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帆巡洋舰的速度:康有为闹革命:妖魔化慈禧太后大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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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闹革命:妖魔化慈禧太后大捞财富

2012年01月22日11:59腾讯读书我要评论(7) 字号:T|T

  文章摘自:《国运1909》
  作者: [澳]雪洱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次:2010年3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时至1909年,改革已前所未有地成为大清国的全民共识及主流话语体系的主旋律,意欲在国内挺腰,在国际昂首。然而对于摄政王载沣来说,最为郁闷的是,精心设计的改革,在经过官僚体系的执行后总是会“烂尾”:明明是利国利民的仁政,最后却被大小领导干部转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新的社会矛盾纠结缠葛,旧的官僚体制处处掣肘,大清国这艘巨大的航船行驶至暗礁林立的险滩。1909年这个春天的故事,竟是一步步演绎成了……[连载内容]

康有为(资料图)

无毒不“圣人”

保皇党惯用高压手段对付“不听话”的华侨,只要没经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就成了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做“入寇”,加以诛灭……

有的时候,一把匕首或许就能改变历史的进程。1909 年夏天,一起凶杀案震撼全国,波及海外华人圈,从根本上改变了华人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

5 月27 日(农历四月初九),8名壮汉闯入正厅局级干部(广西补用道)刘士骥在广州家中,刘身中数刀惨死。这位负责广西招商引资工作的官员,刚刚结束了为期近一年的北美洲之行,回国仅12天。

大清警方迅速撒网布控,很快抓获了一名叫骆木保的凶手,他供出领头者是何其武——康有为大弟子徐勤的得力助手。根据日本驻香港领事发给东京的秘密报告,案发后何其武逃奔暹罗(泰国) ,而“真正教唆者、《商报》记者徐勤”则逃往爪哇(夏威夷)。刘士骥的儿子刘作揖前往北京,向都察院提交了康有为亲笔写给刘士骥的恐吓信及电报,证据明显。两位康有为的老“同志”、保皇党元老叶恩、欧榘甲,则向大清官方正式举报,要求追究康有为、梁启超谋财害命的刑事责任。广西巡抚张鸣岐发布通缉令,移文港英政府,要求协助缉拿康梁等七人。

刘士骥的死因,种于两年前(1907年)美洲华侨富商叶恩计划回国开办振华公司之时。振华公司得到了令人羡慕的好业务: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开采银矿。《清实录》记载,对于这家公司,政府希望将其树立为“内地实业模范”。

贵县的三岔山富产白银,有的矿脉埋藏很浅,近乎露天银矿。1896年,当地曾成立一家华兴公司进行开采,产量很高,但因为管理不善,两度更换股东,都被迫倒闭。为了招商引资,广西巡抚张鸣岐承诺对外资给予三年免税等优惠政策,吸引了叶恩等人。叶恩认为,只要在管理和设备两方面“软硬兼施”,贵县银矿的开采一定有巨利可得。这一年,叶恩、欧榘甲、梁少闲、刘汝兴、刘义任等5名美洲殷实侨商,应广西政府的邀请,组团回国进行实地考察,并申请设立了振华公司。考察团对广西的招商引资环境十分满意,决定回美洲招股集资,张鸣岐便特派刘士骥作为政府代表同行。这5名华商均是保皇党骨干,而刘士骥也是康有为的同年(同年中举者,一般多援为一党)。此时,大清国已经宣布将实行立宪改革,痛恨康梁的慈禧太后也已去世,海外的保皇党不再是大清的政敌。

广西的银矿也牵动着康有为的心。自庚子事变后,康有为便率领着保皇党开展了一轮轰轰烈烈的“全党经商”运动。从不伦不类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到相对正规的“中国商务公司”,从投资巨大的地产金融到小本经营的酒楼饭店,保皇党的工作重点几乎完全转移到了扒分赚钱上。但以党代政、以党代企的做法令保皇党的实业无一盈利,加之内部腐败横行,亏损严重。而坐镇美洲的康有为,对这些“党营企业”随意提款,大肆挥霍,从不公布账目,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叶恩后来痛责他“妄自骄贵”,生活奢侈“拟于欧美帝王”,“并公款私图生意”。

保皇党“下海”折腾多年,贵县银矿是他们碰上的最好机遇。但叶恩这些侨商“金主”们,因目睹了保皇党内部的腐败、“党营公司”的巨额亏损,已不再愿意将自己的血汗钱为这样的“伟大事业”塞狗洞。他们提出,振华公司与保皇党毫无关系,党要管党,不要干涉侨商的私人投资业务,何况保皇党那“爱国爱党”的招幌早已成了垃圾股,在资本市场上毫无吸引力。

