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约卡不想用了怎么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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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刘少奇对真话的苛求达到了相当严格的程度,在安徽省分组讨论会上,他鼓励大家说实话,并且说讲假话是不允许的,从今天以来,再讲假话要立刻开除党籍,不管是谁,30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

凤凰卫视2012年1月20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在经历了大跃进的头脑发热之后,刘少奇对真话的苛求达到了相当严格的程度,在安徽省分组讨论会上,他鼓励大家说实话,并且说讲假话是不允许的,从今天以来,再讲假话要立刻开除党籍,不管是谁,30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他还说现在别的事情我不抓,专门抓要讲老实话,不管问题多严重,都可以不处分,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是再讲假话,非处分不可。

解说:在七千人大会中,曾陆续有人给中央写来匿名信,所有的来信几乎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安徽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说,其中矛头直指省委书记曾希圣,认为安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安徽省上报的死亡人数不真实。

陈雪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最厉害的是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安徽有一点就是搞包产到户特别积极,全省五种责任田,责任五大项,全省基本包产到户,应该说干得很好,他们生产自救,慢慢很快就刹住那个饿死人,效果是好的。但是当时也因为他违背了人民公社的条例,就狠狠地批他,曾希圣态度也不错,他冤枉的,曾希圣是一个比较敢干,也比较直言的一个好书记。

肖冬连:这几个省委书记,中央实际上是你看有保有批,那么在安徽呢,刘少奇到了安徽,就批了这个曾希圣,而且撤了他的职。但是在四川同样,四川写了匿名信,就反映这个李井泉不让说话,大家憋着气,有话说不出来,后来邓小平就把他保下来了,保他过关了,说问题不能够,责任不能够放到一级上,实际上有些责任中央也是有责任的。

解说:中央对问题的实质并非一点都不清楚,如此区别对待,只能说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有所取舍,有所考虑,在出气会上,大批代表们在中央重新强调民主之风的鼓励下,开始陆续发言。然而在陈云去往的陕西组上,仍旧有人询问陈云,现在在北京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回去以后恐怕就不行了。陈云对此笑言,从这次大会开始,批评的门是大开着,并且是越开越大,他还预言以后是不会关门的。

陈祥林:大会就明确宣布,各组的会议记录只记发言内容,不记发言者的姓名,所以我在小组做或者我看别人记录,都是XXX提了个什么意见,XXX,都是这样子,这个会议从这个气氛上看,确实是创造了发扬民主,允许大家敞开说话的。而且毛主席多次地在会上讲到,要允许大家出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有什么气出什么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这都是毛主席的原话。

王长生(时任湖南省大庸县县委书记):按毛主席讲的,你该讲的话讲了,毛主席说的叫你出气你也出了,大家认识也一致了,那劲头就很大的了,特别是劲头很大了。

解说:除夕晚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以东道主的身份主持了春节联欢晚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均来助兴。

王长生:除夕那天晚上,这个人民大会堂啊,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全体人员都参加了。

韦明海:还有北京市的这个各界代表,各界代表人物都进了大会堂。

王长生:据说那天晚上呢,有五万多人参加大会,那个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

王润民(时任湖南省邵阳地委秘书长):有歌剧、有京剧、戏曲,就是我经常愿意看那个戏曲,那好几个厅都同时开放,你愿意看什么节目就看什么节目,有的代表就是看完这个又跑到那里去看,看完那个又看这里,还有杂技,看完这里看那里,看完这里看那里,还有这么看的。

解说:然而最让他们激动的并不是这些节目,而是能够和自己的偶像,和这么多平时见不到的中央领导人一起过春节,而这种激动情绪,在晚会谢幕的时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白玉洁(时任陕西省三原县县委书):除夕晚上谢幕,三个人上台谢幕去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三人谢幕,可热烈了,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一上台都热烈地鼓掌,站到台下没有人坐的,都站到台下热烈鼓掌,热烈鼓掌,热烈鼓掌,热烈地鼓掌。是周总理扶着毛主席的肩膀,刘少奇是跟着毛主席,刘少奇跟周总理随行,是随行,刘少奇是随行。

