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字头言字旁:清·刘熙载《艺概。书概》

清·刘熙载《艺概》（下书概和经义概）

教育文献 2010-12-20 19:31:30 阅读96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卷五书概
　　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
　　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皆学书者所有事也。天，当观于其章；古，当观于其变。
　　周篆委备，如《石鼓》是也。秦篆简直，如《峄山》《琅邪台》等碑是也。其辨可譬之麻冕与纯焉。
　　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皆为小篆。而高、敬之书迄无所存，然安知不即杂于世所传之小篆中耶？卫恒《书势》称李斯篆，并言“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少异于斯，而亦称善”，是喜固伟然足自立者。后世乃传有喜所书之《大风歌》，书体甚非古雅，不问而知为伪物矣。
　　玉箸之名仅可加于小篆，舒元舆谓“秦丞相斯变仓颉籀文为玉箸篆”是也。顾论其别，则颉籀不可为玉箸；论其通，则分、真、行、草，亦未尝无玉箸之意存焉。
　　玉箸在前，悬针在后。自有悬针，而波、磔、钩、挑由是起矣。悬针作于曹喜，然籀文却已预透其法。
　　孙过庭《书谱》云：“篆尚婉而通。”余谓此须婉而愈劲、通而愈节乃可，不然，恐涉于描字也。
　　篆书要如龙腾凤翥，观昌黎歌《石鼓》可知。或但取整齐而无变化，则椠人优为之矣。
　　篆之所尚莫过于筋，然筋患其弛，亦患其急。欲去两病，“韧”字乃要诀也。
　　魏初邯郸生传古文，同时惟卫觊亦善之，余无闻焉。盖古文有字学，有书法，必取相兼，是以难也。虽三代遗器款识，后世亦多有从事者，然但务识字，已矜绝学。使古人复作，其遂餍志也耶？
　　款识之学，始兴于北宋。欧公《集古录》称刘原父博学好古，能读古人铭识，考知其人事迹，每有所得，必摹其文以见遗。今观《毛伯敦》《龚伯彝》《叔高父煮簋》《伯庶父敦》诸铭，载录中者皆是也。时太常博士杨南仲亦能读古文篆籀，原父释《韩城鼎铭》，公谓与南仲所写时有不同。盖虽未判两家孰是，而古文之难读见矣。郑渔仲《金石略》，自晋姜鼎迄轵家釜，列三代器名二百三十有七，可不谓多乎？然如未详其辞何！
　　古文字少，故有无偏旁而当有偏旁者，有语本两字而书作一字者。自大小篆兴，孳乳益多，则无事此矣。然大辂之中，椎轮之质固在。
　　隶与八分之先后同异，辨而愈晦，其失皆坐狭隶而宽分。夫隶体有古于八分者，故秦权上字为隶；有不及八分之古者，故钟、王正书亦为隶。盖隶其通名，而八分统矣。称锤可谓之铁，铁不可谓之称锤。从事隶与八分者，盍先审此。
　　八分书“分”字有“分数”之“分”，如《书苑》所引蔡文姬论八分之言是也；有“分别”之“分”，如《说文》之解“八”字是也。自来论八分者，不能外此两意。
　　《书苑》引蔡文姬言：“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于是为八分书。”此盖以“分”字作“分数”解也。然信如割取之说，虽使八分隶二分篆，其体犹古于他隶，况篆八隶二，不俨然篆矣乎？是可知言之不出于文姬矣。
凡隶体中皆暗包篆体，欲以“分数”论“分”者，当先问程隶是几分书。虽程隶世已无传，然以汉隶逆推之，当必不如《阁帖》中所谓“程邈书直是正书”也。　　王愔云：“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吾邱衍《学古编》云：“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波势与篆笔，两意难合。洪氏《隶释》言：“汉字有八分，有隶，其学中绝，不可分别。”非中绝也，汉人本无成说也。
　　王愔所谓“字方八分”者，盖字比于八之分也。《说文》：“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此虽非为八分言之，而八分之意法具矣。
　　《开通褒斜道石刻》，隶之古也；《祀三公山碑》，篆之变也。《延光残碑》《夏承碑》《吴天发神谶碑》，差可附于八分篆二分隶之说，然必以此等为八分，则八分少矣。或曰鸿都《石经》乃八分体也。
　　以参合篆体为八分，此后人亢而上之之言也。以有波势为八分，觉于始制八分情事差近。
　　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皆是浸趋简捷，独隶之于八分不然。萧子良谓“王次仲饰隶为八分”，“饰”字有整饬矜严之意。
　　卫恒《书势》言“隶书者篆之捷”，即继之曰：“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实即八分，而初未明言。直至叙梁鹄弟子毛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可知前此虽有分书，终嫌字少，非出于假借，则易穷于用，至宏乃益之，使成大备耳。
　　卫恒言“王次仲始作楷法”，指八分也。隶书简省篆法，取便徒隶，其后从流下而忘反，俗陋日甚。譬之于乐，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故八分者，隶之节也。八分所重在字画有常，勿使增减迁就，上乱古而下入俗，则楷法于是焉在，非徒以波势一端示别矣。
钟繇谓八分书为“章程书”。章程，大抵以其字之合于功令而言耳。汉律以六体试学童，隶书与焉。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是知一代之书必有章程。章程既明，则但有正体而无俗体。其实汉所谓正体，不必如秦；秦所谓正体，不必如周。后世之所谓正体，由古人观之，未必非俗体也。然俗而久，则为正矣。后世欲识汉分孰合功令，亦惟取其书占三从二而已。　　小篆，秦篆也；八分，汉隶也。秦无小篆之名，汉无八分之名，名之者，皆后人也。后人以籀篆为大，故小秦篆；以正书为隶，故八分汉隶耳。
　　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徵，生于宫。故篆取力弇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
　　隶形与篆相反，隶意却要与篆相用。以峭激蕴纡余，以倔强寓款婉，斯征品量。不然，如抚剑疾视，适足以见其无能为耳。
　　蔡邕作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卫恒作散隶，韦续谓“迹同飞白”。顾曰“飞”、曰“白”、曰“散”，其法不惟用之分隶。此如垂露、悬针，皆是篆法，他书亦恒用之。
　　分数不必用以论分，而可借以论书。汉隶既可当小篆之八分书，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书，正书亦汉隶之八分书也。然正书自顾野王本《说文》以作《玉篇》，字体间有严于隶者，其分数未易定之。
　　未有正书以前，八分但名为隶；既有正书以后，隶不得不名八分。名八分者，所以别于今隶也。欧阳《集古录》于汉曰“隶”，于唐曰“八分”。论者不察其言外微旨，则讥其误也亦宜。
