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8iir:周有光：文化传播和术语翻译

文化传播和术语翻译2010年01月27日　　来源：作者赐稿　摘要：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文化高潮。第一次是2200年前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第二次是1100年前唐朝学习印度的佛学。第三次是100年前开始而方兴未艾的引进西洋的科学和技术。大致每隔一千年有一次...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文化高潮。第一次是2200年前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第二次是1100年前唐朝学习印度的佛学。第三次是100年前开始而方兴未艾的引进西洋的科学和技术。大致每隔一千年有一次文化高潮。           术语和文化，如影之随形，须臾不离。不同的文化要用不同的术语来说明。吸收外来文化，同时必须吸收外来术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名”就是术语的规范化。如何使术语有效地为文化的传播服务，是历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学习外来文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外语学习外来文化，另一种是通过本地语言学习外来文化。前者多数人要学习外语。后者只是少数人学习外语，由他们做翻译工作，不会外语的阅读翻译的成品。术语的翻译是文化传播中的关键工作。           一、百家争鸣和术语交融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从今天来看是国内的学术斗争。可是在当时，七国并立，“百家争鸣”是带有国际性的学术斗争。“百家”有两个意思：一、指“学者”，“诸子有一百八十九家”(《汉书艺文志》)；二、指“学派”，主要有“儒、道、墨、名、法、阴阳、纵横、农、杂”等家(《史纪》)。           各家有各家的“术语”。例如，《论语》里的常用“术语”有：“仁、义、礼、智、信、忠、孝、圣、贤、君子、小人、天命、鬼神”等等几十个色彩鲜明的儒学名词，各有“定义”(正名)。又如，墨子提出十种主张：“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这也就是墨学的十个“术语”。“百家争鸣”，必须先学习对方的“术语”，用对方的“术语”来同对方辩驳。例如“天命”是儒家的术语。儒家的反对派墨子主张“非命”，这就是用儒家的“术语”来否定儒家的学说。           “百家争鸣”必然“百家交流”。结果在战国晚期出现“杂家”。“杂家”并非今天所说的“一无所长、不成—家”的意思，而是“兼儒墨、合名法”，折中百家、糅合诸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杂家著作中，诸子的“术语”已经熔于一炉了。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其实这时候的儒家无不熟读诸子。他们融汇百家而以儒学为正宗。先秦诸子，早的生于“春秋”，晚的生于“战国”，先后五百年间，所用“术语”越来越丰富。学术交流促成“术语”的大发展和大集成。           黄河流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文化摇篮”之一。“华夏文化”是一种“自源”文化。战国七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百家交流”必须克服彼此之间的语文障碍。这个障碍不难克服。因为，“言语异声”不过象今天汉语的“七大方言”，属于同一个“语族”。           “文字异形”大体可以由《说文》中的六国文字(“古文”)来反映，字形各异而同为“汉字”。从《楚辞》和《诗经》的语文差距可以窥见当时的语文分歧。这好比今天普通话文章和广东方言文章之间的区别。           “百家争鸣”的“术语交融”是在同一个汉语语族中间、和同一种汉字类型中间的交流，不是用外语学习外来学术，而是用本区域的不同方言相互学习本区域的不同学说。这种文化交流只有在文化“发源地”和文化“初生期”才会发生，在人类文化史上是很少见到的。           二、西天取经和梵文翻译           佛学在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的酝酿，到唐朝(618—907)成为一股强大的文化洪流。