振华公司的股东们公开宣传这家公司是纯粹的企业,与保皇党毫无关系,加上开采银矿的巨大吸引力,美国、加拿大的侨商争相入股。如此一来,保皇党原有的“党营企业”更是成了过街老鼠,股东们纷纷抽资撤离。康有为得到线报说,“自振华人来后,则局面大变,人心大解,风潮四起,各事皆已发表(被揭发),虽欲极力瞒掩,万无善策,楚歌四面,实难弥缝”,“人心九成尽归振华”。

此前,保皇党惯用高压手段对付“不听话”的华侨,只要没经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就成了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作“入寇”。康有为“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叶恩的公开信),俨然成了穿着保皇外衣的黑道。看到振华公司大得人心,保皇党公然置美、加法律于不顾,发布命令:“未入党不准招股。”但其人心已失,地下帮会的势力也已大多落到了革命党手中,此种夜郎自大的命令遭尽白眼。随后,康有为命令徐勤等人发布公告,宣称“刘士骥阴招叶恩等搜括全党之财”。叶恩等人则针锋相对:“全美华侨今日多出一钱加人振华股份,异日即少却一钱以供康梁挥霍。”最后,康有为等又向美国警方举报,指控刘士骥招股行骗。刘士骥一度被警方拘留,但在清廷外交干预和解释后无罪释放。

在保皇党的重重干扰下,振华公司依然成为海外招股最成功的大清实业,认股高达300万元,首期实际到位的股本金为100万元。

而康有为并没有放弃努力。根据日本情报机关的报告,在刘士骥携款回国经过香港时,“本地保皇党却要求刘抽出其募集资金之一半,充入保皇党之财政机关萃益公司资金中,其中徐(勤) 之态度极为强烈,然而刘却未答应此要求”。十多天后,刘士骥即在家中死于非命;三个月后(1909年8月),振华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刘义仁也被人毒杀。一连两起命案,叶恩等人不得不雇佣大量保镖,“出人率以死士自随”,严密防范。

大清政府确定康有为是凶案的幕后指使者后,康有为反告欧榘甲等股东杀害刘士骥,而动机就是要嫁祸于康某。同时,康有为还以海外股东代表的名义,指控叶恩、欧榘甲等裹挟华商股金,要求大清商部和两广总督“立行电令停止生意,封存款项”。见这些都不起效果,康有为便将矛头指向“强盗巡抚张鸣岐”,在政治方面上纲上线,指控叶、欧等人其实是潜伏在保皇党中的革命党,目的是为了推翻大清政权,而张鸣岐受贿后“包庇欧榘甲等奸商谋乱,刺杀刘道,买凶诬仇”,要求中央特派钦差大臣查办,将张鸣岐“双规双开”,将欧榘甲捉拿到京,振华公司另派人接办等等。

康有为频繁变招,闹得不亦乐乎,清廷始终不为所动。

而在海外,保皇党一方面放低身段,到处向华商们解释历年商务亏损情况,另一方面则高调地将叶、欧等丑化为“匪”“贼”“狗子”,甚至不顾已经嫌疑在身,扬言日后还要“报得此仇”。其实早在1900年,康有为就开始用暗杀手段来对付同志。当时他的战友毕永年在报章上披露,康有为在戊戌年的确策划过“围园(圆明园)杀后(慈禧太后)”的阴谋,康有为十分恼怒,便命令手下在港澳一带寻觅亡命之徒,悬赏5000元,让毕永年永远闭嘴。

叶恩等人进行了舆论还击,抨击康有为“丧心忘本,贪侈骄盈……其贪暴奇横,真古今所未闻也……全美华侨,囊之为康梁所愚者,今已窥破其行径,久思脱者”。更令康有为郁闷的是,梁启超在这一大事件中保持了中立,仅在清廷通缉他之后,致信张鸣岐辩解此事与他毫无关系,并没有为康有为及保皇党作任何开脱,甚至还指出这一悲剧与康有为的任人唯亲有直接关系。

振华公司的命案令保皇党在海内外人心丧尽。康有为随后两次进入香港,都因命案在身而被驱逐。两年后(1911年6 月),横滨华商上书日本政府,抗议其允许康有为入境,认为康有为“若仅为政治犯,贵国政府可招待之,然今彼乃为谋财杀人之私罪主犯,贵国招待之,其理何在”。这些华商还说:“澳洲、南洋、南北美之华商受康组织之保皇会恐吓,致巨款被骗之事传遍四方,故无不怨恨此人。”

康有为一派,无论政治上争权是经济上的夺利,均开创中国近代史“不择手段”的先河。岭南学堂监督钟荣光指责他们:“观彼辈所为文,固居然宗孔师孟,为国为民也,乃名实相背若此。”而刘士骥的好友、甲午战争时的抗日英雄丘逢甲因此与康有为断交,并在为刘士骥所作的挽联中痛斥伪善“圣人”:

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公得名矣!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孰能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