　　汉《杨震碑》隶体略与后世正书相近，若吴《衡阳太守葛府君碑》则直是正书，故评者疑之。然钟繇正书已在《葛碑》之前，繇之死在魏太和四年，其时吴犹未以长沙西部为衡阳郡也。
　　唐太宗御撰《王羲之传》曰：“善隶书，为古今之冠。”或疑羲之未有分隶，其实自唐以前，皆称楷字为隶，如东魏《大觉寺碑》题曰“隶书”是也。郭忠恕云：“八分破而隶书出。”此语可引作《羲之传》注。
正书虽统称今隶，而涂径有别。波磔小而钩角隐，近篆者也；波磔大而钩角显，近分者也。　　楷无定名，不独正书当之。汉北海敬王睦善史书，世以为楷，是大篆可谓楷也。卫恒《书势》云：“王次仲始作楷法”，是八分为楷也。又云：“伯英下笔必为楷”，则是草为楷也。
　　以篆隶为古，以正书为今，此只是据体而言。其实书之辨全在身分斤两，体其末也。
　　世言汉刘德升造行书，而晋《卫恒传》但谓“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初不谓行书自德升造也。至三家之书品，庾肩吾已论次之。盖德升中之上，胡昭上之下，钟繇上之上云。
　　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纵于真，草行近草而敛于草。东坡谓“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行岂可同诸立与走乎？
　　行书行世之广，与真书略等，篆、隶、草，皆不如之。然从有此体以来，未有专论其法者。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知真、草者之于行，如绘事欲作碧绿，只须会合青黄，无庸别设碧绿料也。
　　许叔重谓“汉兴有草书”，卫恒《书势》谓“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齐相杜度号善作篇”云云，是草固不始于度矣。或又以褚先生补《史记》尝云：“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遂谓孝武时已有草书。然解人第以裨谌草创、屈原属草稿例之，且彼以真、草对言，岂孝武时已有真书之目耶？
　　章草，“章”字乃章奏之“章”，非指章帝，前人论之备矣。世误以为章帝，由见《阁帖》有汉章帝书也。然章草虽非出于章帝，而《阁帖》所谓章帝书者，当由集章草而成。《书断》称张伯英善草书，尤善章草。《阁帖》张芝书末一段，字体方匀，波磔分明，与前数段不同，与所谓章帝书却同。末段乃是章草，而前仅可谓草书。大抵章草用笔结字，取乎有制。孙过庭言“章务检而便”，盖非检不足以敬章也。又如《阁帖》皇象草书，亦章草法。
　　章草，有史游之章草，盖其《急就章》解散隶体，简略书之，此犹未离平隶也；有杜度之章草，盖章帝爱其草书，令上表亦作草书，是用则章，实则草也。至张伯英善草书，尤善章草，故张怀瓘谓伯英“章则劲骨天纵，草则变化无方”，以示别焉。
　　黄长睿言分波磔者为章草，非此者但谓之草。昔人亦有谓各字不连绵曰章草、相连绵曰今草者。按草与章草，体宜纯一，世俗书或二者相间，乃所谓“以为龙又无角，谓之蛇又有足”者也。
　　汉篆《祀三公山碑》“屡”字，下半带行草之势；隶书《杨孟文颂》“命”字，《李孟初碑》“年”字，垂笔俱长两字许，亦与草类。然草已起于建初时，不当强以庄周注郭象也。
　　萧子良云：“稿书者，董仲舒欲言灾异，稿草未上，即为稿书。”按此所谓“稿”，其字体不可得而知矣。可知者如韦续言“稿者行草之文”，近是。
　　周兴嗣《千字文》：“杜稿钟隶。”稿之名似乎惟草当之。然黄山谷于颜鲁公《祭伯父濠州刺史文稿》，谓其真、行、草法皆备，可见稿不拘于一格矣。
　　书家无篆圣、隶圣，而有草圣。盖草之道千变万化，执持寻逐，失之愈远，非神明自得者，孰能止于至善耶？
　　他书法多于意，草书意多于法。故不善言草者，意法相害；善言草者，意法相成。草之意法，于篆、隶、正书之意法，有对待，有旁通。若行，固草之属也。
　　移易位置，增减笔画，以草较真有之，以草较草亦有之。学草者移易易知，而增减每不尽解。盖变其短长肥瘦，皆是增减，非止多一笔少一笔之谓也。

草书结体贵偏而得中，偏如上有偏高偏低，下有偏长偏短，两旁有偏争偏让皆是。　　庸俗行草结字之体尤易犯者，上与左小而瘦，下与右大而肥。其横竖波磔、用笔之轻重亦然。古人草书空白少而神远，空白多而神密；俗书反是。
　　怀素自述草书所得，谓观夏云多奇峰，尝师之，然则学草者径师奇峰可乎？曰：不可。盖奇峰有定质，不若夏云之奇峰无定质也。
　　昔人言为书之体须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状之，取不齐也。然不齐之中，流通照应，必有大齐者存。故辨草者，尤以书脉为要焉。
　　草书尤重笔力。盖草势尚险，凡物险者易颠，非具有大力，奚以固之！
　　草书之笔画，要无一可以移入他书；而他书之笔意，草书却要无所不悟。
　　地师相地，先辨龙之动不动，直者不动而曲者动，盖犹草书之用笔也。然明师之所谓曲直，与俗师之所谓曲直异矣。
　　草书尤重筋节，若笔无转换，一直溜下，则筋节亡矣。虽气脉雅尚绵亘，然总须使前笔有结，后笔有起，明续暗断，斯非浪作。
　　草书渴笔，本于飞白。用渴笔分明认真，其故不自渴笔始。必自每作一字，笔笔皆能中锋双钩得之。正书居静以治动，草书居动以治静。草书比之正书，要使画省而意存，可于争让向背间悟得。
　　欲作草书，必先释智遗形，以至于超鸿濛，混希夷，然后下笔。古人言“匆匆不及草书”，有以也。
　　书凡两种：篆、分、正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
《石鼓文》，韦应物以为文王鼓，韩退之以为宣王鼓，总不离乎周鼓也。而《通志·金石略序》云：“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故《金石略》列秦篆之目，以《石鼓》居首。夫谓秦用鼓，事或有之，然未见即为“吾车既工”之鼓，不然，何以是鼓之辞醇字古，与丰碑显异耶？　　《祀巫咸大湫文》，俗呼《诅楚文》，字体在大、小篆间。论小篆者，谓始于秦而不始于李斯，引此文为证，盖以为秦惠文王时书也。然《通志·金石略》作李斯篆，其必有所考与？
　　《阁帖》以正书为程邈隶书，盖因张怀瓘有“程邈造字皆真正”之言。然如汉隶《开通褒斜道石刻》，其字何尝不“真正”哉！亦何尝不与后世之正书异也！
　　汉人书隶多篆少，而篆体方扁，每骎骎欲入于隶。惟《少室》《开母》两石阙铭雅洁有制，差觉上蔡法程于兹未远。
　　《集古录》跋尾云：“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器铭刻备有，至后汉以来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案前汉墓碑固无，即他石刻亦少，此鲁孝王之片石所以倍增光价与！
　　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若《华山庙碑》，旁礴郁积，浏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
　　《华山》《郭泰》《夏承》《郙阁》《鲁峻》《石经》《范式》诸碑，皆世所谓蔡邕书也。《乙瑛》《韩敕》《上尊号》《受禅》诸碑，皆世所谓钟繇书也。邕之死，繇之始仕，皆在献帝初。谈汉碑者，遇前辄归蔡，遇后辄归钟，附会犹为近似。至《乙瑛》《韩敕》二碑，时在钟前，《范式碑》时在蔡后，则尤难解，然前人固有解之者矣。