“佛学”含义大于“佛教”，内容包含宗教、哲学、科学和技术，在千年前的古代是一种光辉灿烂的文化。           佛学的梵文(Sanskrit)术语，跟先秦“百家”的术语大不相同。翻译梵文术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语系”)、和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之间的术语转换。中国采取的学习方法是：少数“唐僧”到“西天”(印度)去取经(留学)。他们翻译佛经，本国大众阅读和学习翻译的成品。此外请来少数印度和尚做“客座教授”，一方面说法，一方面译经。           “唐僧们”翻译佛经，遇到极大困难!举几个常见的佛学“术语”为例：           “罗汉”。佛寺里有“十八尊罗汉”，有的有“五百尊罗汉”。这个佛教“术语”早已妇孺皆知。《现代汉语词典》：罗汉，佛教称断绝了一切嗜欲，解脱了烦恼的僧人。《辞海》：罗汉，佛教名词，梵文Arahat(阿罗汉)的省略；上座部佛教(小乘)所理想的最高果位。           “罗汉”不是“专名”，而是一个“通名”；好比“教授”不是“专名”，而是一个“通名”。“阿罗汉”简称“罗汉”，既是“省略”，又是“双音节化”，这是梵文译名适应汉语的词汇模式。“罗汉”是通名而用音译，因为意译遇到了困难。           “观音”。《现代汉语词典》：观音，观世音的简称；观世音，佛教的菩萨之一，佛教徒认为是慈悲的化身，救苦救难之神；也叫观自在、观音大士。《辞海》：观音，佛教大乘菩萨之一；梵文AvaLokitesvara(阿缚卢枳低湿伐逻)的意译；本译作观世音，因唐人避‘世’(李世民)字讳，略作观音；玄奘译《心经》时，改译观自在。           “罗汉”是通名，应当意译，可是用了音译。“观音”是专名，应当音译，反而用了意译。为什么呢?因为“观音”音译太长，一个人名要用八个汉字“阿缚卢枳低湿伐逻”，不符合汉语词汇的模式。专名意译，很不容易。玄奘不满意旧译，又从“观世音”改译“观自在”。其实，玄奘也是白费心计。有哪一个朝山进香的香客问过：“观世音”和“观自在”的区别在哪里？本文作者在出生的那年就做了“观音菩萨”的干儿子，八十多年来一直不知道干妈的真姓名叫什么，曾经大不敬地怀疑过：“音”是听的，怎么能“观”呢!           “心经”。《心经》全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什么“般若菠萝蜜多”要音译而不意译?许多讲经者做过说明，有几个人听懂了?本文作者能背《心经》。背了几十年，都是“囫囵吞枣”。不属于同一语系的两种语言，不属于同一逻辑的两种思想，要想翻译吸收，是多么困难!奇怪的是，经过一千多年，“囫囵吞枣”居然成了“家常便饭”。           “涅「般木」”。《现代汉语词典》：佛教用语，指所幻想的超脱生死的境界，也用作“死”(指佛)的代称。《辞海》：佛教名词，梵文Nirvana的音译，旧译“泥洹”，意译“灭度”，或称“般涅「般木」”(梵文Parinirvana)，意译“入灭”、“圆寂”；佛教所指的“最高境界”；信仰佛教的人，经过长期“修道”即能“寂(熄)灭”一切烦恼，“圆满”(具备)一切“清静功德”；这种境界，名为“涅「般木」”；后世也称僧人逝世为“涅「般木」”、“入灭”或“圆寂”。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术语的翻译费尽周折。音译有三种，意译有三种，一名多译，多译并用。           “刹那”。《现代汉语词典》：极短的时间；瞬间。《辞海》：佛教名词，梵文Ksana的音译；意为最短暂的时间；一弹指顷有六十刹那，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又有九百生灭；刹那是算数譬喻所不能表达的短暂时间。(这在古代是多么高深的时间分析概念！)《辞海》又解释“刹”字：读音①chà，梵文Ksetya的省音译，佛塔顶部的装饰，即相轮，亦指佛塔，佛寺。读音②shā，止住，如：刹车。这里可见，“刹”是佛学专用字，后来发展用于“刹车”。“刹那”到近代，已经成为“瞬间”的同义词。这个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概念，难于意译，用了音译。           再举一些专业性的佛学“术语”作为例子，用梵文对照，请注意当时是如何“音译选字”和“意译造词”的：(下例采自沈锡伦《国语中来自佛教文化的词语》，台湾《华文世界》59)           “夜叉”：Yaksa之音译，又译“药叉”、“夜乞叉”；意译为“能啖鬼”、“捷疾鬼”。           “忏悔”：“忏”为Ksama音译之略，又译“忏摩”；意译为“悔”。音意结合，成为“忏悔”。           “念头”：“念”为Smrti之意译，宋代以后加后缀“头”，成为“念头”。           “化身”：Nirmanakaya之意译，又译“变化身”、“应身”。           “因缘”：Hetupratyaya之意译。           “烦恼”：k1esa之意译，又译“惑”。           “种子”：Bija之意译。           “习气”：Vasana之意译，也叫“烦恼残气”。           “散乱”：Viksepa之意译，本义为“贪、嗔”。           “神通”：Abhijna之意译。           “睡眠”：Middha之意译。汉语原有“睡”和“眠”，但不连用。           “善男”：Upasaka之意译，又译“近善男”、“清信士”，音译为“优婆塞”。           “信女”：Upasika之意译，又译“近善女”、“清信女”，音译为“优婆夷”。           “昙花一现”：“昙花”为Udumbara音译“优昙钵花”之略称。“一现”表示“短暂”。           佛学术语的翻译困难，主要由于两个原因：           第一：词汇模式不同。梵文属“印度雅利安语系”，语词大都多音节，词形非常长，有许多复辅音。汉语属“汉藏语系”，文言大都单音节，白话大都双音节，虽然可以延长到三音节、四音节或者更长，可是模式刻板，没有辅音。           第二：文字形式不同。梵文是表音文字，用“天城体”字母，是一种音节性的辅音字母，拼音灵活。汉字是“字符”文字，不仅外形迥然不同而且结构有天壤之别。从梵文译成汉字，没有语素可以联想，没有词形可以凭依。           为了解决因难，佛经的翻译者用了许多生僻字，生造了不少表音汉字（排印困难，恕不举例）。应当指出：术语翻译，生造新汉字，不是从现代化学家开始的。           “唐僧们”中间最有名的是玄奘（604-664）。他远赴印度，历经磨难，取回几百部佛典梵书，花十九年工夫，译出1335卷。1964年为纪念玄奘圆寂1300年，金陵刻经处收集补充，印成《玄奘法师译撰全集》，并附弟子慧立的《慈恩法师传》。看了唐代译经的洋洋大观，不能不惭愧今人科技翻译的相对贫乏！           有许多佛教“术语”早已成为现代日常用语中的常用词，例如：           “世界”出自《楞严经》，“世”指时间，“界”指空间。           “真空”出自《行宗记》，指超出色相的境界。           “实际”出自《智度论》，指“真如”（宇宙本体）。           “究竟”出自《五灯会元》，指解脱生死成正觉。           “种子”出自《摄论》现象的原因。           还有：唯心、享受、希望、援助、机会、储蓄、消化、赞助、谴责、评论、控告、厌恶、傲慢、转变、绝对、现行、清规戒律、不可思议，等等。使用已久，词义变化，人们忘记了它们来自佛学。没有梵文的术语翻译，我们今天几乎难于开口讲话！           古人翻译，音译选字、意译造词，不知道绞了多少脑汁。《西游记》只描写了取得经卷的困难，没有描写翻译经卷的更大困难。           佛学传来，丰富了中国的知识和词汇。如此大规模的文化传播，今天几乎都忘记了。人们可能感觉到，庙宇里的菩萨有一些不像中国人，可是其他外来的事物和外来的语词都认为是中国固有的了。佛学传来的历史经验，在今天引进科技文化的时候，应当深入加以研究，重新估量它的利弊和得失。           欧洲人说：“字母跟着宗教走。”没有文字的民族都是由于吸收外来宗教而开始有了文字。佛教传到南亚和东南亚，当地既缺少宗教、又缺少文字，于是佛教和梵文字母作为一个统一体而被接受了。可是“字母跟着宗教走”的规律，不适用于中国。经过一千年的吸收和消化，佛教成为中国的最大宗教，佛寺比孔庙还多。佛教在印度式微，在中国得到发扬，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佛教“术语”成了老百姓的口头禅。但是，梵文字母一个也没有进入汉族的文字。这种在中国认为当然的事情，世界文化史来看是奇特现象。           这里有一条文字传播的规律：“成熟的文字抵制外来文字”。华夏文化缺少有吸引力的宗教，佛教弥补了这个真空。华夏文化不缺少文字，也不理解表音文字的妙处。佛教思想从汉字帷幕的微孔中滤了进来，把梵文字母排留在帷幕之外。这说明“文化”不能等同于“文字”，文化的渗透力大于文字的渗透力。           佛学的传来，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不分香花毒草，“全盘西（天）化”！什么道理呢？分辨香花毒草的标准，古今大不相同。例如，古代相信“轮回论”是真理，今天说它是迷信。“轮回论”（梵文Samsara）说：“众生各依所作善恶业因，在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中生死相续，升沉不定，有如车轮的旋转不停”；人做坏事来生变狗、狗做好事来生变人。这是从“神造论”到“进化论”之间的中间思惟形态。“神造论”认为，上帝造物，一成不变，各不相关。“轮回论”认为，人畜相关，可以转变，善恶为定。“进化论”认为，生物演变，按照进化规律而发展。