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c大和公式:斯大林的权力之路(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23:48:59
 一

  如果说开国者的事业是生死搏斗、流血牺牲的事业,那么,争夺王位的斗争则是呕心沥血的事业。在这场严酷的、不动声色的意志与心力的较量中获胜的,往往不是那些最有学问、最有魄力的政治家,而是那些集无耻、阴谋和背信弃义于一身的野心家;当然,这些成功者还首先应该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必须能熟练地扮演各种角色:谦虚的、道德高尚的人;有能力、而又能为国家利益鞠躬尽瘁的人;一个宽容的、最无锋芒的人;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须特别成功地扮演成一个忠实的继承人。

  1924年,列宁病故,由谁来填补列宁留下的权力真空,使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一次巨大的命运挑战。

  在一个伟大的领袖身后,通常会出现人才的断层;因为一个伟人所需要的,仅仅是照章办事的庸才,而不是具有同样独立思考能力的伟人!然而,列宁身边却有一大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人物——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到列宁比其他政治伟人英明之所在——在这批革命家中,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托姆斯基;还有斯大林……

  我们说还有,是因为在当时,斯大林与这些领袖人物在党内和人民中的影响、地位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尤其托洛茨基,是公认的十月革命的领袖之一,是红军的创始人、是著有数十卷著作的革命理论家;而斯大林,却是一个既没有理论修养,又没有才智的人,他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中,唯一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缺少口才,谈吐拘谨,语言乏味;他是一个平庸的政论家,他写的文章平铺直叙,作结论一板一眼……托洛茨基戏称他为“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庸才”。

    尽管斯大林于1922年被任命为书记处总书记,但当时的书记处归政治局和组织局领导,它无权干预政府和军队队的大事,只是处理党内的一些技术性事务;它甚至无权监督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高经济委员会以及外交、国际共运、国民教育等重要部门……

  托洛茨基曾经这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的意志力看起来也不亚于列宁的意志力”;“但是,他的智力只有列宁的智力的10至20%。同样,在理智方面斯大林也不成比例:实际洞察力和机智非常发达,而概括能力和创造性想象力则很低下。促使他当革命家的主要动力,始终是对有钱有势的人的憎恨,而不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而这种同情却使列宁的人道风貌变得如此高尚和亲切感人。同时,列宁也善于憎恨。”托洛茨基把列宁对被压迫者的同情,看作最崇高的品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只有憎恨的政治家,即使他具有野兽般的意志力,也只能为利己的目标行动,而他的行动中只会有攫取、残忍和复仇;只有爱才可能使一个革命家,把自己的革命行动规范在人道的准则之下,把“一切为了人”,写在革命的旗帜上。

  二

  1924年的斯大林不仅不具备其他领袖人物的智慧力量,而且列宁的遗嘱对他非常不利——列宁在遗嘱中这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处于总书记的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处于劣势的斯大林表以极大的谦卑,迅速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三人帮”的政治联盟——以抵制最具有继承人资格的托洛茨基;他同时谦虚地向所有可能的继承人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以个人的身份继承列宁的事业,列宁的位置必须由集体来继承……

  斯大林这种反个人专权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没有锋芒的政治姿态,使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俩位资历很深、却又犯过错误的革命领袖,不遗余力地为挽救斯大林的政治生命而行动起来——列宁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俄共“十三大”前夕,斯大林推举季诺维也夫为大会主要报告人,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答应全力保住斯大林的总书记职位。

  决定斯大林和半个人类命运的一刻,是1924年4 月21日:苏共在“十三”大前夕,召开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宣读列宁遗嘱。

  加米涅夫宣布开会,并宣读了列宁遗嘱:“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次会上,斯大林沉痛地表示,为执行列宁的遗嘱,他愿意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动员一些中央委员却说服斯大林收回辞职要求;季诺维也夫还就此问题发言,很庆幸列宁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党的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分裂。因此,他建议中央委员会,仍由斯大林担任书记处总书记……

  此时,会场一片沉寂。斯大林绷着脸,面色阴暗,两眼直望着窗外,等待着对他的命运的裁决……

  斯大林的总书记被保住了。

  斯大林一贯是默默无声地进行战争的。他从不急于公开的进行反击,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常常是无声的观察着,即使在他受到批评时,他也很少公开还击,这种时候他会离开会场,躲到克里姆林宫的某一个角落里。