　　“蔡邕洞达，钟繇茂密”。余谓两家之书同道，洞达正不容针，茂密正能走马。此当于神者辨之。
　　称钟繇、梁鹄书者，必推《乙瑛》《孔羡》二碑。盖一则神超，一则骨炼也。《乙瑛碑》时在钟前，自非追立，难言出于钟手，至《孔羡》则更无疑其非梁书者。《上尊号碑》及《受禅碑》，书人为钟为梁，所传无定。其书愈工而垢弥甚，非书之累人，乃人之累书耳。
　　正、行二体始见于钟书，其书之大巧若拙，后人莫及，盖由于分书先不及也。过庭《书谱》谓“元常不草”，殆亦如伯昏无人所云“不射之射”乎？
　　崔子玉《草书势》云：“放逸生奇”，又云：“一画不可移。”“奇”与“不可移”合而一之，故难也。今欲求子玉草书，自《阁帖》所摹之外，不少概见。然两言津逮，足当妙迹已多矣。
　　张伯英草书隔行不断，谓之“一笔书”。盖隔行不断，在书体均齐者犹易，惟大小疏密，短长肥瘦，倏忽万变，而能潜气内转，乃称神境耳。
　　评钟书者，谓如盛德君子，容貌若愚，此易知也；评张书者，谓如班输构堂，不可增减，此难知也。然果能于钟究拙中之趣，亦渐可于张得放中之矩矣。
　　晋隶为宋、齐所难继，而《孙夫人碑》及《吕望表》尤为晋隶之最。论者以其峻整、超逸，分比梁、钟，非过也。
　　索幼安分隶，前人以韦诞、钟繇、卫瓘比之，而尤以草书为极诣。其自作《草书状》云：“或若俶傥而不群，或若自检其常度。”惟俶傥而弥自检，是其所以真能俶傥与？
　　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其为沈著痛快极矣。论者推之为北宗，以殴阳信本书为其支派，说亦近是。然三日观碑之事，不足引也。
右军《乐毅论》《画像赞》《黄庭经》《太师箴》《兰亭序》《告誓文》，孙过庭《书谱》论之，推极情意神思之微。在右军为因物，在过庭亦为知本也已。
　　右军自言见李斯、曹喜、梁鹄等字，见蔡邕《石经》于从弟洽处，复见张昶《华岳碑》，是其书之取资博矣。或第以为王导携《宣示表》过江，辄谓东晋书法不出此表，以隐寓微辞于逸少。盖以见王书不出钟繇之外，而《宣示》之在钟书，又不及十一也。然使平情而论，当不出此。
　　右军书“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所谓“中和诚可经”也。以毗刚毗柔之意学之，总无是处。右军书以二语评之，曰：力屈万夫，韵高千古。
　　羲之之器量，见于郗公求婿时，东床坦腹，独若不闻，宜其书之静而多妙也。经纶见于规谢公以“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宜其书之实而求是也。
　　唐太宗著《王羲之传论》，谓萧子云无丈夫气，以明逸少之尽善尽美。顾后来名为似逸少者，其无丈夫之气甚于子云，遂致昌黎有“羲之俗书趁姿媚”之句，然逸少不任咎也。
　　黄山谷云：“大令草书殊迫伯英。”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余谓大令擅奇固尤在草，然论大令书，不必与右军相较也。
　　大令《洛神十三行》，黄山谷谓“宋宣献公、周膳部少加笔力，亦可及此”。此似言之太易，然正以明大令之书，不惟以妍妙胜也。其《保母砖志》，近代虽只有摹本，却尚存劲质之意。学晋书者，固尤当以劲质先之。
　　清恐人不知，不如恐人知。子敬书高致逸气，视诸右军，其如胡威之于父质乎？
　　《集古录》谓“南朝士人气尚卑弱，字书工者率以纤劲清媚为佳”。斯言可以矫枉，而非所以持平。南书固自有高古严重者，如陶贞白之流便是，而右军雄强无论矣。
　　《瘗鹤铭》剥蚀已甚，然存字虽少，其举止历落，气体宏逸，令人味之不尽。书人本难确定主名，其以为出于贞白者，特较言逸少、顾况为近耳。
　　《瘗鹤铭》用笔隐通篆意，与后魏郑道昭书若合一契，此可与究心南北书者共参之。蔡忠惠乃云：“元魏间尽习隶法，自隋平陈，多以楷隶相参，《瘗鹤文》有楷隶笔，当是隋代书。”其论北书未尝推本于篆，故论《鹤铭》亦未尽肖也。
　　索征西书，世所奉为北宗者。然萧子云临征西书，世便判作索书，南书顾可轻量也哉？
　　欧阳《集古录》跋王献之《法帖》云：“所谓法帖者，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使人骤见惊绝，守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案高文大册，非碑而何？公之言虽详于论帖，而重碑之意亦见矣。
　　晋氏初禁立碑，语见任彦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宋义熙初，裴世期表言：“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俗敝伪兴，华烦已久，不加禁裁，其敝无已。”则知当日视立碑为异数矣。此禁至齐未弛，故范表之所请，卒寝不行。北朝未有此禁，是以碑多。窦暨《述书赋》列晋、宋、齐、梁、陈至一百四十五人。向使南朝无禁，安知碑迹之盛不驾北而上之耶？
　　西晋索靖、卫瓘善书齐名。靖本传言“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及靖”，此正见论两家者不可觭为轻重也。瓘之书学上承父觊，下开子恒，而靖未详受授。要之，两家皆并笼南北者也。渡江以来，王、谢、郗、庾四氏，书家最多，而王家羲、献，世罕伦比，遂为南朝书法之祖。其后擅名，宋代莫如羊欣，实亲受于子敬；齐莫如王僧虔，梁莫如萧子云，渊源俱出二王；陈僧智永，尤得右军之髓。惟善学王者，率皆本领是当。苟非骨力坚强，而徒摹拟形似，此北派之所由诮南宗与？
　　论北朝书者，上推本于汉、魏，若《经石峪大字》《云蜂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则以为出于《乙瑛》；若《张猛龙》《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诸碑，则以为出于《孔羡》。余谓若由前而推诸后，唐褚、欧两家书派，亦可准是辨之。
欧阳公跋东魏《鲁孔子庙碑》云：“后魏、北齐时书多如此，笔画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类。疑其一时所尚，当自有法。”跋北齐《常山义七级碑》云：“字画佳，往往有古法。”余谓北碑固长短互见，不容相掩，然所长已不可胜学矣。
　　北朝书家莫盛于崔、卢两氏。《魏书·崔元伯传》详元伯之善书云：“元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氵朁，氵朁传元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观此，则崔、卢家风岂下于南朝羲、献哉！惟自隋以后，唐太宗表章右军，明皇笃志大令《桓山颂》，其批答至有“桓山之颂，复在于兹”之语。及宋太宗复尚二王，其命翰林侍书王著摹《阁帖》，虽博取诸家，归趣实以二王为主。以故艺林久而成习，与之言羲、献，则怡然；与之言悦、谌，则惘然。况悦、谌以下者乎！
　　篆尚婉而通，南帖似之；隶欲精而密，北碑似之。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
