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实行联省自治:浅谈中国古代的婚俗 （高建军）

浅谈中国古代的婚俗　　　

 　　中国的传统婚俗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体系。这个体系涉及中国人婚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但中国的婚俗文化也有一个发展完备的过程，经历了从原始初民的粗犷、童真式的“开放”，到封建社会中晚期的成熟、系统的封闭。本文就中国婚俗文化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论述，希望能对中国几千年的婚俗文化有一个大体的把握。

　　“婚姻”一词在古代汉语里指男女双方的父亲。《礼记·昏义》上又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可见在古代人眼里，婚姻仅仅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一种社会性的缔约，婚姻的目的也是传宗接代和祭祀祖先，唯独与男女当事人没有关系。而且在古代人眼里，婚姻的实质也并不是夫妻双方的美满幸福，而是崇上与接下。所以，在今天人看来，中国古代对于婚姻的观念是重形式大于重内容，重社会性大于重夫妇的个体性。从上述对于婚姻的这种定义看，基本上没有夫妻双方的影子，在这种婚姻里，夫妻既不是主角，也不是主要参与者，甚至连配角都不是。他们就象道具、摆设、木偶，任人摆布。无论是对于婚姻仪式的举办，还是对于婚姻的目的和实质的看法上，他们都没有发言权。孟子更进一步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使上述古人对于婚姻的定义的两方面内容结合了起来。并突出了祭祀祖先的优先地位，就是说，传宗接代是为了祭祀祖先。这种思想一直贯穿了中国二千年的封建社会，并一直在从上到皇亲国戚、下至寻常百姓家占据着统治地位。甚至，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直到今天，此种思想仍然死而不僵，并有着相当的市场。不过，今天大多数人对于婚姻的理解毕竟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至少在追求夫妻个体幸福方面，现代人已经将之放到了婚姻的第一位。而且现代人对于婚姻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上，也与古人有了根本的区别。古人是重形式大于重内容，今人则正好相反，是重内容大于重形式。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大量的未婚同居，试婚，“丁克家庭”等现象就是对于传统婚姻观念的一种稍显激进的“矫枉过正”式的反动。不过，正常的生儿育女、道义上的夫妻双方的相互忠诚、尊老爱幼等等，毕竟是对社会的一种负责。在这些问题上的激进，至少在现在看来是一种逃避义务的自私行为。因此，回顾中国几千年来的婚姻发展的历史，找出其具有永恒价值的一面，批判其封建糟粕的一面，对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仍不无借鉴意义。

　　　　一、先秦“淫奔”之风

　　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哲学和文化的轴心时代。其时，民风朴厚无文，社会处于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大情境之中。而儒家的学说思想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因此，人们在男女关系方面基本上是“情之所至”“率性而为”。许多在后代人看来伤风败俗、惊世駭俗，甚至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行为在当时则并不被人认为有什么不正常。史籍中，此类思想和事件屡屡出现，证明先秦时代人们的性观念还是十分“开放”的。

　　　　《易经》系辞下传里有这样几句话：

　　　　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白虎通德论》解释这句话：“男女之交，人伦之始，莫若夫妇。”完全肯定了男女交合的人伦意义。而《易经》将“男女构精”看作是“万物化生”的本源，从思想上承认男女关系对于万事万物的重要意义。思想是实际的反映，《易经》对男女关系给与如此之高的评价，至少说明，在先秦知识阶层――其实也是社会的主流阶层，因为当时受教育的权力还掌握在少数统治者手中，《易经》之作者必属于社会主流阶层――眼里，“男女构精”具有重要的本源意义。他们对于男女性关系的看法还没有后世的不洁感。而且，即使从唯物主义角度来说，《易经》的这种“万物起源说”也并非全无道理，从这一点来看，又可以说明，先秦时代人们对于性不仅没有不洁感，而且没有神秘感。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在男女关系上似乎是非常随便的。后世的廉耻观念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记载史不绝书。比如：“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左传·桓公十八年》）文姜是鲁桓公夫人，齐侯是齐襄公，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再比如：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左传·宣公九年》）君臣三人与一个女人私通，还都穿着这个女人送给他们的衣服在朝堂之上互相炫耀、开玩笑。这在后世人们眼中简直是无耻之尤。再比如：“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左传·文公十六年》）襄夫人是公子鲍的祖母；祖母要与孙子私通，真是骇人听闻。

