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皇14特殊开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历史作用

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历史作用

近百年里中国思想界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就是社会制度问题，无论是亲西方派学者和中国传统儒家都没有实现自我理想，只有苏俄式的“东方主义”真正能够扎根中国。西式学者注重思辨逻辑，把个人存在和权力当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强调基督教义中的平等与自由作用，大力宣扬民主制度；儒家主义者则基本上延续着君臣之道，鼓吹官本位，维护大家长式的权力分配格局。很显然，前者在理论思辨方面占了上风，但后者却仍是中国人生活行为方式的主导思想，这形成了独特的东西方学派的思想对立。在这种对立相持不下之际，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把部分西方思想元素和东方家长制度元素相结合，成功地把俄国和中国领入了现代化进程，尽管这个过程十分曲折和痛苦。我们关注的不是谁对谁错，那是价值观的判定，找出这种结果背后的成因才是关键。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悠久历史中被强化形成的，也是相对恒定的，其中有几种思想方式促成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与没落。总体而言，这些思想方式促使中国人习惯于统一领导方式，习惯于官本位权力架构，习惯于一窝峰开发方式，同时排斥了西方个人主义式的民主方式。比如，中国人赶时髦喊口号很起劲，连什么是纳米都还没搞清，就出现了无数纳米产品开发公司，连什么是创新都没定位好，就出现了全国各地无数创业产业园，当然最根本目的是争取先声夺人，抢夺地盘。无论名目多么西化，但行为目标仍是官本位化的。在这种思想形态下，真正搞科学的人将承担巨大风险，而挂羊头卖狗肉者却能顺势得利。最后，大家都没有创新科技，各地政府却都在房地产方面发了财。

相比于西方学术界，中国最落后的不是技术而是思想和理论研究。日本人曾用生物学论证日本人缺少深度思辨能力，这可见日本人这方面也很自卑。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落后首先表现为精英的落后，精英的落后又首先表现为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的落后。追究根源，中国人爱耍小聪明而不注重大智慧，尤其缺少信仰原则。和中国人不同，西方人从小接触深奥的宗教思想，培养了较强的思辨能力，其中基督教比天主教更强调独立思辨精神，因此基督教国家的民主文明程度高于天主教国家，而其他宗教国家更次之，当今只有基督教为主流的西欧地区实现了较为稳定的民主。2010年我国国民年人均阅读图书只有4.25本。而同期发达国家的人均年阅读量都在10本以上，以色列、丹麦、瑞典等国甚至高达四五十本。中国是个酒肉之国而非阅读之国，甚至有很多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因酒肉过多而“为革命伤身体”。中国人信奉“关系就是生产力”，多数业余时间耗在吃喝、打麻将等应酬上，那是为了结交关系。向复杂的人际关系借力，而不是向知识、智力、规则、规律和时代发展潮流借力，属于耍小聪明而缺大智慧。民主制度需要有公民的独立思辨能力，否则只会造成跟风搞运动，拉帮结党搞宗派，根本无法形成民主政党。一个缺少独立思辨能力的民族搞民主只会导致文革那种混乱民粹主义。

许多人说中国人心算速度快，证明中国人很聪明。但这是一个误会，心算再快也赶不过计算机，数学的真谛在于逻辑和思辨作用。中国人普遍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的民族，就是遍地博士也改变不了低智商的命运。中国整个教育主导思想就是强调速度，却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思想内涵的充实和发展，背书速度，考试分数提高速度，这一切都让中国青年人流失着宝贵的光阴和金钱。当中国各地都在热火朝天地努力招商引资做世界工厂的时候，印度却在那儿悄无声息地为世界“生产”一流的智慧和大脑！印度的秘密在于，教育首重逻辑，从小到大，没有标准答案的教育方式，更有助于从根本上培养完整的思考能力及逻辑方法。在印度，不论是哪一类型的课程，考试的方式一律都是申论题。非对即错、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对于印度学生来说可能是不可思议、极度陌生的。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我们整天看到的都是“某某首富的故事”，“国学大师讲坛”之类的爆发户思想垃圾。如今更不断衍生出唐骏和郭美美这类“以丑为美”的典型人物。“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陈志武言）也正因为这种现象的普遍，中国人对于自己命运十分缺少自信，造成对政府和集权的过度崇拜和依赖 ，这对于苏俄模式无疑是肥沃的滋生条件。

小农经济思想让中国人培养出爱贪占小便宜的心理。“贪占便宜心理和“救世主”情结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因此可以结合在一起来说。房价高，他们就一再呼吁政府提高越来越多的保障房，然后挖空心思申请或者骗购到一套远低于市场价的保障房。他们总希望有一个全知全能至善至德的神替自己安排好一切。这叫利令智昏”。（童大焕言）。中国人在利益分配上表现出的机会主义心态极强，一方面缺少民主权力意识，另方面缺少公平原则理念，只求自己得利，不为公理说话，结果必然导致政府占有更多的财富分配权力，因为政府成为唯一可以平衡利益纷争的工具。常常听到一些百姓和官员们都在骂贪腐现象；百姓说起来是妒忌，官员说起来是要显示自我清白，政府说起来是为了为自己权力找到合法性，但谁都没有凭着真心和信仰原则去做好这件事，当然也不会推动民主监督制度管理贪腐。政府掌握的分配权力越大，腐败可能也越烈。社会遇到危机，个人遇到麻烦，老百姓首先就会想求救政府。这种思维定势只会加剧权力的扩张，只会使市场和个人的自由越来越小，如哈耶克说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如鲁迅说的是中国人只有“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也正是许多人还念苏俄式社会主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