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研究』[近现代人物]王铁群:伍豪之剑——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特科

 

作者：wangtiequn  发表日期：2006-12-3 21:14:13　　前 言
　　
　　1949年11月6日，周恩来设宴款待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在谈及国共两党的特务斗争时，周恩来指出：我们诚心诚意地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合作和平建国，但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打内战。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决不能听之任之。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这样，在情报上也是这样。周恩来强调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
　　周恩来的这番话阐明了一个深刻道理：特务的性质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特务的手段有正当与下流之别。
　　长期以来，许多人对特务的认识存在误区，他们把绑架、谋杀、破坏等所有令人生厌的词汇与“特务”联系起来，把特务活动看成是充满智谋而又不甚道德的诡秘行为。在他们看来，“特务”只能属于反动政权和军队，而进步组织和军队是没有或万万不应该有的。
　　实际上，特务活动是国家或阶级集团的基本职能之一，是国家或阶级集团政治活动的特殊手段。任何国家和阶级利益集团要生存、发展和壮大，必须探知其他国家或集团对自己的态度和图谋，了解对方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变化情况。特务活动就是国家和集团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活动的特殊方式。特务活动不能决定历史的进程，但重大的特务事件却可能影响历史的发展。
　　由于国家和阶级性质不同，决定其特务活动的动机和手段不同。评价特务活动的正义与非正义性，特务手段的正当与卑劣性，唯一的标准，是看特务的阶级属性，是看其为哪个阶级为什么样的政权服务。为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实现民族民主革命、保卫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进行的特务活动，就是正义的行为，其特务手段也反映着必要性和正当性。而为侵略扩张称霸或专制独裁统治集团服务的特务行为，则是非正义的，其特务手段则往往是卑劣下流的。正确区分特务的本质，才能对特务和特务活动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两大性质全异的特殊组织，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务科，一个是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两大组织几乎同时出现，并从产生之日起，便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开始了正义与邪恶的大较量。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特务活动，因效劳于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独裁统治，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是非正义的，其特务手段难免下流、卑鄙。
　　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独裁统治，为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而进行的情报活动和政治保卫工作，则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潮流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其特务行为和政治保卫手段是必要的和正当的。
　　本书研究的对象中央特科，即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隐蔽战线上组织和领导的一支精悍的“特种部队”。中央特科的活动，就是周恩来领导的反对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独裁统治的一种特殊斗争。
　　周恩来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犹如一柄刺入敌人心脏的利剑，机智勇敢，神出鬼没，以正义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卓绝斗争，保卫了中共中央和领导人的安全，牵制和消弱了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独裁统治的力量，为中国人民自由民主正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特科正义而神圣的斗争，是应予整理和研究的；中央特科英勇无畏和拼搏创新的精神，是应予继承和发扬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将军在病逝前夕致函邓小平和杨尚昆，他“要求将中央特科的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中共中央批准。
　　然而，时至今日，对中央特科的研究仍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记实性书籍和为数不多的文章。以至于在今天的读者中，甚至在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中，中央特科的历史依然是相当陌生的东西。这与中央特科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是极不相称的。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读河北大学历史系期间，对中央特科的斗争历史也未曾与闻。1984年毕业留校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等课的教学工作之后，才开始对中央特科日有所知。在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笔者积极搜集相关资料，并将之融入课堂教学之中。中央特科既惊心动魄又鲜为人知的斗争事迹，深深震撼了青年学子的心灵。学生们如痴如醉的听课表情，进一步激发了笔者研究中央特科的热情。到90年代初期，终于写就有关中央特科的书稿，虽一直未能发表，但每学期涉及白区斗争内容的几次课上，大学生澎湃的激情已足以补偿了笔者付出的心血。2004年底，在同事们的一再鼓励下，笔者振奋精神，在原稿基础上，把新近十余年搜集掌握的相关资料梳理考证，分析研究，重新写就了这部《伍豪之剑——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从1927年11月成立到1935年9月解散，共近8年的历史。以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去往中央苏区为时间界限，中央特科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后期从1932年12月至1935年9月。中央特科前期的历史，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卓绝奋斗史。本书研究范围，即系中央特科这四年的斗争概况。1932年初围绕“伍豪事件”的斗争，在时限上虽属于中央特科后期的活动，但事件本身和辟谣过程都与周恩来及其领导的中央特科直接相关，故亦把之纳入本书范围。
　　本书属于历史著作，所述皆有根据。
　　笔者赋予拙著的使命主要有三：一是弘扬中央特科保卫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历史功绩；二是聊以告慰曾在中央特科战斗过的革命先烈和革命先辈；三是权充引玉之砖，以推动对中央特科的研究。
　　囿于写作能力和资料局限，尽管笔者尽了最大努力，但拙著对中央特科历史及其事迹的叙述和研究，仍难免挂一漏万，甚至失之偏颇。在此诚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一、中央特科成立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战线上开展对敌斗争的，即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公开武装斗争的同时，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则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隐蔽斗争。
　　大革命失败以后，城市中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叛卖逆流，极大地威胁着中共中央的生存。为了保卫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一个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中国共产党从事保卫和情报工作的专门机构——中共中央特务科应运而生。
　　1927年11月，周恩来在与南昌起义部队离散后绕道香港展转至沪，自此到1931年离开上海去往中央苏区，除两去苏联历时一年外，在隐蔽战线上共战斗生活了三年左右。在这条特殊战线上，周恩来的一项重要工作即是创建中央特科，使中共中央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得到安全保障。
　　
　　1、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1927年7月2日傍晚，大上海风雨交加。
　　雨幕中的四川北路志安坊190号。这里是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的住处。
　　狂风暴雨中，赵世炎正在急匆匆赶回住所。
　　他不知道，此时国民党警探正蹲守在他的家中。因风雨太大，他也未看见，焦急万分的妻子夏之栩和岳母夏娘娘在他踏进门口时，便奋力开窗抛下了报警的花盆。
　　赵世炎被捕。
　　7月19日清晨，这位只有26岁的中共领袖在枫林桥畔凛然就义。据说，英雄的头颅被砍下之后，烈士的身躯仍久久不倒——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意志之坚，令刽子手胆寒。
　　赵世炎只是被国民党统治集团屠杀的无数中共人士之一。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清党”、“分共”背叛革命后，在中国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专制统治。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宣布实施“训政”。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当年10月通过的《训政纲领》中规定，“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而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进一步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必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对“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要由国民党“独负全责”。这样，国民党完全剥夺了全国人民应有的民主自由权利。1931年5月，国民党主持的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在这次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蒋介石公开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
　　在此以后，国民党组织其党徒和御用文人，通过舆论工具掀起一场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狂热。蒋介石还多次组织考察团去德国、意大利学习法西斯统治术，派人前往受训，并聘请一批德国法西斯分子任国民党政府的顾问。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强化了反革命军事力量，据1929年3月国民党官方资料统计，全国军队达200万人，常备军数量之多，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是少有的。从1928年开始，国民党又陆续建立起庞大的特务组织，为其专制统治服务。
　　为了维护其法西斯独裁专制统治，国民党政权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成立后，发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如在《通缉共产党首要令》中，开列了193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名单，叫嚣要从严拿办。在《处置共产党首要分子通告》中宣称：“中国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由就近军警分别看管监视，听候处分。其有叛乱行为业已昭著者，系属内乱罪犯，应依法惩办。”总之，“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 据中共“六大”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为26000余人。1928年6月30日，周恩来向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作了组织问题报告。他那激愤的声音久久在与会代表的心中回荡：自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到处都容易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其样式设计的涵义，在字面上倒也颇为动听：“‘青’的颜色表示光明灿烂的青天，是指示我们要有磊落光明、崇高伟大的人格和志气；青色象征自由。‘白’的颜色表示光明、坦白、无私的白日，是指示我们要有光明洁白、毫无污点的心地和思想；白色象征平等。‘红’的颜色表示我们的国家乃由无数革命先烈们的热血所染成，是指示我们要有热烈牺牲奋斗的精神；红色象征博爱。‘十二道光芒’代表光华四射，普照全球，并象征每天十二个时辰，每年十二个月，表示著自强不息、日新又新的精神。” “自由”、“平等”、“博爱”，多么美妙动人的词汇，但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面旗帜却成了白色恐怖的象征：在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子的地方，蒋介石对争取自由民主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疯狂镇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叫“挂羊头卖狗肉”，即挂自由民主的羊头，卖一党独裁专制的狗肉。面对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无所畏惧的。
　　同赵世炎一样，无数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自己的信念，表现出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而献身的耿耿丹心和铮铮铁骨。
　　在赵世炎被捕后两天，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和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等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陈延年就义前傲然屹立，拒向邪恶下跪。刽子手强行把他按倒地上，他又猛然跃起，昂首怒目。最后，敌人蜂拥而上，将他乱刀砍死。
　　1928年2月，在汉口市区的余记里空场上（今黄石路中学所在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夏明翰临刑前，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月，在长沙司门口刑场上，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郭亮牺牲前留给妻子的遗书是：“灿英吾爱：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
　　同月，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上，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周文雍和女友广州妇女学会秘书长陈铁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庄严宣布：“当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献给党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这是共产党人最壮烈的婚礼，是人类爱情史上震撼人心的绝唱。
　　同年5月，女革命家向警予在赴武汉刑场前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为了封锁住她的喉咙，敌人往她嘴里塞进石头，又用皮带勒住她的面颊。最后，向警予从容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6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郑复他、上总组织部长许白昊在上海龙华就义。陈乔年在与同牢的战友分别时豪迈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而争得的幸福吧！
　　……
　　共产党人类似坚贞不屈的事例是举不胜举难以写尽的。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在铁窗和刑场的严峻考验面前，气贯长虹，大义凛然，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忠贞气节和高尚情操。
　　国民党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只剩下惟一的选择：高举民主革命大旗，推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因为专制是民主的对立物，不推翻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就会听任整个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率领全国革命群众开始了反抗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的伟大斗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它在中共党史上开辟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严重挫败后，在黑暗中看到了高擎的火炬。
　　中共八七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点，它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方向。
　　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战线上开展民主革命斗争的。
　　一条是公开战线，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发动起义，然后把革命队伍拉向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红色割据，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公开的斗争。
　　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到1928年初，中共还在全国其他一些地区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比较重要的有：在广东，有彭湃等领导的以海陆丰为中心的东江起义和杨善集、冯白驹等领导的琼崖（今属海南省）起义。在江西，有以吉安县东固为中心的赣西南起义和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的以弋阳、横峰为中心的赣东北起义，还有万安起义。在湖南南部，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从粤北转移到湘南后，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在湖北的洪湖地区和湖南的桑植地区，有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起义。在鄂豫边，有中共黄麻特委领导的黄安、麻成起义。在福建，有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的闽西起义。在河南，有马尚德（后名杨靖宇）领导的确山起义。在河北，有王荷坡、于方舟等领导的玉田起义。在陕西，有刘志丹等领导的渭南、华县起义。
　　这些起义，一部分因为实行了错误政策或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很快失败；而处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地区的起义，则大多坚持了下来。这些坚持下来的起义部队，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并陆续在农村建立起局部的革命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亦称“红色政权”。“苏维埃政权”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
　　一条是隐蔽战线，即白区（国民党反动势力控制的地区）各地中共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坚苦卓绝，出生入死，以不懈的地下斗争，牵制和削弱敌人的力量。
　　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是隐蔽战线的主战场。
　　中共中央机关是在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从武汉陆续秘密迁到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上海的。自此至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在隐蔽战线上共战斗生活了5年有余。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了上海为其中央所在地，“主要是因为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 上海是中共的诞生之地，有着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和坚实的中共基层组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中共组织虽也遭到严重破坏，但其状况比武汉、湖南和广东等曾有过较强中共组织基础的地方都要好些。这是中共中央能够在上海存在下去的基本条件。另外，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地大人杂，住房易找，不查户口，在这里设立秘密机关便于掩护。再有，上海租界、华界同处，洋人、华人共居，政出多门，矛盾纷繁，革命者可以利用的空隙和机会较多。由此可见，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将其中央迁至上海的举措，是慎重而非盲动的。
　　当然，中共中央迁沪也反映出了一个严重问题，即其主观思想上还没有超脱不符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实际的“城市中心论”的窠臼，仍然坚持把工作中心放在大城市，寄希望于依靠城市的武装暴动夺取全国政权。实践有个过程，在革命实践尚未孕育和检验出符合实际情况的革命认识之前，难免会固守原有经验、因循原有模式。所以，“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须臾不可忘记的思想路线。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前半个时期，中共中央就是在上海这座敌人力量占绝对优势的大城市里，不断修正错误，在指导公开战线反蒋斗争的同时，领导着上海及全国其他白区的革命斗争。
　　这两条战线前主后辅，相互配合，相互依存，共同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毛泽东曾经说过：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 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外的各种形式斗争的重要性的论述，阐明了白区工作和隐蔽斗争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两条战线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援的，缺少任何一条战线，中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统一战线、军事工作、党的活动方式和斗争策略等等。本书记述的则主要是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
　　中共中央迁到敌情严重的大上海，连带而来的一个问题一下子便突兀出来，摆在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面前：如何确保中共中央的安全？！
　　上海是中外反动势力麇集的重要地区，白色恐怖极为严酷。在租界，帝国主义的军队、巡捕和侦探等骄横跋扈，同中国的反动势力合伙镇压革命活动。在华界，国民党新军阀的重兵、警察和宪特等暴戾恣睢，血腥屠杀进步志士。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三教九流的黑社会势力，则既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又是外国侵略者的鹰犬，他们遍布社会各个角落，利令智昏，无恶不作。上述这些罪恶势力的猖狂进攻，严重威胁着中共中央的安全。
　　另外，影响中共中央生存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卖逆流：在挫折和失败的考验面前，那些怀有不良动机混入中共党内或在敌人的严刑威逼下丧失了革命意志的分子变节叛党，为虎作伥，成为暗中破坏革命，危害中共中央和中共人士的凶恶敌人。例如，正是由于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韩步先的叛变出卖，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和赵世炎，先后惨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半年之后，又是由于叛徒唐瑞林的出卖，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领导人陈乔年等多人被敌人杀害。大革命失败后，因叛徒出卖而牺牲的革命人士不计其数。
　　上海这种严峻险恶的斗争环境，要求中共中央必须迅速建立和完善一个保卫和情报机构，组织起一支精悍的机动力量，专职负责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保卫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成员的安全，使中共中央能够在蛇蝎出没的上海滩站稳脚跟，有效地领导中国革命。否则，中共中央就会因失去了安全的屏障而处处遇险逢恶，难以正常运转。
　　适应中国革命隐蔽战线上的这种特殊需要，中央特科应运而生。
2、伍豪组建中央特科
　　
　　1927年暮秋，上海。
　　花木枯萎，黄叶飘零。
　　不时有红皮钢甲囚车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
　　一队队巡捕、警探以鹰隼般的目光四下搜寻，到处抓捕中共要人和其他革命人士。
　　大自然的萧条景象和人世间的白色恐怖交织一起，笼罩着这座东方大都市。
　　11月上旬，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打破了这严酷的氛围，通过隐蔽渠道，秘密传递到刚刚迁至上海的中共中央：伍豪已经到达上海！
　　“伍豪”是一个使中共人士肃然起敬的名字，这个名字蕴涵着忠诚、智慧、能力和希望，它使敌人心惊胆战，令同志勇气倍增。
　　中共党内高层都清楚，“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之一，它是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在天津组织革命团体“觉悟社”时用的代号。中共党内高层还知道，少山、冠生、大美、胡公等都是周恩来在隐蔽战线的化名。
　　周恩来到达上海，使白色恐怖中的中共中央高层有了主心骨。
　　此时的周恩来脸色碧青，憔悴不堪。
　　一个月以前，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池尾莲花山地区被冲散。当时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高烧40℃，连稀粥都喝不下，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口中不时发出“冲啊！冲啊！”的喊声。混乱中给他抬担架的人也不知去向，守在周恩来身边的只有叶挺和聂荣臻二人。他们地理陌生，又不通方言，三个人只有叶挺带着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也没有。