  斯大林的这次无声的、也不十分引人注目的战斗,给他带来的胜利并不算大,但却使他向权力的巅峰迈出了第一步。

  狡诈、工于心计、善于掩藏自己的内心世界、善于组织和利用各种政治力量,是斯大林取胜的主要因素;但是,在1924年的这场较量中,另一方的重大失误,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否则我们便不能解释,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政治较量都能靠狡诈和背信弃义取胜。

  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上的短视,他们只看到了托洛茨基的专横,而没有看到斯大林更加冷酷无情的残忍本性。十三年后的1937年,他两在斯大林的监狱中,已经明显的临近死亡的边缘时,还对斯大林可能发发善心抱有幻想而不断地给斯大林写信,并在斯大林指定的认罪书上签了字。

    然而所有这一切绝望的努力都没有能挽救他俩免于枪决的悲剧。

  其实,他们即使不能在1924年识破斯大林的本性,至少在1926年以后便不应该再对斯大林抱有任何幻想……

  1926年,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斯大林当作“托洛茨基分子”而开除出党时,季诺维也夫曾经痛苦地回忆起1924年挽救了斯大林政治生命的那次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并质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

    斯大林的回答是,“我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狗的病症。”

  三

  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短视和失误外,斯大林能获得胜利,还在于他的另一个对手托洛茨基的更加重大的失误——对阴谋诡计的藐视。

  在1924年决定斯大林命运的那次中央全会上,尽管也有托洛茨基派的人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提案,不同意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但作为这一派的首领托洛茨基本人,却对“三人帮”十分露骨的表演,保持着顽强的沉默,他以对这场喜剧的藐视来保持自己的自信和自尊。这等于放弃了对他来说不费力、对历史来说则十分重大的战斗……

  托洛茨基的自信、自负、清高,对作为学者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点,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他为此放弃过许多次机会和战斗——1924年4 月,苏共“十二大”即将召开,当时,列宁已经很难从脑溢血的后果中恢复健康,因此不能参加代表大会。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应该由谁来取代列宁、代表中央为大会作政治工作报告?

  当时,托洛茨基是公认仅次于列宁的领袖人物,于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托洛茨基准备政治工作报告。然而托洛茨基拒绝了,他发表了叫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声明,他说,“如果我们之中有谁企图由个人来代替患病的列宁,党将会感到不痛快……”

    若干年后,托洛茨基曾经为此加以解释。他说:“我极力回避斗争,因为最初这种斗争具有毫无原则地反对我个人的阴谋性质。我很清楚,这种斗争如果爆发,就必然及其尖锐,而且在革命专政的条件下,有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

    托洛茨基在这里所犯的错误是,他没有认识到争夺权力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反而以此为耻,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

  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后,斯大林便开始向托洛茨基发动直接的攻势——他们的手段是,极力否定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以剥夺他对红军的领导权。

  由季诺维也夫所领导的列宁格勒党委会发出呼吁,要求开除托洛茨基党籍,撤消其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

    按说,这么重大的问题只能在定于1925年1 月17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解决,也就是说托洛茨基完全有时间、有机会在中央全会上为自己辩护,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然而,托洛茨基又一次放弃了这一次对他的政治生命生死攸关的斗争。他竟然在这次全会前,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申明,要求解除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还保证,他将“根据中央的委托,在任何岗位上、或不在任何岗位上,即不言而喻是在受到党的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来完成任何工作。”

    党慷慨的地满足了托洛茨基的请求——1925年1月17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在谴责了他的反党言论后,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继续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已不可能了”;同时,党还慷慨的保留了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并给他任命了好几个新的职务:电工技术管理局局长、科学技术局主席、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

  在以后的斗争中,托洛茨基始终保持着消极的态度,甚至当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联盟产生裂痕,而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时,托洛茨基仍然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有时,他居然在政治局会议上阅看法文小说,而不介入那种被他认为属于低俗的喜剧……

  托洛茨基是一个公认的革命理论家、是最出色的革命宣传者、鼓动者,然而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最终为自己的清高、自信和藐视政治手腕的书生气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927年11月,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和他的政治对手、斯大林的前盟友季诺维也夫被同时开除出党。

  这次大会之后,加强了对托洛茨基分子的镇压:所有没有递交书面申明来谴责自己观点的托洛茨基分子都遭到逮捕或被流放到边缘地区……

    对托洛茨基的流放更早一些:1926年,托洛茨基全家被驱逐出镜。

  托洛茨基是1940年在流亡地墨西哥去世的,这位不懂得政治的政治家的死,也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他死于政治谋杀……

  1940年8 月20日晚上,一个伪装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政治杀手,在风雨衣里藏着一把碎冰镐,去拜访托洛茨基,说要就一篇政治论文请教托洛茨基。当托洛茨基正在阅读他的手稿时,凶手转到他的身后,用铁镐在托洛茨基的后脑猛烈一击。这下在托洛茨基的脑壳上留下了近7厘米深坑的致命一击,终于成功的完成了对托洛茨基的一系列政治谋杀。他只活了24个小时,他的最后遗言是,“我相信第四国际会取得胜利。前进!”

