肆无忌惮地蔑视曾惨遭日寇屠戮的亚洲人民的感情，而对比它强大、在日本扔过原子弹的美国，则是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对日本右翼的这种没心没肺、欺软怕硬、趋炎附势的变态症状，任何苦口良药、好言相劝、晓以大义均无助于事。但是，如采用下面一种逼主子教训奴才的招数，有可能见“疗效”。
美国东亚研究所所长肯特•卡尔德曾提醒日本人：“靖国神社对历史的解释，难道不是在美化日本在二战中的立场并将其正当化吗？” “如果这个问题日益突出，许多美国人了解了靖国神社是怎么回事，它有可能成为日美关系的障碍。”靖国神社附设的游就馆里，不仅陈列着战犯们的照片、遗物，还展示着14名甲级战犯在狱中签名的日本国旗，其解说词毫不遮掩地把被处决的战犯称为“昭和英魂”，并宣扬“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做出的判决(东京审判)，被说成是对“真实的历史”的篡改，“对日本人的名誉、骄傲和尊严的一种犯罪”……。 日本右翼的这些所作所为，是对人类良知的野蛮践踏、对国际正义的无耻挑衅。另一方面，也是奴才对其主子的公然冒犯。日本反动的历史观，翻东京审判的案，最终都会剑指美国，挑战西方主流价值观。被此刺痛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海德，曾气愤地指出，靖国神社已经成为日本“在二战中所犯暴行和军国主义的象征”，参拜靖国神社是对那些对二战惨痛经历记忆犹新的老一代美国人的冒犯。日本右翼政要最怕美国民众的醒悟，最终导致美国政府的施压，迫使其不得不就范。
我们应动员中国民间的力量，利用网络传媒，使用各种语言文字，义正词严、厉声诘问，质疑美国政府的暧昧立场，揭露西方传媒的虚伪、势利，以唤醒西方民众：为什么只要有人替纳粹张目，西方国家政府及舆论立即就会群情激愤、举国共讨，而对日本政府纵容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劣迹、掩盖战争罪行，政府首脑带头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东京审判进行翻案的行为，美国政府则一贯装聋作哑，西方传媒大多漠不关心。更有甚者，少数西方政客还同流合污、放肆鼓噪、自取其辱。如，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竟称，要求日本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是不合适的。他居然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连起码的自尊都不顾了。
我们要营造强大的民间舆论来施压，要以事实为依据，以论辩为武器，猛烈抨击美国政府及西方传媒放纵、默认日本右翼的胡作非为；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做派，是在自打嘴巴，是对二战反法西斯国家人民的背叛；公开揭露他们一贯“追求正义、维护人权”的表演，是多么的虚情假意，他们所标榜的西方价值观，是何等的伪善。这些二战中的西方反法西斯“盟友”想隔岸观火，我们就让它引火烧身，要其难以作壁上观。
另外，我们在对日本右翼开展斗争的过程中，也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要把握一个度，避免伤及无辜。以前，日本军国主义的孝子贤孙“小鬼子”（日本右翼）信口雌黄、颠倒黑白、以怨报德的丑恶行径，曾让我义愤填膺、怒不可竭，满腔的恶言咒语，其用词之狠毒，有可能让棺材里的老鬼子们都要惊出一身冷汗。然而，冷静下来一想，为那些毫无人性、丧尽天良的“人渣”动怒实在不值，过盛的怒气是会伤身的，那不是中了“小鬼子”的奸计了吗？况且，极端的言论，反倒受人以柄，无意中帮了日本右翼的忙，岂不又是大大地失算！况且我们还要注意，避免过激的行为伤害到普通的日本民众及对华友好人士。多年来，许多日本友人和一些进步团体组织，都在为维护中日友好、推动日本反省战争而奔走；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索赔的一系列案件，也有不少日本律师义务担任辩护；这些正直善良的人们是日本的良心，也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总之，日本是我国重要近邻，彼此利益相关、经济交往密切；我们在反击少数右翼挑衅的同时，要注重争取广大日本民众，力争中日关系的持久稳定，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合作双赢，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然而，目前能让众多日本民众听到我们心声的唯一方式，便是直播的凤凰卫视的“中日辩论会”。下一次辩论会，期望有中方的辩论高手参与；另外，如果要顾及业务合作伙伴日本朝日电视台或田原总一郎的面子，也可以将冈本行夫作为重点的“帮教”对象。此君简直就是前小泉政府的代言人，奇谈怪论不少，值得与之“深入地切磋、充分地交流”。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借助于中日辩论会，通过观念的碰撞、语言的交锋、情感的交流，以达到弘扬国际正义、唤醒人类良知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