　　正在他们陷入困境的关键时刻，幸而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周恩来疗养了十多天。之后，由杨石魂护送，周恩来同叶挺和聂荣臻乘一条小船漂向香港。
　　几十年后，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说：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栓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周恩来等九死一生的经历，正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风雨飘摇、充满艰难险阻的缩影。
　　周恩来到达香港后病情仍很严重，经半个多月的治疗，健康状况才有所好转。这时，党中央发来通知，要他务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出席会议。于是，周恩来便拖着病体从九龙深水埗乘船北上，历尽困苦，辗转秘密来到上海。
　　11月9日和10日，周恩来出席了为期两天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通过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认为，“现实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并由此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这就错误估计了全国革命的形势，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
　　会议还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政策，给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但周恩来特有的人格魄力和各方面的才干早已得到人们公认，在会上又与罗亦农一起被增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很快，周恩来又被委以艰巨重任。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集权于中央常委会。在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中央组织局直接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交通、会计等众多的科，分别称作“中央组织科”、“中央军事科”、“中央宣传科”、“中央军事科”、“中央特务科”等。会议决定，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和李维汉三人组成，罗亦农为主任。周恩来分工“主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
　　一个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中国共产党从事保卫和情报工作的专门机构——中共中央特务科（以下简称“中央特科”）宣告正式成立！从此，中共隐蔽战线上产生了一支“别动队”，白色恐怖之中崛起了红色特工！中共中央赋予中央特科的职责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收集情报掌握敌人动向，营救被捕人员，镇压特务叛徒，建立秘密电台，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可见，中央特科是一个兼具保卫和情报双重职能的机构，它肩负的任务是神圣而艰巨的。
　　把领导中央特科的重任交与周恩来，则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知人之明，说明中央高层对周恩来军事和保卫工作的素质、经验和能力，是十分器重与信任的。
　　周恩来是中共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是中共第一位高级军事干部。1924年11月，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9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授少将军衔）、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1926年2月，又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因各军党代表皆由全军总党代表汪精卫兼任，故各军副党代表实际上即党代表）。在此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建军思想 ，如明确提出了革命军队“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宗旨，“革命军队是党的军队”的原则，军队政治工作要形式活泼、作风深入、工作人员率先垂范的方法等。
　　周恩来是中共最早注意并从事创建革命武装的领导人。任职黄埔军校伊始，他就征得孙中山先生的同意，组建了中共领导下的最早的革命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年11月，他又指导组建了以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1927年3月，他担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领导上海工人阶级赶走了驻沪的北洋军阀部队，取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国共两党全面分裂以后，周恩来担当起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之职，领导起义部队在1927年8月1日，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南昌起义以标志人民军队的诞生而载入史册，周恩来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
　　军队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武装组织，是不同国家、阶级和政治集团之间利益极端冲突的工具。而保卫和情报（间谍）工作，则是伴随战争而来的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为战争的双方为了保存自己，消灭对方，不仅要斗力斗勇，更要斗智，即设法隐瞒自己的意图，保护自己的活动；刺探敌方的虚实，瓦解、破坏敌方的活动。周恩来是在中共高层较早开始军事实践的人，是当时中共最为具有军事工作经验的负责人，这使他能够较早认识党的保卫和情报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为他领导中央特科提供了条件。事实上，周恩来也是中共最早重视和开展保卫工作的领导者。
　　1925年12月，中共上海沪西区委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工贼和奸细的秘密组织“打狗队”。该组织的作用和威力日渐增大，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改属中共江浙区委领导，并改称“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他对“红队”的工作非常关心，要求“红队”要镇压那些罪恶较大的走狗。他说：“你们打走狗很好，我同意。但有一点不好，你们大小走狗都打。小的走狗我们可以中立和争取他们吆，要打大的。” 这就及时纠正了“红队”带有恐怖倾向的行为。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迁往武汉，“红队”改归中共江苏省委领导。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鉴于中共在这场政变中了解敌人和保卫自己方面甚为被动的现状，周恩来对情报和保卫工作更加重视。1927年5月，周恩来在武汉倡议并主持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特科 。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部长，特科即隶属于中央军事部。该机构分设特务、情报、保卫和“匪运”4股，以情报工作为主。
　　中央军事部特科成立后，在周恩来指导下，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如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蒋介石、冯玉祥的徐州会商反共，宁汉合流以及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等，为中共揭露敌人阴谋、掌握敌人动向给予了有力帮助。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央军事部特科又在疏散和转移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武汉中央军事部特科的斗争，为数月后中央特科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经验。
　　周恩来较为丰富的军事和保卫、情报工作的经验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相应的素质和能力，是他担当中央特科领导责任，并能够在日后出色地指挥中央特科屡建奇功，胜利完成掌握敌情、保卫中共中央任务的重要原因。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当月下旬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武汉指导工作，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1928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主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随即，周恩来在指导全国各省区党的活动，处理各地出现的问题的同时，花大精力整顿中共中央各机关，包括着手组建中央特科的工作。
　　在组建、完善和发展中央特科的工作中，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
　　（一） 建立健全中央特科的组织机构
　　从1927年11月中央特科成立开始，周恩来陆续为该特殊机构下设了四个科，即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通讯科。
　　总务科也称特一科。在中共中央迁往上海伊始，建有一个“总部”，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建立联络点等。在“总部”的基础上，周恩来选调人员予以充实并加以整顿，形成总务科。总务科的主要职责是替中共中央机关租房子，为中央负责人安排住处，租家具，找铺保，做生意，购买和储存武器，布置中央开会会场，组织营救被捕的负责人，料理牺牲者后事及家属生活等。
　　情报科也称特二科。该科设立于1928年4月，主要职责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通过“打进去”或“拉出来”等多种办法，建立秘密情报网。
　　行动科也称特三科，又称“红队”、“打狗队”。该科由原中央军事部特科和原中共江苏省委所属“红队”合并而成，后又从原上海工人纠察队和根据地调入一些人。该科的主要职责是镇压内奸敌特，营救被捕领导人，保卫中共中央和中央负责人以及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的安全。
　　通讯科也称特四科。该科设立于1928年11月，主要负责制造、设置和保卫电台，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白区中共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
　　以上四科虽各有专职，但又相互联系、通力合作。各科紧密配合，构成中央特科这个有机统一的战斗堡垒。
　　（二）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和原则
　　为了防止中央特科走上单纯恐怖活动的歧路，牢牢把握政治斗争方向，周恩来从中央特科成立之日起，便为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政策和原则。他给中央特科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 。周恩来高度重视中央特科的斗争方向，曾多次严厉批评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主持者顾顺章忽视党的秘密工作原则，热衷于单纯恐怖活动的倾向，并坚决制止了他试图炸毁“包打听”开会的场所一品香饭店等恐怖计划的实施，保证了中央特科隐蔽斗争的政治方向。
　　周恩来为中央特科制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如规定各自所有活动的内容绝对保密，不能向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泄露。陈养山在1928年4月情报科成立不久即参加中央特科，直到1935年9月中央特科撤消为止，是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人。但他属于哪个部门领导，自己好多年并不清楚。直到8年以后，即1936年到西安后才知道自己工作的单位叫“中央特科”。规定这条纪律，并非对个人不信任，而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防止一人出了问题牵连到多人或多个机关出问题。
　　（二） 制定了秘密工作的制度和方法
　　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一整套包括中央特科工作在内的秘密工作的制度和措施。他要求党组织要坚决“改变以前的方式，很迅速的重新建设党的各种机关，并以绝对秘密为原则”，要“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在周恩来领导下，较短时间内便实现了“机关社会化”、“机关家庭化”、党员和干部职业化。与此同时，他主持制定了一套秘密工作的制度，如都用化名，邓颖超在接见《周恩来传》主编金冲及时回忆说，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同志间谁也不叫谁的名字，都用别名。别名多啦，一个时期换一个”，“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 再如经常搬家、单线联系、行踪保密等。周恩来不仅对进入中央特科的人员严格考察，并且经常教育他们要坚定政治立场，忠诚革命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而奋斗。
　　为了提高中央特科人员的政治素质和对敌斗争能力，1928年春，周恩来在条件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为中央特科举办了为期20余天的训练班。他与恽代英等亲自为训练班授课，讲述政治形势、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秘密工作纪律。他还组织训练班秘密对上海市区道路和居民住宅布局进行了了解。训练班还学习了许多秘密工作的技术，如化装术，侦察与反侦察，密写技术及密码破译，开镣技术等，并乘船去海上进行过射击训练。通过训练，学员们提高了勇于献身革命的政治素质和特工人员必备的业务素质。
　　就这样，周恩来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在中外反动势力统治最严酷的大上海，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的保卫和情报机构中央特科，使中共中央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有了安全保障。
　　中共“六大”以后，中央特科的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 ，领导中央特科的斗争，特委是决策机构，中央特科是执行机构。特委由三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政治局常务委员、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中央委员顾顺章。向忠发和顾顺章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有限，“周恩来同志主持特委工作，并亲自领导和指挥特科工作”。 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特委和特科的核心和灵魂。
　　在周恩来的精心呵护和培育下，中央特科应运而生、健康成长，伴随和护卫着中共中央在血雨腥风的上海滩度过了五载不凡时光。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犹如一柄利剑，斩妖降魔，在龙潭虎穴之中，出奇制胜，大显神通，展示了一幅保卫中共中央的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
二、总务科——党中央的管家
　　
　　总务科是中央特科下设的第一科，其主要职责有三项：设立机关、布置会场、组织营救。
　　大革命失败以后较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等都设在上海，总务科为保证其众多构成单位实现社会化并运转起来，具保租房、寻租会场，进行了大量艰辛繁杂的工作，在中外反动势力严密控制的大上海建立起众多革命机关并为各种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安全场所。
　　在白色恐怖和党内叛变的双重进攻下，中共领导人难免被捕甚或遇难。中央特科以总务科为主，用各种方式营救了众多的中共干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
　　
　　1、在敌人眼底下安家
　　
　　位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天蟾舞台，是号称“江北大亨”的顾竹轩开办的一座大戏院。每天来这里看戏的、演戏的，进进出出，熙熙攘攘。
　　顾竹轩，又名顾四，系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的叔父，也是黄金荣的弟子。因至少亲手杀过七个较有名望者，人称杀人魔王。他带有万余名徒弟，这些人多为两租界捕房的侦探和黄包车老板。
　　在天蟾舞台隔壁，即云南路与四马路交叉的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是一栋二层小楼，楼的主人是著名西医周生赉。周医生把小楼的一楼辟为医院，起名“生黎医院”，二楼则用以出租。
　　1928年春天，一位自称由湖南来上海经营土布土纱生意的熊姓商人来到“生黎医院”，经与周生赉协商，租下了他那座小楼二楼全部楼面的三大间房子。随即，“熊老板”在楼上挂出了“福兴字庄”的招牌，在鞭炮炸响声中，生意开张了。不久，“老板娘”从汉口被接来上海。“老夫少妻”辛勤经营着“福兴字庄”的买卖，又恰到好处地赢得了房东的信任和友谊。
　　但是，中外反动势力和社会上一般的人绝不会想到，这“福兴字庄”恰恰是中共的中枢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办公之处！事实也正是如此，该机关从1928年初设立起，一直到1931年4月被中共中央主动放弃止，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巍然屹立三年整，从未引起敌人的一丝怀疑。李维汉回忆说：“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
　　中共中央政治局居然在杀人魔王的眼皮子底下安下了家！闹中取静，险中求安，这一最重要机关的选址，凸显了共产党人的智慧和胆识。
　　至于“熊老板”和“老板娘”，则是住守这一重要机关的一对假夫妻，他们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
　　“熊老板”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1886年生于湖南长沙，早年从事教育工作，在湖南教育界享有声望。1918年8月，他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1927年“马日事变”后，因被反动军官许克祥通缉而逃亡汉口。当年10月加入中共，在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工作。1928年4月湖北省委机关大半被破坏后，熊瑾玎即转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会计，并负责建立和住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
　　“老板娘”名叫朱端绶，是一位刚满20岁的姑娘，也是长沙人，曾是熊瑾玎的学生，来上海之前在汉口互济会工作。按照周恩来机关家庭化的要求，在“福兴字庄”设立后不久，即1928年夏天，经中共中央审查批准，朱端绶被调来上海，协助熊瑾玎工作。朱端绶比熊瑾玎小22岁，但党龄却比熊瑾玎多两年。两人假扮夫妻，配合默契，精心料理中共中央这一重要机关。
　　熊瑾玎和朱端绶朝夕相处，共同进行着艰险细致的革命工作。随着彼此了解和认识的加深，爱情之神也悄然而至，1928年中秋时节两人结为夫妻。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来向他们祝贺新婚之喜，邓颖超还特地代表尚在苏联的周恩来向一对新人送上了一束玫瑰花。
　　“福兴字庄”设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过无数次会议。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向忠发、苏兆征、任弼时、澎湃、邓小平、邓颖超、陈赓等领导人经常来这里研究工作。
　　 “老板娘”朱端绶与丈夫“熊老板”一起并肩工作，使“福兴字庄”这一红色大本营，在白色恐怖中历时三载，安然无恙。
　　1966年1月，周恩来曾在一封调查信上写道：“在内战期间，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正是因为有了大批像熊瑾玎朱端绶夫妇这样最可信赖、忠诚无私、有胆有识的共产党人，中国革命才能够历经劫难，自强不息。
　　198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将“福兴字庄”旧址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福兴字庄”只是中央特科设置的机关之一。
大革命失败以后较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等都设在上海，其众多构成单位都必须实现社会化。所以，中央特科总务科设置机关的任务是十分重大和艰巨的。
　　上海租界地区广大，既有1863年由英美两国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又有法国租界。在这里，华洋杂处，不登记户口，所以找房子并非难事。但要找“殷实店铺具保”，即寻找富足的店铺作租房担保，则绝非易事，因担保意味着承担风险。
　　周恩来要求总务科努力攻克这一难关。总务科科长洪扬生回忆说：“特一科刚开始工作时，租房找保十分困难。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千方百计找社会关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总务科科长洪扬生，1921年在上海由赵醒农介绍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在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和团中央机关担任交通工作。1925年底参加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之后以中央军事特派员身份被派往东北工作。1927年春奉调回沪。“四一二”政变后，伴随中共中央迁往武汉，在中央组织部负责登记工作。“七一五”政变后，中共中央又迁回上海，洪扬生也随之至沪。中央特科成立后，担任总务科科长。
　　按照周恩来的要求，洪扬生发动和带领该科成员努力解决租房找保问题。
　　总务科基本成员有：
　　阚思颖，四川南溪人，住机关。
　　邹志淑，浙江嘉兴人，担任交通和掩护工作。
　　周青，四川人，由行动科转来。
　　陈家康，广东人，中央特科专职医生。
　　朱胜（化名），湖南人，当古玩店老板。
　　戴荣鑫，浙江余姚人，当木器店店员。
　　阿四（化名），广东人，总务科司机。
　　张克诚（化名），北方人，当木器店老板。
　　松江阿姨（名字不详），在木器店烧饭。
　　张阿桃，顾顺章岳父。
　　张陆氏，顾顺章岳母。
　　张爱宝，顾顺章姨妹。
　　叶小妹，顾顺章姨母之女，
　　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住机关当烧饭师傅。
　　吴韵兰，顾顺章兄嫂，做掩护和交通工作。
　　吴克昌，吴韵兰胞弟，与其妻同做掩护工作。
　　总务科成员不惧困难，在洪扬生带领下，大家千方百计，很快便联系并开设了多种店铺，诸如水电行、电器行、照相馆、木器店、古玩店、布店、诊所、通讯处或代办所等，以此作为租房设立中共机关的担保。
　　在这些担保店铺中，劳合路（今六合路）泰亨源水电行，是总务科建立的第一个铺保。泰亨源水电行老板张义安（张杏生）系洪扬生远亲，以前往来甚少。洪扬生主动造访，密切亲缘。张义安对洪扬生信任有加，热情为其租房作保。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的三民照相馆，也是总务科较早联系的铺保，照相馆经理范渔人（范梦菊）除为总务科作保外，还帮助总务科购买、储藏武器及做掩护工作。总务科较早联系的铺保还有李瑞生开的布店等。
　　解决了担保问题，在敌人眼底下安家的工作也就相对容易多了。以下是总务科所设机关的一部分：
　　同孚路（今石门二路）柏德里700号一处两楼两厅的房子，是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的地方，被工作人员称为“中央办公厅”。周恩来和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每天都来这里解决中央和各地区的问题，不能当场解决的和重大的事情，则提交“福兴字庄”政治局会议决定。该机关由彭述之夫妇等住守。
　　成都北路741弄丽云坊54号，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所在地。周恩来几乎每天早晨或深夜都来此处，阅读报告，听取汇报，同各地来沪找中央的人讨论工作。组织部另一联络点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尚贤坊某号前楼。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原设于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由军委秘书白鑫住机关。白鑫叛变后，总务科在成都路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将中央军委机关迁来。曾希圣、朱瑞、傅钟等人在此住过，周恩来、刘伯承、聂荣臻也常来此会议。
　　戈登路（今江宁路）673弄10号和1141弄的一处房子，是中共中央领导人阅读、起草文件和政治局接头的地方。由张纪恩、张越霞夫妇和苏才、周秀清等住机关。向忠发叛变后，此处被破坏。
　　浙江中路112号2楼，是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的一个联络点，周恩来经常在此与各地负责人接谈，如曾与云南的龙大道、河北的张兆丰、浙江的卓兰芳等在此谈话。
　　同孚路（今石门二路）336弄9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联络处。政治局秘书处则设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静安寺路口松寿里24弄11号和青海路19弄善庆坊21号。
　　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斜桥会馆旁的一家古玩店，为中共中央的一处联络点，总务科派来自湖南的朱胜（化名）为老板，顾顺章的岳母张陆氏在此做饭。
　　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一条弄堂里的最后一幢独门独户三层楼洋房，是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接头开会之处。洪扬生以“资本家”身份同负责文书工作的严重夫妇以及一位盲人翻译，住此机关并负责接待工作。
　　威海卫路达生医院，由中央特科情报科的柯麟（化名柯达文）和贺诚（化名贺雨生）坐堂行医，中共中央大概每月在此开会一次。
　　中央文库设在西康路合兴坊15号。这是中共在在敌人眼底下开辟的红色档案馆，它为今人了解当年的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
　　中共地下印刷厂设在爱文义路601弄1号。这里承印着党的重要文件和刊物，在白色恐怖中传达着党的方针政策。
　　总务科还在泥城桥东开设了一家木器行，由戴荣鑫当店员。该店既是中央领导人的接头处，也是用以租房的一个铺保。另外，领导人搬家时，所需家具由此供应，用不着的家具也可在此堆放。
　　中央特科曾用代号“新新公司”，其机关较长时期设在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郑家巷91号。另外，公共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一幢洋房的三楼，曾是中央特科的内部接头处，周恩来、顾顺章、陈赓等中央特科的领导人常来此处接头谈话、商议工作，中央特科其他人员不来此地。同孚路一条弄堂内有一幢石库门房子，该房子的底楼厢房，曾是总务科和行动科成员的聚居点，此处还储藏有一批武器，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一般不来这里。情报科成员则主要在陈赓家中碰头。总务科还经常为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开设店铺，以掩护其本人的工作和生活。如给曾以古玩商为公开身份的周恩来在黄浦江边开设过“松柏斋古玩号”；给曾以商店经理为公开身份的邓小平在浙江路清河坊开设过一家烟纸店（其楼上即为中共中央某机关）；给曾以古董商为公开身份的向忠发在爱文义路戈登路口开设过一家古玩店；为顾顺章在斜桥路22号开设过“奇星魔术社”。