周总理是扶着、搀着毛主席的胳膊,两个手拉着胳膊,一个手起来,在前台由这面走那边,那边走这边,走的过程中手指,这个是哪一个省的,这是哪一个省的,这是哪一个省的。指着毛主席就挥手着,周总理这么指着毛主席鼓掌挥手,鼓掌挥手,刘少奇一直是鼓掌也挥手,台下的人一直是站着鼓掌,那一个告别就告别不了。

解说:由此可见尽管部分代表在事后,对会议的结果有不同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近乎一致地对毛泽东有着偶像般的追捧,而这种追捧的另一次集中体现,就是会后的合影留念。

陈祥林: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很多代表都提出来,说来一趟不容易,特别是这个中央领导,过去都没有见过面,希望能够在一起照个相。

韦明海:有一天毛泽东把会主持完了,说大家的意见要照个相,我赞成,照相。

嘉宾:非常高兴,我感做梦也梦不到这个事情。

白玉洁:一生不会碰到这现象啊,那种激动的,可以说是无法形容的那激动啊,激动得不得了啊,激动得眼睛流泪啊,为啥都拥护毛主席,拥护周总理,迷信得不得了啊,想见得不得了啊,边区咱没条件,都基层工作的,没见过,没见过,七千人大会是第一次。

解说:这就是白玉洁保存至今的合影,而这张照片在当年,他是花了20元钱才买到的。

记者:您当时的工资多少钱?

白玉洁:140,140块呀。

记者:您觉得20块钱买张这样的照片,值不值啊?

白玉洁:那个值得的很嘛,50块我都值,那和毛主席中央领导到一块照相,难得呀,难得呀。

陈晓楠:照完相,七千人大会宣告彻底结束,七千多名干部纷纷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回想二十多天来的经历,几乎大多数人呢,都怀着与开会之前截然相反的心情。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畅所欲言,中央在错误面前的坦诚相对,都使与会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也成了他们接下来工作的最大的动力。

解说:经过仍有人对党内民主之风的再次大兴将信将疑,但事实似乎摆在了人们面前,一方大员的解职,陈云的表态,都让人相信那个永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又回来了,讲真话,强调实事求是的作风,再次回了人们面前。

白玉洁,当时的陕西省三原县县委书记,从七千人大会散会后,回去负责传达会议精神,然而在他看来,这个会议精神实在很难传达。

白玉洁:就是我总的感觉七千人大会上,连一个自留地的扩大决策都没有,回去还是那个老办法、老思想、老路子工作,事实回去也是这样子,那你能离开大跃进吗,能离开人民公社吗,能离开那个,还是保卫三面红旗啊,还是保卫三面红旗老路子。老路子、老工作、老办法、老政策,不能改变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民做那个集体活的那个磨洋工,生产队长打破钟,社员上工一窝蜂,出工不出力,那个局面不能改变。

解说:会议开得很热闹,大家的发言也很踊跃,然而回到现实生活中的白玉洁这时才发现,实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作为务实派的白玉洁,如何解决农民现实困苦的问题,他仍旧是一筹莫展。

白玉洁:毛主席七千人大会的讲话,刘少奇的讲话,林彪的讲话,周总理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朱老总的讲话没发下来,原原本本地学,常委会上学、县委会上学、具体干部会上学,反复学反复动员,坚决贯彻,是坚决贯彻的。

这个还没变,老老实实地贯彻,因为你参加七千人大会以后,你贯彻毛主席的大跃进你有想法,不理不行,理也不行的那思想,总的来讲是苦干、实干、大干。年年搞准备贯彻十六条、贯彻二十六条,批右倾、拔白旗、插红旗,不行啊,真是不行啊,真是不行但是在我思想上来讲,对毛主席还是迷信,还是崇拜,还希望毛主席能一定会有一天,猛然地回到他当年的英雄的思想上来。

解说:仍然相信毛主席会回到他英明的道路上去,这是白玉洁最为真实的想法,即使局面不能改变,而作为另一位参会人员,来自陕西的省委书记秘书陈祥林,则有着不同的看法。

陈祥林:从七千人大会结束到这个文革开始之前,大概只有三年左右的时间,整个经济战线都恢复了正常的面貌,有的甚至于蒸蒸日上,快得很,因为大家心里明白了,心情舒畅了,大家的认识一致了,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从物质上看,一天比一天增长了,从人的精神面貌上看,大家都感觉有盼头了,有盼头了,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白玉洁:我也觉得开这么一个隆重的会议,确实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空前的会议,历史上没有,新中国没有,我也很激动。但传达这个会议精神的时候,我的思想感受是啥呢?没有达到真正的纠左那个目的,谈不上伟大,谈不上团结,而且给人留下了伤痕。

