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海有关的唯美诗句:贫困世袭——中国穷人的宿命？

温志嵩
贫困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一直挥之不去、难以摆脱的幽灵，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天敌。在全世界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每天仅靠不足2美元维持生计，还有12亿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生活。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基本国策，也是中国政府长期致力的目标。然而，就在我国经济迅速成长，农村扶贫取得重大进展、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0年底的3000万人的同时，城市贫困问题却悄然产生，且其规模在急骤增长，已到了不得不倾力解决的程度。
危险现象：贫困也遗传
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2月9日报道：在春节前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都给出一个相同而清晰的描述：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表现出明显地加重，而且城市贫困出现“代际转移”的危险信号中。另据新网2006年2月9日消息，《瞭望》周刊载文指出，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文章举例说：21岁的成都姑娘小陈自父亲1995年因病去世后，与母亲靠每月两个人320元的低保金维持生活。2005年8月她在亲戚的资助下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却在求职中四处碰壁，至今没有找到工作。“不是我没有努力，而是穷人的孩子几乎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年纪轻轻的她已开始愤世嫉俗了。
两个调查，殊途同归地道出了同一个问题实质：中国的弱势群体目前有定型化趋势，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也就是出现了“贫困世袭”或称之为“贫困的代际转移”现象。这种现象可以用一俗语来生动表达，那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种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不利因素，在家庭内部由年老的一代传递给年轻一代，尤其是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童年和成年后重复其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各种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这些不利因素传递给下一代的这种状态；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不利因素也可能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而新近出现的城市贫困群体中，大部分人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但没有工作机会。也即所谓第二代穷人，他们是指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被隔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主渠道以外的贫困劳动者的后代们。他们可能是城市下岗工人的子女，也可能是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童年可能被高额学杂费门槛阻拦在义务教育的大门之外，而今天，他们不认识电脑键盘，无法享受和谐社会的政治清明和科技进步的巨大实惠。他们只能进血汗工厂，他们的劳动可能挣不到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他们只能跟穷人结婚组织一个贫穷的家庭，他们看不到新的希望，一番艰苦的奋斗之后，又只能回到原点。这些第二代穷人，基本是这样“世袭”而来的。不要低估了他们的人数，单是一亿城市民工，就可能撂给社会五千万个第二代穷人。
世袭后果：严重威胁社会和谐
资源世袭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时代都普遍存在，问题在于其广度和深度。私有资源的世袭天经地义，且受法律保护；但如果公共资源如国家机关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职位被以各种方式“世袭”或者实行权钱交换，这个社会就很成问题。为什么我国大学生占总量比例不多，像上述小陈这样有学历却没有财富、没有关系的人也仍然找不到工作？值得深思。为什么公民上升渠道普遍被行政权力的裙带关系和各种行政部门山头主义似的“资格准入”制度所把持？据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2006年2月5日发布的《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现状的总体判断》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0.4左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迎生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而且这种收入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基尼系数超高后，低收入阶层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同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将使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不仅不能实现公平竞争和资源有效配置，而且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健康地发展，由于通过正常渠道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困难重重，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绝望，心理的严重失衡，使城市底层人群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甚至一些底层人群因此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据成都、重庆、西安公安机关介绍，现在城市底层人群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主要是抢劫、盗窃等侵财类案件比较突出，其犯罪动机大多是“有钱就能生活得更好”，呈现出“犯罪为了钱--有了钱就挥霍--挥霍完了再犯罪”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恶性循环。
古人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其实还应该加一句：心存希望者有恒心。心存希望者，不仅信心恒心常在，而且进取性建设性创造性也常在；反之，绝望之人带给自己、他人和社会的，更多的是悲观失望，是懒散惰怠，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可悲和可怜处境就是全社会的可悲和可怜处境，他们的困境就是全社会的困境。毫无疑问，在社会底层强烈渴望改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冲动的背景下，如果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变窄或被阻塞，将可能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冲击波，甚至成为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土壤。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背后的困窘：特权传递和制度缺陷