　　《诗经》中涉及到这样的淫乱的例子也不少。上面提到到文姜与齐侯齐襄公的通奸就在齐风的《载驱》和《蔽笱》里有所表现。鄘风中的《墙有茨》、《君子偕老》，邶风中的《新台》写的是卫宣公强占为儿子娶来的齐女宣姜。陈风《株林》就是写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的丑行的。另外，象一见钟情、野外幽会、大胆私奔等情况，《诗经》里都有描写。

　　除了这些，先秦时期还有一种“转房制”。所谓“转房制”，就是子弟在父兄死后，娶庶母及兄嫂为妻的婚制。例如，嫁给晋文公的怀赢，就曾先嫁晋怀公，怀公死后，秦穆公就把怀赢纳于文公。文公是怀公的叔父，这是叔姪间的转房。而象兄弟间及父子间的转房亦有记载。

　　除了转房制外，先秦时还有一种“劫夺婚”。即通过强行劫夺的方式达到成婚目的的一种婚娶方式。每当部落或氏族间发生战争，妇女便成为掠夺的对象。除了杀掉外，则“男为人臣，女为人妾。”如《易·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又，《易·贲》：“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将娶亲的人误认作寇，可见当时抢婚之风之盛。

　　性开放的观念不仅表现在行动上，还表现在平常生活和交往中毫无顾忌地谈论此事，而并不以为丑，而将之当作习用而常见的事情。如《战国策·韩策》中，秦国宣太后对韩国的使臣的一段话：“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公开地对外国的使臣谈论自己的房事，而竟能如此从容坦然，也足见当时人们对于男女关系的不在乎的程度。

　　许嘉璐先生在《先秦婚姻说略》中说：“先秦，确切地说是春秋战国时代，婚姻问题正处在以整易‘乱’、由宽到严的过渡阶段，既有前代的遗踪，又有后代封建囚笼的雏形。”信然。

　　二、古代婚姻的聘礼与媒人

　　中国乃礼义之邦，是讲“礼”的国家。中国古代尤其如此。这在婚姻上也不例外。在古代婚娶中，聘礼与媒人占据极为重要之地位。几乎无媒不成婚。传统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聘礼当然就是指一定的礼品。这种作为婚姻聘礼的礼品的种类、数量、贵重程度，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地位都有所区别。比如，《东汉会要·礼四》里记载，桓帝娶大将军梁冀的妹妹为皇后，“聘黄金二万金，纳采雁璧乘马束帛，一如旧典。”这样贵重的聘礼一般家庭的人是难以想像的。但聘礼无论贵贱多少，作为传递情意的媒介的作用却是一致的。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十分发达的先民时代，一枝花、一颗果、一件粗糙的手饰都可以用来当作聘礼。如《诗经》邶风《静女》一诗说：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悦怿汝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

　　 匪汝之为美，美人之贻。”

这首诗里的“彤管”和“荑”就是聘礼。再比如《诗经》卫风《木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诗里的“木瓜、木桃、木李”和“琼琚、琼瑶、琼玖”也是传情达意的聘礼。此种投桃报李式的交往基本上是自愿的。只要一方停止送礼和拒绝收礼都意味着双方关系的终结。进入阶级社会后，聘礼变得贵重起来。往往金银、布帛、牛马等都被用来作为聘礼。

　　媒人是在一夫一妻制形成之后才出现的。媒人既为男女双方的婚事奔走，也在双方出现纠纷时从中调停。但在封建社会，媒人是双方家长意志的代理人。《诗经》豳风《伐柯》里说：“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说明媒人在婚姻缔结中的地位非同小可。

　　由于媒人是双方家长意志的代理人，因此，他的意见左右甚至决定了婚姻的成败。媒人在双方家庭之间前后周旋，上下其手，其作用别人无法替代。《世说新语》曾记王羲之坦腹东床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郄家女和王羲之都处于绝对被动的地位，在这场相亲事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个代表郄家去相亲的媒人。