陈祥林:中央高层领导自我批评的这个精神不够,对于会议的导向上有很大的影响,有很大的影响,大家总感觉到那个气没顺。虽然毛主席说你们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是大家听了林彪的讲话,听了毛主席对林彪讲话的估价,都不敢再提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三年困难时期真正的根源原因没挖出来,没有挖出来,大家都在心里有一本账,嘴里都在说,还是说是我们的错误,是这样子嘛。

解说:从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看,我们很难说陈祥林的观察是错误的,从1962年2月份的七千人大会,到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毛泽东的转变可谓是十分突然。

王润民:北戴河会议又提出来了更高了,就是把这个整个的群众工作里边,提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上来,就是说把这个工作当中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日常工作的问题提到路线上,阶级斗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的提法,你左的东西克服不了。

陈祥林:陕西户县有一个生产队的会计,公然写了一篇文章叫《一叶知秋》,从树上掉一片叶子,就知道天气不行了,毛主席当时说嘛,难道就不能一叶知夏了,不能一叶知春。这个同志非常可怜,后来遭到了各界的围攻批斗,悲惨的死亡,好党员,这是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好党员。

陈晓楠: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在四年后整理成文本出版,耐人寻味的是在发言当中,他原本通篇都没有提到阶级斗争,而1966年的文本当中,却专门加进去了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的,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

1966年,众所周知那是文化大革命发起的年头,四年前的七千人大会,还是在以三面红旗为主体思想的毛泽东,如何又会转移到阶级斗争上面来呢,这两者之间难道有着某种关联吗?

解说:在七千人大会开放民主,实事求是的会议成果的鼓励下,中共中央先后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开了更为求实的西楼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曾表态要半年后才发言的陈云作了长篇报告,在这篇报告中,问题被说得更为清晰、更为求实。

肖冬连:刚刚开完七千人大会,在十几天时间,他就在西楼会议上讲了,把他的所有的想法都讲出来了,对当今形势的估计,解决困难的措施都表达出来了。

王海光:会议以后呢,大家就更加实事求是了,就开始查自己家底,查自己家底就发现,财政上还有一个大窟窿,过去不知道,这时候发现了,所以在开西楼会议中间,就觉得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谷底,困难的形势还没过去,这个形势估计,和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就不一样了,毛泽东形势估计,我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他估计最困难的时候还没过去。

解说:不仅如此,刘少奇还将自己比喻为非常时期大总统,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刘少奇虽然追求的是自己的责任,但大多数人都知道,责任最大的还是毛泽东。

紧接着,平反右倾干部,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尝试包产到户,刘少奇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党内民主传统的道路上,将一切开展得如火如荼。而就在这时,七千人大会上跟刘少奇有着相反发言的林彪,也同样在做着和刘少奇截然相反的事。

刘志光:我觉得林彪呢,简单说他越来越看到毛泽东需要什么。

肖冬连:他就是要宣传毛泽东,他在军队搞了一件事,就是要学毛著运动,鼓吹个人崇拜。

耿向东: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由总政治部搞了一个《毛主席语录》,这样的一本书,它这里边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给予了一些宣传,而且他呢还宣传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活学活用,要立竿见影,急学急用,这些思想这些提法应该说在当时在部队,在社会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解说:三面红旗在毛泽东看来,是通往共产主义的一条康庄大道,所有的困难只是眼前的困难,暂时的困难,在困难面前必须顶住,而不是后退。

肖冬连:当时你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呢?谁都不知道,你从原则性来讲,当时的人谁也没有充足的理由来否定你这个三面红旗。

刘金田:三面红旗是好的,谁也不能说三面红旗不好,说三面红旗是好的,只是我们做的这些具体的不好,没做好,具体的一些口号,一些脱离了实际,但是从总的方面还是肯定这三面红旗,还是要高举这三面红旗。

