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月苍穹在哪里看:林彪的飞机从我头顶掠过——“九.一三”事件目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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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飞机从我头顶掠过——“九.一三”事件目击记

(2011-03-13 18:48:28) 标签:

杂谈

 


 

图:《峥嵘岁月》

 

1970年摄于阿巴嘎旗照相馆,时年二十。我插队的地方离旗所在地足有二百来里,草长莺飞的盛夏,骑马当日可到;冰天雪地的隆冬,就得找蒙古包借宿一夜才行。

 

我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七日赴内蒙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那仁宝力格公社额尔登乌拉大队插队落户,时年一十八岁。翻译成汉语,“锡林郭勒”是“草原上的河”,“阿巴嘎”是“叔叔”,“那仁宝力格”是“太阳泉”,“额尔登乌拉”是“宝山”。在内蒙,地名里带 “河”、 “泉”、“山”的稀松平常,但叫“叔叔”“大爷”的还真不多见。说起这“阿巴嘎”,却也大有来头。当年成吉思汗西征途中,由于内部有人泄密,本来稳操胜券的一场仗,却被打得丢盔卸甲。他当即召集三军将帅齐聚帐前。铁木真面沉似水,不怒而威。尚未开口,只见一个虎背熊腰的中年汉子走上前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亢声说道:“小弟日前与西域王切磋武艺,醉酒不慎走漏风声。任凭汗兄发落。”此人非他,乃成吉思汗同父异母兄弟,素有“蒙古跤王”之称的别力古台。他当即被贬为庶人,率部远走他方,永不叙用。成吉思汗死后,其三子窝阔台继位,对此事进行了平反昭雪。别力古台麾下之乌冉克部被尊为“阿巴嘎”,即“叔叔的部落”。我插队的阿巴嘎旗就是当年该部的驻牧之地。

 

自“珍宝岛事件”和“一号通令”后,风声骤紧,战云密布,到处都在“深挖洞,广积粮”。“老毛子”虎视眈眈,陈兵百万,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北部边陲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们大队与外蒙接壤,敌特活动尤为猖獗,白日里谣言四起,一到晚上花花绿绿的定时信号弹满天乱飞,搞得人心惶惶,一夕数惊。那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正单身独骑,匆匆赶路。胯下的“梅花青”是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四蹄踏雪,两耳批风,就是性情暴戾,连踢带咬,除我之外他人休想近身。四岁口那年,我骑着它参加了公社组织的“五一”打狼。所谓“打狼”,其实就是赛马,只不过“文革”期间,传统娱乐活动都被当成“四旧”给破了,逼得人们只好瞒天过海,巧立名目。原本就想让它见见世面,试试脚力,没想到小家伙越跑越勇,一路赶超,几百匹骏马,二十里的赛程,它竟然拿了个第四,是我们大队多年来取得的最好成绩。跑在我前面的三个全是十来岁的蒙族孩子,身体轻不说,而且全都“骣骑”,不配鞍韂,生怕一旦摔下来“拖镫”。这样一来他们无疑占了很大的便宜,否则谁拔头筹还未可知。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正行走间,忽听“嗖”得一声,一颗绿色信号弹从路旁腾空而起。那“梅花青”本来就有点“眼窄”,动辄一惊一乍地乱躲乱蹿。深更半夜的,眼前突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不由惊得它双耳耸立,连打“响鼻儿”,猛地向旁边跨步急闪。我正在寒风中策马疾行,丝毫没有准备,突然间失去了重心,便“噌”的一下从斜刺里飞了出去,摔了个仰面朝天。那家伙可倒好,尥着蹶子撒着“欢儿”,一溜烟儿地跑了。在草原上没了马就等于没了腿,还有十来里的路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光身上穿的皮“得嘞”(袍子)、皮裤和“毡疙瘩”(毡靴)加起来就足足有二三十斤重。夜幕沉沉,四下空无一人,雪海茫茫,静得毛骨悚然,远处时而传来几声狼嚎,在旷野里悠悠回荡,令人不寒而栗。我本能地从靴中拔出匕首,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了回去。

 

那时候我正在边防线上站岗。由于形势严峻,上级规定从界桩算起往南二十里之内实行“坚壁清野”,人畜不得出没。我们与东、西两侧兄弟哨卡之间的距离,也分别在十几里开外。偌大的一片草原,就我们孤零零的一个蒙古包,四条人枪。“对面”经常过来偷袭,被人家“端老窝”的事儿时有所闻。因此每天夜里我们都枕戈待旦,一有动静就赶紧出去查看。记得我当时曾经做过一首诗,如实地记录了此情此景:“七寸钢刀靴内插,灯前独坐把枪擦。忽闻犬吠出门望,惟见东山起月牙。”我方沿着几千里的中蒙边境线用拖拉机犁出了一条宽约数十米的“防火道”,深红的泥土与碧绿的草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十分醒目,远远望去,恰似蜿蜒起伏的万里长城。它主要起两个作用,一是明确疆域,以“防火道”的外沿为界,以里为中国领土,以外为蒙古领土;二是防止对面的野火烧过来危及我方草场。