　　媒人在古代又可分为官媒和私媒两种。《周礼·地官·媒氏》说的“掌万民之判”的“媒氏”，与《管子·入国篇》中的“凡国都皆有掌媒，”主管“合独”的媒妁都是官媒。而《战国策·燕策》说的“周地贱媒”的媒人，当属私媒。而且据史料记载，宋代已经有了媒人的行会组织。元代媒人更是由乡社推选出来后注册于官，政府给他们颁发相当于《婚姻法》的《至元新格》，使他们有法可依。

　　媒人似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特产，它反映了中国农业社会人与人，特别是男女之间相互隔绝的一种文化情境。但中国的媒人传统虽长，却没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行业特色和行业资源。其辐射性和扩展力也一直局限在“专业媒婆”这一狭窄身份上，并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走向衰亡。

　　三、古代婚姻的禁忌

　　古代婚姻的禁忌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同姓不婚，一是姻亲间禁婚，一是禁娶亲属妻妾。

　　同姓不婚在中国是一个很久的传统禁忌，从周朝起就是这样。姓的起源原来是血统的一种标志，最初，同姓的都有血统关系。所以在同姓之间禁止发生性关系。《礼记》所谓：“合二姓之好”就是这个意思。《礼记·曲礼》说：“娶妻不娶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我国古代所以规定同姓不婚，除了出于伦常的理由，还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人们认为同姓的结合对于子孙后代是有害处的，这样的结合后代不会繁殖。同姓不婚的禁忌，在法律上一直保持到封建社会的末期清朝。实际上随着人口的增殖，同姓已经和同宗不同，大量同姓的人未必有血缘关系。但在法律上，仍然禁止同姓结婚。唐朝对同姓结婚的人处徒刑二年。同姓又同宗的加重处分，以奸论罪。（《唐律疏议》）明清时代法律规定，同姓为婚的各杖六十，离婚。对于同宗的，分别有服亲和无服亲处分轻重不同（《明律例》、《清律例》）。法律上虽然规定同姓不婚，但是法律规定与社会实际生活是有距离的。自从姓氏失去原来的意义，同姓并不一定是同血统的标志时，同姓不婚的禁忌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尽管法律上仍旧保留这种规定，实际已经与社会脱节，成了一纸空文。

　　姻亲间禁婚。中国古代，外亲之中，有些亲属之间也是不许结婚的。较近的亲属又有尊卑辈份不同，如舅与甥女、姨与甥男当然在禁止之列。即或亲属关系较远而尊卑辈份不同的，如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堂姨、母之姑、堂姑以及小于自己的辈分的堂外甥女、子媳、孙媳之姊妹等都不许通婚。姑表、舅表、姨表兄弟姊妹的婚姻，在唐、宋两朝是不禁止的。但明、清两朝则禁止姑舅、两姨兄弟姊妹结婚。但在实际生活中，中国人是特别讲究“亲上加亲”的，因此，姑舅、两姨兄弟姊妹结婚是非常普遍之现象。如宋朝大文学家苏洵的女儿就嫁给舅父程浚的儿子为妻，大诗人陆游娶的就是他的表妹唐婉。衣冠之家如此，流风所及，一般百姓家可想而知。明、清两朝虽然明文规定不许中表结婚，但废止此禁的也是这两朝。原因就是民间相习为俗，法律欲禁也禁不了。只好听之任之不作处理采取一种“民不反，官不究”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清朝则以判例废止了原来的法律。

　　禁娶亲属妻妾。中国古代极端重视伦常，亲属的妻妾与其夫家亲属之间发生性的关系是绝对不容许的。在她的丈夫活着的时候有犯奸行为固然要严加治罪。即或丈夫已经死了，也只能改嫁外姓，而不能与夫家的亲属结婚。否则不但要治罪，还要强制离婚。至于与近亲属配偶为婚更被看作灭绝人伦。明、清律规定，“收伯叔母，各斩立决；收兄弟妻者绞决。若为亲属之妾则各减妻罪二等。”对于已经离了婚的或者改了嫁的亲属的配偶，则被认为原来的夫妻之情已绝，不同于从一而终的妇女，可以从轻发落。所谓娶亲属妻妾的禁忌，原来只限于同宗亲属。但外婚之中如舅甥虽不同姓而亲属关系较近的，也列入禁忌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