　　需要说明的是，因环境险恶，总务科所设机关包括领导人的住处，有的存在时间长一些，有的存在时间短一些，实际处于经常变动状态。如毛泽民、钱之光等领导的秘密印刷厂，从1931年春到1932年冬，更换了5个地方。 至于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若在一地居住时间太久容易暴露真实身份，所以更是频繁迁居。邓颖超回忆说：我们“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 而这些机关和领导人员处所的变换，主要由总务科完成，由此可见总务科工作之繁重。总务科除了上述联系铺保、设置机关的工作之外，保障中央会议是另一要务。
　　中共中央经常召开会议，从确定会议地址、租用房子、布置会场、筹备会务等，均由总务科负责办理。
　　1929年6月下旬，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总务科租用的会场是在一条弄堂的最后一排一幢公馆摸样的房子。周恩来亲自选派中央工作人员去住机关，作掩护。刘叔琴回忆说：“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议要求用家庭形式来掩护。这时，周恩来要我去住机关搞掩护工作，公开身份是家里闲住的女主人，实际上却是为全会做些文书工作。” 中央还调来罗登贤的夫人周秀珠等住此机关，还调来总务科成员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为机关烧饭。顾顺章带领中央特科队员，负责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有将近50人参加。总务科在赫德路租了一座四层楼房，并把之辟为临时医院，一楼由总务科的人充当门房、护士、帐房等，负责应付前来求诊的病人并防止外人上楼。二楼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则是会议厅。总务科还在爱文义路卡德路口租了一幢洋房，作为备用会场，万一发生问题，便把“医院病人”转移至此继续会议。
　　1930年 9月下旬，中共六届三中全在上海召开，中心议题是纠正李立三的错误。总务科把会场设在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独立洋房里。到会领导人签名的有：特生（向忠发）、柏山（李立三）、之夫（瞿秋白）、少山（周恩来）等。会议期间，总务科派人照料会场，行动科全体出动，保证会议安全进行。
　　中共六届四中全是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总务科把会场设在麦特赫司脱路一幢洋房里（一说武定路修德坊6号）。据参加会议的张金保回忆：“这次会议是1931年1月上旬召开的。会场设在上海顾顺章住的机关，麦特赫什么路（可能是麦特赫司脱路）一幢洋房里，院子很大，院墙是黑漆的竹篱笆……会场
　　是长形的，有一个长台子，我们坐在长台子一边，王明他们坐在另一边。” 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王明、罗章龙等37人出席。这此会议确立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也由此引发了激烈争论。为了掩护楼上会议的进行，总务科所派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楼下打牌、开留声机，行动科人员则扮成厨师，戒备森严。
　　就这样，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经过中央特科总务科的努力，终于在敌人眼底下安下了家，在中外反动势力严密控制的大上海重新建立了起来。中共各种高级会议，也在敌人这个大本营里经常性地进行起来。中外反动势力绝不会料到，中共领导机关和中央会议都以合法的形式，堂而皇之地生存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在他们的心脏地带领导着上海和全国的革命斗争。这不能不说是总务科创造的一个奇迹，它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展示了共产党人顽强的适应能力和坚毅的创造精神。
2、设法营救被捕同志（一）
　　
　　 中央特科总务科还肩负着营救被捕领导干部的重要任务。
　　“在白色恐怖厉行之下，中国共产党只能极端秘密的存在”。然而，由于不容易适应秘密工作的环境，更由于敌人的进攻和叛徒的告密，致使“八七会议以来，机关被破获极多，负责同志牺牲极重。” 在白区，经常有中共干部被逮捕、被杀害。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上海，据不完全统计，从“四一二”政变到当年年底，被屠杀的革命志士即达2000多人，其中多数是中共人士。尽管中央特科进行了多方面的情报工作，但由于中外敌人警特侦探机关的纷繁性，仍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
　　中共干部的大批牺牲，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这样，营救被捕同志，保护党的干部，便成为中央特科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营救工作艰巨复杂，往往需要中央特科所辖各科默契协调，通力合作。但营救的组织工作，主要是特一科即总务科负责。
　　总务科营救被捕人员的方式大致有四种：
　　第一种方式是“律师辩护”。中央特科同许多律师建立有密切联系。对押在公共租界未暴露真实身份者，中央特科主要聘请潘震亚和费国禧律师出庭辩护，对被捕者进行合法营救。 　　
　　潘震亚（1889–1978）名瑞荣，字树庸，江西南城人，毕业于江西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早年曾任职北洋政府大理院。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武汉革命政府司法部第一处（掌管司法行政）处长并兼第二处（掌管民刑案件）处长。他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对政府司法进行改革，为受训司法人员讲授进步学说。大革命失败后，他从事过邓演达组织的反蒋活动，并与史良、沈钧儒、张志让、陈志皋等著名律师受聘为中共领导的革命群众性组织“中国革命互济会”律师。他经常以律师身份为被捕的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出庭辩护，参与营救工作，人称“红色律师”。他撰写了不少法学论著，如《刑法名论》《刑事诉讼法论纲》《中国继承法论》《中国破产法论》《中国法制史》等，其法学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特一科（总务科）科长洪扬生回忆说：“在特一科的直接关系下有两位律师，一位是潘震亚，他是法学教授兼办律师事务，十分同情革命，我们有所求，他必应，从不附带任何条件。另一位是费国禧律师，我们请他出面辩护，仍得花点钱。”
　　对押在法租界的被捕者，则往往聘请与租界巡捕房和法院有特殊关系的陈志皋律师出庭辩护。
　　律师辩护是常用的一种营救办法。但该办法只适用于租界范围，在国民党方面行不通。
　　第二种方式是“行贿买通”。即花钱“贿赂”有关敌方人员，争取其以无“罪”为由释放被捕者。
　　第三种方式是利用“内线”。即利用在各种反动机关、组织中建立的特情关系，根据不同情况相机解救。
　　第四种方式是武装劫持。这是中央特科营救被捕人员的非常措施，即在上述几种方式无济于事后，铤而走险，利用敌人将被捕者由租界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淞沪警备司令部，或由上海转解南京、苏州等地的机会，途中劫持。武装劫持的工作主要由中央特科三科（行动科）负责，总务科协助。
1929年11月17日，初冬的细雨冲刷着上海滩。
　　清晨，任弼时草草吃了几根油条后，便撑开一把雨伞冒雨出门，去公共租界华德路竞业里共青团江苏省委秘密机关，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临行之际，他告诉妻子陈琮英：他“12点回家吃午饭，下午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开会。”
　　任弼时走后，陈琮英踏着成溪的雨水，买回10个铜板的面粉，4个铜板的“雪里红”，准备午饭。12点到了，任弼时没有回来。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但一直等到天黑，任弼时也没有返回。
　　不祥的预感敲击着陈琮英的心。好不容易捱到天明，她急忙找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罗迈（李维汉）打听消息。
　　罗迈以实相告：任弼时昨日被捕，中央特科正在营救。
　　任弼时是中共重要人物。他1904年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今汨罗县），1920年加入毛泽东等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不久由该会介绍去上海，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开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准备赴俄学习。在沪期间，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参加了上海马克思研究会的活动。1921年春天，任弼时与刘少奇等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2年初转为中共党员。在俄期间，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了十月革命经验和列宁的策略思想。1924年回国，次年初，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不久又代理团中央书记。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马列主义，批评党内右倾错误。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共青团“四大”上，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在“八七”会议上，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29年8月任弼时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同其他中共要人一样，任弼时是中外反动势力重点缉捕的对象。
　　在此次被捕前一年，即1928年10月，任弼时曾在安徽被捕，度过半载铁窗生活，屡遭酷刑，几次昏厥。这第二次被捕距上次出狱才过半年，身体尚未复元。
　　得知任弼时被捕的消息后，周恩来亲自向中央特科部署营救工作，由中央特科总务科负责具体实施。
中央特科接受营救任弼时的任务以后，很快便通过特情关系鲍君甫，了解到任弼时被捕的经过。
　　原来，任弼时开会的地点——靠近杨树浦工厂区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会前已被公共租界巡捕房侦知。在任弼时尚未到来之时，巡捕房巡捕已逮捕了先到的三位与会者，并在该机关内设下埋伏。在巡捕们的钳制下，警报信号也未能发出。
　　任弼时来到该机关后，见门上并没有显现出事的信号，以为一切正常，便在风雨中疾步登上台阶扣响了大门。门刚打开一半，他发觉情况异常，转身即欲离去，但为时已晚，双臂被门后闪出的暗探紧紧扭住。
　　一个便衣巡捕逼迫住守该机关的郭亮烈士的遗孀李灿英说出任弼时的姓名和身份。李灿英一口咬定“不认识”。但恰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李灿英有个三、四岁的儿子，名叫郭志成，他非常熟悉和喜欢常来自己“家”中开会的任弼时。雨雾中，小志成辨认出了自己的“任叔叔”后，便一下子扑了过去，亲热地依偎在任弼时身上……这一意外之事，无疑证实了任弼时的来意。巡捕们不由分说，给他戴上了手铐。囚车一声尖叫，任弼时被押到江山路巡捕房拘留室。
　　鲍君甫告诉陈赓，租界当局对任弼时的审讯获得两条线索，一是任弼时的“口供”：他叫“彭德生”，江西人，是到竞业里找亲友介绍职业的失业青年，因找错门牌而无辜被抓。二是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张写有“培德路培德里××号”地址的电车月票。
　　中央特科对任弼时的营救是多方面进行的。陈赓一面转告中共江苏省委，让陈琮英马上搬到任弼时电车月票上所写的住处，以应付敌人的查问；一面让鲍君甫去公共租界找关系斡旋。同时，总务科还请来上海著名律师潘震亚出庭辩护。洪扬升还对巡捕房探长陆连奎施加“贿赂”，他直接把100元现洋送到浙江路七浦路陆连奎的小老婆住处，用金钱买通了陆连奎。
　　关押任弼时的囚室是一个三面环墙，一面铁栅栏的大统间，同任弼时关在一起的是“同案犯”周朴农。周朴农化名周阿康，此前系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曾在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当过职员。乘看守不备，任弼时叮嘱周朴农：彼此要装作素不相识的样子；要注意隐蔽，坚不吐实。
　　开始，敌人并没有轻易相信任弼时的“口供”。他们先是对其皮鞭抽打，拳足交加，企图用毒打迫使他说出真情。但任弼时视死如归，以超人的意志顶住了敌人的逼供。
　　敌人黔驴技穷，便拿出看家本领，对任弼时动用起他们所谓的最新侦破技术电刑。电刑是帝国主义用现代文明成果发明的一种极端野蛮的刑具，它可使受刑者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神经系统陷于混乱状态。意志薄弱者很可能被这种残忍刑具所征服，在极度痛苦和意识混沌中吐露实言。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直面任何酷刑而无所畏惧的。电压一次次升高，任弼时对民主革命事业的忠贞，使他最终战胜了眼球欲暴、脑壳欲裂，以及两个电极“在他背上烧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鲜血淋漓” 等各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没有讲出中共的半点秘密，充分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周朴农同样经受住了酷刑，与任弼时一样坚贞不屈。
　　后来知道，任弼时和周朴农被捕，起因于租界巡捕房此前逮捕了一位上海反帝大同盟成员化名张景云的华侨青年张永和，他们从张永和西服口袋里搜出一个竞业里的地址，便据此线索前去布控，终于逮捕了任弼时和周朴农。
　　中央特科的营救措施很快发生了效力。
　　鲍君甫向租界巡捕房说明，抓捕“彭德生”显系误会，因为被捕者“是他（鲍）手下的人”。
　　潘震亚律师几次面见任弼时，根据任弼时的“口供”， 做好了有针对性的辩护准备。
　　陈琮英则在培德里布置了一所小商人的房子，敌人几经盘查，都被她应付过去。
　　中央特科的其他措施也起了营救作用。
　　11月22日，位于浙江路的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庭，对任弼时、周朴农、张永和一案进行“审判”。法庭上，任弼时和周朴农继续重复在江山路巡捕房时编造的“口供”。内山书店也派人到庭，证明实已离开书店三年的周朴农系内山书店职员。潘震亚律师则义正词严地强调，帝国主义分子肆意拘捕无辜中国公民并滥施酷刑，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违法行为；法庭不能提供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则应立即将被告人无罪释放。敌人没有从任弼时等身上得到任何证据，同时也完全相信自己的电刑效能。最后，他们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张永和刑期两个月，任弼时和周朴农刑期各40天。
　　此后，任弼时和周朴农被押入公共租界最大的监狱——提篮桥监狱（“西牢”），在这里度过了33天监狱生活。
　　在中央特科的多方营救下，1929年12月25日，任弼时和周朴农提前一天出狱。
　　在现存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档案中，尚存有任弼时这次被捕的“案卷”，它是一份只有两页内容的判决书，一页记载“案情”，另一页是任弼时十个手指的指纹。案卷上是这样写的：
　　
　　“姓名：彭德生
　　年龄：25岁
　　身高：5尺6寸
　　职业：无业
　　籍贯：江西
　　住址：无固定地址
　　案情：危害国家安全
　　29，11，22，判决40天
　　减刑释放29，12，25”
　　
　　狱内的宁死不屈，狱外中央特科及时多方的营救，终于使任弼时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脱离了磨难。
　　任弼时脱险以后奉派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等职，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中央特科营救出任弼时以后不久，又开始了营救“王作霖”的紧张工作……3、设法营救被捕同志（二）
　　
　　1930年春末夏初，人们经常看到一位体貌清癯，身着破短衫，脚穿旧皮鞋的人，奔走出入于上海杨树浦各个工厂。一般人绝不会想到，这个看上去纯粹一副工人模样的人，正是大名鼎鼎的中共领袖恽代英。
　　恽代英当时化名“王作霖”。
　　但突然有一天，中央特科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恽代英被捕了！
　　恽代英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生于湖北武昌。1918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五四运动期间，在武汉领导学生运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1923年，主编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并在该刊上发表文章百余篇，教育和影响了广大青年，堪称中国青年的卓越领袖。
　　国共合作时期，恽代英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是五卅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中共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
　　恽代英是中共第五届和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共“六大“以后不久，即1928年秋天，他调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几个月后，改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长。
　　1929年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不休，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经过两年的奋斗，革命力量逐步发展壮大起来，革命斗争的局面明显好转。面对这种有利形势，在共产国际“左”倾指导思想影响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头脑渐渐发热，他无视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的观点。
　　1930年3月，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工作。周恩来去苏联以后，由于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李立三便成为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实际主持者。李立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独断专行，更加无所顾忌地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党内又一次掀起了“左”的浪潮。
　　恽代英首先觉察出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并在1930年4月党的会议上予以公开的批评。李立三则给他扣上“调和主义”、“机会主义”的帽子，并采取惩办主义措施，最后把他下放到沪东区，担任中共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保留己见，服从决定。他立即搬进闸北贫民窟，换上工人装束，开始了第一线的斗争。
　　恽代英是一个深为蒋介石所痛恨的共产党人。早在黄埔军校时期，他就与邓演达、张治中、高语罕被蒋介石视为“黄埔四凶”；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蒋介石重赏缉拿的中共要人之一。
　　这样一位重要人物，被推到斗争最前沿工作，整日活动于敌人的眼皮底下，自然增加了被捕的危险。恽代英对自身的处境是十分清楚的，他曾对妻子沈葆英说：“我不能力挽狂澜，只能献身堵口”，只要“能够增长同志的智慧，擦亮勇士的眼睛……我为此而献身，也是死得其所！”
　　人们知道，恽代英戴有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可以说眼镜是其突出的相貌特征。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注意，他在活动时总是摘掉眼镜，并穿上工人服装。
　　然而，事与愿违。1930年5月6日下午，恽代英带了一包传单匆匆赶往位于杨树浦韬明路（今通北路）的老怡和纱厂（今上海第五毛纺织厂），准备与他人联络。当接近厂门口时，突然遭遇巡捕“抄靶子”（即搜查行人）。恽代英由于没戴眼镜，等发现情况时已经来不及躲避。他见已无法脱身，就和巡捕扭打起来，在扑打中他乘机自伤毁容，使人难以辨认。巡捕从他身上搜出了传单，遂以此为据，将其逮捕。
　　恽代英先被关押在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在这里，他被打得鼻歪脸肿，遍体鳞伤，但他坚不吐实，没有暴露真实身份。次日，恽代英被以共产党嫌疑犯名义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他立即通过这里可以信托的关系，以“王作霖”名义，给外面党组织带去一封信，要求根据他提供的情况采取营救措施。
　　中央特科获悉后，立即以总务科为主展开营救工作。
　　不久，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事会审法庭开庭。由于中央特科多渠道的营救，加上敌人没有得到有力的人证和物证，恽代英的回答又措辞周密，最后法庭只能抓住那包传单，以“参加反革命为目的的集会”为罪名，把他当作普通工运活动分子判处5年徒刑。
　　6月3日恽代英被解到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即漕河泾监狱）第六工场。
　　与此同时，中央特科继续努力，他们通过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向各方疏通，使恽代英很快得到减刑。洪扬升回忆说：“当时，一个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中央特科的同志找到老闸捕房的探长尤阿根‘打招呼’，自称恽代英是他的‘表兄’，请他卖个情面。于是，恽代英被从轻判处3年徒刑，转押到苏州陆军监狱。”
　　1930年8月中旬，周恩来从苏联回国至沪。得悉恽代英被捕入狱的情况后，周恩来焦急万分。他批评了李立三把恽代英这样一位重要人物下放到容易暴露身份的岗位的作法，向党中央提出要利用一切手段、不惜任何代价救出恽代英。党中央遂委托周恩来全权负责这项营救工作，并责成顾顺章具体执行。中央特科营救恽代英的工作便加速开展起来。中央特科对恽代英的营救采取了多种办法，其中两项措施对营救工作的顺利进行起了很大作用。
　　一是花钱收买敌方人员。周恩来回忆说：党曾想尽办法营救恽代英，花过很多钱，打通了上下关节。
　　二是利用法院的关系。江苏省高等法院有一个法官是中央特科的地下关系，陈赓通过这个法官的辩护，使恽代英的再次减刑成为可能。
　　另外，中国革命互济会也为营救恽代英进行了多方活动。
　　在中央特科的努力下，恽代英的所谓徒刑，最终减为几个月，到1931年5月即可取保获释。
　　在营救恽代英的同时，中央特科也把营救情况设法通知了狱中的恽代英。他们先是让恽代英的学生黄静纹（中共闸北区第一街道支部书记）以亲属名义去苏州探望恽代英，向其暗示组织上正在设法营救。稍后，周恩来又让洪扬升去苏州给恽代英送去路费，并嘱其出狱后要乘船或步行去上海，不要坐火车，以免途中遇到麻烦。
　　1931年初，恽代英被转解到南京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关在“星”字监房。
　　恽代英狱中做着两手准备。他每天苦练气功八段锦，准备出狱后以良好的身体素质为中国革命做出更多贡献。同时，他对自身处境也没有抱任何幻想，一旦狱外营救失败，就进行更艰巨的斗争，直至牺牲生命。当他闻知林育南、何孟雄等24位共产党人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的噩耗后，遂赋《狱中诗》七绝一首：“浪迹江湖数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拼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该诗缅怀了逝去的战友，表达了自己身陷囹圄而意志弥坚的决心，显示了共产党人为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勇作“楚囚”的大无畏精神。
　　4月初，中共狱中支部让支委谢云巢通知恽代英准备出狱。
　　然而，就在狱内外革命同志为恽代英的即将出狱而欢欣鼓舞之时，中央特科具体工作的主持者顾顺章被捕叛变。顾顺章曾是营救恽代英工作的总的执行者，他在出卖了中共大量机密后，又于4月28日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出卖了恽代英。
　　周恩来回忆说：在营救恽代英的时候，我常想，千万不能让敌人知道（恽的真实身份），因为蒋介石十分痛恨黄埔的共产党，尤其痛恨代英。若他知道抓住了代英，必杀无疑。顾顺章叛变后，在紧张转移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代英完了。
　　1931年4月29日中午12时，按照蒋介石的手令，由王震南监刑，两名法警将恽代英枪杀于狱中菜园一角。
　　洪扬生曾说过：“如不是顾顺章叛变投敌，出卖了恽代英，恽代英也不至于最后在南京牺牲。”
　　正是由于顾顺章的叛卖，中央特科营救恽代英的工作才功败垂成，毁于一旦！中央特科终止营救恽代英的工作不久，又接受了营救“李世珍”的重要任务……
　　1931年4月，一个名叫“李世珍”的人，在上海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中央特科闻讯后大吃一惊——“李世珍”乃是中共要人关向应的化名！
　　关向应，1902年生于辽宁省金县。1920年考入大连伏见台公学堂附设商业科，毕业后在大连《泰东日报》社工作。1924年4月经李震瀛介绍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大连第一个青年团员。5月随李震瀛去上海，入上海大学学习。当年秋受中共中央派遣去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1月加入中共。“五卅运动”爆发后，关向应奉命回国参加斗争，自此至1928年初，他在山东、武汉、河南等地从事党的工作，并担任团中央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1928年春夏之交，他代表共青团去苏联参加了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在中共“六大”后召开的中国共青团“五大”上，关向应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执行局书记。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关向应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调到上海职工联合会工作。不久，因叛徒出卖，职工联合会机关遭到破坏，关向应被租界捕房拘捕。
　　关向应被捕后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组织的秘密和自己的真实身份。任凭敌人软硬兼施，他总是重复那么一句话：自己叫“李世珍”，职业教员，是从东北来上海探亲访友的，现在被抓实属无辜和冤枉。
　　得知关向应被捕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即领导中央特科研究营救事宜。据当年看守戈登路1141号机关的张纪恩回忆，周恩来和向忠发等曾在该机关研究如何营救关向应的办法。
　　关向应被捕时，还被敌人抄去一箱文件。这批文件一旦被敌人破获，不但会使关向应身份暴露，而且会泄露中共的重要机密。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特科设法营救关向应，抢救这批文件。
　　为了及时掌握租界当局办理“李世珍”一案的情况，陈赓让鲍君甫去公共租界巡捕房，找兰普逊探询消息。兰普逊系公共租界巡捕房探长，鲍君甫与其关系密切。
　　时间不长，鲍君甫告诉陈赓：巡捕房因从关向应口中一无所获，正把注意力集中到那箱文件上，企图从中找出“罪证”。只是面对那么多文件和材料，兰普逊不清楚究竟哪些是有价值的东西，为此急得焦头烂额。
　　鲍君甫还告诉陈赓：国民党方面极欲把这些文件要去，目前巡捕房尚未答应。毫无疑问，这箱文件若是落入国民党之手，后果将不堪设想。
　　周恩来指示陈赓，营救关向应就先从这批文件入手。一方面，只有设法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抢出来，才能使中共避免重大失密；另一方面，也只有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抢出来，使敌人无法判断关向应的真实身份，才会更容易把关向应救出来。陈赓立即让鲍君甫再次找到兰普逊，表示愿意设法帮助其鉴别这些文件。
　　兰普逊正一筹莫展，便欣然答应。
　　中央特科把抢救这批文件的重任交给了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刘鼎曾留学德国和苏联，接受过文理两科训练，懂得英、德、俄三种外国文字，外柔内刚，文武双全。刘鼎出发前，周恩来指示他：必须把所有手抄件和复写件拿回来，其他铅印等种类的东西可以不予理睬。