　　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南如袁宏之牛渚讽咏，北如斛律金之《剌勒歌》。然此只可拟一得之士，若母群物而腹众才者，风气固不足以限之。
　　蔡君谟识隋丁道护《启法寺碑》云：“此书兼后魏遗法。隋、唐之交，善书者众，皆出一法，道护所得最多。”欧阳公于是碑跋云：“隋之晚年，书家尤盛。吾家率更与虞世南，皆当时人也，后显于唐，遂为绝笔。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皆精劲。”由是言可知欧、虞与道护若合一契，而魏之遗法所被广矣。推之隋《龙藏寺碑》，欧阳公以为字画遒劲，有欧、虞之体。后人或谓出东魏《李仲璇》《敬显俊》二碑，盖犹此意，惜书人不可考耳。
　　永禅师书，东坡评以“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则其实境超诣为何如哉！今摹本《千文》，世尚多有，然律以东坡之论，相去不知几由旬矣。
　　李阳冰学《峄山碑》，得《延陵季子墓题字》而变化。其自论书也，谓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云霞草木、文物衣冠皆有所得。虽未尝显以篆诀示人，然已示人毕矣。
　　李阳冰篆活泼飞动，全由力能举其身。一切书皆以身轻为尚，然除却长力，别无轻身法也。
　　唐碑少大篆，赖《碧落碑》以补其阙。然凡书之所以传者，必以笔法之奇，不以托体之古也。李肇《国史补》言李阳冰见此碑，寝卧其下，数日不能去。论者以为阳冰篆笔过于此碑，不应倾服至此，则亦不然。盖人无阳冰之学，焉知其所以倾服也？即其书不及阳冰，然右军书师王廙，及其成也，过廙远甚。青出于蓝，事固多有。谓阳冰必蔑视此碑，夫岂所以为阳冰哉！至书者或为陈惟玉，或为李撰，前人已不能定矣。
　　元吾邱衍谓李阳冰即杜甫甥李潮，论者每不然之。观《唐书·宰相世系表》，赵郡李氏雍门子，长湜，次澥字坚冰，次阳冰。潮之为名，与湜、澥正复相类，阳冰与坚冰似皆为字，或始名潮字阳冰，后以字为名，而别字少温，未可知也。且杜诗云“况潮小篆逼秦相”，而欧阳《集古录》未有潮篆，郑渔仲《金石略》于唐篆家，阳冰外但列唐元度、李庚、王遹诸人，亦不及潮，何也？
　　李阳冰篆书，自以为“斯翁之后，直至小生”。然欧阳《集古录》论唐篆，于阳冰之前称王遹，于其后称李灵省，则当代且非无人，而况于古乎？
唐八分，杜诗称韩择木、蔡有邻、李潮三家，欧阳六一合之史维则，称四家。四家书之传世者，史多于韩，韩多于蔡，李惟《慧义寺弥勒像碑》《彭元曜墓志》，载于赵氏《金石录》，何寥寥也！吾邱衍疑潮与阳冰为一人，则篆既盛传，分虽少，可无憾矣。
　　欧阳文忠于唐八分，尤推韩、史、李、蔡四家。夫四家固卓为书杰，而四家外若张璪、瞿令问、顾戒奢、张庭珪、胡证、梁升卿、韩秀荣、秀弼、秀实、刘升、陆坚、李著、周良弼、史镐、卢晓，各以能鸣，亦未可谓“余子碌碌”也。近代或专言汉分，比唐于“自郐以下”，其亦过矣。
　　唐隶规模出于魏碑者十之八九，其骨力亦颇近之。大抵严整警策是其所长。
　　论唐隶者，谓唐初欧阳询、薛纯陁，殷仲容诸家，汉、魏遗意尚在，至开元间，则变而即远。此以气格言也。然力量在人，不因时异，更当观之。
　　言隶者，多以汉为古雅幽深，以唐为平满浅近。然蔡有邻《尉迟迥碑》，《广川书跋》谓当与鸿都《石经》相继，何尝于汉、唐过分畛域哉！至有邻《兴唐寺石经藏赞》，欧阳公谓与三代器铭何异，论虽似过，亦所谓“以我不平破汝不平”也。
　　后魏孝文《吊比干墓文》，体杂篆、隶，相传为崔浩书。东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隋《曹子建碑》，皆衍其流者也。唐《景龙观钟铭》盖亦效之，然颇能节之以礼。
　　唐僧怀仁集《圣教序》古雅有渊致，黄长睿谓“碑中字与右军遗帖所有者，纤微克肖”。今遗帖之是非难辨，转以此证遗帖可矣。或言怀仁能集此序，何以他书无足表见。然更何待他书之表见哉！
　　学《圣教》者致成为院体，起自唐吴通微，至宋高崇望、白崇矩益贻口实。故苏、黄论书，但盛称颜尚书、杨少师，以见与《圣教》别异也。其实颜、杨于《圣教》，如禅之翻案，于佛之心印，取其明离暗合，院体乃由死于句下，不能下转语耳。小禅自缚，岂佛之过哉！
　　唐人善集右军书者，怀仁《圣教序》外，推僧大雅之《吴文碑》。《圣教》行世，固为尤盛，然此碑书足备一宗。盖《圣教》之字虽间有峭势，而此则尤以峭尚，想就右军书之峭者集之耳。唐太宗御制《王羲之传》曰：“势如斜而反正。”观此乃益有味其言。
　　虞永兴书出于智永，故不外耀锋芒而内涵筋骨。徐季海谓欧、虞为鹰隼。欧之为鹰隼易知，虞之为鹰隼难知也。
　　学永兴书，第一要识其筋骨胜肉。综昔人所以称《庙堂碑》者，是何精神！而展转翻刻，往往入于肤烂，在今日则转不如学《昭仁寺碑》矣。
　　论唐人书者，别欧、褚为北派，虞为南派。盖谓北派本隶，欲以此尊欧、褚也。然虞正自有篆之玉箸意，特主张北书者不肯道耳。
　　王绍宗书似虞伯施，观《王徵君青石铭》可见。绍宗与人书，尝言“鄙夫书无工者”，又言“吴中陆大夫尝以余比虞君，以不临写故也”。数语乃书家真实义谛，不知者则以为好作胜解矣。
率更《化度寺碑》笔短意长，雄健弥复深雅，评者但谓是直木曲铁法，如介胄有不可犯之色，未尽也。或移以评兰台《道因》，则近耳。
　　大小欧阳书并出分隶，观兰台《道因碑》有批法，则显然隶笔矣。或疑兰台学隶，何不尽化其迹？然初唐犹参隋法，不当以此律之。
　　东坡评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张长史告颜鲁公述河南之言，谓“藏锋画乃沈著”。两说皆足为学褚者之资，然有看绣度针之别。
　　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而季海不自谓学褚未尽，转以翚翟为讥，何悖也！
　　褚书《伊阙佛龛碑》兼有欧、虞之胜，至慈恩《圣教》，或以王行满《圣教》拟之。然王书虽缜密流动，终逊其逸气也。
　　唐欧、虞两家书各占一体。然上而溯之，自东魏《李仲璇》《敬显俊》二碑，已可观其会通，不独欧阳六一以“有欧、虞体”评隋《龙藏寺》也。
　　欧、虞并称，其书方圆刚柔交相为用。善学虞者和而不流，善学欧者威而不猛。
　　欧、褚两家并出分隶，于遒逸二字各得所近。若借古书评评之，欧其如龙威虎震，褚其如鹤游鸿戏乎？
　　虞永兴掠磔亦近勒努，褚河南勒努亦近掠磔，其关捩隐由篆隶分之。
　　陆柬之之书浑劲，薛稷之书清深。陆出于虞，薛出于褚，世或称欧、虞、褚、薛，或称欧、虞、褚、陆。得非以宗尚之异，而漫为轩轾耶？
　　唐初欧、虞、褚外，王知敬、赵模两家书皆精熟遒逸，在当时极为有名。知敬书《李靖碑》，模书《高士廉碑》，既已足征意法，而同时有书佳而不著书人之碑，潜鉴者每谓出此两家之手。书至于此，犹不得侪欧、虞之列，此登岳者所以必凌绝顶哉！
　　孙过庭草书，在唐为善宗晋法。其所书《书谱》，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沈著，婀娜愈刚健。
　　孙过庭《书谱》谓“古质而今妍”，而自家书却是妍之分数居多，试以旭、素之质比之自见。
　　李北海书气体高异，所难尤在一点一画皆如抛砖落地，使人不敢以虚憍之意拟之。
　　李北海书以拗峭胜，而落落不涉作为。昧其解者有意低昂，走入佻巧一路，此北海所谓“似我者俗，学我者死”也。
　　李北海、徐季海书多得异势，然所恃全在笔力。东坡论书谓“守驳莫如跛”，余亦谓用跛莫如骏焉。
