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宝贝音译:[转贴]“80后”文化：伤不起的流氓相

“80后”文化：伤不起的流氓相                                                     于 2012/1/21 “80后”文化：伤不起的流氓相

陶林

    作者按：在巨大舆论及诉讼的压力下，IT界人士麦田先生对于韩寒的质疑变成了道歉。作为青年文化批评者，我非常清楚庞大的青年粉丝团给予麦田先生的压力。但客观存在于青年中的问题，不因为麦田先生的道歉而消失。本文且就青年文化和文明精神的走失，提出深刻的反思。文中提及，皆为现象和成因批评，并不针对任何个人。

　　最近我和一群出版人交流文学和文化的出版市场信息，大家普遍感到出版市场日益萎缩，特别是所谓的“青春文学”市场缩水得非常厉害。对于出版商而言，读者群落萎缩当然不是啥好事情。而作为文艺观察者，我同时看到了现状的另一面：读者已经对所谓烂成一堆的文化出版市场没有什么值得期待了：这么多年了，我们没有看到文艺界，特别是青年文艺界贡献一部像样的作品出来。倒是每隔一阵子，炒作出来的话头不少。热闹得很，但细看之下，都是一腔废话加一地鸡毛。于是，新世纪以来很好的十个出新、创新、求新的年头被我们这拨所谓的“80后”一代灵魂孱弱的年轻人白白地给浪费了。

　　回首十年，拿一份糟糕的作品清单给读者交账，读者肯定不买账。文化出版市场是一个非常依赖个人能力的市场。人的才智、修养、学识、气质、品德、思辨力、创新力，直接决定着市场上图书产品的质量与风向。社会在创生着人，人也在创生着社会的文化。且不管评论者们如何说得天花乱坠，读者拥有自己最天然的投票权利。因为大部分读者绝非文字的“粉丝团”，而是“理性的阅读人”。他们的内心深处有对文艺大风向的“微气候”、“小终审”和“小票仓”。所有强加给读者的劣质趣味、三聚氰胺读本和地沟油作品，都会被他们围绕经典和生存事实所构建的阅读口味所逐渐淘汰。

　　自有写作这件事以来，如何面对读者，就是每个写作者的头等问题。遗憾的是，在新近的中国商业出版市场，特别是青年作家所主导的写作场域。不尊重读者，已然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这种不尊重骨子就是急功近利的态度，把读者视为情绪的发泄桶、欲望的诱惑者和金钱的提款机。而所提供的作品，就是这种可恶态度的“罪证”。这种态度表面上是以迎合读者为方式的呈现的，骨子里却绝不以读者为然——这个态度里的傲慢和无“畏”感，本质上和权贵对待奴隶的态度是没区别的。要么是完全“私小”的自我中心，要么简直就是一个大忽悠：开始以热血青年、才异人人士登场，之后变成情不自禁的话语表演，最后变成了公共空间里最莫名其妙的存在：一个个“话语流氓”了。

　　这一变化过程，是在不断试探着同一代人心智和公共道德的底线：用思想者孙力先生新近提出的一个概念，叫做“竞底”。即不断接近读者接受的最底线，无心也无力去竞优、创优，但可以用一切手段去接近最差，以实现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考虑到中国民众惯有的对昏君、暴徒、恶霸、流氓的最大化忍气吞声，一个接着一个的短期利益最大化，也造就了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和底线水准的不断下降。

　　这种“竞底”行为所塑造出来的一代青年文化，既是孱弱无力的，也是问题重重。更重要的是，它骨子里的陈腐不堪的，缺乏甚至在不断消极青年应有的活力和创新进取精神。连运行成本最低的“纸上谈兵”的文学、文化都做不到活力充沛、锐意创新进取、张扬独立之自我，还何谈整个民族寄希望的一代青年在各个领域的突破与奋进。人格的事业，也如同逆水行舟，是不进则退的。于是，在一大批过于哗众取宠的作品背后，我们同样收获的是所谓“80后”一代日益“流氓相”的熵之变。

　　举两个最著名的代表来说吧。一位是原上海青年韩寒，一位是现上海青年郭敬明。两位都是把玩“粉丝游戏”的高手。在出版人的推动下，这位先生完成话语的“流氓化”嬗变是一个大多数读者(也包括他们的“粉丝”吧)都可以见证的过程。他们中的韩寒，首先以“叛逆”的姿态登场，纵然从叛逆的角度来说，没有结出大家所期待的那种新果实，但话语表演的手段却被用得如鱼得水。这是一种典型的“二皮脸”话语形态，对着粉丝，他强调自己的精英、独立异见者、艺术家、社会批判家等诸多“神话式”宏大身份;而面对知识界的质疑，他又摆出“嬉皮青年”和“虚无嘲讽者”的姿态。这种“二皮脸”的发展策略，算不得新鲜，本质上还和中国式权力意志是相通的。传统的“流氓精神”一但掌握了优势的话语权，通常乐行此道。于个人千招万招，不外名财，于公众，却是非常可怕的价值蒙蔽。没有第二个韩寒能像韩寒那样玩公共来取发展，跟着起哄，却什么都无力去做、去改变，注定只是自我的贻误。相信这点，众多的“粉丝们”更有切身体会。