　　就这样，经鲍君甫介绍，刘鼎身带放大镜、万能刀、显影水等鉴别文件所用的工具和材料，俨然一副侦破文件专家的模样，来到巡捕房。兰普逊把他带到存放那箱文件的密室内，然后把门带上，让刘鼎独自工作。
　　刘鼎以熟练的“业务”技能，仔细地检查了箱中的文件，把手抄的复写的东西全部抽出来藏在身上。为了更好地迷惑敌人，不致使其生疑，他在临走时故意拿着几份油印文件对兰普逊声称：需要带回去进一步做些技术性处理方能定论。
　　刘鼎完成任务返回后，立即把带回的绝密文件交给中共中央。
　　几天以后，刘鼎让鲍君甫转告兰普逊：被捕的人是一位学者，抄出来的文件均属学术研究资料。
　　兰普逊对文件“鉴定专家”的鉴定结论是不怀疑的。既然这箱文件没有什么政治性意义，被捕者当然也就不是“要犯”了。不久，租界把关向应引渡给国民党方面，关押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2弄1号。
　　机密文件抢救了出来，为进一步营救关向应创造了有利条件。关向应被解到国民党方面后，中央特科通过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的中共秘密支部，及时地把抢救文件的情况通知了他。关向应心中有“底”以后，应付敌人更加灵活。与此同时，中共狱中支部对关向应重点保护，使其避免暴露真实身份。当年
　　曾被囚龙华监狱的李沫英回忆说：“在龙华监狱里，我们也建立了党支部。男监的支部书记是谢宣渠，支委是陈为人和刘晓。我是女监的支部书记……当时关向应也在狱中，他是党支部的重点保护对象。我们不布置他做任何工作，让他装得庸庸碌碌似的，避免暴露。”
　　敌人既没有得到口供，又没有什么证据，对关向应便不予重视，给他判了较轻的徒刑。
　　1931年4月和6月，顾顺章和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万一他们知道狱中的关向应，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一面让人用隐语写信将顾、向叛变的情况告诉关向应，由李求实的夫人秦毅君以探监名义传递给他；一面让中央特科继续抓紧营救。
　　中央特科决定聘请律师为关向应作无罪辩护，并拟请年轻进步律师陈志皋担任辩护律师。陈赓将联系陈志皋律师的任务交给了中央特科的黄慕兰女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黄慕兰自传》，披露了营救关向应出狱的细节：黄慕兰接受任务后，便去找陈志皋。她在《自传》中回忆说：“我扮成上层妇女去找陈志皋，对他说我是个脱离了共产党组织的人，丈夫是已经牺牲了的著名共产党人宛希俨，并且留下了一个遗孤交由家人抚养，自己是到上海来找职业的。这样表明自己的身份，就是要让受委托的律师知道我是个革命妇女，对他没有什么隐瞒，以便互相间建立起必要的信任。我还对他说，我的父亲黄颖初是湖南知名人士，当年曾经帮助谭嗣同整理编撰《仁学》，并支持变法维新。家里是个小地主（这是冒充的，其实不是），要营救的人是死去丈夫宛希俨的好朋友，又是我的姑表兄。他到上海来做小生意，不知为什么，被当作共产党而被捕了。但他确实不是共产党人，所以两家的亲友们都要我想想办法，无论如何要搭救他。我最后说：‘早就听说陈老太爷、陈大律师都是很开明进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请千万费心帮忙，开释这个被冤枉了的无辜之人。’陈志皋听了我的申述后，就接受了这个案子，并约定时间，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父亲，争取获得‘老太爷’的同情和支持，以便运用其影响力迅速解决此案。”
陈志皋的父亲名叫陈其寿，号介卿，曾为清朝二品大员，在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堂当过18年刑庭庭长，是一位很开明的法官，此时虽已退休，但在上海司法界仍拥有很大势力。黄慕兰第一次去陈志皋家的时候，是由与陈志皋关系密切的孙晓村陪同的。黄慕兰说明来意后，陈其寿一个电话就把龙华监狱审理关向应一案的法官赵韵逸约到陈家。黄慕兰回忆说：“老太爷（陈其寿）叫我、陈志皋、赵法官、孙晓村等几个人在一起吃饭。席间，老太爷自己开门见山地对赵法官说：‘这位黄小姐是我的干女儿，她父亲黄颖初当年是谭嗣同的幕友，为他整理过《仁学》。她的表兄是做生意的，不知为什么在上海被当做共产党嫌疑犯给抓起来了。可能你们抓错人了吧？有什么证据吗？口供怎么样？’那法官说：‘没什么证据，他自己也说是个经商的。’老太爷就说：‘是啊！没有证据怎么就乱抓人呢？这个案子是志皋接办的，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放了他吧！’那法官忙说：‘陈老伯，我回去再看看案卷。您的吩咐，我一定尽力照办就是了。’”但赵阳奉阴违，事后一再拖延解决。黄慕兰和中央特科甚为焦急，多次催问。陈其寿再次将赵找来质询，又叫他带了份重礼给一个掌握实权的“李书记官”，在狱中蹲了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获释。
　　在中央特科多方而灵活的营救下，1931年底关向应出狱。
　　关向应脱险后即去往香港，不久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贺龙等共同率领当地红军开展军事斗争。中央特科对关向应的营救，直接促进了湘鄂西根据地的发展。
中央特科以总务科为主，用各种方式营救了众多的中共干部，以上所述只是中央特科营救活动的典型事例。中央特科1929年5月对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后来曾任八路军129师政委的张浩（林育英）的营救，1931年对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刘晓的营救等，都有历史记载。
　　当然，受地下斗争条件的制约，中央特科对被捕人员的营救并非万无一失。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人，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东方旅社31号房间开会时和散会后，相继被捕。中共中央命令中央特科劫车抢救，地点选在去往龙华方向的华界与租界交界处。但因时间差错和王明的拖延，劫车未成。何孟雄等24人于2月7日在龙华荒郊英勇就义。
　　有时敌人为了防止所捕中共要人被劫持，则经常就地枪杀，使中央特科的营救计划难以实现。1931年7月25日。因叛徒胡章原出卖，南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杨匏安，在上海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2048号被国民党特务首领黄凯会同公共租界总巡捕房西探长罗斯抓捕，囚于淞沪警备司令部茅山殿看守所。周恩来曾为中央特科策划过武装营救方案，准备一旦杨匏安被敌人解往南京或苏州时，则中途劫救。但蒋介石劝降失败后，下令就地枪决，把杨匏安秘密杀害于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央特科的营救计划就此落空。
　　除了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组织营救外，总务科还负责对牺牲者的收殓和对其家属的安抚等工作。如对罗亦农烈士遗体的收敛，就是总务科进行的，洪扬生对此回忆说：“1928年4月罗亦农牺牲后，敌人残暴地把烈士的遗体暴弃荒郊，严令不许收敛。我奉命带了两个同志，于半夜三更，找到那个乱坟场，将烈士遗体就地掘土埋葬。”
　　另外，购置和保管武器以及一些特殊物品也是总务科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购置武器，总务科建立了不少特殊关系，同在上海的外国洋行、军火商人、军阀和流氓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
　　总之，中央特科总务科发挥了党中央“管家”的职能，为中共中央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并正常开展工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情报科——党中央的耳目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共如果不采取进攻策略，积极地了解中外反动势力的情况，就会处处被动，难以有效地保护自己。另外，蒋介石在叛变革命以后，就命令陈立夫组织成立了旨在制裁中共活动的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因此，中共也只有针锋相对，主动地掌握敌人的情况，才不至于坐以待毙。这样，设法钻入敌人心脏，及时侦知其阴谋伎俩，粉碎其罪恶活动，就成为中央特科头等要务。
　　周恩来对情报工作非常重视。中央特科成立不久，他便为其设立了情报科，该科职责即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对敌人侦探机关进行反间谍工作。“中共特二科（即情报科）主管情报工作，是特科中最重要的部门，是中共心脏中的心脏。”
　　在周恩来领导下，情报科成员机智勇敢，成功地完成了党所赋予的任务。
　　
　　1、红色侦探大显神通
　　
　　1928年4月初，上海。
　　周恩来秘密会见了陈赓。
　　周恩来交予陈赓一项重要任务：组建中央特科情报科。
　　从此，陈赓便开始了长达数载的保卫中共中央的特工生涯，并为中共中央在白色恐怖之中营造起了警觉的耳目——情报科。
　　陈赓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授予“大将”军衔，人们知道他是一位戎马倥偬、纵横征战的将军，很少知道他也曾是一位置身特殊战线，与敌特机敏周旋的中共中央特科的领导成员。
　　陈赓原名陈庶康，1903年生于湖南湘乡，1921年在长沙铁路局任办事员。192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陈赓考入该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第二期入伍生连长。在校期间，陈赓是有名的活跃人物，他和蒋先云、贺衷寒一起被称为“黄埔三杰”。在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教育和帮助下，陈赓成为黄埔军校的革命骨干。1925年，陈赓参加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并在第二次东征的紧急时刻，救了黄埔军校校长、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一命。
　　陈赓是中共最早具备特工经验的人。1926年9月，陈赓受中共中央派遣，同顾顺章、陆留一起去往苏联远东地区的红军部队，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技术。他们三人“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工作经验；又到海参葳学习暴动、劫牢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技术知识。” 陈赓和顾顺章、陆留，由此成为中共最早接受过较为正规的特殊训练的人。
　　1927年2月，陈赓回国，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特务营营长，实际任务是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陈赓由此开始了中共保卫工作的实践。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陈赓护卫周恩来从武昌乘船秘密到九江、去南昌，发动起义。在“八一”南昌起义爆发时，陈赓在起义总指挥部担负保卫工作，同李立三等一起逮捕了一批反动分子。
　　在起义军撤离南昌时，陈赓就任营长。8月下旬，起义部队在江西瑞金、会昌一带重创国民党钱大钧部。战斗中，陈赓左腿三处中弹，骨折筋断，不能行走。这之后，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危险。穆欣在所著《陈赓大将》一书中写道：陈赓“见敌人追来，忙脱掉身上的制服，从山坡上滚下去，跌进一条野草丛生的沟里。他腿上的血一直在流，把沟里的水都染红了……不一会，从山坡上下来几个敌人……陈赓连忙用手把腿上流出的血涂抹一身一脸，以此欺骗敌人……等敌人走近来的时候，他咬紧牙齿，暂时停止呼吸，敌人在他身上踢了一脚，见他毫无反应，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以为他已死掉，便迈腿走开了。”
　　陈赓获救后，绕道香港，于10月中旬来到上海。党组织设法把他送进位于爱多亚路（今延安中路）和成都路口的牛惠霖骨科医院治伤。牛惠霖和弟弟牛惠生都曾留学海外，医术精湛。他们系宋庆龄亲表兄弟，思想进步，同情革命。牛氏兄弟凭借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硬是把陈赓在转战途中已接歪了的左腿重新接正，保住了这条多处重伤的腿。
　　1928年4月，陈赓伤未痊愈，走起路来还是一瘸一拐的时候，便化名“王庸”，奉周恩来之命参加了中央特科的工作，担任情报科科长，并任顾顺章的副手，协助其主持整个中央特科的工作。从此，陈赓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隐蔽战线同敌人攻心斗智、殊死搏奕的战斗历程。
　　同陈赓生活在一起的是其夫人王根英。王根英，又名王庶心，1906年生于上海，自幼在外商纱厂做工，曾任工会主席，领导过罢工斗争。1925年王根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王根英当选为市人民委员。1927年4月，她作为上海党代表，去武汉出席了中共“五大”。会后，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撮合下，王根英和陈赓在汉口结婚。6月，王根英作为上海工人代表，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紧接着她又作为中国工人的代表，出席了太平洋劳动会议。可见，王根英是中国工人阶级著名的妇女代表。
　　汪精卫制造“七一五”政变后，陈赓护卫周恩来从武昌秘密赴九江转南昌，发动起义。王根英则返回上海，从事地下斗争。
　　王根英从小在上海长大，对当地人情地理甚为熟悉，再加上她工作细致，处事机敏，所以成为陈赓的得力助手。周恩来非常关心情报科的工作，1929年底，他又给情报科选调来一位重要人物——刘鼎，委任其为该科副科长，作陈赓的副手。
　　刘鼎，1903年生于四川省南溪县，原名阚尊民，曾用名阚思俊、阚泽民、甘作明、戴良等，1936年春他去西安帮助张学良联共抗日时化名“刘鼎”。
　　刘鼎1920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经三年苦学，打下了扎实的工科基础，并掌握了英语，还学了德语。为了探求中国社会进步的出路，他经常去上海，到刚刚设立的上海大学，同郭伯和、李硕勋、李一氓等一起谈论革命，参加进步活动。1923年由郭伯和介绍，刘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和朱德一同去德国留学的孙炳文回国省亲，孙炳文重返欧洲时，刘鼎随其赴德国勤工俭学。
　　到德国后，刘鼎在生活十分窘迫的情况下，孜孜以求。他先攻克德语，之后就读格廷根大学，使自己的工科知识有了质的飞跃。在勤工俭学的同时，他在朱德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12月经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刘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任旅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6年初，根据党组织决定，刘鼎离开德国去往苏联，就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1927年刘鼎被调到苏联空军机械学校任中国班政治指导员，1928年又调回东方大学，任中共东大总支委员和军事班支部书记。在苏期间，刘鼎还掌握了俄语。
　　1929年刘鼎奉命回国，年底至沪，向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报到，旋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任副科长，开始了隐蔽战线的斗争。
　　同刘鼎生活战斗在一起的是其夫人吴先清。吴先清，1904年生于浙江省临海县，曾用名吴德芝、吴仙清等。1918年起，先后在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和杭州私立美术学校学习，积极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24年吴先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转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8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当年初冬，吴先清奉组织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不久，担任东方大学青年团宣传委员。1927年下半年，与同学刘鼎结婚。吴先清回国后，先在上海浦东区做妇女工作，不久调入中央特科，在刘鼎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情报科成员，除前面提到的，主要还有：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胡北风）、陈养山、陈寿昌、柯麟（柯达文）、贺诚（贺雨生）、宋再生、陈彭年、刘大汉（外号大块头）、董健吾、宋启华、宋荣华、安娥（张红惠）、连德生等。
　　情报科搜集情报的策略主要有三种：
　　一是利用社会职业掩护，广泛建立情报网络。
　　在中外反动势力密布、白色恐怖森严的上海滩，中共如果不了解和掌握敌人的情况，就难以有效地保护自己。为了打通各种社会关系，从中获取情报，情报科成员经常改变自己的身份，变换自己的形象。
　　为联络各方，收集、传送情报，陈赓“时而西装革履，像似租界里惯见的西崽；时而全副武装，又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有时身穿短装，头戴鸭舌帽，充当敌特捕房的‘蟹脚’；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又是巨商大贾的模样。” 陈赓就是以这种经常变换的身份，公开周旋于敌探特务之中，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掌握了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某些特务头目，必要时，他可以随时出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或外国租界巡捕房。陈赓的机智应变，使敌人始终没有发现这位“王庸先生”的庐山真面目。
　　刘鼎也以各种身份，出入于国民党军警宪特和租界捕房以及流氓帮会之中，接触各种关系，掌握敌人动态。“他胆大心细，善于应酬，反映机敏，利用关系办了许多很难办的事。” 如他曾以“文件鉴定专家”身份，成功营救过关向应。
　　情报科成员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和职业。董健吾以牧师身份搜集情报，陈养山和刘大汉以记者身份刺探消息。吴先清也是时常乔装打扮，或盛装艳服，进出上层社会；或粗衣布鞋，活跃在工人居住地区；或扮成朴素农妇，出现在乡间村落。她通过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的“密切”交往，“设法从其周围的重要人物中，获得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秘密和大量重要情报，特别是对一些被捕人员在押期间的表现，了解得一清二楚。” 她多次冒着风险，勇敢、机警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二是“打进去”。即利用各种关系，向中外反动侦探机关，直至向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打入我情报人员，直接了解敌人的动向。
　　中共中央特科建立不久，中共中央便决定：“经过我党支部决议，可派遣一、二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即是情报科“打进”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调查科”的优秀情报人员。三人斗智斗勇，基本掌握了这个国民党特务机关总部的活动，出色地完成了把国民党“调查科”“拿过来”的任务。
　　情报科还向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打入了情报人员。
　　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情报科先后派宋再生和王强打了进去，获取了很多情报。
　　上海公共租界有13个巡捕房，法租界有6个巡捕房，共有巡捕8000人左右。情报科抓关系找机会，向巡捕房打入情报人员。如陈赓同公共租界某捕房探目陆连奎建立了联系，还通过此人把共产党员王荣根介绍进捕房当侦探。王荣根做了不少情报和锄叛工作，如1930年春，他借着逼供，把一个叛徒打死在刑讯室里。在法租界，宋再生利用淞沪警备司令部密查员的身份，同某捕房的范广珍建立了联系。1929年情报科派王范打进某巡捕房充当巡捕。在此前后，情报科派陈彭年去某巡捕房当包探。陈彭年曾在法国做华工，后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打入巡捕房后，他利用包探身份，递送情报、掩护同志、查处叛徒。同他一起打入巡捕房的弟弟陈立年，也为情报科做了不少工作。陈彭年后参加红军，在长征中牺牲。
　　为了加强对打入巡捕房的情报人员的领导，中央特科还在一些巡捕房内建立了秘密的中共支部。
　　情报科在三教九流的帮派势力中也建立了情报网点。
三是“拉出来”。
　　即利用多种方式，将国民党警特机关的某些人以及租界巡捕房包探，甚至流氓帮派人员，设法拉出来，与其建立联系，交换情报，从中洞悉敌人的阴谋。周恩来强调，对这些特情关系，要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考验。 按照周恩来这一指示精神，情报科把国民党在上海的警特机关和外国租界的侦探机关都基本控制在自己手中。如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杨登瀛），即是情报科通过“拉出来”的策略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从1928年到1931年的三年中，鲍君甫为中共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帮助中共中央特科惩处了出卖罗亦农、彭湃等的许多证据确凿的败类，也营救保护了任弼时、关向应等不少堪称中共栋梁的人才。
　　在公共租界，陈赓也拉出来一个特情关系，此人系某巡捕房帮办，身处巡捕房政治部的要害部门，经常给情报科提供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这个关系是通过金钱来维持的，每月他要接受共产党500元的生活费，这是陈赓亲自决定的数目。
　　除了上述搜集情报的几种主要方式外，情报科搜集情报的策略实际是灵活多样的，一切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结交社会贤达，从中获取机密，也是情报科所重视的一种方法，这方面成功的事例，是与大名鼎鼎的杨度建立的密切关系。
　　杨度，字皙子，1874年生，湖南湘潭人。他是一位志在救国的人。当年中等学校音乐教材收有其所著《黄河歌》：“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马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听歌凯旋。”歌词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感。但杨度对救国之路的探求，则要比其他志士坎坷的多。
　　杨度早年两度留学日本，悉心研究各国宪法及政体，系国内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的第一人。他笃信君主立宪，并因此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袁世凯曾亲书“旷世逸才”赐赠，并封其最高爵位“文宪公”，以示宠信。袁氏死后，杨度即被通缉，曾有多人提议诛杨度以谢共和。通缉解除后，杨度旋又成为曹锟、张宗昌、张作霖等军阀巨头的座上宾。1928年，杨度移居上海，又成为帮会头领杜月笙的清客。长期以来，杨度给人留下了“臭名昭著”的“反动政客”的印象。但事实上，这种印象反映出人们对杨度尚缺乏深刻了解。
　　在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杨度的一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作法，恰是其对救国路径探索之艰难的写照。当他意识到依靠军阀势力难以实现自己改造中国的政治抱负之后，他便把最后的智慧献给了最能代表其理想与性情的尚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从而为其终生探索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捕，杨度四处奔走，多方营救。李大钊牺牲后，他变卖家产，“毁家纾难”，周济死难者家属。1928年他又到上海寻找中共。他设法与陈赓取得联系，表示为了挽救中国，原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周恩来得知此事非常重视，亲自做杨度的工作。1929年，经周恩来介绍和批准，杨度成为中共秘密党员，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飞跃。
　　与杨度保持单线联系的始为陈赓，继为情报科第二任科长潘汉年，最后为夏衍（沈瑞先）。这样，杨度便成为中央特科在上海帮派势力中的极为重要的关系。
　　杨度住在法租界薛华路（今建国中路）155弄13号，这是杜月笙赠予他的一座小洋房。杨度利用杜月笙令人敬畏的社会地位和此宅的地利之便，把这里变成了上海滩上中共中央的一处可靠的避风塘。中共中央特科人员多次在此送转情报，被追得无路可逃的中共干部也曾匿身其中，令吁吁赶来的安南巡捕悻悻而归。
　　杜月笙是蒋介石的红人，他结交的显贵、军阀、政客、党棍也十分广泛，所以杜月笙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作为杜月笙的首席顾问，杨度从这里获悉了不少重要情报。中央特科通过杨度这条渠道，能够及时了解整个南京统治集团的动向。夏衍曾在1982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撰文，缅怀刚被平反的潘汉年，其中提到，当年潘汉年对接手与杨度联系的夏衍强调说：杨度“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 夏衍回忆说：杨度“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
　　杨度晚年不惧风险，为中共隐蔽战线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1931年杨度病逝上海。
　　1978年7月30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撰文追忆周恩来，其中有这样一段：“亲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周恩来垂危之际还记挂此事，说明杨度曾为他加入的共产党做出过令人难忘的贡献。
　　综上可见，情报科的触角已广泛深入到各种社会势力之中。
　　中央特科情报科采取的上述深入敌人内部的进攻策略，使中共中央在白色恐怖之中信息灵通，耳聪目明。几年内，情报科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宪兵队、党部和租界里的包探、巡捕以及社会上的帮会、地痞、流氓的动向及其活动规律，在中外反动势力中布下了众多耳目，为中共中央获取了大量机密情报。情报科的这些努力，保证了党中央能够在诸多关键时刻，及时决策，及时实施，从而有效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护了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2、双重间谍鲍君甫
　　
　　双重间谍即具有双重身份的间谍，又称两面间谍、逆用间谍。如果一个间谍为相互敌对的两个间谍机关服务，或者通过为一方的假服务，来达到为另一方的真服务，这类间谍即被称为双重间谍。
　　从双重间谍的定义可以看出，双重间谍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表面上为某国家或集团的间谍情报机关服务，而实际上在为另一国家或集团的间谍情报机关服务，我们不妨称之为“形式性双重间谍”。一种是同时效劳于两个对立的国家或集团的间谍情报机关，我们不妨称之为“实质性双重间谍”。
　　在当年国共两党的秘密战线上，双方进行着情报与反情报、间谍与反间谍、渗透与反渗透的激烈角逐和无情厮杀。在这场特殊的较量中，也产生了一些双重间谍。
　　这些双重间谍时刻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是选择正义，还是倒向邪恶？这一根本价值取向随时考验着他们的灵魂。
　　鲍君甫即是一位选择了正义的形式性双重间谍。他名义上是国民党上海最高特务首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沪特派员，实际上是中央特科在敌特内部的重要关系和真挚朋友，他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鲍君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化名杨登瀛），又名刘君珊，1901年生于广东省中山县，自幼留学日本，肄业于明治学院（一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几年的日本留学生活，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通。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鲍君甫回国，在上海一家日本洋行任高级职员，同时为几家日本通讯社撰稿。他在日本时期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影响，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思想倾向革命。1924年鲍君甫加入国民党。1925年他参加了“五卅”运动。