　　过庭《书谱》称右军书“不激不厉”，杜少陵称张长史草书“豪荡感激”，实则如止水、流水，非有二水也。
张长史真书《郎官石记》，东坡谓“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论者以为知言。然学张草者，往往未究其法，先挟狂怪之意。岂知草固出于其真，而长史之真何如哉？山谷言“京、洛间人，传摹狂怪字，不入右军父子绳墨者，皆非长史笔”。审此而长史之真出矣。
　　学草书者探本于分隶二篆，自以为不可尚矣。张长史得之古钟鼎铭科斗篆，却不以奇见之。此其视彼也，不犹海若之于河伯耶？
　　韩昌黎谓张旭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此语似奇而常。夫鬼神之道，亦不外屈信阖辟而已。
　　长史、怀素皆祖伯英今草。长史《千文》残本，雄古深邃，邈焉寡俦。怀素大小字《千文》，或谓非真，顾精神虽逊长史，其机势自然，当亦从原本脱胎而出；至《圣母帖》，又见与二王之门庭不异也。
　　张长史书悲喜双用，怀素书悲喜双道。
　　旭、素书可谓谨严之极。或以为颠狂而学之，与宋向氏学盗何异？旭、素必谓之曰：若失颠狂之道至此乎？
　　颜鲁公书，自魏、晋及唐初诸家皆归隐括。东坡诗有“颜公变法出新意”之句，其实变法得古意也。
　　颜鲁公正书，或谓出于北碑《高植墓志》及穆子容所书《太公吕望表》，又谓其行书与《张猛龙碑》后行书数行相似，此皆近之。然鲁公之学古，何尝不多连博贯哉？
　　欧、虞、褚三家之长，颜公以一手擅之。使欧见《郭家庙碑》，虞、褚见《宋广平碑》，必且抚心高蹈，如师襄之发叹于师文矣。
　　鲁公书《宋广平碑》，纡余蕴藉，令人昧之无极，然亦实无他奇，只是从《梅花赋》传神写照耳。至前人谓其从《瘗鹤铭》出，亦为知言。
　　《坐位帖》，学者苟得其意，则自运而辄与之合，故评家谓之方便法门。然必胸中具旁礴之气，腕间赡真实之力，乃可语庶乎之诣。不然，虽字摹画拟，终不免如庄生所谓似人者矣。
　　颜鲁公书，书之汲黯也。阿世如公孙弘，舞智如张汤，无一可与并立。
　　或问：颜鲁公书何似？曰：似司马迁。怀素书何似？曰：似庄子。曰：不以一沈著、一飘逸乎？曰：必若此言，是谓马不飘逸，庄不沈著也。
　　苏灵芝书，世或与李泰和、颜清臣、徐季海并称。然灵芝书但妥帖舒畅，其于李之倜傥、颜之雄毅、徐之韵度皆远不能逮，而所书之碑甚多。欧阳六一谓唐有写经手。如灵芝者，亦可谓唐之写碑手矣？
　　柳诚悬书，《李晟碑》出欧之《化度寺》，《玄秘塔》出颜之《郭家庙》，至如《沂州普照寺碑》，虽系后人集柳书成之，然“刚健含婀娜”，乃与褚公神似焉。
　　裴公美书，大段宗欧，米襄阳评之以“真率可爱”。“真率”二字最为难得，陶诗所以过人者在此。
　　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金石略序》云：“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谅哉！

五代书，苏、黄独推杨景度。今但观其书之尤杰然者，如《大仙帖》，非独势奇力强，其骨里谨严，真令人无可寻闲。此不必沾沾于摹颜拟柳，而颜柳之实已备矣。
　　杨景度书，机括本出于颜，而加以不衫不履，遂自成家。然学杨者，尤贵笔力足与抗行，不衫不履，其外焉者也。
　　欧阳公谓，徐铉与其弟锴“皆能八分小篆，而笔法颇少力”。黄山谷谓鼎臣篆“气质高古，与阳冰并驱争先”。余谓二公皆据偶见之徐书而言，非其书之本无定品也。必两言皆是，则惟取其高古可耳。
　　徐鼎臣之篆正而纯，郭恕先、僧梦英之篆奇而杂。英固方外，郭亦畸人，论者不必强以徐相絜度也。英论书，独推郭而不及徐。郭行素狂，当更少所许可。要之，徐之字学冠绝当时，不止逾于英、郭。或不苛字学而但论书才，则英、郭固非徐下耳。
　　欧阳公谓“唐世人人工书，今士大夫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此盖叹宋正书之衰也。而分书之衰更甚焉。其善者，郭忠恕以篆古之笔益为分隶，独成高致。至如嗣端、云胜两沙门，并以隶鸣。嗣端尚不失唐人遗矩，云胜仅堪取给而已。金党怀英既精篆籀，亦工隶法，此人惜不与稼轩俱南耳。
　　北宋名家之书，学唐各有所尤近。苏近颜，黄近柳，米近褚，惟蔡君谟之所近颇非易见，山谷盖谓其真行简札，能入永兴之室云。
　　蔡君谟书，评者以为宋之鲁公。此独其大楷则然耳，然亦不甚似也。山谷谓君谟《渴墨帖》仿佛似晋、宋间人书，颇觇微趣。
　　东坡诗如华严法界，文如万斛泉源，惟书亦颇得此意，即行书《醉翁亭记》便可见之。其正书字间栉比，近颜书《东方画赞》者为多，然未尝不自出新意也。
　　《端州石室记》，或以为张庭珪书，或以为李北海书。东坡正书，有其傲岸旁礴之气。
　　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观其书嵇叔夜诗与侄枿，称其诗无一点尘俗气，因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是则其去俗务尽也，岂惟书哉！即以书论，识者亦觉《鹤铭》之高韵，此堪追嗣矣。
　　米元章书，大段出于河南，而复善摹各体。当其刻意宗古，一时有“集字”之讥。迨既自成家，则惟变所适，不得以辙迹求之矣。
　　米元章书脱落凡近，虽时有谐气，而谐不伤雅，故高流鲜或訾之。
　　宋薛绍彭道祖书得二王法，而其传也，不如唐人高止臣、张少悌之流。盖以其时苏、黄方尚变法，故循循晋法者见绌也。然如所书楼观诗，雅逸足名后世矣。
　　或言游定夫先生多草书，于其人似乎未称。曰：草书之律至严，为之者不惟胆大，而在心小。只此是学，岂独正书然哉！书重用笔，用之存乎其人。故善书者用笔，不善书者为笔所用。
　　蔡中郎《九势》云：“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后如徐铉小篆，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屈折处，亦当中，无有偏侧处，盖得中郎之遗法者也。
每作一画，必有中心，有外界。中心出于主锋，外界出于副毫。锋要始中终俱实，毫要上下左右皆齐。
　　起笔欲斗峻，住笔欲峭拔，行笔欲充实，转笔则兼乎住、起、行者也。
　　逆入，涩行，紧收，是行笔要法。如作一横画，往往末大于本，中减于两头，其病坐不知此耳。竖、撇、捺亦然。
　　笔心，帅也；副毫，卒徒也。卒徒更番相代，帅则无代。论书者每曰“换笔心”，实乃换向，非换质也。
　　张长史书，微有点画处，意态自足。当知微有点画处，皆是笔心实实到了；不然，虽大有点画，笔心却反不到，何足之可云！
　　中锋、侧锋、藏锋、露锋、实锋、虚锋、全锋、半锋，似乎锋有八矣。其实中、藏、实、全，只是一锋；侧、露、虚、半，亦只是一锋也。中锋画圆，侧锋画扁。舍锋论画，足外固有迹耶？
　　书用中锋，如师直为壮，不然，如师曲为老。兵家不欲自老其师，书家奈何异之。
　　要笔锋无处不到，须是用逆字诀。勒则锋右管左，努则锋下管上，皆是也。然亦只暗中机括如此，著相便非。
　　书以侧、勒、努、、策、掠、啄、磔为八法。凡书下笔多起于一点，即所谓侧也。故侧之一法，足统余法。欲辨锋之实与不实，观其侧则思过半矣。
　　画有阴阳。如横则上面为阳，下面为阴；竖则左面为阳，右面为阴。惟毫齐者能阴阳兼到，否则独阳而已。
　　书能笔笔还其本分，不稍闪避取巧，便是极诣。“永”字八法，只是要人横成横、竖成竖耳。
