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2016low评测:军统（37）军统大案之两广事变

闲话军统（123）
　　可叹的是，此刻的陈济棠，依然没有意识到他在广东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7月16日，陈与李宗仁分别就任“抗日救国军”正、副总司令。
　　同一天，挑起倒陈大旗的余汉谋，从驻地江西大臾率部入据广东韶关，并发表通电，令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
　　此时，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
　　黄召集空军全体人员集会，把准备投向“中央”的意思告诉了大家，并说：“大家要镇定、行动要一致。我不会带你们走黑路，一定带你们走一条光明之路。”当时，有的人还对黄光锐把话讲得这样露骨感到惊讶，怕消息一旦泄露而出事。

　　实际上，黄光锐早已经安排好了。
　　7月17日，黄给每个飞行员发了100元安家费，并指定了每架飞机的驾驶员、机械人员和搭载人员。没有分到飞机的，则于次日自行前往香港。
　　7月18日，广东空军82架飞机先后从虎门、天河等机场起飞，除一架坠毁外，均于当日分别抵达韶关、曲江等处，出走的飞行员、机械人员达150人之多。
　　另外、黄光锐、陈卓林以及广东航空学校校长胡汉贤等头脑则直飞香港，与特务处接头。

　　不明不白地被冤枉的丁纪徐，憋了一肚子气。被释放以后，直接回了家，不打算上班了。黄、陈等后来去看他，表示抚慰，他也很冷淡，认为他们二人故意整人。7月17日，赋闲在家的丁纪徐也没有分到飞机，而是于当晚自行乘车到了香港。
　　据7月18日第一个抵达曲江机场的飞行员钟锦棠回忆，当他落地以后，见到余汉谋，钟报告说是来投奔“中央”的，余问他事先怎么不通知？钟说，时间太紧，来不及。
　　余汉谋说你们这事干的太危险，差点没让高射机枪给你打下来。
　　原来，为防止陈济棠的空军轰炸韶关，蒋介石特派了南京防空总监黄振球随同余汉谋一起南下，并在余军驻地布防。
　　钟一听忙说，别打，后面还有大批飞机要来呢。
　　正说到这里，“大批飞机”遮天蔽日般盘旋而至，地面登时乱作一团，都以为是陈济棠派来轰炸的。
　　余汉谋大喜，赶忙传令不要开火，并妥为引导着陆。
　　当晚，余汉谋摆盛大宴会款待大家，并发给每人慰问金400元。
　　1936年7月27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了投奔“中央”的所有飞行员，中队长以上人员颁发“五等云麾”勋章一枚。

　　1936年8月6日，黄光锐被任命为为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校长，丁纪徐为教育长，陈卓林则被任命为南昌空军教导总队副总队长。
　　1938年4月，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易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黄光锐仍为校长。抗战胜利以后，黄光锐晋升空军中将，旋即退役，后赴美国。1986年，黄光锐在美国洛杉矶逝世，享年88岁。
　　1940年，陈卓林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43年3月，陈卓林任“央航”总经理。1949年11月9日，陈卓林和刘敬宜一起组织了“两航起义”。1965年，陈卓林在香港逝世，享年73岁。
　　空军的集体出走，对于陈济棠来说，好比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直到此时，陈济棠才搞明白，他哥哥陈维周“扶乩”得到的那个“机不可失”的结果，其真实含义并非“机会不可丢失”之意，而是“飞机绝对不可以失去”。