　　鲍君甫善于社交，日本洋行和通讯社的上层，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官员，国民党在上海的许多要人，都曾是他的座上客，他与一些共产党人也保持着友好关系。在他结识的各色人中，国民党人杨剑虹和共产党人陈养山，对他一生的行迹影响重大。
　　杨剑虹，广东人，原在上海伊文思洋行供职，“五卅”运动时任上海洋务工会负责人。鲍君甫同杨剑虹既是同乡，两人又有音乐等方面的共同爱好，遂成莫逆之交。“五卅”运动后，杨剑虹去广州，投靠了国民党右派，成了陈立夫的亲信。鲍君甫则坚持留在上海，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的活动。
　　陈养山，建国后曾任司法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他原名程仰山，1906年生于浙江上虞。1919年到汉口一家钱庄当店员。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之后奉派上海参加组织“五卅”运动。同年7月回武汉，任武汉团地委代书记。1926年春又返回上海。
　　陈养山此次来上海，结识的人物之一便是鲍君甫。陈养山来沪后住在上海大学，而当时鲍君甫就住在上海大学附近并与该校许多名人往来。很快，经人介绍，两人相识。陈养山回忆说：“我与鲍君甫是在1926年春认识的。当时，通过一个同志介绍，我到鲍君甫处学习日文。” 随着两人关系的密切，鲍君甫经常帮助陈养山进行革命活动。陈养山经常到上海邮局领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寄来的包裹（实际是进步书刊），然后把之存放在闸北路弄内一所空房子里，鲍则帮忙在公共租界设了一个收信处所。陈养山则时常将《中国青年》《雨丝》《向导》等进步杂志交给鲍君甫阅览，对其施加先进思想的影响。
　　据长期研究鲍君甫的程堂发先生提供的资料，鲍君甫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程堂发撰文指出：“陈养山经过长期观察、培养，介绍鲍积极参加党组织，鲍君甫本人也愿意，具体联系人是上海某区党支部书记敖景象，敖做了长期细致的观察，并访问了鲍的家庭，让鲍参加了几次党的会议。” 在1950年底到1952年底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鲍君甫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程堂发先生见到了鲍君甫在法庭上的申辩材料，鲍强调他是共产党员，指出他是在“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参加共产党”的。 从鲍君甫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共隐蔽斗争所做的重要贡献来看，他是一位有坚定政治信念的人，故“入党”之说恐非臆造。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政变时，鲍君甫被蒋介石手下逮捕，几个月后由国民党元老政要蔡元培保释出狱。1928年春节过后，陈养山在浙江发动农民暴动失败，潜逃上海，住进位于四川北路的鲍君甫的家中。陈养山与鲍君甫的这次相见，便拉开了中央特科极富传奇色彩的一幕。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通过一手操纵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及其常委会，当上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开始了其在全国的专制独裁统治。为了镇压中国共产党和消除国民党内的异己势力，蒋介石着手建立特务组织，加强特务工作。1928年3月，蒋介石在其中央组织部内正式设立了一个党务调查科，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破坏中共在白区的组织并对付其他反蒋势力。这是国民党最早的特务组织，是“中统”的前身，首任科长即是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以下简称“调查科”）成立后不久，陈立夫便派遣已任该科采访股（“调查科”之初，只设采访、整理两股）总干事的杨剑虹来上海筹建特务组织。杨剑虹至沪后，便几次邀请老朋友鲍君甫协助其工作。
　　对是否答应杨剑虹的要求，鲍君甫犹豫不决。正在他举棋不定之时，恰好陈养山来到他的身边。于是，鲍君甫便把杨剑虹邀他在沪建立办案机构的事情都告诉了陈养山，并要求他征求一下中共组织的意见。陈养山回忆说：“1928年春节后，我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到上海没有地方住，就住在鲍君甫家里。当时，杨剑虹经常到鲍家来，鲍把杨的情况对我讲了，并问我怎么办好，我说保持这个关系很好。有时鲍还告诉我一些敌人方面的消息……不久鲍提出来：杨剑虹要他为国民党搞特务工作。他要我同党商量一下，看行不行？当时，我属江苏省委领导。省委要我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说明有这个关系……”
　　中共对一切有利于开展隐蔽斗争的特情关系实行“开门”政策。周恩来接到陈养山的报告后，命陈赓找陈养山谈话，详细了解鲍君甫的情况。鉴于鲍君甫的革命倾向和愿意为党工作的诚恳态度，周恩来批准中共中央特科同其建立特情关系。
　　1928年5月，陈赓奉命与鲍君甫在黄浦江畔会面，确定了鲍君甫的形式性双重间谍身份，这标志着中共在敌人侦探机关中第一个情报关系正式建立。
　　此后，陈赓又与鲍君甫几次谈话，进一步研究了相互配合问题。对于今后的工作，陈赓要求鲍君甫除了同“调查科”密切联系外，还要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巡捕房等加强联系。鲍君甫则提出，同国民党党棍、宪特及租界捕房等打交道需要解决一些物质条件；自己的公开身份更需要解决获取中共情报的问题。对此，陈赓做了令其满意的答复。在这之后，按照双方商定的办法，鲍君甫一方面继续与“调查科”诸首领积极往来，加深私人关系，并经常上交一些中共的“情报”，以赢得他们的充分信任，在上海特务机关站稳脚跟；一方面又利用与国民党特务首领的这种“密切”关系，同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上海市党政机关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广泛接触，以从这些专事镇压中国革命的中外反动统治机关中，为中央特科截获情报。
　　1928年8月，杨剑虹因涉嫌贪污畏罪自杀，“调查科”顿时失去了在上海的负责人，不得不借重鲍君甫，让其递补职缺。从此，鲍君甫即以 “杨登瀛”的化名成为国民党在上海的最高首领。
　　为了掩护和配合鲍君甫工作，保证其不断有所“成绩”，经中共中央批准，陈赓在中共的一些宣传品和《布尔什维克》、《红旗》等公开刊物以及一些秘密性不大的党内文件印发之前，优先送交鲍君甫，当作他获取国民党特务首领信任的资本。有时也布置一些假机关、编造一些情报，让他带人去“破获”，真真假假，借以哄骗、迷惑敌人。
　　中央特科还设法为鲍君甫提供工作上的方便条件。如每月由陈赓亲自送其400元经费，作为他与国民党特务交往应酬之用。鉴于鲍君甫经常陪同来沪检查工作的陈立夫、张道藩等“调查科”的头目一起活动、频繁出入公安局和巡捕房等处的情况，中央特科为鲍君甫配备了一部小汽车，以提高鲍君甫的社会地位。陈赓还决定陈养山搬出鲍家，改派连德生担任鲍君甫保镖。
　　连德生，中共党员，生得身材魁梧，高大健壮。他原系上海电车公司222号售票员，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勇敢，当时上海电车工人全体罢工，只有52号无轨电车驾驶员被资本家收买，照常行车，连德生闻讯大怒，率三人夜晚持枪赶往西摩路口，跳上该车，迫其停驶。“四一二”政变后，连德生奉派赴莫斯科学习，这时他刚从苏联归来。连德生名义上担任鲍君甫的保镖，实际上是中央特科情报科与鲍君甫之间的联络员。他每天陪着鲍君甫到处跑，得到情报即报陈赓。
　　1929年10月，中央特科又在鲍君甫的住处附近，即四川北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为其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作为鲍君甫与敌特内奸的联络机关。陈赓选派情报科成员安娥（张红惠，作家田汉夫人）去该机关充任“秘书”，负责向陈赓抄送鲍君甫汇集到办事处的有用情报。
　　开始，鲍君甫这个形式性双重间谍关系由陈赓直接领导，有些事情交连德生和安娥联系办理。1929年底刘鼎从苏联回到上海，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副科长。不久，陈赓便把鲍君甫这个重要情报关系交予刘鼎直接联系。刘鼎一方面及时从鲍君甫那里获取情报，一方面同鲍君甫活动于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军警特机关和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多方侦探敌情。
　　在中央特科的有力配合下，鲍君甫凭借自己的知识程度、政治信念和中共创造的诸多条件，很快便取得了中外侦探机关领导层的信任。
　　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建立之初，陈立夫就要求杨剑虹、鲍君甫同租界巡捕房密切关系，以便“调查科”在租界逮捕中共人士时得到协助；同时中央特科也希望鲍君甫能够在巡捕房收集各种情报。因此，鲍君甫把加强与租界的联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把巡捕房的政治处这个专门对付共产党人的机关作为主攻目标。
　　 鲍君甫因办案，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建有工作关系。鲍君甫同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帮办谭绍良系广东老乡，两人早就认识，鲍君甫曾帮助过谭绍良解决了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纠纷。通过谭绍良，鲍君甫结识了英巡捕房西探长兰普逊（Lampson），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能，鲍君甫很快与兰普逊相熟。
　　兰普逊很重视鲍君甫，他深知鲍君甫同上海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有密切关系，租界与国民党上海方面打交道，需要鲍君甫这样的人帮忙，如兰普逊正是通过鲍君甫才得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属各处和侦缉队的印鉴式样等早就想得到的东西。兰普逊借重鲍君甫还有更深的用意。当时，日本在上海北四川路驻军很多，在沪英人甚感威胁，而鲍君甫是个日本通，兰普逊同日本人交涉时，需要鲍君甫这样的日本专家帮助。主要基于这些原因，兰普逊对鲍君甫颇为看重和信任，他聘请鲍君甫为公共租界巡捕房顾问，遇有重大案件则找其商量处理，并经常约他协助捕人。兰普逊还对鲍君甫许诺，鲍如在公共租界办理急案，对缉拿对像可按现行犯随时逮捕而不必履行拘捕手续。
　　鲍君甫在取得公共租界巡捕房信任的同时，也获得了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的重视，同样被聘为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顾问。
　　鲍君甫与租界巡捕房的“密切”关系，又进一步“促进”了他与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
　　鲍君甫对中共情报的不断“破获”和他与上海中外侦探机关的密切关系，进一步增强了国民党最高特务当局对他的器重。陈立夫和继任“调查科”主任张道藩经常来上海检查督促特务工作，他们与鲍君甫无话不说；鲍君甫也常去南京向“调查科”汇报请示工作，陈立夫等也总是热情招待。鲍君甫与张道藩更有一种特殊关系。在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倾轧中，张道藩曾有一个对自己威胁很大的政敌，正是依靠鲍君甫帮助他锄掉了这个心头之恨，他才有了高官厚禄。为此，张对鲍既感激又信赖，成了鲍君甫在国民党内的一把保护伞。
　　这一时期，“调查科”科长几经换人，继张道藩之后是吴大钧、叶秀峰，他们对鲍君甫都很信任。1929年底，徐恩曾上台后，对鲍君甫也是信任不疑。他把上海方面的重大案件全部交给鲍君甫办理，而对鲍君甫的工作则从不过问。
　　鲍君甫与“调查科”诸首领的这种“亲密”关系，反过来又便利了他在上海的工作。在上海国民党警探机关眼里，鲍君甫是位“通天”人物，从而对其敬畏有加。
　　“调查科”成立之初，曾向一些地区派出“调查员”进行特务活动。徐恩曾继任科长后，大力加强特务工作。为了提高所派干员的权力和威信，他采纳了新任采访股总干事张冲（后来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的建议，改“调查员”为“特派员”，于1930年秋由蒋介石签署任命了三个特派员，其中，鲍君甫即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沪特派员”。“调查科”驻沪特派员的主要职责是主持国民党特务组织在上海的活动，直接处理在沪案件。
　　就这样，国民党在上海的警特机构和外国租界的侦探机关，通过众多内线尤其是鲍君甫的关系，便基本控制在中央特科之手。
　　鲍君甫打着“调查科”驻沪特派员的招牌，实际是在中央特科的指挥下，深入中外敌人内部的形式性双重间谍。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协助中共派员潜入国民党军政机关中；协助中共购买枪支；应中共的要求，为中共镇压它的叛徒、内奸；更有效地保护中共地下机关，免于中共人员被捕，或在被捕后以其特殊身份加以营救释放。”“国民党情报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中共的计划、命令，都因杨（杨登瀛，即鲍君甫）的关系，中共特科事先即已获悉，受到损失较少，遇到临时有人告密，杨总事先通知中共特科，然后才同巡捕房人员出动，中共人员多能及时逃逸。”　从1928年5月到1931年4月，鲍君甫忠实地为中央特科工作了三年之久。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地位，遇有关于中共的重要情报便及时转送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则根据这些可靠的情报，惩处了许多叛党求荣的败类，也保护了不少后来成为建国栋梁的人才。
　　顺便说一说鲍君甫后来的境遇。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马上考虑到鲍君甫的处境，陈赓曾亲自通知他转移。但鲍君甫自恃有包括张道藩在内的多种关系能够对付这一事变，故没有隐蔽，结果被捕。因顾顺章告密，中央特科在敌特内部建立的这个重要特情关系被彻底破坏。
　　在狱中，鲍君甫坚不吐实，失口否认与中共的关系，没说出共产党任何机密，使得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无所得，无可奈何。经六年关押，1937年鲍君甫获释出狱。此后他完全脱离了特工系统，与中共也失去了联系。
　　全国解放以前，鲍君甫曾再度受用，被张道藩安排在南京中央感化院任院长，但这一经历并不长。1949年解放军占领南京时，鲍君甫已是一介平民，靠在南京街头摆小纸烟摊维生。
　　建国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鲍君甫因担任过国民党的职务而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很快被移送法院。经法院有关领导审批，准备对其处以重刑。鲍君甫则称自己曾参加过共产党，对党贡献颇大。他说：他于“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参加共产党。1930年至1931年国民党派我当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担任这个职务是经过中央批准的，由陈赓同志直接领导。凡有搜捕中共党员时，我总是事先通知陈赓，由其转知躲避。后因叛徒顾顺章告密，我始被国民党逮捕，先后押在南京白下区羊皮巷、瞻园路等处。在狱中遇到了陈赓，他是后捕进来的。至1937年我被释放后，即与中共失去联系。我对党贡献甚大，决无叛党出卖组织情事。” 鲍君甫要求陈赓作证。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陈赓，在收到南京市人民法院首任院长鞠华就此案的信件后，于戎马倥偬之余回复如下：
　　
　　南京市人民法院鞠院长：
　　10月29日（51）刑字5237号公函接悉。关于鲍君甫（又名杨登瀛）之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他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仍以注意，管制为好。
　　特此函复，并致敬意！
　　
　　陈赓
　　11月24日
　　陈赓这封信，明确指出鲍君甫曾经“对党贡献颇大”，这是对鲍君甫当年行为的客观评价。
　　南京市法院在审理鲍君甫案件时认为，鲍君甫虽担任过感化院院长，但并无重大罪恶，且几此释放感化人员。观其一生，功大于过。1952年1月25日，法院判处鲍君甫管制一年，当场释放。
　　 鲍君甫获释后，生活窘迫。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获悉后致信南京市公安局，强调“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营救了我党许多负责同志。由于他的情报，使我们中央首长脱险了，如李××，聂××等。（他）被国民党逮捕后未供出什么，早一段历史有很大功绩……”他希望南京市公安局对鲍君甫给予照顾。
　　陈赓和陈养山等一直关心着鲍君甫的生活问题。1955年5月起，经陈赓提议并征得李克农、罗瑞卿同意，由南京市公安局每月发给鲍君甫生活费100元，次年又增加了50元。1956年3月，陈养山专程去南京看望鲍君甫，并邀请其赴北京参观。当月鲍君甫来到北京，受到陈赓、李克农、陈养山、安娥等老朋友的会见。陈赓等为其添置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还在北京协和医院给他装了假牙。鲍君甫在北京逗留两周后高兴而归。
　　鲍君甫回宁后，“疚疾复发”；其夫人也因腰疾而卧床不起，全家生活状况依然艰难。他在12月27日给安娥的信中提到“入冬以来，御寒衣物深荷政府照顾，然以久处艰困，虽稍有添补，难期周全。”当年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鲍君甫不得不向故知索要过冬衣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鲍君甫再度被“揪”了出来，“被斗的厉害”。
　　1969年，鲍君甫在南京故去，时年68岁。垂危之际，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道：“我不是特务，也不是什么内奸，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3、警备司令部密查员
　　
　　1930年5月初。
　　上海龙华古寺北侧，围墙高筑，哨卡林立，大门口的木牌上刻着七个大字：“淞沪警备司令部”。
　　警备司令熊式辉与蒋介石通话完毕，立即吩咐副官：“马上把第4号政治密查员找来！”
　　时间不长，被称作“第4号政治密查员”的一位精明干练的中年人便出现在熊式辉面前。
　　熊式辉热情招呼对方坐下，随即向其交办任务：“共产党要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此事关系党国安危极大，委座至为关切，传谕‘如能侦破，奖赏现金50万元。’委座这张支票是保证兑现的。”“如果布置得周密，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你的功劳其大无比。”
　　第4号政治密查员信誓旦旦地向熊式辉作出承诺。
　　一走出警备司令部，第4号政治密查员立即驾车出发。他绕了几个地圈子之后，便直奔中央特科。
　　原来，这位得到国民党警备司令信任与重用的“第4号政治密查员”，正是中央特科情报科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宋启华。
　　淞沪警备司令部位于上海徐汇区龙华镇龙华寺以北。这里原是一所兵工厂，1927年白崇禧率国民革命军进驻上海后，在此设立了警备司令部，不久改称卫戍司令部，1928年4月又改称淞沪警备司令部。
　　淞沪警备司令部是一个关押、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活地狱。其男牢、女牢后面的一大片空地，即是残害进步分子的刑场。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浸透了这里的土地。从1927年至1937年，这里被囚禁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达9000余人，惨遭杀害者800多人。
　　 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拘留所的墙壁上，曾写有两首诗。一首是歌颂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的，诗曰：“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一首是痛斥贪生怕死的丑恶行径的，诗曰：“不顾前途甘做狗，人情变幻若秋云。算来出路有多少，刁兔死时走狗烹。”这两首诗，鲜明地反映了人们对志士和败类爱憎分明的内心情感。
　　 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的共产党人，大概有三种处境：职位较高者，关押一两天，即让法官“验明正身”，予以枪杀；职位次要者则关押数日后，转解南京囚禁；较不重要者，即留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审理。
　　淞沪警备司令部不仅是吞噬革命志士的地狱，也是导致革命者蒙难的魔穴。不少变节叛党分子把向该司令部告密视为叛卖灵魂的重要渠道，想方设法为其提供情报；警备司令部的高级特工“政治密查员”，则如寻觅猎物的鹰犬一般，探消息、查线索，搜人捕人，不断加害革命。
　　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大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人士的安全系数，尽可能地减少革命的损失，中共中央特科决定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以相机截获情报，营救同志，严惩叛徒。
　　中央特科情报科成立后不久，便寻找到一个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机会。1928年9月，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改任南京陆军总部总参事，由国民革命第13军副军长熊式辉继任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字天翼，江西省安义县人，生于1893年，1915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二期步兵科。
　　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央特科情报科的宋启华获知了一个接近熊式辉的方式。
　　原来，熊式辉求学保定军校时有一位浙江籍老师，此时任蒋介石的高等顾问。该人是一个乡土观念和宗派意识很强的官僚，只要拜其为师并给他一定好处，就容易被其举荐为官。恰好宋启华也是浙江诸暨人，与该人可谓老乡。这确是中央特科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难得时机。
　　陈赓听了宋启华对这一情况的汇报后非常高兴，当即鼓励他抓住机会大胆一试，争取打进敌人这一重要机构。
　　宋启华经过一番准备，便向熊式辉当年的这位老师递上门生帖以及1000多元的押金和酒席费，拜其为“师”。果然，该人收下这个“弟子”以后不久，便把宋启华介绍到熊式辉公馆。熊式辉见是自己老师保荐来的人，想必信任不疑，很快就发给“师弟”宋启华一个职务证件：淞沪警备司令部第4号政治密查员。
　　宋启华“上任”后，利用自己“警备司令部政治密查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同外国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上海公安系统联系。时间不长，便与法租界巡捕房探目范广珍、公共租界老闸捕房探长尤阿根等结识。
　　范广珍又名范伯傅，浙江绍兴人，巡捕出身，已经在法租界政治处查缉股任职10年。查缉股又称查缉班，负责协助国民党政府在法租界搜捕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内部的反蒋人物。查缉班班长是法国人马慕雅，范广珍是三个华籍探目之一。尤阿根原是公共租界的一个大人口贩子，专门贩卖女孩。进入老闸捕房前后，他还参加过青洪两帮，有徒弟5000余人。此时尤阿根已是老闸捕房刑事股总探长（此人在1939年被打死）。
　　宋启华与这两人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双方互通有无，交换情报。范广珍和尤阿根向宋启华提供的情报，有来自捕房眼线的，有来自黄色工会的，也有来自中共叛徒的。宋启华由此为中央特科截获了许多重要情报。而宋启华向对方提供的则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编造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
　　为了扩展局面，方便情报工作，经中央特科批准，宋启华把弟弟宋荣华也安排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给他当助手。“老宋”和“小宋”同心协力，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这个魔窟中，探敌情，刺情报，为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斗志斗勇。
　　随着宋启华在上海特工界名气的增大，宋启华“警备司令部政治密查员”的身份也吸引来中共党内的一些告密者，中央特科则据此坚决惩处了这些叛党求荣的败类。
　　1928年旧历年底的一天，一个姓黄的中共叛徒找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第4号政治密查员，他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宋启华说：“我可以帮助你们捕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迈！”只是“不晓得捕罗赏格50000元有无回扣？”
　　“罗迈”是李维汉的化名，他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重赏缉拿的中共要人之一。
　　宋启华淡淡一笑答复说，只要情报可靠，事能成功，赏银定会“十足照付，不折不扣。”双方约定，旧历正月初五在长乐茶社碰头。
　　黄氏走后，宋启华立即将此事报告给陈赓。陈赓嘱其届时把黄氏带到大东旅社并配合行事。随即他与顾顺章制定出锄奸计划。
　　 正月初五上午，宋启华在长乐茶社等来黄氏后，便把他带到大东旅社。在一豪华的房间，见到一位身穿黄呢子军服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宋启华向黄氏介绍说：“这位就是我们司令部的王参谋长，你可跟他去见司令。”
　　 黄氏遂跟“王参谋长”乘车来到威海路805号一幢石库门房前，门口已有一位矮胖“国民党军官”和3位“随从”在等候。
　　“王参谋长好！这位莫非就是黄君吧？”汽车一停，矮胖军官便迎上去问道。
　　“不错！”王参谋长答应一声跳下车。
　　矮胖军官急忙热情地请他们两人进屋：“来来来，我们先来商量一下，再去见司令官。”
　　在矮胖军官吩咐下，三位随从很快便摆好一桌上等酒席，款待这位“客人”。矮胖军官端起一把酒壶，分别给客人、王参谋长和自己倒上名酒“千里香”。只见矮胖军官和王参谋长频频添杯毫无醉意，独是这位黄氏贵客酒一沾唇便酩酊如泥，再也没有走出门去。原来那位派头十足的王参谋长就是陈赓，矮胖军官就是中央特科的主持人顾顺章，三位随从正是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而那把酒壶则非寻常之物，它是顾顺章这位“化广奇”魔术大师的魔术道具，可因人而异倒出不同内容。这位利令智昏的叛卖者，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又有一次，宋启华在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前遇到了范广珍，范广珍随即把身后一位姓顾的年轻人介绍给宋启华。当得知宋启华是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密查员后，顾氏喜形于色，待范广珍离去，他便大献殷勤，一直跟随宋启华来到浙江路迎春坊宋的住处。一进屋门，顾氏就迫不及待地询问：“捕获李立三奖赏多少？” 宋启华眉毛一扬：“赏格50000元。” 顾氏央求宋启华带他去见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次日，按照约定两人再次会面，顾氏递上一张李立三在国外拍的照片。
　　宋启华遂将此事报告陈赓。中共中央特科迅速查明：顾氏乃铁路工会秘书，与李立三经常接触，如今财迷心窍，干起叛卖勾当。于是，中央特科采取断然措施，锄掉了这一祸害。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大会召开之前，此事被国民党特务侦知，蒋介石电令淞沪警备司令部予以破坏，于是，就出现了本节开头警备司令熊式辉向宋启华交办任务的一幕。由于中央特科及时掌握了敌情，使大会有备而开，未发生意外。
　　宋启华参与的救难锄奸的事情还有不少。他就是这样利用“淞沪警备司令部第4号政治密查员”的身份，为保卫中共中央和党的干部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
　　顾顺章叛变后，宋启华兄弟被迫撤离淞沪警备司令部，改在中央特科行动科活动。不久，兄弟二人双双被捕，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他们坚持斗争，没有暴露身份。后来宋启华病逝狱中。1941年宋荣华被减刑释放，隐居徐州，靠开中药铺维生。
　　徐州解放后，宋荣华第一个愿望就是寻见老领导陈赓。他在《徐州日报》上，以宋启华和宋荣华二人的名义刊登了一则“寻人启示”，内称：“陈赓将军，三一年一别，顺章叛变，我等在押，家庭沦落，现在徐州谋生，急于见你一面。” 宋荣华之所以把哥哥的名字写上，是因为陈赓和宋启华相熟。陈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正驻军河南省漯河市。他见报后立即派通信科长戴其萼去徐州见宋。1949年2月，宋荣华随戴其萼来到漯河市同陈赓相见交谈。陈赓正忙于渡江准备，便派人把宋荣华安排在中原局工作。　董健吾返回上海不久，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亲临教堂与其谈话。“陈赓见董在外闯荡多年，见多识广，熟悉上海滩风土人情，尤其看中了他的牧师身份以及可供掩护的教堂，便亲自出面说服董健吾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兼做互济会工作。” 从此，中央特科情报科便增添了一位红色牧师。