“轮回论”是大胆的玄想，缺乏实证。不过，“玄想”高于“神话”，高于“不变”。“轮回论”一千年前就向“进化论”走近了一步。它既有哲理价值，又有实用价值（劝人为善）。今天把一千年前的“真理”看作迷信，怎知道一千年后不把今天的“真理”看作迷信呢？古人没有看到“人变狗”，今人何曾看到“猿变人”？           三、科技东传和术语政策           在佛学失去了光芒之后，传来了西洋的科学和技术。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近代史，强权战胜了公理，科学战胜了玄学。佛学文化是心甘情愿地学习的，科技文化是无可奈何地吸收的。它带来了格格不入的大量“科技术语”。           要想“学夷技以制夷”，首先要翻译“夷书”。这件事不简单。问题在如何使“科技术语”适应当时通用的“文言”格局。文言的特点是：一、“简洁”，语词以单音为主；二、“优美”，汉字以典雅为上。让我们看看翻译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氧”：养气。有一种气体元素，它能“养人”，给它起名为“养气”。“养气”双音，不够简洁，缩短为“养”字不典雅，创造一个新“形声字”：“氧”（“养”简化，加部首“气”），读音为“养”，字形表示属于“气体”，音意具备。           “氢”：轻气。又有一种气体元素，它很“轻”，给它起名为“轻气”。“轻气”双音，不够简洁，缩短为“轻”。“轻”字不典雅，创造一个新“形声字”：“氢”（“轻”简化，加部首“气”），读音为“轻”，字形表示属于“气体”，音意具备。           “铝”：吕金。有一种金属元素，质地很轻，叫它“轻”，不妥，怕跟“氢”相混。意译不成，改用音译，Aluminum音译“阿吕米内姆”，太长。根据“头音”原则（acrophony），取第一音节。叫“阿”也不妥，因为“阿”开头名称太多。去头取颈，叫它“吕金”，缩短为“吕”，创造新“形声字”：“铝”，读音为“吕”，部首为“金”（属于金属），音意具备。           “锿”；爱金。有一种金属元素，纪念“爱因斯坦”，命名einsteinium。取“头音”，简称“爱”；加“金”旁，表示属于金属。后来“爱”旁改成“哀”旁，写成新“形声字”：“锿”。望文生义，不觉有点“悲哀”之感！           “甾”：有机化合物的一类。既难音译，又难意译，于是走“象形”的道路。古代汉字中有一个现代久已不用的“甾”字，使它起死回生，用来翻译steroid，“象形”有机化学公式。“甾”字“下面的（田）象形四个稠合的环，上面的（巛）表示第10、13、17位碳原子上有取代基”。读音定为“灾”。一个汉字“象形”这许多内容，汉字的“信息量”真大！据说有机化学家一看就能明白！不学有机化学的人，如坠五里雾中！           “熵”：entropy，①热力学函数；②平均信息量。这也难于翻译，于是走“会意”的道路，生造一个“熵”字，表示“火（热力）的商（函数）”，读如“商”。           “仓颉遗风”一直发展到：创造“钅卢”字表示元素１０４（Rf）（ruthherfodium）；创造“钅罕”字表示元素１０５（Ha）（hahnium），等等。单是化学的生造新汉字总数就已经超过二百多个。（刘泽先《化学常用特别汉字》）           以上例子用“单音节化”和“生造新汉字”来适应“文言”格局。“五四”运动以后，白话代替文言成为通用文体。白话词汇的主要特点是“双音节化”。为了适应白话，科技术语的翻译也“双音节化”。“白话”文体始于唐代佛家的“变文”。术语的“双音节化”始于唐代佛经翻译，上文已有举例。现代科技术语的“双音节化”，一般不造“新汉字”。举例如下：           RADAR（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音译“雷达”（带有意译味道）。有人想改为意译，改来改去，没有改成。           LASER（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 emission of radiation，包含“光线、放大、刺激、散发、辐射”五个义素）：音译，1、“莱塞”（大陆），2、“雷射”（台湾，带有意译味道而且跟“雷达”排名）。同样是音译，双音节化而台湾和大陆不一致。后来大陆改为意译，曾经有过各种译法，最后定为：3、“激光”（取原文的“光线、刺激”两个义素）。从音译到意译定名，经过了十几个年头。           各地翻译，极难一致。例如：software，大陆译“软件”，台湾译“软体”；hardware，大陆意“硬件”，台湾译“硬体”。美国总统Reagan，大陆译“里根”，台湾译“雷根”，香港译“列根”；美国总统Bush，大陆译“布什”，台湾译“布希”，香港译“布殊”。孙悟空何其多也！           清末翻译家严复（1853-1921）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躇！”