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回填土价格:徐明清与江青半个多世纪的恩怨纠葛

徐明清与江青半个多世纪的恩怨纠葛

    徐明清，女，1911年生于浙江临海。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秋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受陶行知先生委托，在上海工人区创办“晨更工学团”，其间结识了江青。1930年10月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长期从事妇女工作，任陕甘宁边区妇女会主任，与时任中央土地部部长的王观澜结为伉俪。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农业部人事司副司长、教育局顾问，现为中央农业部离休干部，副部级待遇。
   可以说与江青的早年相处“冲击”了徐明清后半生一大段的人生时光！——在徐明清下干校、文革被批斗时，因为给江青写过信，非但没有被网开一面，身心折磨反而变本加厉；1976年几乎所有老干部都得以平反，徐明清又因为江青之故被关在秦城监狱长达三年；一部《江青野史》又将其打入江青“攻守同盟”之列……直接、间接的恩怨纠葛长达半个多世纪。

  初识“李鹤”

  “碧波莲叶正鲜艳，叶正鲜艳贴水圆。贴水圆如钱万颗，如钱万颗碧波莲。”上世纪20年代初，当年仅八岁的徐徐明清在临摹着父亲为教女儿认字时编的这首连环诗时，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自己的人生竟会如这首诗般循环往复、变幻无常。家乡的莲叶、莲花、江水、亲人，还有年轻时带回家乡疗养的江青……人到暮年，往事如风，所有的恩怨纷争都如云如烟，只有沉淀在脑海的那抹回忆不时袭上心头。岁月倥偬，转瞬间已经九十四岁高龄，而比自己小好几岁的江青早已故去多时，恨她？想她？都无从谈起。从1933年两人的初识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笔墨之争，想起她已经无所谓恨爱，只是沉淀为一种无边的回忆。
   1930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谷。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对外实行妥协投降。3月下旬的日本军舰以实习为名闯入我长江口岸事件，激起南京人民的强烈愤慨！4月初即暴发了南京晓庄师范、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院校组织的“四三惨案”后援会运动，4月中旬被镇压。徐明清成为被追捕的对象之一，在地撤离南京后辗转上海、宣城，在陶行知先生的安排下徐明清应邀开始参与创办当时上海著名的“晨更工学团”。在这一时期，徐明清结识了李鹤，也就是若干年后在中国政坛上翻云覆雨的江青。
    徐明清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在陆家花园第一次见到的高挑、清秀，穿着蓝旗袍的女孩子，竟会让自己在“文革”期间与“文革”之后，饱受政治迫害与牵连，加之后期与《江青野史》之间的笔墨官司竟而延续了近六十载！
   李鹤由田汉的弟弟田沅介绍给徐明清，并希望徐明清能将她留在“晨更工学团”工作。徐明清看李鹤聪明伶俐、会唱歌演戏，又有一定文化基础，就安排她在教店员识字之余帮田沅编演些小节目，并不定期地组织演员到附近农村演出，宣传抗日救亡。
   因为李鹤孤身一人，徐明清便邀她同自己和一个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同住在一个小阁楼上。三个人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睡在铺着草席的地板上。青春和遐想很容易让人忘却清苦的环境，李鹤随和易处，大家很快就熟识起来。入睡前李鹤常唤着徐明清当时的名字“一冰”，说着日常工作上的趣事，偶尔也说说小时候的事。她说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城关开了个木匠铺，生意不错。娶了两房妻子，自己是庶出。上小学时校董薛焕觉得“李进孩”这个名字不雅，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就取了“云鹤”这个名字。徐明清和李素贞都听得哈哈大笑起来，日子也在这说说笑笑间很快地滑过去了。
   相处日久，徐明清渐渐发现表面平静快乐的李鹤独自一人时常常唉声叹气，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北方，手里握着一封信反复读着。后来徐明清在清扫地板时发现了掉在地上的这封信：开头写着“进子”，落款则写着“小俞”，信中写着“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类的话。把信交还李鹤时才从她口中得知这是她的爱人俞启威写给她的“情书”。
