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本子全彩里番:徐会玲：你不知道的哈耶克－－幸福老头儿

在伦敦有一个很古老的店铺，弗里堡与特里尔———这是它从18世纪就开始使用的一个有点另类的商号。在它里面可以买到36种鼻烟。有一种有个很悦耳的名字———“詹姆斯·罗伯逊法官的混合型”，这是哈耶克晚年在医生的建议下用来代替雪茄的、最爱的那种鼻烟。
报纸专栏作家亨利·艾伦在1982年的一篇人物介绍中说，“你希望一位83岁的维也纳
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是什么样，哈耶克就是什么样。高个子，衣服皱皱巴巴。领带上有一枚珍珠别针。马甲上挂着表链，尽管带着一只电子手表。”这只手表是家人送给哈耶克的一件礼物，我觉得应该是一只自动表，就是那种靠手臂的摆动而使指针行走的表。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他的儿媳回忆说，他那个时候活动已经太少，根本不足以带动这只表。
可那个时候的他真是一个幸福的老头。
哈耶克晚年的运气好得不能再好
中国的老年人———尤其是晚年的周作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寿多必辱”，意思是说，人老了，自己爱犯糊涂，又是下一代人的负担，结果，只是徒然地被人羞辱而已。然而，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哈耶克晚年的运气却好得不能再好。本来，30来岁的时候，哈耶克就已经是一位频繁跟凯恩斯过招的知名经济学家了。然而，进入中年岁月之后，哈耶克尽管思想越来越深刻犀利，但境遇却不怎么好，经济学界几乎把他忘了，他的思考也不合乎整个社会的精神氛围。他反对国家干预，捍卫自由市场和法治，被时髦青年们视为老怪物。尤其是到60年代末，他的情绪非常低落，甚至有点抑郁。又接连发作几次心脏病，唉，简直是糟糕透顶。
然而，从70年中期开始，他时来运转了。西方的滞胀让凯恩斯主义破产，而当年的哈耶克正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先锋，于是，他又被人记起，出人意料地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尽管哈耶克本人不赞成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担心获奖后的经济学家会忘乎所以，成为万金油，对什么事情都敢于胡说八道，但不管怎样，这个大奖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成为自由市场的代言人。自然也得到推行市场化改革的政治家的赞美。80年代，正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大红大紫的时候，哈耶克的境遇也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哈耶克在身体和健康方面无甚折磨，这种上帝的恩宠一直持续。玛格丽特·撒切尔公然称他为她在整个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
那个时候，哈耶克和后妻海伦娜过着甜蜜安详的日子。有人回忆说他们俩总是说个没完没了，偶尔还会有食宿免费而且酬金很高的讲学———其实也是旅游———机会。哈耶克跟前妻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晚年，他有时会到儿子家暂住，他非常喜欢他的孙子孙女，孩子们叫他“Opa”，相当于英语中的祖父的意思。他给孙子们读故事，跟家人闲聊，享受着天伦之乐。他戴着一只图章戒指，上面刻着家族的纹章—一个海军图样———这个图案现在已经成了《哈耶克文集》扉页和封面上方的饰章。在翻阅传记中有关他晚年章节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有个优美的画面浮现———住在儿子家的他，坐在一只舒适的椅子上，烤着火，腿上趴着一只猫。
他完全“被女王迷住”了
在他获得的荣誉中，他最看重自己成为了一名英国最低级爵士。1984年，在撒切尔夫人的举荐下，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授予哈耶克英国最低级爵士勋位，以表彰他为“经济学研究作出的贡献”。曾被授予最低级爵士勋位的人士有邱吉尔、艾德礼和罗宾斯。在获得这一勋位后，他曾给几位朋友写信请大家称呼用“弗里德里希”在英文中对应名“弗里德里克”来称呼他，但据说没有几个人理睬这个。他还因此而有幸觐见女王陛下20分钟，虽然那时他已经见过很多国家领导人，可是过完这20分钟里后，他的心态都发生了变化，他完全“被女王迷住”了，他评价她是他见过的最仁慈、最博学、最有见识的人。甚至到了第二年，他还会提起那次谈话，他告诉别人那是自己平生最幸福的一天。可以想象两个白发苍苍的都不平凡的老人，曾有过一次多么激动人心的聊天！
1985年，他的一只耳朵聋了。传记里这样描述，“这倒有一个好处”，他指指助听器俏皮地说，“我现在可以自己决定是不是听别人唠叨”……，关于这只耳朵还有一个笑话，而且还牵连到了马克思。这是他晚年最爱开的一个玩笑：马克思是右耳聋了，而他自己却是左耳聋了。
他终于活着看到了90年代初，他于半个世纪前就证明为不可行的计划经济在东欧崩溃。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思想家来说还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吗？他在最后一次公开阐述自己对政治、经济学、哲学和道德问题的看法时，更加坚定的说出，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我们能更接近实现公正的理想。
按照他儿子的回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个被我认为幸福的老头儿，形容自己的一生“还算可以”、或者说是“惨淡经营”。1992年3月23日，哈耶克逝世。葬礼于4月4日举行。那是个星期六，开始有风，天气阴沉，但太阳后来还是破云而出。墓地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鲜花和花圈。
他墓碑的石头上只刻着这么简单的几个字：
F.A.哈耶克1899-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