造成我国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十分复杂，大到从国家、社会、市场、家庭和个人相互关系层面来看，国家、社会、市场和家庭结构等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对个人发展和摆脱贫困具有促进作用或抑制作用。小到家庭规模的大小、以及个人在家庭兄弟姐妹中的出生秩序甚至性别等都会对个人的发展产生影响。具体地说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社会流动机制不畅通，使城市贫困群体的后代没有机会向上流动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目前城市新一代贫民都是原来城市贫困群体的后代，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不管是经济资源还是社会关系都极度匮乏。养家糊口都已经让长辈们力不从心，就更别说为孩子提供什么发展的机会了。与此相反的是那些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其子女就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收入。据《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统计数据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另据成都市有关部门最新调查，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2.8%，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33.3%；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希望子女“当公务员”的高达28%，希望子女“当普通职工”的仅1.5%，希望子女“当进城务工人员”的为零。显然，权力的“代际转移”，加剧了贫困的“代际转移”，因为权力的“代际转移”减少了穷人发展的机会。正如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石英所认为的，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难题，主要是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上述小陈的遭遇就折射出目前城市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困境。虽然人事部2006年2月9日发布实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首次就事业单位进人问题做出专门规定，强调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招考原则和近亲回避原则，但就已实行《公务员法》的党政国家机关来看，各种暗度陈仓、权力互换的办法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甚至借机构改革之名将大量没有财富和关系的新招大学生下岗待业的也时有所闻。
其次、由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导致他们因“教”更贫。教育从古到今都是改变穷人命运、促进社会公平和自由流动、保障社会稳定和谐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中外皆然。因此，千方百计保证穷人读得起、读得好书是社会的主要目标之一。但今日中国，教育俨然已经成为整个教育集团利用人们试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冲动趁火打劫的工具，政府对穷人的教育资助没有保证，教育机构反而借垄断权力“一视同仁”地从富人和穷人身上猛掏腰包，无疑大大加速了穷人的赤贫化以及贫困世袭化过程。据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共同发布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报告表明，无论城市、小城镇，还是农村，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与此同时，“缺乏知识和技能”是城乡居民对挣不到钱的一致归因之一。（《中国青年报》2006年2月8日）。因此对教育领域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这不仅是政府投入体制的改革，更牵涉到整个高考招生制度、贫困生补贴制度、民间和公立学校办学体制等的全面改革。
再次，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和国家对公共医疗的投入不足导致了他们因“病”更贫。目前，“看病贵，看病难”已成为许多人的切肤之痛。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医疗资源总体不足；二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80%在城市，20%在农村；三是医疗保障覆盖面太小，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四是医疗费用上涨过快；五是政府投入不足。在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有60%靠居民自费，25%靠集体负担，政府投入仅占15%。总而言之一句话：病根在钱上。资金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影响着更多的人享受必要的基本医疗及健康保障，但资金不足只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体制问题。
解决之道：如何不让穷人的后代更穷？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救急不救穷”，似乎贫穷是一种罪过。但是分析我国目前的城市贫民现象，可以发现这些城市贫民并不是由于懒惰而处于贫穷，他们成为城市贫民更多的原因是由于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拥有资源和权利的少数人掌握了社会大部分的财富，“马太效应”导致了好者愈好，富者愈富，差者愈差，贫者愈贫。从理论上说，改革的社会代价应当由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受到改革带来的社会风险冲击最大的往往是承受力最低的社会弱势群体成员。因此，属于弱势群体的城市贫民理应受到社会全体的关注，政府也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动用全社会的资源解决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期带来的城市贫民问题，才能实现全社会的良性健康发展
首先、由于城市贫困群体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遭遇到了严重的排斥。政府应该提供相关的服务和培训，逐渐加大资金投入，同时，努力提高资源配置的公正和效率，给穷人提供平等的就业和发展机会。
其次、也由于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我国目前城市贫困的来源之一，因此，对于从农村转移出来的贫困人口，城市政府应该给予相对宽松的环境，沿海发达城市应把这一部分人口统一纳入城市管理之中，积极探索外来人口贫困问题的解决办法。同时应加强农村劳动力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机制、运行机制、绩效评价机制和管理机制，减缓农村贫困的转移程度。
再次、由于教育费用居高不下，一些穷人的孩子难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只能无奈地“继承”贫困。所以在教育上，应更多地向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条件不利的社会群体倾斜，给年轻一代的发展创造平等的条件，让年轻一代能力普遍得到培育，防止贫困代际转移现象的恶化。
此外，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公平实现社会分配，特别是从贫困群体的切身利益入手，要为贫困群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同时要建立贫困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保护机制，维护贫困群体的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第二代富人也会因世袭而形成，他们对穷人的生活有很大的隔离，不知道不理解，甚至不同情。这当然不能怪他们，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不能由年轻人自己负责，所以陆学艺才会提倡“对富二代的道德关怀”。富人要世袭，而贫穷的世袭则是可怕的。而这世界归根到底是“穷二代”和“富二代”们的，他们将怎样和谐共存，应该会有很大令人想像的空间。但不管怎么样未来社会最基本的目标是要实现“贫富和谐”。
作者简介： 温志嵩男1979年生研究生。
地    址：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04级
邮    编： 3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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