　　董健吾参加中央特科后，第一项工作就是改造圣彼得教堂的格局，把教堂由两个出入通道增辟为四个出入处：“第一处在教堂左边靠弄堂处，由木工破墙安装一扇便门，打开便门可自由出入弄堂，进出的人俨然成了里弄居民；第二处教堂原有后门，经过改造与广仁医院相连，进出者成了医院员工；第三处是教堂平时供教友出入的正门，特科人员也可夹杂其中出入；第四处是在正门远端靠街面不显眼之处，由木工开了一扇小门，这扇门外通街道，里通一个小间，称之为靠街间，经教堂大厅穿越圣坛进入更衣室可直达董健吾的居室和办公室，平时不启用，在紧急情况下，则可作密室通道使用。” 董健吾还调整了神职人员的居室，把教堂后面的一幢二层洋房的底层重新布置，靠外一间是董的办公室，里面两间则为密室，平时关闭，专供中共中央或中央特科领导人碰头密谈所用。
　　改造后的圣彼得教堂成为中共人士的多功能秘密联络点，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陈赓等党中央或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多次来此会议。每逢开会，除自己可以参加会议或发生意外必须入内报告外，董健吾往往在办公室张罗“教务”，做会议保卫工作。“董健吾还特地多配两把靠街间边门的钥匙，一把给周恩来，一把给陈赓，以备急用。”
　　圣彼得教堂还是“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反帝大同盟”召开成立大会的地方和联络处，鲁迅、潘汉年、郁达夫、柔石、田汉等多次来教堂与董健吾会晤。
　　董健吾和刘鼎还把党内一批机密文件和刊物分类包扎，藏匿在教堂中的圣坛下面，确保了这些机密的万无一失。可惜，在董健吾辞去牧师离开教堂后，他的忠实老友、圣彼得教堂主事阿四在整修教堂时发现了这批材料，为保护董健吾及其全家的安全，阿四秘密将之销毁。“1979年初夏，董健吾的二女儿惠芳在京与刘鼎同志晤面时，刘老还念念不忘当年与董健吾私藏资料的一段往事！”
　　根据中央特科的指示，董健吾还在霞飞路普安里租得一幢三层楼，开设了一家“松柏斋”古玩店，自己当“老板”。从此，中央特科又多了一处秘密联络点。
　　中央特科下属各科的分工只具有相对意义，遇有特殊情况则一切服从于中央特科整体性工作的需要。董健吾的工作便充分体现了中央特科这一特点。董健吾虽被陈赓安排在情报科，但其借助牧师的特殊身份条件，他的活动范围实际涉及中央特科联络、侦察、掩护、营救等多方面工作。
1930年夏天，中央特科指派董健吾陪同曾山去南京，掩护曾山策动国民党卫队营倒戈。曾山（曾庆红之父）时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他是这年5月奉派来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这次会议贯彻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发动南京暴动即是“左”倾计划的组成部分。董健吾和曾山到达南京后，通过董健吾的同行南京基督教“诸圣堂”牧师孙志高的关系，两人借宿在教堂后园僻静处一房间内。曾山经过几天的努力，与蒋介石卫队营的连排级官员达成届时起义协议，但不料被营长发现告密，功败垂成。结果所有关联人物大多被捕，亏得曾山机警才乘机逃走。曾山返回后与董健吾商定立即回沪。鉴于曾山身份已经暴露，为掩护其安全转移，“董健吾向孙牧师借了一套牧师服装，让曾山穿上，并让他手执圣经，颈围十字架飘带，还教了他一点必要的宗教礼仪。”一对真假牧师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戒备森严的码头入口处，安全返回上海。
　　1930年的某日，中央特科交予董健吾一道密令：设法抢救周恩来一处办公地点的机密文件！原来，周恩来在戈登路捕房北首武昌里（今江宁路海防路口）的一幢两层楼内的秘密办公处被敌人监控，正在外面活动的周恩来因得到中央特科的及时通报而安全脱身，但他已无法回那个办公地点取走和销毁机要文件。
　　董健吾接受任务后，先装作一个闲逛的过路人，对现场进行侦察。他发现周恩来“住所门口有两三个便衣把守，他们虽然寸步不离房屋，但神情倦怠，戒备松懈，显得无精打采。董健吾把瞬间一瞥捕捉到的现象作了分析：眼下的情景显示，事态尚未扩大，敌人还无进一步行动的迹象，可能是他们对这幢房屋尚未探明底细，只知道里面住着共产党人，但不知道住的就是周恩来。” 董健吾依据自己的判断制定出智取秘密文件的方法，经与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老王（欧阳新）商讨，获得批准并立即实施。次日傍晚，由董健吾的朋友玉器工人何子玉带领，十几个挑着担子的摊贩来到武昌里那幢被三个便衣警察把守的房子前面，他们围住便衣，自称系经营旧货的生意人，房主几天前已把家具杂务卖与他们，并收取了定金，讲明今日来取货。便衣蛮横阻拦，摊贩吵闹纠缠。混杂在摊贩中的中央特科人员趁乱闪进门内，快速穿过天井，直奔二楼周恩来的办公室。他敏捷地从床下拖出一只浅黄色的扁藤箱，悄悄下楼开后门而出。“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藤箱放进货担，盖上衣被，旋即挑担出弄，连担带箱一起交给对面人行道上接应的同志。‘接货’的人跳上一辆黄包车，便扬长而去。” 在远处指挥的董健吾一个手势，何子玉同商贩们一幅忿忿不平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四散离去。事后，董健吾交给何子玉一大笔酬金，要他酬谢那些出了力的摊贩们。1931年夏天一个炎热的傍晚，欧阳新又把一个抢救密件的任务交给董健吾：不惜一切代价，把王明住处的一包文件取出来！王明原住在霞飞路和合坊中共一处秘密机关（今淮海中路526弄近重庆路处），不料此前几天该机关被敌人侦知，幸亏在法租界巡捕对该机关监控搜索之前，中央特科情报科从法租界巡捕房获得这一情报，王明及工作人员才得以安全转移。但因事起仓促，王明忘记把塞在煤球箱隔层里用布包好的一份重要文件带走。
　　董健吾接受任务后，连夜找到法租界探长赵子柏。赵子柏是中央特科情报科花钱买通的内线，每月由董健吾经手付其二三百元的津贴。董健吾和赵子柏商定了相互配合抢救文件的计划。次日傍晚，探长赵子柏装作路过的样子来到和合坊中共那处被监视的秘密机关，他先是同监守的四个便衣巡捕攀谈了一番，然后邀请他们去附近“巴黎电影院”（今淮海电影院）隔壁一家西餐馆共进晚餐。当赵子柏一行走出和合坊前弄，在后弄堂装作乘凉的董健吾立即带两名特科队员来到出事地点。“董健吾迅速登楼入室，跨进晒台，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个在匆忙转移中遗漏的包着重要文件的布包从煤球箱的隔层中取出来，飞速离开现场。”当天深夜，董健吾把这个布包交给欧阳新。欧阳新严肃地给董健吾深深鞠了一躬！董健吾“笑问之下，方知这一布包内藏有用隐形墨水写的一份清册，内有各省各地地下党机关的通讯地址和接头暗号。粗看是一本信笺，附一叠信封作伪装，而信笺中段起才是密件，需涂上显影药水方能见字迹。”设若此重大机密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抢救该密件，是董健吾对中国革命的又一大贡献。
　　1929年12月底，中国革命互济会（简称“互济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革命团体，其主要任务是反对白色恐怖，援救被难的革命志士及其家属。它的前身是创建于1925年的中国济难会。互济会成立后，中共中央责成该团体尽快开办一所幼稚园，以收养流落失散的革命后代。1930年2月的一天，陈赓和互济会组织部长王弼一起来到圣彼得教堂，代表组织交给董健吾一项重要任务：筹办幼稚园并任园长！
　　董健吾接受任务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开办经费问题。当时互济会仅筹集到500元开办费，而这些钱是远远不够的。董健吾先是在教友中募集，但杯水车薪。正当他为经费犯愁的时候，青浦老家传来消息，其祖母分给他五六十亩田产。于是，董健吾赶回家乡，在祖母和父母的一片责难声中，他将刚分到手的田地以50元一亩的价格托人卖掉，“他将一半以上的耕地变价收入（据推算当在千元以上）充作幼稚园的开办经费，其余部分抵偿了历年的债务及其他支出。”
　　凑齐经费后，董健吾立即运作：他租用了圣彼得教堂教友肖志吉医生在戈登路武定路拐角处的两幢石库门房子；购置了几十套儿童所需的生活、学习用具和物品；配备了幼稚园的工作人员。1930年3月，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提写的“大同幼稚园”的匾额挂了出来，中共在白区创办的第一个红色摇篮终于诞生！
　　幼稚园的18位工作人员都经过中共组织严格审查，他们中除部分是教友外，大多与中共地下党有密切关系。如保育主任秦怡君（化名陈凤仙）是李求实的夫人，保育员李崇善（化名李文英）是李立三的夫人，保育员陶锡琪是中共党员，保育员郑兰芳是董健吾的夫人。负责行政和医疗工作的谭筱影、姚亚夫、蔡医生都是互济会派来的。幼稚园收养的孩子，除部分是教友的子女外，大多是革命烈士的遗孤和中共领导人的的后代，其中有彭湃的儿子彭小湃（小名小丕）、恽代英的儿子恽仲希、蔡和森的女儿蔡转（小名转娃子）、李立三的女儿李力（小名八哥子）、杨殷的儿子、王弼的儿子等。可见，大同幼稚园不是一般的儿童保育院，而是一个特殊的收养革命后代的机构和中共地下机关。1930年11月，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牺牲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致信杨开慧的亲属，要他们把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送到上海。1931年春节期间，杨开慧的嫂嫂李崇德和杨母护送毛岸英三兄弟历尽艰辛来到上海，把孩子交给毛泽民。毛泽民经向周恩来请示，遂把三个孩子送进大同幼稚园抚养。毛岸英时年8岁多，毛岸青7岁多，毛岸龙不到4岁。
　　毛泽民还查看了幼稚园，并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场地太小，孩子们没有游戏的园地；二是离英巡捕房较近，不太安全。
　　董健吾采纳了毛泽民的意见，四处奔波，选租新址。大概在1931年3月，他把幼稚园搬到法租界陶尔菲斯路341号一幢三开间楼房（今南昌路48号），这里不仅房舍宽敞，而且靠近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从而使孩子们的生活环境大为改善。
　　作为园长，董健吾特别重视孩子的人身安全问题，他不断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保密教育，要求他们内紧外松，时刻保持戒备状态。
　　顾顺章叛变后，董健吾按照地下党的指示隐蔽起来，暂住在杨度家中，大同幼稚园的工作由谭筱影负责。
　　1932年2月，幼稚园保育员桂荷英（又名管荷英）外出办事突然失踪，董健吾找寻无果后速把情况报告给欧阳新。为了保证革命后代的安全，党组织果断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园，并把孩子们疏散到亲友及可靠的地方。
　　在上海举目无亲的毛氏兄弟（毛泽民1931年6月调离上海）如何安置呢？党组织决定由董健吾的夫人郑兰芳把他们领回家中抚养。此前，毛岸龙已不在人世。大概在1931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夜间，毛岸龙突然发烧腹泻，保育主任陈凤仙立即把他送到附近的广慈医院急诊。医生诊断为紧口痢，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急性传染病，加上人小抵抗力差，小岸龙当夜病亡。董健吾受命抚养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自感责任重大，他回忆说：“为了保存这两颗革命火种，抚育主席的后代，以慰开慧烈士在天之灵，我毅然决然地把这副千斤重担挑了起来，没有被白色恐怖下全家窝藏‘匪首’之子的杀头罪名所吓倒。从此，全家的命运与这两个孩子的安危就联系在一起，成了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一家人。”董健吾已辞去牧师职务，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生活异常艰苦。他克服重重困难，抚养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四年。1936年董健吾请张学良将军帮忙，由李杜将军把毛岸英和毛岸青带往法国，后去了苏联。毛岸青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经说过：当时的日子极端困苦，吃的不好，穿的是旧衣服，盖的是破棉絮。但这并不妨碍他和董家结下的深厚友情。1950年上半年他在写给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琪的信中说：“知道你这个分别16（应是14）年的老友的下落，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又知道你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那就更好了。可惜岸英不在，他知道了同样会高兴的。回想起我们在上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
　　董健吾利用“牧师”、“老板”、“园长”等社会身份和职业，在中共隐蔽战线上不懈奋斗。
　　除了介绍的上述工作外，他还多次参与铲除内奸叛徒的活动，并密报了顾顺章叛变的疑迹。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都有不凡的表现，堪称中共隐蔽战线对敌斗争的卓越一员。
　　建国后，董健吾受潘汉年错案株连曾身陷囹圄，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1970年12月含冤辞世。1979年董健吾历史问题获得全面平反昭雪。5、中央特科“龙潭三杰”（一）
　　
　　周恩来曾在1949年7月说过：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可以说是“后三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毛主席曾设想，如果发勋章，也要发给你们。
　　中央特科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系数，在努力控制上海中外反动侦探机构的同时，也打进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总部的核心机密。
　　被周恩来誉为中共情报工作“前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即是中央特科情报科打入“调查科”的优秀成员。他们在龙潭虎穴之中，机智勇敢，默契配合，显示了红色特工的神威。
　　钱壮飞，原名壮秋，亦名钱潮，1896年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城（今湖州市）。1915年，他从省立三中毕业，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学习期间，钱壮飞结识了女同学张振华。1919年二人从医专毕业后结婚。钱壮飞先在北京长兴街挂牌行医，后在京绥铁路附属医院工作。张振华则在天坛传染病医院当大夫。
　　大概在1924年，钱壮飞经人介绍结识了胡底。胡底，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风、胡马，1905年生于安徽舒城，1923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共同的理想和志向，使他们很快成为莫逆之交。
　　北京是中国北方革命的中心，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北京大批先进青年加入中共。张振华的弟弟张暹中是中共早期党员，在他的影响下，张振华于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钱壮飞和胡底也由张暹中介绍成为共产党员。胡底在1927年大学毕业后，即住在钱壮飞在北京西城平安里的家中，三位党员一起进行秘密斗争。
　　秘密工作难免经常变换身份，这就需要练就多方面的才能。钱壮飞除精通医术外，还擅长绘画、书法，了解无线电技术，当过小报编辑，并能写剧本和当演员。1926年，钱壮飞夫妇和胡底在北京护国寺附近资助创办过一家“光华电影公司”，并都在影片中扮演过角色。多才多艺，为钱壮飞进行秘密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7年4月，张作霖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钱壮飞和胡底也成为被通缉的对象。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们一道逃离北京，辗转于1928年初来到上海。不久，钱壮飞全家也迁来上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的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迁沪后也处于地下状态。钱壮飞初到上海，没能马上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为了生存下去，他不得不东奔西走，做些杂事，如给市公用局抄写过黄包车执照，帮助挑花厂设计过窗纱桌布的图案等。张振华则在南京路先施公司后面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克美妇产科医院当住院大夫。
　　几个月后，钱壮飞和胡底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同张振华一起被编入中共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党支部，该支部的书记是张沈川。
　　1928年7月，周恩来指示钱壮飞和胡底参加中央特科情报科工作。从此，钱壮飞和胡底又并肩携手开始了新的斗争。
　　为了寻找社会职业作掩护，胡底潜入上海演艺界，在昆仑电影制片厂当演员。他身材魁梧，俊逸潇洒，多才多艺，对文学和艺术造诣很深。他在上海曾拍摄过《盘丝洞》《昆仑大盗》等武侠片，因演技高超，被誉为“东方范明克”（范明克时为美国武打片明星）。
　　钱壮飞则在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找到一个广告画创作和招揽业务的职业。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并非国民党的秘密特务机关，它是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开办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主要业务是为在上海的外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中共党组织决定让钱壮飞在该管理局埋伏下去，以掌握无线电收发技术和有关情报，并等待时机，担当重任。
　　正是钱壮飞的这个职业，拉开了中央特科“龙潭三杰”深入“调查科”的序幕！
　　1928年冬，“调查科”的领导者、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长陈立夫，为了扩大势力，培植党羽，将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原局长挤走，把自己的表亲徐恩曾安插进去。
　　徐恩曾是日后钱壮飞打入“调查科”的关键人物。
　　徐恩曾，字可均，1898年生，浙江省吴兴县双林镇人。1917年，徐恩曾考入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第12次（不称“届”）电机科无线电信组，1921年毕业，次年留学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一说康里奈斯大学，一说依利诺大学）学习电机专业，毕业获硕士学位。留美三年，徐恩曾掌握了堪称世界一流的无线电技术。
　　徐恩曾1925年毕业回国至沪。当时无线电在国内还是罕见的东西，据说就是在最发达的上海，也只有美商开洛公司装配有一座100瓦的无线广播电台。徐恩曾的第一专长无线电技术一时难有用武之地，只得临时在上海自来水厂谋得一个工程师的职位。他逢人就感叹：“可惜空怀绝技，报国无门！”
　　但一二年后，“报国”之门终于向他敞开。国民党政府为了用先进技术强化“党国喉舌”功能，决定建立中央广播电台。1927年4月经陈果夫、张静江等联名举荐，国民党中央批准，徐恩曾成为中央广播电台的筹建者之一。在创建电台的过程中，徐恩曾高超的技术、严谨的作风和刻苦的精神，受到上司赏识，在电台开播之前，他便被任命为第一任电台主任。主要靠徐恩曾的努力，1928年8月1日，设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后院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线广播电台”剪彩开播。
　　以徐恩曾所学，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工程技术专家的。但他却倚仗和陈立夫、陈果夫的亲戚关系，弃技从政，选择了仕途。
　　在担任电台主任不久，徐恩曾通过二陈的关系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长，1928年底，又兼任了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局长。
　　徐恩曾来到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后，得知钱壮飞是自己的吴兴县同乡后，甚为高兴。国民党官场上是很注重同乡之谊的。蒋介石在南京开府后，“吴兴帮”即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潘公展等，都是“吴兴帮”的要员。作为“吴兴帮”的一员，徐恩曾在得到攀附“吴兴帮”好处的同时，自然也注意笼络吴兴人作自己的班底，所以对钱壮飞也就另眼相看。
　　有了同乡这一天然关系，再加上睿智多才，精明干练，钱壮飞很快就被徐恩曾视为左右手。徐恩曾任命钱壮飞为管理局秘书，帮助他管理业务。钱壮飞抓住一切机会显露自己的才能，以巩固徐恩曾对自己的信任。1929年春天，徐恩曾一度调任浙江省建设厅长，钱壮飞也随之去往杭州。当年夏天，建设厅要在杭州举办一次盛大的西湖博览会，钱壮飞应徐恩曾之邀，协助其进行博览会的设计和筹办工作。由于钱壮飞的卓越才华和组织能力，使得这次博览会精彩分呈，有条不紊，赢得了各界好评。8月20日陈立夫驱车来到博览会，对徐恩曾大加赞赏，并告诉他，孔祥熙和宋霭龄参观后认为此次博览会与巴黎博览会相比毫不逊色。上司的嘉许，使徐恩曾对钱壮飞更加赏识和器重。博览会结束不久，徐恩曾回任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随即任命钱壮飞为其私人秘书。
　　钱壮飞取得徐恩曾信任后，便设法扩大中共在管理局的力量。时间不长，他就帮助李克农进入了该管理局。
　　李克农，又名李漫梓、李稼轩等，1899年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在芜湖度过青少年时代。1925年他同阿英等在芜湖创办了“民生学校”，并任校长。1926年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因遭反动派通缉，他先是流亡南京，1928年3月来到上海，不久与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奉命担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
　　钱壮飞与李克农本不相识。1929年11月，钱壮飞到胡底供职的影业公司去看胡底排戏，恰巧李克农也来该公司看望胡底。胡底和李克农是安徽同乡，经胡底介绍，两人在摄影棚内一见如故。钱壮飞向李克农介绍了自己在无线电管理局的工作进展情况，希望李克农也打进来，并表示可以介绍他担任管理局广播新闻编辑。李克农随即通过中共沪中区委向中共中央请示。党中央很重视钱壮飞在徐恩曾身边业已取得的位置，遂批准了钱壮飞的建议，指示李克农争取打入该管理局，同时把李克农的组织关系转也到中央特科。这样，“由钱介绍，李于1929年12月考入无线电管理局，以后负责管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登记和考试工作，凡中共所列名单一律录取，对中共贡献极大。”
　　在专制政权系统里，官员们都以攫取更高或更多的权利为最大价值。徐恩曾当然不会只满足于当一个相当于生活总管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长，也不会满足于当一些技术性的官职如中央电台主任、无线电管理局局长等。他在担任中央党部秘书处总务科长不久，便得陇望蜀，盯上了国民党的职业特工机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
　　从1928年3月“调查科”成立到1929年底，担任该科科长（主任）的先后有四人。
　　首任科长是陈立夫。陈立夫，原名祖燕，1900年生于浙江省吴兴县。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冶金科，旋又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采矿工程，获硕士学位。陈立夫这样一位自然科学的人才，后来竟从事起特务工作，主要取决于他与蒋介石的亲近关系。陈立夫的叔父陈其美（英士）是蒋介石的盟兄和入党（同盟会）介绍人，对蒋恩惠甚丰。陈其美遇难后，蒋介石在祭文中说：“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由此可见蒋介石对陈其美的感情之厚。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盟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甚为器重。1925年底陈立夫学成回国，蒋介石先安排其为黄浦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北伐战争开始后，又让其在自己所任北伐军总司令的司令部内担任机要科科长。“调查科”成立后，陈又奉调主持之。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日后（1935年）扩充为党务调查处，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由于陈立夫及其胞兄陈果夫自始至终领导和控制着该特务组织，所以一些人称他们两人为中国的希姆莱。
　　陈立夫晚年心系祖国统一大业，为密切两岸关系孜孜不倦，赢得了两岸同胞的敬重。陈老先生也从不讳言当年主持“调查科”之事，他生前曾跟来访的“资深国大代表”王禹廷谈过调查科的创始等问题，指出蒋介石在“清党”之后，就命令陈立夫“在他所任部长的组织部下，组织成立调查科，其主要任务为对付共产党的活动而制裁之。” 继陈立夫之后，“调查科”第二任科长是张道藩。张氏系贵州省盘县人，20世纪20年代初留学法国，学习绘画艺术，和徐悲鸿可谓师兄弟。此人机警善辩，崇尚西方习俗。1928年秋，张道藩改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吴大钧继任科长。吴氏系浙江人，曾留学美国，学习统计，与陈立夫私人关系密切。1929年8月，吴大钧调任中央统计处处长，叶秀峰继任科长。徐恩曾觊觎“调查科”之时，正是叶秀峰任职期间。叶秀峰系江苏省扬州人，与陈立夫为天津北洋大学同学，后又与陈一道留学美国，二人兄弟相称，私交甚笃。
　　1929年底，徐恩曾终于等来了机会：叶秀峰与陈立夫发生矛盾，拂袖而去。据当年“调查科”助理干事张文回忆：1929年“12月，叶为某一事件与陈立夫意见不合，表示消极，请假赴杭州休息。陈便派徐以总务科科长兼代调查科科长之职……徐早就企图掌握这一特务机关，恨不得赶快把叶一脚踢开……” 这样，徐恩曾终于达到了目的，并由此开始了他对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长达15年的直接把持。
　　徐恩曾上任前夕，即把接任调查科科长一事告诉了钱壮飞，并向其透露说，陈立夫让他扩大国民党特务组织，在现有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反共为主要任务的特务机构，全力破坏中共的地下组织。徐恩曾告诉钱壮飞：他准备实行一种和前任叶秀峰迥然不同的反共手段，即实行以分化为主高压为辅的怀柔政策，软化中共的动摇分子，利用中共叛徒作侦探奸细，潜伏在中共内部秘密活动。他要钱壮飞做他的主要助手，帮助他着手建立这个反共特务机构。
　　钱壮飞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报告给中央特科。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抓住时机，选派忠诚勇敢的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这个最高特务机构。他以极大的气魄要求中央特科：“你们把它拿过来！”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共中央特科决定派遣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为了使他们形成一个战斗堡垒，更好地完成这项特殊的艰巨任务，中央特科还决定他们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该党小组直属中央特科，由陈赓单线领导。
　　这样，红色特工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终于打入龙潭虎穴，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开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勇敢斗争！6、中央特科“龙潭三杰”（二）
　　
　　“徐恩曾身高约1.72米，脸方形，戴近视眼镜，外表斯文，不爱多讲话，有如白面书生。”这是曾为徐恩曾下属的张文，对徐恩曾外在形象的描述。
　　另一位徐恩曾的下属赵毓麟也勾勒过徐恩曾的外表：“面白无髭，戴金丝眼镜，文质彬彬。”
　　邹韬奋是徐恩曾中学和大学的同学，他在《抗战以来》一书中提到徐恩曾：“徐先生的仪表和他担任的职务，似乎完全不配合，他的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他无论穿西装或中装，都漂亮整洁，在学校时，他的房间布置得最整洁讲究……”
　　抗战时期，民主人士章乃器、李公仆等，在昆明见过徐恩曾后也很惊讶：“怎么这样一个斯文的人，会是国民党的特务头目呢？”
　　徐恩曾正是一位外秀内恶之人。就是这样一个举止文雅貌似白面书生的人，掌握着国民党的最高特务机构，为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肆意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