肖冬连:总路线多快好省建设,你不多快好省,难道你少慢差费吗,林彪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对不对,当然要多快好省,而且所谓多快好省大跃进,反映一个普遍的一种心态,就是一个强国梦的心态,那这个强国梦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是全党的这个强国梦的心态,都希望搞快一点,都希望一下子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刘金田:大跃进没有问题啊,大跃进只不过是我们过去是重数量,邓小平讲嘛现在更重质量。

肖冬连:七千人大会有一个,在认识上呢讲了这么多问题,没有涉及到基本的体制问题,经济体制问题,它没涉及,计划与市场关系,它没有涉及这些问题,他没有把它引导到这个改革的路上去,也无法引导。

解说:毛泽东在建国之后,始终在试图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建设道路,三面红旗的提出与实践,固然与毛泽东不了解经济建设的规律,过分自信,轻率盲目有关,同时也与他坚信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公有制优越于私有制有关。

王长生:你说我们过去搞大跃进也好,什么人民公社也好,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下边,各地反正也积极,日夜在那儿搞,辛苦不辛苦,辛苦,但是当时就认为好了,我们要改变国家的一穷面貌了,老百姓要生活富起来了,要好了,大家积极。

你说后来,过了好多年这才认识到,真是好心办了些蠢事,这不是认识问题嘛,有的说过去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那个是,从我们亲身体会,那个是为个人怎么怎么样,我们亲身体会不是那个情况。你毛主席他也不是个神仙,他也有个认识过程,是不是啊。

解说:毛泽东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提出三面红旗的同时,他自己也在观察,反思三面红旗,后来他也表示,允许人们对三面红旗表示怀疑并提出论证,这证明毛泽东并不是在一味的坚持什么。

在50年后的今天,白玉洁拿出当年参加七千人大会时所拍摄的照片,在这50年的历史漩涡中,他始终保存着这张照片,无论发生什么样的运动,什么样的变革。

白玉洁:一回到三原,我就亲自叫三原木器厂的厂长,叫到我的房子来,我亲自给安排,你给我要做一个框子,拿玻璃要装起来,我把相交给他,说这个边色是黄色的,颜色都是我定的,要给我刻些梅花。梅花不是耐寒吗,你给我刻些梅花,那厂长就按我的意见给我做了个框子,边上刻的那小梅花,给我装好拿来,我就挂起来了。

后来调到地委当宣传部长,当秘书长,我就在的宿舍挂着,一直挂,一直挂,挂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到咸阳,抄家一开始,人家都画叉叉,我坚决不画叉叉。因为我拥护刘少奇这个思想不变,拥护邓小平这个思想不变,我觉得毛主席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是错误的,和我七千人大会那个忧虑结合起来了,融合在一起了。

说明我当时那个预感还有道理,坚定了我的看法,我原来没有这个预感,坚定不到这程度,我也画了叉叉,我也划清界限,我坚决不画,我还讨厌那些人画叉叉,谁画叉叉我讨厌,我说没脑子,没脑子,我讨厌,那个更无耻。

我赶紧又从镜框上取下来,装到我寄相的那一个纸框框,我纸框框还保存着,装到那里是连我爱人的相,再毛主席照的相,寄到她娘家,她娘家在农村,保存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拿回来的。这是我可以说是七千人大会预感的收获,发展坚定不移,根本没有改变过,我觉得我保存着太值得了,太值得了。

陈晓楠: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之后,作为国家领袖的毛泽东,迫切地希望带领民众去获得一个民族的复兴。然而如此迫切的心情,如果没有对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的理解,现在看来只能把事情办坏。

大跃进这三个字就足以说明人们那热切的心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半个世纪的距离之后,我们再次回望那次会议,难免会得出如果是这样或者如果是那样,必定会如何如何之类的感慨,但我们也都知道,时间不能重来,历史不能倒转。在这些细枝末节的背后所发生的一切,其实便是随后每个人的现实生活,这50年来,影响到每个中国人方方面面的现实生活。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历史也就是今天,我们眼前的也就是未来,恰如诗歌中所说:天空之上是天空,道路前面是道路,所有的回头端详,其实也是为了让眼前的道路能够更加的顺畅,更加的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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