　　作为韩寒的“竞底者”，郭敬明把“80后”的流氓文化更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位依赖“山寨”成形作品起家的畅销书作者，把握住了青年亚文化里公众对于经典文学和畅销书体系认知的模糊，把“山寨”文化充分引进到文化作品的写作中。很多人在争议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抄袭、他所制造的一些列话语噱头，以为他太有悖于文化人基本公德。这其实是对他的误读。郭敬明从来都是以商业人自居，上海，这个中国资本世界的桥头堡，教会了他太多不良资本游戏竞存的奥秘。他和他的文化公司的一系列行为，是中国文化山寨商业侵蚀文学界的典型案例。而他文化抉择中的“流氓”姿态，在中国“80后”一代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他完全蔑视那些作者和读者之间默契千年来的底线——你自称“文学”的，不要求你有真情实感，起码也得给我读你自己写的。他的基本策略是：创生我的品牌，在我的品牌有效期内无限山寨、高速高效率地圈钱。不仅仅“山寨”别人的作品，还通过“山寨”畅销印刷品流通规则乃至娱乐产业的游戏规则，玩得风水生气、挥洒自如。至于有没有公共领域的负面效果，这并不是这位老大不小的先生所能考虑的了。他和大多数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有钱才是硬道理。

　　果真有道是，会闹的孩子有糖吃。谁也别装，热闹一场，才是流行的本质。“80后”一代所能普遍感知的公共文化标尺，逢不到浪漫青年歌德、雪莱，“魔鬼青年”拜伦，逢不到普希金、青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逢不到迷惘一代”的海明威、“垮掉一代”的克鲁亚克、以及“太阳之子”海子等也就罢了，至少再逢到路遥乃至汪国真也好。一代人吵吵嚷嚷，推出了这样令自己不尴不尬的代表。

　　这种价值下滑趋向的魔瓶被打开，一大群高度具备商业策划意识、山寨精神和“流氓”化行动的80后闯入了话语圈子。他们多以诗人的面目问世，用写策划方案的态度写诗，用搞商业策划的方式推销着自己的文学身份。“策划有术，美学无能”，是一代“80后”青年话语制造者的软肋。文学对于他们是一种手段，很多人希冀复制韩寒、郭敬明的成功不可得，退求其次，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媒体人、网络人，露脸、出位、恶搞、作怪和喧嚣不止。

　　在此之外，这种普遍和流行的“山寨精神”还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就是层层叠叠模式化运作的所谓“网络文学”。另外一大批务实而不务“文名”的写手，则在郭敬明的底线上更进一步、通过“山寨”港台八九十年代所定型的那些通俗文学的模式，以博取文化资本家的利润分配为首要目的，拼杀点击率，制造出数量惊人的言情、魔幻、穿越、武侠、鬼怪文本。这些不断拉低阅读者的趣味，屏蔽其脑力的锻造和提升。于是，本该在死板的教科书和陈腐说教之外，老老实实凭兴趣、审美或发展需要读书的一代人，纵欲般地耗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盯在屏幕前，发了疯地消费全世界范围内最为劣质的文化快餐，一代人精神严重地臭氧空洞，青年亚文化向“流氓化”滑落的大幕也就此徐徐拉开。很难想象，比以往几代人更多经受系统高等教育的一代人，对格调稍微高一点的文化作品、思想事件、伦理争鸣莫不以为不可接近，身躯里的坚守、发现和创新的灵魂便无限远行，且不知所终。

　　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在于，生活在一个趋向蜂窝结构的平面环境里。物质生活面目彼此雷同，精神世界更乏善可陈。在这样的平面环境里，最大的匮乏莫过于精神的匮乏，最大的困境莫过于灵魂的困境。鲜活且有无限可能的人生被普遍格式化，灵动而富有探索和求新欲望的灵魂被普遍地僵硬化。倏忽间，“80后”称绝对地叛逆，又倏忽间“80后”开始变得更迅速地怀旧，儿时乏味的课本都能成为寻求心灵慰藉的想象物。这种极其微妙的变化昭示着，许是到了必须得懂事的年纪上，很多人才发现自己错过了太多，以至于本来激情洋溢的青春岁月变得一片空白。也许只是这时，大家才深深体味到选择无根、无底线、无操守的“流氓化”灵魂姿态是多么地得不偿失。你不得不感叹，世上总有一种伤不起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青春，我们错在用太多油滑和“流氓”态度去伤害了它。

　　好在，世上没有永恒的哀伤，正如没有绝对的绝望。无限趋向于平面的环境，也有另一面的优势，就是无限倾向于开放。青年一代的气质和禀赋是这一趋势的最佳载体，“80后”皆是中国新开放时代之子。在前几辈人的经验之上，拥有这种持续开放的潮流，就是把我们推向一个与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同龄人趋同的全球环境里。当美国“80后”扎克伯格用FACEBOOK建构人际交往的无限化空间时，世界正从另一个角度挣脱平面，变得立体和丰富起来。我们要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对无限空间的渴望;在未来的立体世界里，还有哪些维度的领域有待于一代人的青春和智慧：而我们终将如何在宽广的维度里拥有我们独立的灵魂以及创生之物。

　　这些事情想来，会让你兴致勃勃，也会让你乐趣盎然。生命里的可能性一旦被唤起，回头看来，过往的不是会彼岸感十足。无可比拟，一代“新人”又将集群回归，创生出内力充沛的新一代文化，那才应是一代青年的命中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