　　蔡中郎云：“笔软则奇怪生焉。”余按此一“软”字有独而无对，盖能柔能刚之谓软，非有柔无刚之谓软也。
　　凡书要笔笔按，笔笔提。辨按尤当于起笔处，辨提尤当于止笔处。
　　书家于“提”、“按”两字，有相合而无相离。故用笔重处正须飞提，用笔轻处正须实按，始能免堕、飘二病。
　　书有振、摄二法：索靖之笔短意长，善摄也；陆柬之之节节加劲，善振也。
　　行笔不论迟速，期于备法。善书者虽速而法备，不善书者虽迟而法遗。然或遂贵速而贱迟，则又误矣。
　　古人论用笔，不外“疾”、“涩”二字。涩，非迟也；疾，非速也。以迟速为疾涩，而能疾涩者无之。
　　用笔者皆习闻涩笔之说，然每不知如何得涩。惟笔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而与之争，斯不期涩而自涩矣。涩法与战掣同一机窍，第战掣有形，强效转至成病，不若涩之隐以神运耳。
　　笔有用完，有用破。屈玉垂金，古槎怪石，于此别矣。
书以笔为质，以墨为文。凡物之文见乎外者，无不以质有其内也。
　　孙子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此意通之于结字，必先隐为部署，使立于不败而后下笔也。字势有因古，有自构。因古难新，自构难稳，总由先机未得焉耳。
　　欲明书势，须识九宫。九宫尤莫重于中宫，中宫者，字之主笔是也。主笔或在字心，亦或在四维四正，书著眼在此，是谓识得活中宫。如阴阳家旋转九宫图位，起一白，终九紫，以五黄为中宫，五黄何尝必在戊己哉！
　　画山者，必有主峰为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笔为余笔所拱向。主笔有差，则余笔皆败，故善书者必争此一笔。
　　字之为义，取孳乳浸多。言孳乳，则分形而同气可知也。故凡书之仰承俯注，左顾右盼，皆欲无失其同焉而已。
　　结字疏密，须彼此互相乘除，故疏不嫌疏，密不嫌密也。然乘除不惟于疏密用之。
　　字形有内抱，有外抱。如上下二横，左右两竖，其有若弓之背向外弦向内者，内抱也；背向内弦向外者，外抱也。篆不全用内抱，而内抱为多；隶则无非外抱。辨正、行、草书者，以此定其消息，便知于篆隶孰为出身矣。
　　字体有整齐，有参差。整齐取正应也，参差取反应也。
　　书要曲而有直体，直而有曲致。若弛而不严，剽而不留，则其所谓曲直者误矣。
　　书一于方者，以圆为模棱；一于圆者，以方为径露。盍思地矩天规，不容偏有取舍。
　　书宜平正，不宜欹侧。古人或偏以欹侧胜者，暗中必有拨转机关者也。《画诀》有“树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树木倒”，岂可执一石一木论之？
　　论书者谓晋人尚意，唐人尚法，此以觚棱间架之有无别之耳。实则晋无觚棱间架，而有无觚棱之觚棱，无间架之间架，是亦未尝非法也；唐有觚棱间架，而诸名家各自成体，不相因袭，是亦未尝非意也。
　　书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数字，大如一行及数行、一幅及数幅，皆须有相避相形、相呼相应之妙。凡书，笔画要坚而浑，体势要奇而稳，章法要变而贯。
　　书之要，统于“骨气”二字。骨气而曰洞达者，中透为洞，边透为达。洞达则字之疏密肥瘦皆善，否则皆病。
　　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用骨得骨，故取指实；用筋得筋，故取腕悬。
　　卫瓘善草书，时人谓瓘得伯英之筋，犹未言骨，卫夫人《笔阵图》乃始以“多骨丰筋”并言之。至范文正《祭石曼卿文》有“颜筋柳骨”之语，而筋骨之辨愈明矣。
　　书少骨则致诮墨猪。然骨之所尚，又在不枯不露。不然，如髑髅固非少骨者也。
　　骨力形势，书家所宜并讲。必欲识所尤重，则唐太宗已言之，曰：“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书要兼备阴阳二气。大凡沈著屈郁，阴也；奇拔豪达，阳也。
　　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
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书要力实而气空。然求空必于其实，未有不透纸而能离纸者也。
　　书要心思微，魄力大。微者条理于字中，大者旁礴乎字外。
　　笔画少处，力量要足以当多；瘦处，力量要足以当肥。信得“多少”、“肥瘦”形异而实同，则书进矣。
　　司空表圣之《二十四诗品》，其有益于书也，过于庾子慎之《书品》。盖庾《品》只为古人标次第，司空《品》足为一己陶胸次也。此惟深于书而不狃于书者知之。
　　书与画异形而同品。画之意象变化，不可胜穷，约之，不出神、能、逸、妙四品而已。
　　论书者曰“苍”，曰“雄”，曰“秀”，余谓更当益一“深”字。凡苍而涉于老秃，雄而失于粗疏，秀而入于轻靡者，不深故也。
　　灵和殿前之柳，令人生爱；孔明庙前之柏，令人起敬。以此论书，取姿致何如尚气格耶？
　　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庄子·山木篇》曰：“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善夫！
　　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中，邱壑未易尽言。俗书非务为妍美，则故托丑拙。美丑不同，其为为人之见一也。
　　书家同一尚熟，而熟有精粗深浅之别，惟能用生为熟，熟乃可贵。自世以轻俗滑易当之，而真熟亡矣。
　　书非使人爱之为难，而不求人爱之为难。盖有欲无欲，书之所以别人天也。
　　学书者务益不如务损，其实损即是益。如去寒去俗之类，去得尽，非益而何？书要有为，又要无为，脱略、安排俱不是。
　　《洛书》为书所托始。《洛书》之用，五行而已；五行之性，五常而已。故书虽学于古人，实取诸性而自足者也。书，阴阳刚柔不可偏陂。大抵以合于《虞书》“九德”为尚。
　　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
　　写字者，写志也。故张长史授颜鲁公曰：“非志士高人，讵可与言要妙！”
　　宋画史解衣槃礴，张旭脱帽露顶，不知者以为肆志，知者服其用志不纷。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
　　钟繇笔法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右军《兰亭序》言“因寄所托”，“取诸怀抱”，似亦隐寓书旨。
　　张融云：“非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余谓但观此言，便知其善学二王。傥所谓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者耶？
唐太宗论书曰：“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虞世南作《笔髓》，其一为《辨意》。盖书虽重法，然意乃法之所受命也。
　　东坡论吴道子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推之于书，但尚法度与豪放，而无新意妙理，末矣。学书通于学仙，炼神最上，炼气次之，炼形又次之。