　　徐恩曾一当上国民党最高特务首领，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强国民党的特务工作。
　　一是建立国民党特务系统最高秘密指挥机关。“调查科”原设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从陈立夫到叶秀峰，“调查科”只下设采访、整理两股。徐恩曾上任后扩充了“调查科”的机构，在原有这两股以外，增设了特务组（专事策划反共阴谋，组长顾建中）、言文组（专事剪贴华文期刊，组长刘清源）等部门，尤为重要的是设立了国民党特务系统最高指挥机关——特务工作总部。特务工作总部建立之初是秘密性的，它的办公地址不在丁家桥，而是另立门户，设在南京中山北路305号即与中央饭店紧邻的一幢半中半西的二层楼内。该处以徐恩曾和其机要秘书钱壮飞为中心，其构成人员均是经陈立夫和徐恩曾选拔或批准的善于策划破坏活动的人物，“调查科”其他人员则不得随意来此。为了掩人耳目，该处挂的招牌是“正元实业社”。这个名字是徐恩曾刻意起的，蕴涵着他对蒋介石（中正）的崇敬和对姘妇王书元的喜爱。将“领袖”与姘妇并重，也只有徐恩曾才做的出来。从此，“正元实业社”就成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核心与“大本营”。
　　二是设立秘密特务电台。为了加强特务之间的联络，徐恩曾委托上海南洋大学时的同学范本中负总责，在南京中山东路距“正元实业社”不远的地方，为“调查科”建立了电讯总台，并在上海、武汉、北平和天津等地设立了分台，使各地的情报能及时发送到南京特务指挥机关，大大提高了国民党特工的活动效率。
　　三是加强与首都警察厅和宪兵司令部的合作。经过积极运作，调查科同警察厅和宪兵司令部达成勾结，调查科必要时可以指挥警察厅督察处公开活动，宪兵司令部则让徐恩曾在监狱里单独盖了一排平房作为特务活动的专用监房。
　　四是增设基层组织。“调查科”成立之初，各地尚无下级机构。为了扩大国民党特务的活动范围， 1930年秋，徐恩曾派出了三个特派员，分赴上海、武汉、开封，建立特务组织，进行特务活动。上海为杨登瀛（鲍君甫），武汉为蔡孟坚，开封为黄凯。随后又在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建立了下级机构。
　　徐恩曾的这些措施，获得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赞赏；也为钱壮飞掌握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的机密创造了契机，这后者是徐恩曾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钱壮飞通过自己的公开身份，基本掌握了“正元实业社”的全部秘密。
　　钱壮飞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在“正元实业社”，“徐主任嘱钱机要秘书与之共同处理日常业务，徐已视钱为其亲密战友。嗣后徐所收机密文件、电报，以及各地发来情报，属于一般性者以及科内日常事物，由钱先代为处理。凡须由徐恩曾亲自处理之机密文电，例须先由钱壮飞过目；凡应由徐恩曾亲批的文电和各种情报资料，须由钱壮飞事先审阅签拟处理意见后，再送呈徐恩曾签批。” 另外，徐恩曾制定计划，发布文件，答复来往函电，也多要请钱壮飞代庖。这样，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的全部机密，几乎都暴露在钱壮飞面前。
　　另外，徐恩曾贪图女色的嗜好，也使钱壮飞拥有更多机会掌握“正元实业社”的秘密。
　　徐恩曾乃一好色之徒，“为了女人，他是不要命地搞，甚至宁愿弃官不做。” 徐恩曾有过三位正式夫人。元配张氏（一说梅子瑛），吴兴人，启明女校肄业。起初两人感情尚好，生有一女。随着地位的升迁，徐恩曾对其逐渐厌倦，1928年起两人分居。但张氏一直住在徐家，陪伴婆母生活。徐恩曾的第二个夫人叫王书青，号砚溪，辽宁人，燕京大学肄业，体健性泼。本来，徐恩曾是与王书青的妹妹王书元姘居的，1929年的一天，已是有夫之妇的的王书青来看望妹妹，结果被徐恩曾看中，扭住不放，发生了关系。等王书青的丈夫田氏从美国留学归来，徐恩曾凭借权势与其“谈判”，迫使对方立下字据将王书青送给了他。王氏一年生一孩，生了四五个子女后，徐恩曾又顶着蒋介石和陈氏兄弟的压力，同中共叛徒费侠（字述韫，湖北锺祥人，曾留学苏联）结婚。除了这三个夫人，徐恩曾还通过金钱收买，权势压迫等多种手段，拥有无数姘头情妇。单位里的女特务，只要他看上眼的，几乎都被他玩弄过。朋友、同事的妻子，只要稍有姿色，他都设法染指。
　　徐恩曾经常被妻妾间的争宠吃醋弄的焦头烂额，要求钱壮飞帮他排解困厄。钱壮飞则奔走斡旋，居中调停，劝慰安抚，帮助他摆平各方。钱壮飞还征得中共组织批准，将自己在上海住处的前楼让给徐恩曾的一个姘头居住。这样，即使钱壮飞进一步赢得了徐恩曾的感激和信任，也使钱家成了一个更为安全的中共联络点。
　　徐恩曾为了惜时作乐，便把“正元实业社”的日常工作推交钱壮飞代办。所以，“正元实业社”里的全部机密，几乎都掌握在钱壮飞之手。
　　钱壮飞利用自己的这种特殊身份和便利条件，在配备“调查科”和秘密电台等单位的机要和行政事务人员时，也设法安排了若干中共方面的人员进入调查科，如在“正元实业社”“打杂”的刘杞夫（亦称刘正风、刘栖风，湖南人，近20岁，钱壮飞的女婿），即是钱壮飞与上海的李克农之间的秘密交通员。
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击败异己势力，要求“调查科”在搜集中共情报的同时，还要掌握其他党派和政治、军事势力的情报。于是，陈立夫、徐恩曾指示钱壮飞迅速建立一套半公开的情报机构，专门搜集各派势力的情报。钱壮飞便请来李克农和胡底，为“调查科”在南京和天津建立起以“通讯社”形式出现的情报机构。这些机构名义上是“调查科”的附属组织，实际上完全掌握在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之手。各“通讯社”的指导机关是“长江通讯社”，它设在位于“正元实业社”隔壁的南京中央饭店四楼，由钱壮飞负责。在南京丹凤街设立“民智通讯社”，初由胡底任社长，后由钱壮飞兼管。在天津日本租界秋山街5号设立“长城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并由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钱壮飞的内弟张家眬任记者。李克农则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编辑为掩护，负责上海的国民党情报机关。这样，南京有钱壮飞，上海有李克农，天津有胡底，国民党的这些以“通讯社”为形式的情报机构便都掌控在中共之手。钱壮飞在“长江通讯社”所得到的情报，凡是对中共有用的，便转交上海的李克农，李克农再经陈赓转给周恩来。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为调查科建立起 “通讯社”，完成了徐恩曾交付的任务，自然进一步赢得了徐恩曾的信任。
　　自从建立了“长江通讯社”，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聚首的机会就更多了。李克农和胡底经常以“国民党情报人员”的身份来南京，堂而皇之地住进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与钱壮飞一起商谈工作，召开中共党小组会议，并编造一些应付国民党特务首领的情报。
　　1930年5月，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为争权夺利，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百万大军撕杀于千里战线，历时数月，胜负不决。蒋介石急欲得到对战局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张学良东北军的情报，只是几次派过去的人，都被日本人给搞掉了。于是，徐恩曾就把这一“重任”交给了钱壮飞，要他带人去东北一趟，摸清东北军的情况。
　　钱壮飞将此事通过李克农报告中共中央，党中央便派陈赓和胡底二人以钱壮飞随员身份（实际由陈赓领导）一同前往。他们拿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和活动经费，一路上在当地中共组织的帮助下，巡视了中央特科部署在东北、华北地区的工作，同各地的地下工作者接上了头，带回许多重要情报。
　　回到上海后，钱壮飞同李克农一起研究，编写出一份四万多字的有关东北情况的报告，该报告虽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价值，但却是“调查科”从未弄到过的系统详尽的材料。当徐恩曾见到钱壮飞带来的这份报告后，连声称赞“了不起”，“哪来这么好的材料！”并对钱壮飞表示“佩服之至”。 钱壮飞由此获得嘉奖，被视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奇才”。徐恩曾对其也更为信赖和重用。
徐恩曾虽然将钱壮飞视为心腹，非常信任，但有一件东西却不让任何人包括钱壮飞知道，这就是藏在他贴身衣服口袋里的一个密码本。钱壮飞断定该密码本一定事关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他早就想把这个东西弄到手，只是苦于没有机会。钱壮飞向李克农讲了这件事以后，两人便针对徐恩曾好色喜嫖的特点，商定了一个获取该密码本的计策。
　　一次，徐恩曾带钱壮飞来上海开会，李克农煞有介事地向徐恩曾介绍某某妓院新近来了一位姿色绝佳的美女，钱壮飞也在一旁帮腔。徐恩曾听罢心摇神动，急不可耐地换衣服就要前往。李克农赶紧“劝阻”：“你不能去，你带这么个东西去怎么行？” 徐恩曾踌躇片刻，便从小褂兜里掏出密码本，锁藏进机要柜里，之后放心地去了。从妓院返回，徐恩曾立即取出密码本，重又放进内衣口袋，自以为平安无事。他没有想到，钱壮飞和李克农在他离开后，已设法将此密码本取出，用相机将密码全部拍摄了下来。原来，这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之间通报用的密码本，按规定徐恩曾必须亲自保管和使用。钱壮飞和李克农得到了该密码本，也就掌握了国民党高层的绝密情报。
　　凭这个密码本，钱壮飞弄到了许多尖端情报。每次截获情报后，他便立即让女婿刘杞夫带上装有情报的国民党组织部的大信封，大摇大摆的去上海送交李克农，再经陈赓送给周恩来。“如1930年12月9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南昌召开江西剿共会议，12月26日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南昌行营主任负责剿共军事，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这第一次围剿情报，事先由钱译好，竟装在‘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大信封里，派地下交通连夜赶赴上海送李克农转送周恩来。如此，政府尚未采取军事行动时，远在江西之中共早已作了安全部署。1931年4月1日的第二次围剿情报，钱也用同样方法处理。” 这些情报准确及时，对于红军作战起了重大作用。
　　也正是靠这个密码本，使钱壮飞在不久以后的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破译了事关中共中央和中共领导人生存的绝密情报，使党中央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在中央特科的领导下，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三人深入敌巢，于龙潭虎穴之中斗志斗勇，屡建奇功。而国民党特务则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真实身份。同钱壮飞一起在徐恩曾身边工作的“调查科”特务王思诚，是这样评价钱壮飞的：“钱对人极为和蔼可亲，笔头又快，办法又多，确实是干才。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他竟是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事过几十年之后，徐恩曾在所著《暗斗》一书中哀叹：中共“对于渗透工作亦极注意，所派人员，常能运用机缘，占据要津或掌握机要，随时向（中共）特工总部通报消息。”他还在用英文写的《一个特工的自述》一书中，懊恨自己一生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该重用了钱壮飞。他的上司陈立夫也以埋怨责备的口吻追忆说：“其时双方作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钧兄（即徐恩曾）录用钱壮飞为一大疏忽。” 国民党特务的扼腕之叹，也恰从反面反映了中央特科的出色工作和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的神勇表现。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控制了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完成了周恩来交予的把“调查科”“拿过来”的艰巨任务，由此享誉中央特科，赢得了中共情报战线“龙潭三杰”的称号。
　　中央特科就是这样，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各种关系，把自己的触角伸进了国民党警特机关和外国租界巡捕房。中央特科出色的情报工作，对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组织的安全，对打击敌特内奸的破坏活动起了重大作用。四、行动科——党中央的利刃
　　
　　中共在隐蔽战线上除了中外反动势力这个公开的敌人以外，还有一个大敌，就是来自党内的叛徒，这是隐蔽的敌人。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悲观，纷纷脱党，有的脱党者甚至变节叛党，卖友他投。据陈立夫回忆，“调查科”成立后不久，“青年共党之来归者每月有数百人（共计为16000余人）”。 此说虽系夸张，但也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叛徒的出卖活动，给中共带来巨大威胁，它使党中央许多机关被破坏，许多同志被逮捕被杀害。中共中央对叛徒的危害性是十分清楚的，党中央指出：“反革命的自首政策，确实在短期间使党的组织动摇，是敌人破坏本党最有效力的方法。”
　　为了保证党中央机关和革命同志的安全，中共中央号召党内外群众奋起，“对自首而反攻的叛徒……处以死刑。” 周恩来在1929年8月23日为党中央起草的致山东临委的信中也指出：消灭叛徒，原是我党最后最不得已的办法。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党的损失，1928年4月，继情报科之后，周恩来又为中央特科设立了行动科。行动科的主要职责即是打击内奸叛徒，保卫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
　　在周恩来领导下，行动科与情报科等默契配合，开展了有效的保卫工作。
1．行动科锄叛第一枪
　　
　　1928年春夏之交，周恩来在准备离开上海赴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之际，交给李维汉和邓小平一项特殊任务——领导中央特科锄掉叛徒何家兴贺芝华夫妇！
　　李维汉和邓小平受命后立即部署锄奸工作。李维汉回忆说：“我和小平共同作出决定，要把他们干掉。我在党中央秘书处楼上和我们的特科接了头，作了布置。”
　　新组建的中央特科行动科，由此开始了制裁叛徒的第一个行动！
　　行动科要镇压的大叛徒何家兴原名贺家兴，曾留学法国和苏联。“他的太太却是和朱德离了婚的贺芝华。她曾随朱德去过德国。” 贺芝华原名贺治华，“原是朱德的爱人，曾跟朱德去德国读书，漂亮，聪明，能说几句德国语。朱德和她分手之后，她经过莫斯科回国，爱了从法国来的何家兴。” 1926年贺芝华在莫斯科生下朱敏后与朱德分手，次年与何家兴结婚。
　　何家兴和贺芝华来到上海后，住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机关“福兴字庄”设立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经常在秋白同志住处开会。那里是整幢房子，楼上开会，楼下住何家兴、贺芝华夫妇。” 不久，何家兴、贺芝华夫妇改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罗亦农的秘书，住在戈登路（今江宁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中福里1239号半党中央的一处秘密机关里。
　　贺芝华回国后，曾参加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工作。在中央妇委迁回上海后的第一次会议上，为了适应特殊环境，掩护地下工作，经妇委书记邓颖超提议，八位委员按年龄结成姐妹：杨之华是大姐，蔡畅是二姐，李文宜是三姐，贺芝华是四姐，邓颖超是五妹，朱玉如是六妹，王根英是七妹，庄东晓是八妹。
　　但共产党人清贫的日常生活和大革命失败后醒风血雨的斗争环境，使何家兴夫妇很快便消磨掉了自己的革命意志。为了谴泄心中的郁闷，他们频繁出入酒馆、舞厅，借酒浇愁，以舞排忧。何家兴夫妇萎靡丧志，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和制度的行为，曾多次受到罗亦农的严肃批评，对此，他们阳奉阴违，怀恨在心。当时，中共工作人员的生活费每月只有20元，这点钱自然满足不了他们腐败生活的需要。他们畏惧险恶的地下工作，期望去法国过奢靡的生活，但这需要一大笔钱。为此，他们决定出卖灵魂，用共产党人的鲜血去换取富贵和安宁。
　　这对叛徒先是同公共租界静安寺巡捕房的一个帮办建立了联系，向对方讲述了自己的叛卖条件。贺芝华“自谓她手中有350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数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人物；只要捕房答应给她一张出国护照和五万元美金，让她到她所愿意去的国度，并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交出来。” 对方根据他们的身份，判断其确实掌握有大量中共机密，便答应了他们的条件。
　　去国外不仅可以躲避中央特科的惩处，而且还能过上久已向往的理想生活。于是何家兴夫妇心一横，便把叛卖的第一个对像锁定为罗亦农。他们与巡捕房商定：时机一到，他们将设法通知附近的巡捕，捕房可根据线索随即而动。
　　由于工作关系，何家兴夫妇非常清楚：出卖罗亦农一定会得到大价钱；出卖罗亦农也一定会取信于租界捕房，进而成交更大的买卖。因为，这罗亦农绝非中共一般的人物！
罗亦农是中共著名政治家和年轻有为的领袖。他1902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1919年去往上海，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开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1920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他与刘少奇等参加了青年团。1921年春天，罗亦农到达莫斯科，进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当年冬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此后曾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5年春，罗亦农结束了在苏联四年的学习生活回国，奉派广州。“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与周恩来、陈延年等组成中共广东区委临时委员会，策划和领导“五卅”运动，在此期间，他参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1925年底，罗亦农调到上海，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与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精卫“七一五”政变后，罗亦农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在“八七”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秋任中共长江局第一任书记。当年11月，他又被增补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担任中央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三人组成）主任， 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时，罗亦农才25岁。
　　罗亦农虽然年轻，但看问题办事情冷静稳健。当时，中共领导人大多认为革命潮流并未低落而是在继续高涨，一股“暴动热”浮荡在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之中。然而，罗亦农却能够对革命形势进行科学的分析，并得出明确结论：“目前绝非继续暴动时期”。
　　罗亦农的正确认识来源与他正确的工作方法。他是一个注重调查研究，善于从实践中得出结论的人。罗亦农原名善扬，字慎斋，号振纲。参加革命后改名罗觉。从苏联回国后才改名亦农。他对夫人李文宜解释说：我“现在叫亦农，意思是能为工人服务，亦能为农民服务。”一如其所言，为了工农利益，罗亦农不辞辛苦。
　　几个月以前，罗亦农奉命去两湖考察农民运动，风尘仆仆，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中共中央制定全国斗争的方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几天前，他一回到上海，便又频繁接待各地来沪向中共中央请示工作的人员，听取汇报，商讨斗争策略。
　　1928年4月15日上午，罗亦农来到中福里1239号半机关处理工作。他先是同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接头,商谈和处理了几项工作。待邓小平离去后，罗亦农又与来沪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吴某接谈。正在这时，门外突然响起狂暴的鼓噪声，紧接着，巡捕房洋人捕头洛克带领数名中外捕探闯了进来。洛克先用德语同贺芝华交谈了几句，然后用手枪指向罗亦农，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道：“你是罗亦农，我已经注意你两三年了，跟我们走吧！”说完，便当场捕走了罗亦农。 次日，许多中外报纸都刊登了罗亦农被捕的消息，充满了“首要已擒，共患可熄”之类的狂叫。
　　邓小平也险些被捕。他回忆说，他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几次历险，“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邓小平脱险后，马上把这一严重情况报告给刚从广东指导工作归来的周恩来。周恩来立即组织中央特科多方营救。
　　开始，中央特科曾准备花钱买通敌人，争取其“无罪”释放罗亦农。很快，中央特科通过各种关系得知，罗亦农将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于是决定途中武装劫救。就罗亦农的营救情况，李文宜回忆说：“关于营救罗亦农的计划，是由顾顺章告诉我的，没有看见文字材料。当时顾说，已经和敌人接了头，他们要价四万元，考虑到敌人是很狡猾的，只怕把钱给了他们，人还是救不出来，落个人、财两空。因此，决定拿出两万元作为经费，等敌人把亦农从租界引渡到龙华时，拦路把他抢下来。当时计划买口棺材，伪装送葬，在棺材里暗藏枪支，让我披麻戴孝，作为死者的家属，随伪装送葬队伍的工人，走在棺材后面。等到囚车经过时，猝不及防地从棺材中取出武器，把亦农枪下来。”
　　计划已定，中央特科加紧营救的准备工作。为了探知引渡的确切时间，顾顺章让李文宜去找何家兴夫妇，以通过贺芝华了解引渡情况。李文宜回忆说：“顾顺章要我找何家兴夫妇探听引渡的时间。他说，英探洛克懂德文，亦农被捕时，何家兴的老婆曾用德语和他打过交道，还送给他一只钻戒，可以叫她去找洛克探听引渡的时间。”
　　不料，顾顺章的这一不高明的办法立即引起敌人的警觉。4月18日，罗亦农突然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而这个时间中央特科是不知道的，武装劫持计划由此落空。对此，李文宜回忆说：“我到了何家兴夫妇的住处。那时，他们已经从戈登路搬出来，住在一个党给他们找的旅馆中。我在那里等了好几个钟头，何家兴的老婆才从外面回来。她穿着一件天蓝色的长袖丝绒布拉吉，披着一条粉红色的纱披肩，打扮得格外妖艳。她看到我贸然来访，像外国人那样双肩一耸，两手一摊，不等我开口，就摆了摆手，示意要我不要哭。接着假装亲热地把我拉到床上，小声咬着耳朵对我说：他们是秘密搬的家，不能让人知道戈登路那边的事。随后又讲了些亦农被捕的情况，讲得眉飞色舞，表功说幸亏靠她，才保护了来接头的山东省委代表和党的文件。我说：你认识洛克，和他说过话，又送过钻戒给他，能不能去找他了解一下亦农到底什么时候引渡？我说了几句，她就不说话了。当时我知道一时得不到回音，只好走了。大约隔了一天，我又去找她，到那里已是早上9点多钟，何家兴夫妇仍躺在床上，直到看见我去了才懒洋洋地起来。我问他们：‘有回信了吗？’他们说：‘搞不清，人家不告诉我们。’何家兴夫妇早已与敌人暗中勾结，怎么会把亦农被引渡的时间告诉我呢！结果这样一来倒做了反面工作，反而使敌人警觉起来，亦农很快地被引渡了。这个营救计划就这样落了空。”在此以后，中央特科估计，罗亦农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蒋介石有可能把他转解到南京“审理”。为此，中央特科还做好了登车劫救的部署，准备在上海开往南京囚有罗亦农的火车上行事，把人救下来。但因蒋介石4月20日电令对罗亦农“就地处决”，这个计划也没有实现。
　　1928年4月21日下午2点钟，罗亦农泰然自若地步入龙华刑场。那是路边一块凹进去的草地。记者看到，刑场上的罗亦农 “身穿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衣冠甚为整齐。” 临刑前，罗亦农“态度仍极从容”。 他留下两信一诗后，英勇就义。
　　罗亦农首先给中共中央遗书一封，勉励在外同志“继续奋斗”；第二封信是给其新婚美丽的妻子李文宜（李哲时）的：“哲时，永别了，灵其有知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其遗诗是：“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这些文字，鲜明地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坚强的革命意志和视死如归的崇高牺牲精神。
　　罗亦农牺牲后，周恩来化装去慰问罗亦农的家人。“周恩来一看见李文宜，痛苦地垂胸顿足，泪流满面，但又怕邻居听见他的哭声，就将自己的脸埋在有水的洗脸盆里，边哭边洗，可是清水无法洗涤他心中的悲痛……”
　　5月30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20期发表了《悼罗亦农同志》一文，沉痛指出：“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英勇的战士。”
　　在罗亦农被捕的当天，中央特科便通过巡捕房的内线关系得知：“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女人，说话带四川口音，长得很漂亮，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 很快，中央特科进一步证实：罗亦农是被何家兴夫妇出卖的！
　　原来，贺芝华知道罗亦农那天上午要来中福里1239号半机关与山东来人接头的信息后，一早就去巡捕房同政治部的负责人联系好。 当罗亦农来到该秘密机关后，何家兴便悄悄写了一张便条，让保姆送给了在戈登路、爱文义路口站岗的华捕，告知罗亦农已到。不一会儿，中外捕探冲进屋来，洛克用德语与贺芝华联络后，便当场逮捕了罗亦农。由于何家兴夫妇直接与巡捕房联系，叛卖活动极为秘密，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央特科对之毫无察觉，罗亦农本人更是一无所知。
　　罗亦农的遇难，激起了人们对叛徒的无比憎恨；同时，由于何家兴夫妇掌握了中共大量机密，对党组织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只有坚决锄掉这对叛徒，才能震慑党内动摇分子的叛卖行为，保证中共组织的安全。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周恩来为中央特科下设了第三科——行动科，专门负责镇压叛徒。据陈养山回忆：“镇压特务、叛徒是保卫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1928年4月，罗亦农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牺牲，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特科设立了三科（较早成立的‘红队’在中央特科建立后，作为特科的三科），专门搞‘打狗’（镇压叛徒、特务）的工作。” 行动科以原中央军事部特科和原中共江苏省委所属“红队”为基础组建而成，暂由顾顺章兼任科长。
　　行动科建立后，立即开始了镇压叛徒何家兴贺芝华夫妇的行动。
　　周恩来因忙于中共“六大”的筹备事宜，在出国赴苏联之前，便把领导中央特科行动科镇压这对叛徒的工作交给了李维汉和邓小平。
李维汉和邓小平接受任务之后，随即碰头进行了缜密研究，商定了严惩叛徒的措施，并向行动科作了部署。
　　考虑敌探密布的环境，为了作到万无一失，行动科先采取了稳住叛徒的策略。李维汉回忆说：我们对何家兴贺芝华夫妇的叛变假装不知，使之相信中央对其没有怀疑。我们“派人告诉他们，新闸路（即戈登路机关）不能住了，要他们搬个地方，搬家前先到南京路一个客栈里去暂住几天。当时南京路有许多大铺子，有的两个大铺子中间有个小号子，进门就是楼梯，楼上接通两个楼。特科找了个这样的客栈，要他们先搬去住。我并约了他们在那儿相见。见面前，特科作了周密布置，楼上、街上都派了人，进行监视和掩护；万一出事，我可以悄悄从后面走掉。在事先约定的时间，我到那里和他们见了面。见面后说了些应付的话。我说：你们受惊了，原来的地方不能住了，还是另外找个房子住，躲避一下。我又给了他们一些钱，要他们搬家后把地址告诉某某同志。他们见我亲自去见面，就相信了组织上并没有怀疑他们，因此，搬家后很快把地址通知了某同志，其实这个同志就是特科的。”
　　4月25日清晨，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居住的小旅馆外面，一队办喜事摸样的青年人簇拥着一顶迎亲小轿，在锣鼓、唢呐和鞭炮声中缓缓而来。当队伍行至小旅馆门口，鞭炮声和鼓乐声更是混响一团，震耳欲聋。看的出来，这似乎是附近谁家在举办婚嫁之事。但何家兴夫妇做梦也不会想到，这鞭炮声预示的并非新娘的降临，而正是他们的末日。