 

话说到了一九七一年八月初,我插队落户已经整整三年。一天突然接到公社通知,说已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成为该校首届工农兵大学生,要求我务于九月三十日前报到。离回北京还有个把月的时间,别的活儿也不好派了,队里便命我带领一个基干民兵班到中蒙边境线上抢收牧草。当时外蒙那边也在打草,双方遥遥相对,各自安营扎寨,彼此的情况一目了然,顺风时连对面人喊马嘶的声音都能听到。我们在距离界桩不远的地方搭起了几座蒙古包。十几个基干民兵都是清一色的精壮汉子,连拉打草机的高头大马也都是些平时无人敢骑,养得膘肥毛亮,长鬃飘逸的“生个子”。我们一部分人抓紧时间抢割、抢收、抢运牧草,另一部分则背着枪,带着狗,四下里警戒巡逻。9月13日凌晨两点左右,大家被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从梦中惊醒,凶猛的猎犬发了疯似地狂吠着,哀鸣着,声音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敌人的坦克开过来了,于是在黑暗中大喊一声:“弟兄们,抄家伙!”蒙古包里的空气霎时间凝固了,谁都不说话,更不敢点灯。我摸黑蹬上裤子,提起枪就带头往外冲。九月的草原寒气逼人,地上结了霜,白花花的一片。印象里最早的一场雪好像就是九月底下的。刚从热乎乎的被窝里爬出来,就被西北风灌了个“透心凉”,一个个冻得上牙磕下牙,浑身直打颤。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架飞机从南向北擦着山尖超低空迎面飞来,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把漆黑的草原照得如同白昼,机身上的中国字和序列号码看的一清二楚。强大的气流卷起滚滚草浪和漫天沙砾,抽打在脸上火辣辣地生疼。我们一个个被吹得东倒西歪,站立不稳,仿佛置身于波涛汹涌,上下翻腾的大海之中。拴在木桩上的战备马哪里见过这般阵势,早已吓得连蹦带窜,直尥蹶子,长嘶一声,挣脱了缰绳,消失在茫茫的夜幕里。顷刻间飞机风驰电掣般地压将过来,从我们的头顶掠过,恰似山崩地裂,海倒江翻,转瞬穿越了国境线,向北呼啸而去......

 

喧嚣过后,漆黑的草原又恢复了平静。一看是中国的飞机,大家悬着的心先放下了一半儿,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通儿便继续蒙头大睡。没多一会儿,狗又叫了起来,接着便听到重重的汽车关门声。探出头去一看,天已蒙蒙亮,门外不远处停着一辆军用卡车,上面坐满了边防军战士。他们背包斜跨,枪靠左肩,一个挨一个,谁都不说话,仿佛铁打铜铸一般。只见从驾驶舱里下来一个“首长”模样的人,身材不高,老成干练,穿着“四个兜儿”的军官服,一脸的春秋大义。他把我们从被窝里全都提溜起来,挨个儿盘问了一遍:几点几分看见的飞机,上面写着什么字,什么番号,何时飞出的国境等等,都叫人一一记下。临走时那位仁兄居高临下,象训斥犯人似地说:“都给我听好了,出去别胡说八道,谁乱讲就把他抓起来!”我一听当时就“蹿儿”了:“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们是基干民兵,又不是阶级敌人。”他抬腿刚要上车,一听这话又停住了,回头厉声喝道:“把这个人给我带走!”我那帮兄弟赶紧上前解围:“首长您别误会,这是我们民兵排长。”“排长怎么了,非常时期,先拉到边防站问问清楚再说。”“他现在可是工农兵大学生了,过两天就要去北京报到,您把他抓走了上边问起来可怎么办?”在当时,“工农兵大学生”这几个字的“含金量”可是非同小可。看样子“四个兜儿”也怕把事情闹大,便乐得顺坡下驴,口气顿时缓和了许多:“小伙子,以后说话注意点儿!”说罢登车关门,绝尘而去。

 

后来才得知,那架飞机上坐的竟然是“敬爱的林副统帅”,之所以超低空飞行是为了躲避雷达搜索。没承想几分钟后他老人家就折戟沉沙,抛尸荒野,“永远”也不再“健康”了。呜呼哀哉!朝为万民敬仰,夕成千古罪人。世事难料如斯,令人扼腕慨叹!“温都尔汗”这个不见经传的弹丸之地因此而一夜成名。我机缘巧合,也成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最后目击者和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