。可见翻译之难。他想不到在他去世以后，他的译名大都被日文译名所代替。例如，他译的“群学”被“社会学”所代替；他译的“格致学”被“物理学”所代替。立名不易，定名更难。今天要加上一句：“一名之定，十年难期！”           白话词汇还可以从“双音节”扩展为“三音节”，又可以从“双音节”重叠成为“四音节”。四音节的“阿司匹林”（aspirin）已经稳住了。可是，“盘尼西林”（penicillin）没有稳住，改成意译“青霉素”。“链霉素”（streptomycin）原文太长，无法音译，只好意译。后来跟上来一系列的意译“霉素”。           科技交流，日益频繁。术语数量，突飞猛增，被形容为“知识爆炸”！于是发生一个新问题：术语应当“民族化”还是“国际化”？           “术语民族化”就是使术语适应本国语言，创造“有本国特色的”名词。“术语国际化”就是使术语随同世界通用的说法，不造本国独用的名词。           “术语民族化”基本意译，尽量不用音译，优点是明显的。意译术语能跟本国词汇格式“调和”，容易学习，容易理解，容易记忆。           “调和”容易学习，因为只要学习一个新词，不要学习一种新的词汇格式。           “调和”容易理解，这要看新词的构造如何。如果原来知道的“字形”和“字义”能帮助联想新词的意义，就容易理解。这就是所谓“望文生义”。例如：“民主”二字是原来认识的，从“字义”联想“人民作主”，跟新词定义“虽不中、不远矣。”不过这样的例了并不很多。而且“望文生义”多半靠不住。例如：“三七”，你知道是什么？不是“三十七”，是一种中药。           “调和”容易记忆，因为词汇模式符合习惯。汉语词汇模式拒绝不符合模式的多音节词。这就是为什么太长的音译词一个个改成了意译。例如：“德模克拉西”（democracy）太长，不调和、不好记，改为意译“民主”（双音节化）就调和了、好记了。           创造新词，要用文化源头文明古国的“古典语素”，在西方取自希腊，在东方取自中国。           例如：英语otorhinolaryngology“耳鼻喉科学”，这个“术语”是用希腊“古典语素”构词的。（正式术语不说ear-nose-throat学）。           日本早期翻译西洋术语，都到中国古书（包括佛经）里去找“古典语素”，有的“旧瓶装新酒”，有的“旧料做新衣”。例如：           “经济”（原义：经国济民，义近“政治”）《晋书》：“起而明之，足以经济”。李白诗：“令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           “平等”（原义：无差别，义近“一体”）。《涅盘经》：“如来善修，如是平等”。《景德传灯录》：“慈心一切平等，真如菩提自现。”           由于取材于中国“古典语素”，日本早期翻译西洋著作所创造的大量新词，在中国看来一点也不陌生，都像是中国固有的“熟词”。在清末民初传来中国，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这许许多多的新词，今天中文报纸几乎无法出版。           但是，“术语民族化”有无法否认的弊病，最典型的民族化是创造“科技新汉字”。汉字是一个“开放系统”，从艺术来看“多多益善”。从实用来看，为了机械化，为了信息化，应当“字有定形、字有定量”，减少用字，停止创造新汉字。中文电脑用字规定以6763个汉字为度（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创造科技新汉字不符合信息化要求。           科技新汉字还会发生同音和近音的混淆。单就一张“化学元素表”而论，就有16组同音异调词：锿砹；镝碲；镉铬；镓钾；铹铑；钅卢镥；铝氯；镅镁；镎钠；钋钷；镤镨；钽碳；硒锡；铱钇镱；铟银；铀铕，在扩大一点的范围中，同音词问题更加严重，例如：铀油；铀矿、油矿；铀酸、油酸；铀酸盐、油酸盐；烯硒稀；烯酸、硒酸、稀酸；烯醇、硒醇、稀醇；等等。           过去只要求字形分清，眼睛看明，这就好了。现在是“传声技术时代”，信息不能只靠视觉，还要靠听觉，有时甚至专靠听觉，语言要传到地球卫星上去，要传到海底潜艇里去，要传到飞驰中的汽车和飞机中去。依靠“字形”不成了。依靠微弱的“声调”来区别同音词也是不合要求的了。           术语意译，速度太慢。“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一名之定，十年难期。”现在每年产生大约10万个新术语。一年全世界的新出版物，以数量而言，相当于中国过去三千年“汗牛充栋”的著作总和。日本每天平均出版新书一千种。用意译如何赶得上时代？速度是社会发展的指标。速度是“第三世界”的最大敌人。           因此，不少科学家提倡，中国也应当放弃“术语民族化”，采用“术语国际化”。           “术语国际化”有两种：一种是“词形国际化”，另一种是“读音国际化”。           全世界160来个国家中间，有120来个用拉丁字母作为正式文字。他们的科技术语相互借用，都用拉丁字母书写，基本相同，只是词尾不同。所以彼此不必学习，一看就明白。这是“词形国际化”。           日本是“明治维新”（1868）之后不久，发现科技术语民族化速度太慢，难于跟上国际步伐，不利于科技的交流和发展，于是改变术语政策，走“术语国际化”的新道路。办法是：科技术语不再意译，不造新汉字，完全用“片假名”音译，而且全词音译，不再缩短。例如：           streptomycin写成ストレプトマィシン（中文意译“链霉素”）           这种办法是科技术语的“读音国际化”。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极力称赞日本的这种办法，认为这是东方追上西方的捷径。           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注意到：“汉字文化圈”中，不仅日本走了术语国际化的道路，而且朝鲜和越南也走了术语国际化的道路，用他们各自的字母音译科技术语。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中国是惟一的“术语民族化”的国家了。           日本术语从民族化改为国际化之后，中国无法再从日文借用术语，只好自己来创造意译术语。于是意译术语在中文翻译中间大量出现，中国的“术语政策”跟日本分道扬镳了。           “术语国际化”的办法，在日本也有人反对。一长串，谁能懂得，谁能记得住！1986年，日本东京举行“汉字文化的历史和将来”国际学术讲演会，本文作者是应邀讲演人之一。在这次讲演会上，有一位日本学者提出，术语要提高“透明度”。用汉字意译科技术语，意义透明。用“片假名”音译科技术语汇，意义不透明。透明，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普及。日本术语应当改回到“汉字化”的道路上来。这一席话，颇为动听。会后我问日本朋友们；能实行吗？他们笑笑，摇摇头。日本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它已经成为“西方七国”之一了。           “术语国际化”不是没有流弊的。文化有层次性，又有阶段性。在高层次的专家中，术语国际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一般科技工作者中间术语民族化有容易学习的好处。要想使科技知识普及人民大众，术语民族化是大有帮助的。对中国来说，一般科技工作者还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在术语民族化上付出巨大努力，编写成洋洋大观的各类术语专集。要想把术语改为国际化，既是不切实际，还可能是不明智的。           那么，中国术语将永远“孤立”于世界吗？也并非如此。中国自从“开放”以来，事实上实行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外语教育。水平较高的大学实行“双语言教育”。师生既懂“民族化术语”，又懂“国际化术语”，这叫做“科技双语言”。他们是“民族化术语”和“国际化术语”之间的“桥梁”。有了桥梁，就不怕“术语孤立”了。           问题是，“桥梁”太少了。在多数学校中，重视中文教材，不重视英文教材，中文教材的术语后面没有注明英语术语。中文教材是以国外材料为根据的，由专家们精心琢磨而写成。水平不低，可是材料往往太旧。因为，精心琢磨费去了很多时间，而所根据的国外材料又不一定是最新的。这样就形成一个“时间差距”，而“时间差距”往往就是“水平差距”。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东亚经济起飞的“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都属于“汉字文化圈”。有人说，他们的经济起飞得力于“崇拜孔夫子”。其实是得力于“科技双语言”政策。他们有的用英语作为科技教育的主要语言，有的兼用本地语言和英语，都实行“科技双语言”，而术语主要用英语。           中国如果明确地和认真地实行“科技双语言”政策，一方面可以保持“术语民族化”的传统，使大众科技工作者比较容易吸收科技知识；另一方面可以为“术语国际化”准备必要的条件，使专业科技研究者迎头赶上迅猛发展的信息化时代。           1991-08-02           原载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34期，19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