    托洛茨基带着他的革命信念和自信离开了人间,却留下了“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的恶名,直至1988年苏共中央为他平反为止。

  四

  斯大林在攫取权力斗争中的出色表演——开始的临时结盟和过后的各个击破——真是一部精彩的戏剧。然而,它精彩,却不能算作一部能震撼灵魂、刻骨铭心的悲剧;当然,它也不能算作喜剧——托洛茨基正是因为他的傲慢、清高才错误的将这黜戏剧定为喜剧,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它仅仅是一部带有喜剧色彩的正剧;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部巨大悲剧的序幕……

  这部沉重的悲剧是在斯大林登上了权力巅峰的后,对他的二亿臣民运用他所掌握的绝对权力时才真正开始……

  五

  斯大林稳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后,便开始了对反对派和临时盟友的清算,仅仅两、三年时间,他就能对政治局实行绝对的控制了。紧接着,他又在全国进行了好几次政治性审判——

    1928年,以专家、技术人员为主要对像的“沙赫特案件”的审判之后,“沙赫特分子”便成了流行的、与“破坏分子”同义的概念;

    1930年,以著名学者学者为对像的“劳动农民党”的政治审判,仅在莫斯科,就有近20万人被说成该党的地下小组成员;

    同年,对“工业党”的政治审判,更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整个技术界知识分子阶层。当时的报纸,天天都在揭发遍及各地的破坏活动,甚至断言,“必须肯定地认为旧工程师中有90-95%的人怀有反革命情绪”……

    警察恐怖是斯大林实行了几十年绝对统治的主要支柱。而且,即使初期的政治迫害,也具有明显的斯大林的印记:残忍和无耻——用最残忍的毒打逼迫许多学者、专家、政治家公开的诬蔑自己和其他人……

  一位苏联公民曾经给监察机关写信,详细地叙述了他在30年代初遭受政治迫害的经过。下面是这封信的片断:

  ……国家政治总局的侦察人员并不力求彻底追查真正的政治联盟和某个被告人的真正政治立场。他们有一个现成的“破坏”组织的示意图。这个只有在国家机关著名的和有影响的干部参加下才能构思出来……“诱供”开始了,有些人经不住对未来种种好处的许诺;对其他一些企图反抗的人,则采用体罚的办法来“开导”——毒打劈头盖脸的打,朝生殖器打,推倒在地用脚踩,掐住躺在地者的喉直至满脸流血等等);不让睡觉,用“传送带”式进行折磨(不让犯人睡觉,对犯人进行日夜不停的审判和刑讯);或者关进单身囚房,让犯人半裸体和光着脚受冻;或者是把犯人关进酷热的、由于无窗户而窒闷的单身囚房等等……

  我经受不了这样的体罚,我切开了自己的静脉……在自杀未遂以后,很长时间里不让我睡觉。我的脑子已经疲劳过度到这种地步,以致我感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那么一回事:无论受什么样的耻辱,无论对自己对别人进行什么样的诬蔑,都无所谓,只要能让我睡觉就行。处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我同意作出任何供词……

  当人们听到那些优秀的人在法庭上,完全不顾自己尊严地诬蔑自己,承认了那些连一个孩子都难以置信的罪名时。这类审判在人民中所造成的恐怖不会少于因监禁、枪决所造成的恐怖;而这正是政治迫害所要达到的目的。

  当然,比起1937年的“大疯狂”时代,早期政治迫害中被直接处死的人要少一些。

  俄国人被斯大林彻底制服,并完全匍匐在斯大林的权力之下,是1937年的“大疯狂”之后——1937年,斯大林把一个政治家的权力推到了极致;反过来,被推到极致的权力又把斯大林的罪恶推到了极致……

  斯大林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向一切真正的、或想象中的政敌开刀。

  这是名符其实的开刀——即从肉体上彻底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