   夜空中繁星点点，静静的阁楼上，徐明清听李鹤说着她身世中辛酸的一面：父亲性情暴燥，经常打骂妻子。母亲忍无可忍，终于在1926年带着十二岁的云鹤离开诸城投奔天津的大女儿家。姐夫王克铭是当时奉系军阀部队的一名军官，1929年携眷奉调济南。云鹤跟着母亲和姐姐一起随姐夫到了济南。为了将来有条出路，在家人的支持下就报考了当地的“山东省实验剧院”，以话剧为主，兼学古典音乐和戏剧，因努力好学受到了剧院院长赵太侔的赏识和帮助。赵的妻子俞珊出身名门，是当时话剧界的明星、“南国社”的一员。李云鹤对她崇拜有加，也是在她那里邂逅了其弟俞启威。两人一见倾心，不久二人便热恋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俞启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其影响，李云鹤的思想也渐趋激进，并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欧陆同盟”，两人在这一时期开始同居。
   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李云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俞启威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李云鹤被迫改名李鹤逃往上海，由俞珊介绍给田汉，后由其弟田沅介绍给徐明清。
   俞家毕竟是富贵人家，俞启威终于被父亲不惜重金打通各个关节救了出来。出狱后俞启威向父母提出要和李鹤结婚，小俞的母亲无法接受李鹤出身寒微的事实，拒绝俞启威将她带进家门。母命难违俞启威只好借口养病离开青岛来到上海，通过姐姐寻找李鹤。徐明清看两人相亲相爱却无处安身，便动员工学团的一位教员让出一间房子让他们一起生活。这期间李鹤继续上班，俞启威则参加了党组织安排的一些外围活动。
   1934年1月28日，“晨更工学团”参与了上海各界共同举行的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示威游行。俞启威和李鹤相继暴露被盯梢，两人意识到处境危险，便迅速离开上海到了北平。白色恐怖下很多联络被中断，李鹤和徐明清失去联系后音信皆无，让徐明清担心了很久。
   李鹤回到上海后曾到“晨更工学团”寻找徐明清，但徐明清也同样因为避难离开了那里。后来李鹤经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介绍，被安排到该会在小沙渡路办的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渡路即今日西康路，位于当时上海的西北角，离静安寺不远。李鹤每天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她还利用业余时间在各工学团、女工夜校帮助教歌和排演话剧。为了安全起见，这期间她化名李云古。因为名字的变更徐明清一直没能找到她，直到1934年10月26日李鹤在与同乡见面时因叛徒出卖突然被捕。
   据说李鹤被抓进看守所后叛徒并没有指证她，因为她说自己是教员，便由特务押着一起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遇到该部干事钟绍琴，由其证明李确实是小沙渡路女工实习学校教师，这才因“证据不足”获释。
   一天徐明清收到俞启威的一封信，说李鹤出狱后住在自己家里，心情非常压抑，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去看看她。徐明清马上赶到俞家，见到李鹤时大吃一惊＿＿李鹤像换了个人：脸色发青，说话声音忽高忽低、忽紧忽慢，一直发着低烧，精神明显不正常。而俞家已经下了逐客令，明确表示不欢迎李鹤，俞启威左右为难。看来前段时间的被捕和后来在俞家的遭遇让李鹤受了很大刺激，身为同志和朋友，徐明清很难过，当即决定带李鹤回自己老家休养。家乡人对李鹤很好，都很同情这个北方来的女孩子。徐明清的父亲是郎中，给李鹤把脉后说患上了肺痨，让她服了些中草药。后来徐明清的一个在北平军医学院学西医的堂侄回来结婚，又给李鹤开了些西药，让徐明清去城里买回来给她服用。就这样，中西医结合，加上徐明清每天带李鹤到外面散步、江南小山村秀丽的风光、山里人的朴实好客，让李鹤的身心得到了恢复，脸色开始红润起来，性格开朗了很多，说话也不再咕咕哝哝了。年底俞启威来信说他已经在北京大学开始执教，希望李鹤回去过年。徐明清从家里要了路费，把李鹤送上了北去的汽车，李鹤当时是哭着走的。谁能想到？四十余年后，这段经历竟成为徐明清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三年的重要依据！
   1936年8月徐明清听王洞若说李鹤已经改名“蓝苹”，成了上海电影界著名的大明星，并和俞启威分手与电影圈的唐纳结了婚，与组织上的关系也开始变得若即若离。
   “西安事变”前夕，组织上安排徐明清去西安。临行前徐明清想见见蓝苹，便一路打听到她家。蓝苹当时不在，只有“奶油小生”唐纳在家。徐明清没说什么，只留了张条子就走了。第二天火车快开车时，蓝苹赶了过来，徐明清再次惊呆了！＿＿蓝苹的样子比在俞家时还吓人，脸色蜡黄蜡黄的，瘦得皮包骨。两人来不及多说，车就开了。
  

