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特典是什么意思: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及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

    医院建设方面，707年，倭马亚王朝瓦利德一世建立了收容盲人和麻疯病人的处所，还建立了一座医院。9世纪初，巴格达建立了第一所医院，以后各地先后建立了34所医院（还有一些流动医院）。到1109年仅巴格达的医院就达60座。此外，大马士革、开罗、亚历山大、科尔多瓦等各大城市的医院，都非常著名。医院建筑恢弘，内分妇女病室、专科病室、传染病室等，实行免费治疗。在药物逐渐增多后，药学自医学中分离出来，药师成为一种专业。法规与政令中明确规定了药师的地位，而这种规定很快就经西班牙传遍欧洲与阿拉伯其他领地。

    8～10世纪以巴格达为中心的“翻译运动”中，大量古希腊、印度、迦勒底（巴比伦）、埃及和波斯的医学典籍被翻译为阿拉伯文，为医学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医学家。尤以拉齐、伊本·西那、宰赫拉威和伊本·左胡尔最为著名。

    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对世界医学的影响很大，重要的阿拉伯医学典籍都译成了西方文字。因《医典》等阿拉伯医学著作在欧洲流传较较久，一些英语药名还保留阿拉伯语音译，许多医学术语出自阿拉伯语。

    阿拉伯与中国很早就有药物交流。晋人张华《博物志》载：“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据统计汉代张骞及其随员出使西域，带回的植物种子除胡桃外，还有葡萄、安石榴、胡瓜、胡豆、苜蓿、蒜葫、胡荽、西瓜、无花果等药用植物。

    6世纪初起，波斯及中亚诸国献的或与中国交易的药物有琥珀、真珠、朱沙、水银、熏陆、郁金、苏合香、青木香、胡椒、香附、雌黄等多种。唐代杜环所撰的《经行记》为较早记述伊斯兰国家药物及医术的书籍。段成式(803～863年)撰写的博物学专著《酉阳杂俎》，记录数十种阿拉伯动物、植物药的名称，对其性状描述得很具体。晚唐、五代时经营香药的波斯人后裔文学家、药物学家李珣（字德润。生于蜀中）所撰《海药本草》，收药124种（以阿拉伯药物居多），对《神农本草》、《名医别录》、《唐本草》、《食疗本草》、《本草拾遗》等起到了补充作用。

    北宋初年，中国与大食商人的海上贸易再度兴起。当时，一次输入的阿拉伯乳香就达数十万斤。阿拉伯—伊斯兰医药借鉴古希腊医药学的传统，善用有机矿物药。宋代，有一种阿拉伯语称“摩西(穆萨)的石头”（黑琥珀，即煤精石）的药物传入中国，该药内含焦油等成分，可解蛇毒及其他动、植物之毒。至道三年（997年），大食商船队的首领将一块珍贵的药材“无名异”（能治疗脓肿、瘫痪、癫痫、肺大出血、尿道炎、膀胱炎等多种疾病），献给宋太宗。制药技术方面，伊本·西那创用的以金、银箔丸衣保质、防腐的技术，在宋代广泛运用。

    元初，阿拉伯、中亚及波斯等地的医生及药物大量进入中国，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定宗(1246～1248年)时有希腊血统的阿拉伯天文学家、医学家爱薛(1227～1308年)为元朝服务。爱薛于至元七年(1270年)成立京师医药院（其提举为正三品，级别仅次于太医院），由其妻撒刺主持。至元十年(1273年)春正月京师医药院改广惠司，仍由爱薛掌管。不久爱薛擢秘书监，领崇福使，迁翰林学士，兼修国史。秘书监搜藏的23种回回书籍，有些是爱薛和扎马鲁丁从国外搜集的，有些是爱薛编订的。后任平章政事。大德十一年(1307年)封秦国公。次年去世，追封拂菻王，谥忠献。此外，据《元史》载，元代朝廷专设六个机构研究和推广阿拉伯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的从阿拉伯来的医生，能治疗多种疑难杂症，还能进行外科手术。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元大都(北京)回回医生曾为一小儿做过开额切除肿瘤手术。活跃于民间的回回医生，因其医术高超而受到人们赞誉。元人王沂《老胡卖药歌》曰：“西域胡贾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客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竞来集。师心已解工名术，疗病何须说《难经》。……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翰林李翀、吴伯宗受皇帝召，与钦天监灵台郎黑的儿(海达儿)、阿答兀丁、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合作翻译阿拉伯文天文书等。《回回药方》约于同期译出。这是明代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回回药方》的内容多来自元代阿拉伯医书，是阿拉伯医药方剂的汇编。原文为阿拉伯文。明初经翻译木刻印刷成书，著、译者均未署名（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收藏）。现存的《回回药方》为残本四卷，计485页，约20万字。共载方剂450余个，兼以病理治疗分析（有研究者推断《回回药方》全书的方剂约有7000余个）。《回回药方》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的本草学，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瑰宝。

    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对传统中医学的医药经典著作也有重要影响。明初朱橚、滕硕、刘醇同编的《普济方》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均录有阿拉伯医方。有的药名是用阿拉伯药名，如朵梯牙(天然硫酸锌)、安咱芦(波斯树胶)、可铁刺(西黄耆胶)、阿飞勇(鸦片)、红石扁豆(鸡血石)、李子树胶(阿拉伯树胶)、咱甫兰(藏红花、番栀子花)、鸡子清、火煅大海螺、炼酥铜、奶女儿汁(奶汁、乳汁)、白雪粉(铅白)等。

    自清代起，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与中医进一步融合，一些药方和疗法，已经成为中医药物学的内容。医学理论上，清代著名伊斯兰学者刘智根据阿拉伯医学解剖知识，在《天方性理》中提出人的眼、耳、口、鼻以及四肢百体，均“各有所司”，但大脑“为百脉之总源，而百体之知觉运动皆赖焉”。在中国心理医学史上，较早明确揭示人的器官活动与感知心理的生理基础。一些阿拉伯医生的后裔，运用新技术发展医药业。

    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对中国少数民族医学有较大影响。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邀请大食、印度和内地的医生各1名到吐蕃编撰医书，大食医生写了《主要文集补编》；三位医生合编了综合性医书《无畏的武器》，全书共七卷，包括了三种不同来源的医学。《维吾尔医常用复方制剂手册》里也保留有《医典》的内容；《维吾尔药志》(上册)110余种本草的名字有半数以上沿用阿拉伯语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