　　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
　　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东坡论传神，谓“具衣冠坐，敛容自持，则不复见其天”。《庄子·列御寇》篇云：“醉之以酒而观其则”，皆此意也。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贤哲之书温醇，俊雄之书沈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书可观识。笔法字体，彼此取舍各殊，识之高下存焉矣。
　　揖让骑射，两人各善其一，不如并于一人。故书以才度相兼为上。
　　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于心行。不然，书虽幸免薄浊，亦但为他人写照而已。
　　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
　　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如是则书之前后莫非书也，而书之时可知矣。
卷六经义概

　　经义试士，自宋神宗始行之。神宗用王安石及中书门下之言定科举法，使士各专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初试本经，次兼经大义，而经义遂为定制。其后元有《四书疑》，明有《四书义》，实则宋制已试《论》、《孟》、《礼记》，《礼记》已统《中庸》、《大学》矣。今之《四书》文，学者或并称经义。《四书》出于圣贤，圣贤吐辞为经，以经尊之，名实未尝不称。为经义者，诚思圣贤之义，宜自我而明，不可自我而晦，则为之自不容苟矣。
　　杜元凯《左传序》云：“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辩理”，“错经以合异”。余谓经义用此法操之，便得其要。经者，题也；先之、后之、依之、错之者，文也。
　　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所谓主脑者是也。破题、起讲，扼定主脑；承题、八比，则所以分摅乎此也。主脑皆须广大精微，尤必审乎章旨、节旨、句旨之所当重者而重之，不可硬出意见。主脑既得，则制动以静，治烦以简，一线到底，百变而不离其宗，如兵非将不御，射非鹄不志也。
　　昔人论文，谓未作破题，文章由我；既作破题，我由文章。余谓题出于书者，可以斡旋；题出于我者，惟抱定而已。破题者，我所出之题也。
　　文莫贵于尊题，尊题自破题、起讲始。承题及分比，只是因其已尊而尊之。尊题者，将题说得极有关系，乃见文非苟作。
　　破题是个小全篇。人皆知破题有题面，有题意，以及分合、明暗、反正、倒顺、探本推开、代说断做、照下缴上诸法，不知全篇之神奇变化，此为见端。
　　有认题，有肖题。善认题故题外无文，善肖题故文外无题。文之要，曰识曰力。识见于认题之真，力见于肖题之尽。
　　认题、肖题，全在善于读题。《春秋》僖二十一年《穀梁传》云：“以，重辞也。”宣七年《传》云：“而，缓辞也。”文家重读、轻读、急读、缓读之法，此已开之。
　　肖题者，无所不肖也：肖其神，肖其气，肖其声，肖其貌。有题字处，切以肖之；无题字处，补以肖之。自非肖题，则读题、认题亦归于无用矣。
　　题有筋有节。文家辨得一“节”字，则界画分明；辨得一“筋”字，则脉络联贯。
　　题有题眼，文有文眼。题眼或在题中实字，或在虚字，或在无字处；文眼即文之注意实字、虚字、无字处是也。
　　有题要，有题绪。善扼题要，所以统题绪也；善理题绪，所以拱题要也。
　　章旨在本题者，阐本题即所以阐章旨也；章旨在上下文者，必以本题摄之。摄有三位：实字、虚字、无字处。
　　有题面与题意同者，有题面与题意异者。实与而文不与，实不与而文与，皆所谓异也。
　　题义有而文无，是谓减题；题义无而文有，是谓添题。文贵如题。或减或添，俱失之。 

题有平有串，做法未尝不通。盖在平题为分做者，在串题为截做；在平题为总做者，在串题为滚做也。至宜分宜截，宜总宜滚，善相题者自知之。
　　问分做截做与总做滚做，其文之意义何尚？曰：分截取乎结实，总滚取乎空灵。
　　题字句少则宜用坼字诀，字句多则宜用并字诀。虽用并字诀，然紧要之字句仍须特说，是亦未尝非坼字也。
　　坼题字法，如数字各为一义，一字自为数义，皆是也。坼句、坼节亦如之。
　　坼字诀有似于反，如题言不可如此，文先说如此，次说可如此，后说不可如此。其说如此与可如此处，即似反矣，其实乃坼字也。题前有预作，题后有补作，题中亦补作，亦预作。
　　题前题后，不必全题之前，全题之后也。如题有三层，一层之后即二层之前，二层之后即三层之前，而一层乃复有前，三层乃复有后也。文有攻棱、补洼二法。攻棱做题字也，补洼做题问也。
　　题有题缝，题缝中笔法有四，曰：急脉缓受，缓脉急受，直脉曲受，曲脉直受。
　　题缝不独两截题有之，凡由题中此字说到彼字，彼字说到此字，欲到未到之间皆是。
　　题兼虚实字者，文则有坐虚呼实、坐实呼虚二法；题兼上下句者，文则有坐上呼下、坐下呼上二法。此犹地师相地，有空满二向、顺逆二局也。
　　题字有重有轻。详重略轻，文之常也。然亦有不详而固已重之，不略而固已轻之者，存乎其神之向背也。
　　点题字缓急蓄泄之异，皆从题之真际涵泳得之。先点必后做，后点必先做；先点以开下，后点以结上。后经终义，先经始事。点者，乃经也。
　　点题字有明有暗。如作破题，明破为破，暗破亦为破也，但须相其宜而行之。
　　点题字要自然，又戒率意。或在比中，或在比外，皆须出得有力。
　　题中要紧之字，宜先于空中刻镂，反处攻击；若非要紧之字，或可作平常说出。
　　“出”、“落”二字有别。自无题字处点题字，可谓之“出”，不可谓之“落”；自题中此字出彼字，就彼字而言谓之“出”，就自此之彼而言谓之“落”。审于“出”、“落”之来路去路，文之脉理斯真矣。
　　“出”、“落”以结上开下，须视结至何处，开至何处。有所结多而所开少者，有所结少而所开多者。大凡在前者多开，在后者多结，中间或多结或多开。
昔人论布局，有原、反、正、推四法。原以引题端，反以作题势，正以还题位，推以阐题蕴。
　　空中起步，实地立脚，绝处逢生，局法具此三者，文便不可胜用。尤在审节次而施之。
　　起、承、转、合四字，起者，起下也，连合亦起在内；合者，合上也，连起亦合在内。中间用承用转，皆兼顾起合也。
　　局法有从前半篇推出后半篇者，有从后半篇推出前半篇者。推法固顺逆兼用，而顺推往往不如逆推者，逆推之路较宽且活也。
　　文之顺逆，因题而名：顺谓从题首递下去，逆谓从题末绕上来。以一篇位次言之，大抵前路宜用顺，后路宜用逆，盖一戒凌躐，一避板直也。文局有宽有紧。大抵题位宽则局欲紧，题位紧则局欲宽。
　　文局有先空后实，有先实后空，亦有叠用实、叠用空者；有先反后正，有先正后反，亦有叠用正、叠用反者。其叠用者，必所发之题字不同。至正反俱有空实，空实俱有正反，固不待言。
　　文之有出对比共七法，曰：剖一为两，补一为两，迥一为两，反一为两，截一为两，剥一为两，衬一为两。
　　柱分两义，总须使单看一比则偏，合看两比则全。若单看已全，则合看为赘矣。
　　立柱须明三对。大抵言对不如意对，正对不如反对，平对不如串对。