   变身“蓝苹”

   1937年1月底，中共西安市委成立，徐明清任市委委员。7月下旬的一天，蓝苹突然出现在徐明清面前，她衣着入时、神采飞扬，俨然一副大明星派头，徐明清一时有些发愣。蓝苹说七七事变后电影界一片萧条，呆在上海无事可做，又与唐纳分手，想托徐明清帮忙让她到西安学习。言词间似乎又想和俞启威破镜重圆。徐明清把蓝苹的情况向组织做了汇报，几天后蓝苹被批准奔赴延安，从此改名“江青”，取青出于蓝之意。次年11月，江青同毛泽东走在了一起。
   随着身份的变更，江青开始对自己在上海的生活及情感讳莫如深，对徐明清也开始有意无意地敬而远之。朴实耿直的徐明清只知道安心做自己的事情，自然不会有意去攀附“第一夫人”，因此二人在延安时期一直到解放后关系日渐疏远，长时间一起呆在文艺活动丰富的延安，反而没有在上海简陋的小阁楼中亲热了。
   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王观澜徐明清夫妇成了被审查的对象。1969年，徐明清被通知去“五七”干校，并要求将所有的东西都带上，好象再不允许回来一样。干校位于湖北荆门的沙洋，四十多人住一间大草房。当时徐明清虽年近六十，但身体尚好，插秧、锄草、养猪、养鸡样样都拿得起来，一些没干过体力活的男同志都比不过。开始的时候干完一天活后还开批斗会，后来时间长了徐明清又很能干也就放松了。就这样在干校风里雨里一直苦干了三年，真到1972年陈正人逝世，徐明清才被批准回北京看看。回京后的日子并不轻松，农业部对她继续审查并多次批判，被定为“叛徒”开除了党籍。徐明清不服，不断向部里申诉，而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的批斗。江青当时正红得发紫，身兼“文革”小组副组长、政治局委员等数职。徐明清觉得江青应该最了解自己，经过反复考虑于1972年3月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通过中央办公厅转给她，请她为自己说句公道话。后因毫无动静以为江青没收到就又陆续写了两封，但都如石沉大海。在此后的复查中“上面”对徐明清的结论非但没有更改，反而被加上了态度恶劣、不老实的罪名。后来在陈云的帮助下徐明清的政治问题才得以缓解。单纯的徐明清怎么会想到，老谋深算的江青怎么会帮一个掌握着自己“过去”的故人？
   

