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达铺火车站到官鹅沟:吴敬琏:体制问题造成中国经济转型成就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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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4日 15:30凤凰网财经【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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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在于北京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凤凰网财经就中国经济转型问题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以下为文字实录:
吴敬琏: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要从根上去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它是根据十七大提出来的,十七大其实还是根据更早的提出来的。中国经济粗放的方式,以前叫增长方式,现在叫发展方式,在我看说的是一件事。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是六十年代后期苏联提出来的,说它要追赶美国,1959年苏共中央做了个决定,15年超过美国。干了5年以后,在六十年代后期,苏联人总结了它三个五年计划赶超美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怎么样,它就发现一个问题,速度是超过美国的。但是效益、生活水平都是跟美国的差距拉大了。后来就研究什么问题,就叫增长方式有问题。增长方式什么问题?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增长主要靠效率提高,苏联的增长主要靠资源投入,所以这样永远是赶不上的。于是他们又提出一个口号,要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转到集约增长,这大概是1966年。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有这个要求,但是到它垮台,1991年垮台,没有转过来。
我们什么时候提出来的?第九个五年计划,1995年的中共中央全会,作了一个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议,建议里面说要实现两个转型,一个就是要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到集约的增长方式。第二个,以什么为基础呢?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叫两个根本转型。所以第九个五年计划就作了这个规定。
但是没有具体的内容怎么转?过了十年以后,到了2005年,再来检查这十年发现没有转,效率没有提高,还是靠的资源投入,主要是投资。所以,2005年的中央全会有一个十一五规划建议。建议里面就说,一定要在十一五里实现这个转型。十七次代表大会肯定了十一五规划,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里面而且有具体的规定,怎么转。十七大改了一个名字,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讨论这个问题,还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就看这个提法对还是不对,你可以不同意,大概是要从这里开始,不要改定义,改了定义以后就没法讨论了。你可以说如果你觉得十一五规划这个属于规定不对,应该是要改善(亚马车 音对),这是最重要的。你可以这样,但是你还是要就那个谈。如果就我来说,我认为十一五规划它所规定的主要任务,它转型的途径基本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需要研究为什么十一五这个转还是转的成效不大,全国来说,有些地方是做的不错的,包括我们今天发奖的有些地区,做的是不错的。
但是全国来说,你看很多指标,这两天很多讨论会人家都拿出指标来了,这个转型大概有四个最主要的途径,第一,就是实现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转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是把农民变成市民。就是从低效部门就业转到比较高效的部门就业,它效率不就提高了吗?第二,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知识含量、技术含量、附加值,盈利线。我们制造业都在低端上,都在装备,这个附加值很低,技术含量很低。这个你要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像施正荣讲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就是能够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知识含量。那么也就提高了利润、提高了收入。第三项就是发展服务业,特别是伸展性服务业。第四项就是用信息化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这是十一五大概提了这么四个途径。
你一个一个去总结,如果你认为十一五规划是对的,那么就要总结为什么这四个途径执行的不够好?顺着这么个路子才能讨论下去。如果说大家都是不同的定义,大家在那打一个人们说三岔口了,不知道多少个岔口,这就没法讨论了。
还有一条为什么执行的不好?你去观察各个地方的情况。转得好的、转得不好的,关键在哪里呢?关键还是在体制上。体制有两个方面,在讨论十一五的时候就总结出来了,一个方面就是转型有很多叫做体制性障碍,十一五讨论的时候讨论过这个问题。什么障碍呢?有四大障碍,第一就是政府太多的把经济发展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身上。政府的责任它是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不能是政府的领导人变成了,一个市、一个省变成了公司,他就变成董事长、总经理了,这样他就会用行政力量去发展经济,这个效率会很低。用行政方法去发展经济,它一定是搞那种粗放的,那是世界各国都这样的。
第二条就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利太大,特别是土地资源。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财政财税系统,财税系统它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叫事权,其实在财政学上不叫事权,叫支出责任,支出责任过度下移。政府两个最主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教育,一个是社保。这两个支出责任,现在我们基本上在线以下,线和线以下,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从支出来说。从收入来说,包括省一级它这个收入太多的依靠增值税,增值税这个税是跟增长率,物质生产的增长率直接联系的,所以这两方面一来,就使得我们各级政府都要拼命的搞大这个经济,不然它日子过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