　　柱意最要精确，如题中实字虚字及无字处，各有当立之柱。若非其柱而立之，则可移入他题，即不然，亦可于本篇中前后互换矣。
　　分析题义，用两与用二不同。二，有次序，串义也；两，乃敌耦，平义也。
　　文家皆知炼句炼字，然单炼字句则易，对篇章而炼字句则难。字句能与篇章映照，始为文中藏眼，不然，乃修养家所谓瞎炼也。
　　多句之中必有一句为主，多字之中必有一字为主。炼字句者，尤须致意于此。
　　文家用笔之法，不出纡陡相济。纡而不懈者，有陡以振其纡也；陡而不突者，有纡以养其陡也。
　　笔法之大者三：曰起，曰行，曰止。而每法中未尝不兼具三法，如起，便有起之起，有起之行，有起之止也。起笔无论反正虚实，皆须贯摄一切，然后以转接收合回顾之。
　　正起反接，反接后复将反意驳倒，则与正接同实，且视正接者题位较展，而题义倍透。故此法尤为作家所尚。
　　文有因转接而合者，有因转接而开者，春夏秋冬，秋冬春夏，一也。
　　笔法，初非本领之所存，然愈有本领，愈要讲求笔法，笔法所以达其本领也。
　　问起讲何尚？曰：要起得起。问：入手领题何尚？曰：要领得起。问：提比何尚？曰：要提得起。
　　提比要诀，全在原题。不知原题而横出意议，岂但于本位不称，并中后之文亦无根本关系矣。
　　前路要意宽语紧，紧乃所以善用其宽；后路要意实语灵，灵乃所以善用其实。
制艺体裁有二：一本注释，就题诠题也；一本古文，夹叙夹议也。注释，合多开少；古文，小开大合，大开小合俱有之。
　　先叙后议，我注经也；先议后叙，经注我也。文法虽千变万化，总不外于叙议二者求之。
　　开合分大小，以文言，不以题言也。就一比论之，开大者，如十句开一句合是也；合大者，如一句开十句合是也。若按诸题字，则为题中一字作开者，必仍就此一字合，合处不得添出一题字；为题中两字作开者，必仍兼此两字合，合处不得减去一题字。何大小之可分耶？
　　立一义于先，然后有离有合，离者离此，合者合此也。若未尝先有所立之义，不知是离合个甚。
　　文有合前之开，有开前之开。如“今又弃寡人而归”两句，以“得侍同朝甚喜”为开；“得侍”句又以“前日愿见而不可得”为开也。
　　文于题全反为正，半反为翻。如题言如此则好，文言不如此则不好，是上下两截俱攻题背，要其意中则仍是言如此则好耳，故曰全反为正。若题言如此则好，文言不如此也好，是反上截；或言如此也未必好，是反下截，所谓半反为翻也。
　　凡就题之反面抉其弊者，是正文，非反文也。而人往往以反文目之，为其与反文相似耳。欲实知其为正为反，有验之之法，但权将本题接入文下，而以“故”字冠其首，如接得者便知是正文矣。若非正文，何以不待用“然”字作转乎？
　　文有非面，如不知者以为为肉是也；有似面，如其知者以为为无礼是也。衬法有捧题，有压题。捧题以低浅，压题以高深。
　　衬托不是闲言语，乃相形勘紧要之文，非帮助题旨，即反对题旨，所谓客笔主意也。
　　文之扬处为宽，拍处为紧。用宽用紧，取其相间相形。若全宽是无宽，全紧是无紧也。
　　文忽然者为断，变化之谓也，如敛笔后忽放笔是；复然者为续，贯注之谓也，如前已敛笔，中放笔，后复敛笔以应前是。
　　抑扬之法有四，曰：欲抑先扬，欲扬先抑，欲抑先抑，欲扬先扬。沈郁顿挫，必于是得之。振字诀其用有三，曰：振下，振上，兼振上下。
文有关键便紧。有题字之关键，如做此动彼是也；有文法之关键，如前伏后应是也。
　　文要针锋相对：起对收，收对起，起收对中间。但有一字一句不针对，即为无著，即为不纯。
　　章法之相间，如反正、浅深、虚实、顺逆皆是；句法之相间，如明暗、长短、单双、婉峭皆是。
　　拍题有正拍、反拍、顺拍、倒拍之不同，而全在未拍之先善为之地，所谓翔而后集也。
　　文不外理、法、辞、气。理取正而精，法取密而通，辞取雅而切，气取清而厚。
　　有题之理法，有文之理法。以文言之，言有物为理，言有序为法。
　　文之要三：主意要纯一而贯摄，格局要整齐而变化，字句要刻画而自然。
　　文无一定局势，因题为局势；无一定柱法，因题为柱法；无一定句调，因题为句调。不然，则所谓局势、柱法、句调者，粗且外矣。文莫贵于高与紧。不放过为紧，不犯手为高。
　　文之善于用事者，实者虚之，虚者实之；文之善于抒理者，显者微之，微者显之。
　　文要不散神，不破气，如乐律然，既已认定一宫为主，则不得复以他宫杂之。
　　文尚奇而稳，此旨本昌黎《答刘正夫书》。奇则所谓异也，稳则所谓是也。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文，经纬天地者也，其道惟阴阳刚柔可以该之。
　　《易·系传》言“物相杂故曰文”，《国语》言“物一无文”，可见文之为物，必有对也。然对必有主是对者矣。
　　制义推明经意，近于传体。传莫先于《易》之十翼。至《大学》以“所谓”字释经，已隐然欲代圣言，如文之入语气矣。
汉桓谭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于此见义对章句而言也。至经义取士，亦有所受之。赵岐《孟子题辞》云：“汉兴，孝文广游学之路，《孟子》置博士。讫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唐杨玚奏有司试帖明经，不质大义，因著其失。宋仁宗时，范仲淹、宋祁等奏言有云：“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合数说观之，所以用经义之本意具见。
　　《宋文鉴》载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隐然以经义为古文之一体，似乎自乱其例。然宋以前，已有韩昌黎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可知当经义未著为令之时，此等原可命为古文也。
　　元倪士毅撰《作义要诀》，以明当时经义之体例：第一要识得道理透彻，第二要识得经文本旨分晓，第三要识得古今治乱安危之大体。余谓第一、第三俱要包于第二之中。圣人瞻言百里，识经旨则一切摄入矣。
　　经义戒平直，亦戒艰深。《作义要诀》云：“长而转换新意，不害其为长；短而曲折意尽，不害其为短。”戒平直之谓也。又云：“务高则多涉乎僻，欲新则类入乎怪。下字恶乎俗，而造作太过则语涩；立意恶乎同，而搜索太甚则理背。”戒艰深之谓也。
　　厚根柢，定趋向，以穷经为主。秦、汉文取其当理者，唐、宋文取其切用者。制义宜多读先正，余慎取之。
　　他文犹可杂以百家之学，经义则惟圣道是明，大抵不离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然观王临川《答曾子固书》云：“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此又见群书之宜博也。
　　欲学者知存心修行，当以讲书为第一事。讲书须使切己体认，及证以目前常见之事，方觉有味。且宜多设问以观其意，然后出数言开导之。惟不专为作文起见，故能有益于文。
　　明儒冯少墟先生名所辑举业为《理学文鹄》，理学者，兼致知力行而言之也。我朝论文名言，如陈桂林《寄王罕皆》书云：“虽不应举，亦可当格言一则。”此亦足破千禄之陋见，证求理之实功已。
　　文不易为，亦不易识。观其文，能得其人之性情志尚于工拙疏密之外，庶几知言知人之学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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