   身陷“秦城”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别人都平反了，徐明清却一时间祸起萧墙被关在了秦城监狱长达三年!原因是早年与江青的相处和照顾。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被逼着写江青当年被捕与叛变的细节、交待被人杜撰出来的所谓“攻守同盟”。她吃亏在自己的正直与善良，虽然当初自己戴着“叛徒”、“反革命”的帽子下干校苦累交加时江青不曾“照顾”过半点，但凭着自己多年的做人原则，只是知道什么写什么，不愿跟着别人为江青“码罪”。墙倒众人推的“众人”中总该有天良未泯的一部分!江青固然做了很多坏事，可自己没有亲眼见到的那些怎能强加于人？!自己当年因江青生病带她回家疗养难道错了？而当年她的身份是同志!——有时善良真的无法代表公正。在“江青专案组”夜以继日的催逼折磨下，她精神崩溃了，时哭时笑，不停地神经质大叫“还我清白，还我清白!”1979年4月，在胡耀邦的亲自指示下徐明清才得以昭雪，出狱时精神还不稳定，而原本就瘦弱的身体早己是骨立形销、弱不胜衣了。
   出狱后，本该平静安宁的生活却依然暗潮汹涌、是非频至。如果说徐明清恢复自由不到三年丈夫王观澜就溘然长逝带给她的打击是致命的伤痛，那么1980年12月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江青野史》却让徐明清遭到了一场猝不及防的飞来横祸！仿佛作者亲身经历过——书中捏造了大量徐明清的生活细节和对话，又是以纪实文学的面目出现，将徐明清刻意进行歪曲丑化，这些构成了该书解放前江青传奇内容的重要部分。作者后来解释说她是以中央十号文件中关于徐明清的不实之词进行加工创作的。看着这本黑白颠倒、无中生有的＜野史＞，多少个不眠之夜徐明清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为了圆自己的“作家梦”就可以如此处心积虑、丧心病狂、胡编乱造，往相识近五十年的老同志身上泼脏水？！
   

   《野史》风波

   这本书出版后相继被广东、广西、湖南、安徽等省份的小报整版转载，而徐明清的“恶名”也随之被传播开来……由于作者是党的高层领导干部夫人，又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成该书。因此 “四人帮”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作者也纷纷沿用《江青野史》一书的内容为蓝本进行再创作。无边的愤慨、伤感中徐明清开始了漫长的申诉！
   她先后给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单位写信申诉。中央对徐明清的申诉十分重视，中组部王照华副部长曾向香港工委提出：“此书不应再版。”从而阻止了该书在香港重印。同时部分中央文件和相关报纸也纷纷澄清事实。面对这些作者始终不肯承认错误，继续我行我素。对来自组织方面的批评教育总是当面承认错误，过后又用种种手法搪塞。后来伍修权代表整党委员会找她谈话进行批评，过后她竟然说：“就那么点小事，徐徐明清纠缠了10年！”  
   1987年换汤没换药的《江青秘传》又在香港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徐明清忍无可忍终于一纸诉状递上了法庭，要求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诉讼的过程并不顺利，法院认为作者在后来出版的书中已经不使用徐明清的真名，而二人的纠纷应交由有关部门解决，劝她撤诉。几番周折后徐明清接到的终审结果是依然是建议内部调解，驳回起诉。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人心是公正的！陕西日报、四川文学、巾帼摇篮等刊物先后对该事件进行了据实报道。解立人、辛禾夫、杨沫、徐然等人纷纷撰文告知公众以事实真相。很多人认为这桩公案放在法制与人权已渐趋明朗的今天，应该会有个公正的结果。
   一切都过去了，“知足常乐”成了徐明清的座右铭。什么房子、待遇一概不问，组织上给安排什么就是什么。常对老朋友说“房宽不如心宽”，何况只要自己有事要出去组织上就马上给派车，很多国事活动都会来接自己参加，一个耄耋年老人还图什么呢？每天看看新闻、听听广播，天气好时就出去换换空气、看看太阳，。有时候，也会翻开珍藏多年的影集，沉浸在往事的回顾中，那一张张照片承载着太多的回忆……同丈夫王观澜在苏联的惬意；同易纪均、陈琮英、吴仲廉、王首道等人在延安的开心；同帅孟奇、邓颖超、康克清、曾志等老朋友共聚陕甘宁妇联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中的引吭高歌；同朱镕基等领导人的会后合影留念……时光如流，江青已经带着属于她的荣辱走入了坟墓、走进了历史，而她与徐明清之间的恩恩怨怨也带给了世人诸多的思考——清者自清、浊者自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