　　既然飞机没有了，那么一切也就都没有了。
　　7月18日下午5时，陈济棠给余汉谋发出了最后一通电报：
　　【幄奇兄：
　　棠诚信未孚，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报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独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
　　济棠
　　18日】
　　从电报中看，在这场赌博中败到了家的陈济棠仍不失大将风度，看他的口气，既坦承事败，又不失老上司、老大哥的身份，国家、桑梓、同志，一一谆谆嘱托，最后还不忘来句客气话，不愧大家风范。
　　胜者有胜者的骄傲，败者有败者的尊严。
　　信夫！
　　电报发出以后，陈济棠从鱼珠炮台乘“海虎”舰转英国军舰，黯然前往香港。
　　巧了，就在前几天，已经完成策反任务的梁干乔，也是从这里逃往香港的，走的跟他是同一条路线。
　　抗战爆发以后，陈济棠曾任国民政府委员会、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1940年任农林部长。解放前夕任海南行政长官兼海南警备司令。
　　去台后，陈济棠任台湾“总统府”资政。
　　1954年11月3日，陈济棠因脑血管病突发去世，年仅63岁。
闲话军统（124）
　　7月22日，余汉谋率部进入广州，就任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香翰屏被任命为第四路军副总司令，10月28日，国民政府授予香翰屏中将军衔，后又加上将衔。
　　香翰屏在四年前就为陈济棠、余汉谋和他自己设计好的结果，终于实现了。
　　1936年8月，蒋介石到广州，会见了余汉谋以下的全部广东高层人物。在此之前，戴笠电告广东的特务谢镇南，让他做好蒋在广州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
　　谢镇南，1902年生，广东梅县人，1932年由他的同乡梁干乔、张炎元介绍进入特务处，潜伏在广东省政府缉私处工作。此时，陈济棠垮台，潜伏了4、5年的谢镇南终于可以见光了。
　　问题是谢手下没有人，当时的缉私部门还不归特务处运用，这个保卫工作如何做法？
　　谢灵机一动，找到了他的朋友、天河机场警卫营营长鄜植民，鄜也是复兴社分子，跟他借了几个人，一人分了一把手枪，一辆自行车，成立了一个“警卫组”。
　　蒋下飞机的当天，谢赶到机场，看到余汉谋等人已经在停机坪前等候，仨一群俩一伙的在那里聊天，他们的车子也停放得乱七八糟，很不成体统。
　　于是，谢镇南带着他的几个人上前，先是把车子轰得远远的，然后又指挥余汉谋等，告诉他们这样不行，请他们按职务大小排成队伍，规规矩矩地迎候“领袖”。

　　余汉谋等不知道这几位是何许人也，看他们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劲头，心想肯定是“中央”派来的，哪敢说个不字！
　　多少年以后，谢镇南回忆起当时一干广东大员对他奉命唯谨的情景，还暗自好笑。
　　广东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广西。
　　没有了在前面顶缸的陈济棠，事变的中心一下转移到了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一看大事不好，主动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于7月24日给南京打电报：
　　“奉军事委员会7月13日电令，任宗仁、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兹遵于8月1日宣誓就职，请派员莅邕监誓为盼。”
　　没想到，你想下这个台阶，蒋介石还不让下了。次日，南京给他们发来电报，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白崇禧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对调，白去浙江，黄到广西当绥靖主任。
　　桂系最怕的就是离开广西，蒋介石哪壶不开提哪壶。他看到广东解决得很容易，于是想干脆顺带手把广西也灭了算了。
　　李宗仁大怒，痛斥蒋介石为“阴险毒辣的野心家”。
　　据程思远先生回忆，当时李、白二人在商议今后行止时，曾有过“破釜沉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准备跟蒋干到底。
　　其实，蒋也有蒋的难处，看到广西轻易不好相与，也有转圜之意，于是，经过两个月真假难辨的来来往往，双方终于握手言和。
　　9月16日，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和军事委员会常委，广西省政府主席则派了广西人黄旭初。
　　至此，“两广事变”不费一枪一弹，就此偃旗息鼓。
　　一番折腾，广西依旧。只是苦了广东的陈济棠，被桂系当枪使，最后弄出事来，丢了自己的地盘不说，还要为广西顶缸。
　　得到实惠的，自然还有老蒋，从民初以来一直为军阀所盘踞的广东，终于“收归国有”。
　　其实，放开眼光来看，“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受益的绝不仅仅是两广，或是几个军阀，而是全中国。
　　“两广事变”是近代史上数一数二的大事件，之所以在历史上的地位，给我们的感觉，仿佛印象不太深刻，关键是因为没有打起来。
　　否则，一旦打起来，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会亚于中原大战。
　　有朋友可能会说了，中原大战又怎么样。
　　实际上，中原大战可说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大的灾难之一。

　　第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是中国灾难深重的一年，离亡国，仅一纸之别而已。
　　下一次，是40年之后的“庚子国变”，与上一次差相仿佛。
　　第三次，就是了中原大战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中原大战间接导致了失去东北——没有中原大战，就没有东北军入关；没有东北军入关造成的东北空虚，日本就不会轻易取得东北，也就没有后来一步步地蚕食华北，日军也就没有后来发动“七七事变”的桥头堡。
　　因此，换一个角度考虑，如果“两广事变”打起来了，则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不知伊于胡底。更重要的，不要忘记此时已经是1936年，日本在华北摩拳擦掌，虎视眈眈，如果把有限的国防力量全部用于内战，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
　　对全民族来说，“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实在是再好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