　　主持这次行动的顾顺章，经过周密的组织工作，亲自率领行动科部分成员来到叛徒的居处。他们以办喜事为幌子，在鞭炮声的掩护下，开始了正义的行动。
　　顾顺章让一队员把守后门，自己带两名队员强行登楼，闯入何家兴夫妇的寓所。他们先是用枪逼迫叛徒交出了那份写有350多个共产党员地址的名单，然后对其施以严惩。何家兴见事不妙，企图外逃，顾顺章迎上去，一枪将其击毙。贺芝华额中一枪，滚入床下。行动科成员以为她已毙命，便迅速撤下楼去。
　　这时，外面的鞭炮仍在晨曦之中爆响着，像在为中央特科祝捷。
　　事后得知，贺芝华只是受了重伤，被打瞎了右眼，经巡捕房送上海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治疗后，因已无共党名单作祟，便返回四川乡下，并患了精神病，不久死去。其在医院期间，行动科曾计划行刺，但因敌人防范甚严，没能得手。
　　行动科锄叛第一枪，严惩了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出卖罗亦农的罪恶。
　　对行动科锄叛的结果，直接领导这项工作的邓小平是满意的。当年在上海的郑超麟先生曾回忆说：“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颇惊讶于他的诡秘神气，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邓希贤的诡秘神气，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 邓小平的“诡秘神气”，是他内心甚感宽慰的表露。
　　行动科对何家兴贺芝华夫妇的镇压，遏止了他们进一步危害中共中央的活动，解除了中共中央的一大威胁。项英了解到行动科锄叛的情况后高兴地告诉张国焘：“何家兴和贺芝华已被解决了，今早顾顺章指挥几个行动人员，到他们的寓所去，他们尚在睡觉。行动人员掏出手枪，逼他们将名单交出。名单到手之后，就在门外的爆竹声中，将这两个叛徒枪毙了；行动人员也安然逃脱了。” 项英的兴奋之情，反映了中央高层对行动科锄叛第一枪重要意义的充分肯定。
　　罗亦农牺牲后，其独子罗西伯随外婆流浪到成都。1938年初，周恩来找到小西伯，并为他亲笔写了一封去延安的介绍信。小西伯来到延安后自己改名“罗西北”，以纪念自己来到西北——延安。1940年14岁的罗西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初，同朱敏等去苏联学习。后回国，主要从事水电技术工作。“文革”中，罗西北被康生点名污为“苏联特务”，被关押了5年8个月。罗西北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托朱敏设法转到周恩来手中。由于周恩来的关心，罗西北的冤案得以解决。罗西北笑着对朱敏说：“你母亲出卖了我父亲，如今你却救了我！”
2．“东方惟一大暗杀案”
　　
　　罗亦农的牺牲和何家兴夫妇的叛变，对中共震动很大。192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留守）发出《中央通告第47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指出：“在最近几月严重白色恐怖之下，本党组织曾遭几次重大的破获……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同志亦于上海被捕枪毙！”《通告》分析了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强调：“过去遭遇这些重大破获的原因，固然是因为反动统治向我们猛烈的进攻，但是本党组织不适用于秘密工作的环境，以及党内同志的反动告密，实为破获的重大关键！” 《通告》提出了整顿组织与秘密工作的9项办法，这些办法是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用鲜血换来的经验。该《通告》的贯彻，对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央特科行动科对内奸叛徒施以凌厉攻势，镇压了一批出卖中共机关和机密的败类，有效地保护了中共的组织和干部。
　　但是，蛇蝎总藏毒，蚊蝇终逐臭。中共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在地下斗争的严峻考验和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暴露出假共产党员的真面目：他们泯灭良知，为了一己之私，不惜设法出卖他人、叛变投敌。由于这些人的叛卖渠道错综复杂，中央特科不可能未卜先知，料事如神。中央特科的活动，只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党中央机关和领导干部在白色恐怖下的安全系数，而不可能万无一失，使这种安全系数达到百分之百。
　　下面述及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叛变事件，即是中央特科所未及料到的。　1929年8月24日下午，上海沪西区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2楼，中共中央军委秘密机关。几位中年人正在开会。
　　主持会议者，是身材魁梧、短发平头的杨殷。杨殷，字孟揆，1892年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卫队副官兼大元帅府参军处参谋。1922年加入中共，同年底奉派苏联参观学习，次年春回国，从事职工运动。大革命时期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是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肃清反委员会主席，并在张太雷牺牲后代理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1928年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
　　那位浓眉大眼，身材瘦长者，则是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时化名孟安。彭湃，1896年生于广东省海丰县一大家族，自述家况：“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50个农民做奴隶。” 1917年，彭湃东渡日本入读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影响，参加了研究农民问题的组织“建设者同盟会”。1921年回国后，背叛地主阶级家庭，毁家投身革命。1922年创建农会，1923年当选为海丰县总农会会长、广东省农会执行委员长。1924年彭湃加入中共，同年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当选为广东省第一届农民协会副委员长。1927年彭湃参加了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又领导了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创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并任委员长和中共东江特委书记。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彭湃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1929年兼任中共江苏省常委、省军委书记。
　　另外三位与会者均30岁左右，他们分别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和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
　　除了这五人以外，还有两人担任会议记录，他们是该机关的常住者、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夫妇。
　　这几个人是讨论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工作。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原本是要到会主持会议的，由于临时处理其他要务而未能参加。
　　4点左右，正当彭湃等进行会议时，满载租界工部局巡捕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包探的五辆红皮钢甲车突然而至。“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贴后，登楼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五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人捕齐后，于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尔塞维克》《红旗》及共产党的中央通告等。被捕五同志当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闸捕房。”彭湃等被捕后，周恩来非常着急。当晚，他召集中央特科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营救措施，分析事件原因。
　　彭湃等被捕后，先被囚禁在公共租界新闸路巡捕房，26日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关押在公安局水仙庙看守所。陈赓随即让鲍君甫去看守所看望彭湃，并查明情况。鲍君甫看望了彭湃以后，找到司法科科长王郁芬了解案情，得知看守所将在当晚开审彭案，遂与王约好届时参加陪审。傍晚，陈赓派了一位彭湃信任的人随同鲍君甫来到公安局三科审讯室。庭审历时半个多小时。鲍君甫装得很凶的样子，骂得很厉害，巧妙地把党的营救意图暗示给彭湃。
　　27日下午再次开审。在法庭上，彭湃等慷慨陈词，显示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凛然之气。周恩来回忆：当对方询问彭湃的经历时，“彭同志慷慨而谈，历时一点多钟，从未入党以前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直谈至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当谈至在海陆丰惩治反革命时，彭同志向审问官抗声说道：似你们这班（般）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将我枪毙好了……审问毕，回至看守所，五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
　　公安局深恐发生意外，决定28日晨将彭湃等人解往淞沪警备司令部。鲍君甫从公安局长袁良那里了解到这一情报后，立即报告陈赓。周恩来当即决定劫车救人！他下令中央特科凡是会打枪的人都要参加。营救地点选在枫林桥，这是由水仙庙看守所押解“犯人”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必经之地。顾顺章与陈赓专门在虹口旅社开了一个房间，作为营救彭湃的联络点。
　　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央特科连夜进行着营救前的准备工作。枫林桥的地形侦察清楚了；用以拦截囚车的卡车借来了；所需枪械也通过租界的关系，从一外商处买妥，黎明前即可运到；人们在给自己化装……
　28日天刚蒙蒙亮，负责运送枪支的法租界徐家汇路“三民照相馆”经理、中央特科成员范渔人（范梦菊），便驾驶着一辆机动脚踏车，把装载有几十支勃朗宁手枪和上千发子弹的小皮箱送到同孚路中央特科机关。
　　中央特科队员取出枪来，大吃一惊！原来，这些崭新的枪支身上，涂着一层保护油脂，必须把其洗掉才能使用。于是，人们赶紧找来煤油擦枪。擦拭完毕，登车出发。
　　为了营救同志，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率领这支假装去拍摄电影外景的队伍来到枫林桥。顾顺章和陈赓也化装成演员混在营救队伍之中。人们焦急等待囚车的到来。
　　６点左右，中央特科派人随鲍君甫去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了解押解情况，万没有料到彭湃等人已被带走。他们立刻驱车返回枫林桥向中央特科报告，之后两人驰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查询，得知彭湃等已被送到这里。原来，狡猾的敌人已提前将彭湃等人押往龙华。
　　就这样，中央特科的营救计划功亏一篑。
周恩来记述道：彭湃等“入警备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他们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彭湃等在狱中受尽了各种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他们利用生命的最后机会，向狱中群众及看守，宣传中共的民主思想，揭露国民党独裁暴政制造白色恐怖的罪行。周恩来回忆：“当彭、杨诸同志与士兵谈至痛切处，士兵中竟有锤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非杀尽不可的。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歌，士兵与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有些因贫穷而走入抢劫的盗犯，他们都感动而觉悟道：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我们穷人的正当出路！有些因革命嫌疑而下狱的群众乃更加坚决说：我们今后只有革命的一条路了！……有些久闻彭湃大名的人，闻得彭湃在此，均争相来看；还有几个识得彭湃的人，均以旧时相识为荣。”
　　8月30日下午，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被枪杀于淞沪警备司令部院内旷地之上。就义前，彭湃和杨殷给周恩来和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希望“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彭湃笑对杨殷说：“我乳名叫天泉，海丰的土豪劣绅们叫我天蛇，蛇者龙也，如今我这条龙要归天了。今后在天上翻云播雨，滋润人间，这也不错！你呢，有何感想？”杨殷豪迈地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何况我们已把共产主义之道遍播于粤海三江。”周恩来记述道：当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被提出监狱时，“他们四人慷慨地向士兵及在狱群众说了最后的赠言，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引得一般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甚至看守所员都为之掩面。”面对死亡，彭湃等人显示了真正共产党人的气概。
　　彭湃等人的牺牲，使中共中央和中央特科全体成员极为悲痛。31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群众书》，愤怒声讨反动派的屠杀罪行，沉痛悼念牺牲的烈士，号召全国劳苦群众“起来，纪念着彭杨诸领袖之血的教训！起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坚决不断的斗争。”周恩来抑制不住沉痛的心情，他一边起草，一边流泪。脱稿后他叮嘱机要人员：立即刻写油印，马上散发出去！沉思片刻，他又说：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消灭，一定要把叛徒干掉！
　　那么，叛徒究竟是谁呢？
就在彭湃等被捕的当天，中央特科通过鲍君甫的关系便知道了内情：彭湃等是被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出卖的！
　　白鑫，湖南常德人。他于1923年加入中共，后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曾参加北伐战争，在叶挺为师长的第11军第24师任教导营党代表。广州起义失败后，部分起义部队在广东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于1928年初转移到东江，同海陆丰地区的农民武装会合。不久，白鑫担任第4师第10团团长。时任第4师师长的徐向前元帅回忆说：“在东江时，他（白鑫）打起仗来往后跑，身上还带着很多银圆。当时，我们曾建议处理他，特委（东江特委，彭湃任书记）没有同意。”
　　1929年，白鑫奉调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当时，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经常召集有关部门进行军事会议，作为秘书，白鑫除了参加会议外，还要负责通知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白鑫本想通过投机革命以出人头地，但随着中国革命走入低潮，他对革命的前途完全丧失信心。早在彭湃等被捕的一个月前，白鑫就派其老婆王英悄悄去往南京，向担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司长的胞弟白云深谈了变节的意愿。白云深遂把此事转告给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中组部调查科，调查科则将此案交给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这样，白鑫便与范争波搭上了关系。当获知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要在8月24日在他所住的机关开会的情报后，白鑫便事先密告给敌人。
　　熟知白鑫底细的柯麟回忆说：“关于白鑫叛变的问题，我认为它不是偶然的。白鑫原是叶挺部队政治教导队的指导员，当时我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当医务主任，他经常患病，常来找我治疗，因此对我颇有好感。他参加广州起义后随军到了海陆丰，后来又到了上海，也找我看病。开始时，他曾对我说他有一个亲戚原是国民党武汉部队中比较高级的政工干部，后来参加南昌起义随军南下到海陆丰，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他想逃跑，被彭湃发现后枪毙了。白鑫跟我讲这件事时，就表现了对彭湃有着咬牙切齿的痛恨。白鑫对彭湃有私仇这件事，我曾对杨殷谈论过，但由于杨殷没有及时将这件事汇报给党中央，因而党中央派了白鑫到江苏军委，当了彭湃的秘书。事后，经党组织查明，白鑫到上海后，就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范争波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暗中出卖组织和同志。白鑫当了彭湃的秘书后，一直在寻找机会破坏江苏省委机关，帮助反动派逮捕彭湃。8月24日，白鑫在通知江苏省委军委负责人到新闸路开会时，就已经事先将开会的地点、人员情况报告了范争波。会议开始，白鑫未到，而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察却来了，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将彭湃等五位负责人逮捕带走。”
　　范争波兼任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在得到白鑫提供的情报后，他以公安局的名义直接与租界捕房政治部勾结，合伙逮捕了彭湃等。由于事起突然，鲍君甫也未能及时察觉这次逮捕行动。万幸周恩来没有到会，不然也难免遭到毒手。事后，敌人为了掩人耳目，也带走了白鑫。
　　弄清了白鑫叛变的实情后，周恩来立即向党内有关人员发出了白鑫叛变的警报，及时切断了党内与白鑫有关的联系，改换了白鑫所知道的机关。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后患，周恩来在组织中央特科营救彭湃等人的同时，要求中央特科情报科和行动科密切配合，侦察白鑫的行踪，坚决锄掉叛徒。
　上海威海卫路有一家“达生医院”，它是这年夏天周恩来派情报科的贺诚（化名贺雨生）、柯麟（化名柯达文）以医生身份开办的一处秘密机关。白鑫经常找柯麟看病，但并不知道该医院的底细和柯麟的真实身份。在彭湃等被捕的次日，关向应来到“达生医院”，他叮嘱柯麟不要离开医院，因白鑫正患疟疾，很可能来此求治。随即，陈赓向该院和柯麟的住处派住了联络员，以便有事联系。果然，十几天以后，白鑫带着两个保镖来找柯麟看病。柯麟不动声色地给白鑫看了病，之后装作寻配药品，下楼去找联络员。白鑫做贼心虚，未等柯麟返回便不告而别。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中央特科仍未掌握白鑫的动向和住所，甚为着急。但就在这时，亦即10月中旬，白鑫打电话，请柯麟到他的住处去给他看病。柯麟返回后向陈赓报告：白鑫住在范争波公馆；地址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蒲石路（今长乐路）之间的和合坊第4弄第43号；范争波和范争洛兄弟住在二楼，白鑫住在三楼。
　　中央特科摸清了白鑫的住处后，立即在和合坊设伏：他们在和合坊进口处和43号斜对面各租下一间房子，严密监视白鑫的活动。与此同时，努力寻找锄奸的有利时机。
　　11月初，鲍君甫给中央特科提供了一个准确情报：白鑫已恳求主子批准，将乘船逃往意大利避风；动身时间定在11月11日晚上。
　　周恩来当即决定：决不让白鑫逃离上海！在范争波公馆门前动手，杀掉叛徒，以儆效尤！周恩来对这次行动极为重视，他曾亲临和合坊现场观察弄道布局，思考锄叛方案。在他看来，制裁白鑫并非仅仅是处决一个叛徒的问题，而是对内奸败类的嚣张气焰、对屠杀共产党人的反动势力的严厉回击！
　　11月上旬的一个傍晚，陈赓走进圣彼得堂一间密室，交给红色牧师董健吾两项任务：一是弄清和合坊周围地形；二是事后迅速核实中央特科的阻击战果。
　　董健吾接受任务后，多次化装去现场侦察。“经过侦察，董健吾精确绘制了和合坊内外地形图，标出敌特军警可能设岗的地点、红队（行动科主力）人员的隐蔽处和行动时的进退路线，还测算出距离现场最近的嵩山巡捕房巡警闻讯赶到出事地点所需的最短时间……” 这些材料准备好后交给陈赓。
　　与此同时，情报科还掌握了白鑫离开上海的具体时间、乘坐的轮船以及范争波将派车送白鑫去码头等情报。
　　在占有详细可靠的情报基础上，中央特科制定出制裁白鑫的行动计划，经周恩来批准，交由顾顺章负责执行。
　　11月11日下午，由顾顺章指挥，行动科成员在范争波公馆周围的弄堂里埋伏下来。为确保万无一失，陈赓再派鲍君甫去43号探明情况。鲍君甫在范争波家见到了白鑫，并进一步证明白鑫动身的时间是晚上11点。中央特科按计划行事。“至夜10点多钟，只见范争波的汽车开进弄堂，他的保镖韩云秀又到霞飞路苏州汽车公司，雇来一辆号码是6730号的汽车。两辆汽车都停放在蒲石路和合坊后门口，不久就由保镖和佣人搬运行李上车。11时许，白鑫穿着一条藏青色西装裤子，上面罩着一件灰哔叽的衬绒袍子，脚上的黑皮鞋擦得油光锃亮，由范争波弟兄及来送行的王容川陪同，后随保镖等共七人，从43号后门出来，走向停放汽车的地方。他们刚刚走到东五弄口，红队队员们突然由对弄黑暗中冲出来。只听大喝一声‘不许动！’红队队员就对准白鑫开枪射击。因为白鑫一伙人多，第一枪没有打中，这个叛徒拔腿就跑，企图夺路逃命。保镖韩云秀拔枪还击，枪弹尚未射出，已被红队打中……立即倒地毙命。其余的人争相逃命，在乱枪中，范争波连中三枪……重伤倒地；范的弟弟范争洛身中六弹，弹中腹部，当场毙命；王容川左足中弹，倒在地下装死。这时看门巡捕林汉臣、王宝元赶来阻拦，林捕当场被红队击毙，王捕抱头鼠窜。白鑫这时拼命向北狂奔，同时拔出手枪顽抗。红队跟踪紧追，终于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打死在71号门根下……打死白鑫以后，红队马上撤离现场。”
　　当夜，董健吾去法租界巡捕房找内线核实战果，得知在被中央特科击毙的四人中，确有白鑫。
　　白鑫被中央特科处决的消息震动了整个上海滩，上海许多中外文报纸都报道了这一事件。如1929年11月13日《字林西报》对此的报道：“法租界巡捕房目前正调查一桩空前谋杀案。该案发生于星期一晚10时许，于霞飞路一弄堂内，地处东方孔雀大戏院附近。四人当即身亡，三人受伤。此案系一伙身份不明者所为……据说此案系属政治性。死者中有重要人物白鑫，此人系上海——吴淞——龙华宪兵司令部侦缉局局长，兼任反共办事处(华人区)主任。事情发生于和合坊弄。该弄一头通霞飞路，一头通蒲石路。白鑫住43号。他正离家搭乘特别快车去南京之际，一阵弹雨袭来。在场尚有其家属、秘书和保镖。开枪者系一些不明身份者，他们隐蔽在阴暗处，弹出两排子弹后，随即逸去，踪迹毫无……受伤者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范争波先生及其兄弟、秘书……警方认为，凶手受共产党雇用，对白先生采取报复。白先生于最近数月曾逮捕为数众多的共党分子。”
　　有的报纸讲法医验尸时惊奇发现，白鑫所中来自不同方向的三枪竟是从一个弹孔中射入！有的报纸则用红色大字标题发表此案消息，称这起案件是“东方惟一的大暗杀案”。
　　一时间，“共产党的神枪手”使革命民众闻之称快；“霞飞路的枪声”使叛徒特务闻之丧胆！3．斩断伸向伍豪的黑手
　　
　　中央特科行动科在镇压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前后，力量有了新的发展。
　　一是人员达到30余名。主要成员有谭余保、谭钟宇、王世德、邝惠安、邵达夫（邵扶民，绰号“张麻子”）、王德明、赵一帆、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王云、张嵩生、蔡飞等。
　　二是武器装备较为先进。行动科一开始只有四支手枪，此时不但有手枪、驳壳枪，还配有化学催泪弹，必要时还能通过关系调动或购买机枪。
　　三是交通工具现代化。以前主要是自行车，此时除自行车外，还配有小汽车、卡车、摩托车。
　　行动科绝不是搞单纯的恐怖活动，它以情报科提供的情报为依据，在掌握叛徒奸细确凿罪证的基础上，准确出击，灭锄祸患。
　　在中央特科的领导下，行动科屡建战功。
　　1930年10月，国民党最高特务首领徐恩曾接到上司指令：立即派人去上海，在大马路（今南京路）邮电局与中共叛徒黄第洪接头，按其所供线索去抓捕周恩来！
　　黄第洪成为伸向周恩来的黑手！
　　周恩来是中共主要领导人，是中外反动派千方百计搜捕的重要目标。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28年1月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后，正式挑起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实际是党中央的灵魂。周恩来在中共中央这种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使他成为国民党悬赏30万银圆重点缉捕的对象。
　　周恩来曾是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许多黄埔军校毕业生和国民党的上层人士都熟悉或认识他，所以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周恩来的处境要比其他中共要人更加危险。为了避免意外，他经常变换姓名和住址，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他外出活动的时间也有严格限定，一般是早晨5点至7点，晚上7点以后。邓颖超晚年对《周恩来传》编写组人员回忆说：周恩来出去，必定是清早出去，深夜十一二点回来。周恩来还仔细研究过上海的街道布局，外出时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他经常扮作商人，头戴礼帽，身着长袍马褂，使人难以辨认。
　　周恩来就是这样，在危机四伏、险象丛生的上海滩，以超人的大智大勇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笑傲于反动派的刀光血影之中。
　　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中共党内的变节者对反动派缉拿中共要人的“行情”是非常清楚的，为了实现飞黄腾达的梦想，他们把周恩来作为叛卖对象也就成为必然。
　　黄第洪就是这样一位“勇夫”。
　黄第洪，江苏扬州人。1924年入读黄埔军校一期六队，在军校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共并拜识了该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大革命失败后，黄第洪奉派莫斯科学习军事，1930年4月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
　　当时，中原大战一触即发，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5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准备利用军阀混战扩大苏维埃区域。黄第洪奉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中央特科派专人护送他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党组织指示他去江苏与山东交界处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
　　黄第洪惧怕战争，不愿过创建根据地的艰苦生活，在离开上海的第二天，他又悄悄返回了上海。黄第洪的姨夫姓曹，在上海开了一家典当铺，生活颇为殷实。姨夫去世后，只剩姨母和表妹曹玉香两人，她们把典当铺盘给别人，两人日子富足悠闲。黄第洪返回上海后就住在姨母家，并很快与表妹产生了恋情。与此同时，他又混迹于大上海的花花世界之中，瞒着姨母逛堂子、进赌场、下饭馆，钱花光了就偷姨母的金条。几个月后，其浪荡行为被姨母发觉，黄第洪遂被逐出家门。
　　恰在这时，蒋介石中原大战获胜已成定局，已经丧失掉革命信念的黄第洪在恶性膨胀的投机心理驱使下，决定改换门庭，转投蒋介石。作为卖身投靠的“见面礼”，他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恩师周恩来。
　　黄第洪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编造说自己一到苏北便暴露了身份，不得已返回上海。他请周恩来设法给他分配一个工作。
　　周恩来刚从苏联归来不久，工作异常繁忙。周恩来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负责军事干部的管理。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凡是从苏联学成归国的，或是黄埔军校、保定军校出身的以及其他军事干部，统由周恩来分配工作。所以，周恩来接到黄第洪的信后马上回信，与其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黄第洪一接到周恩来的回信，立即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密信。“他直接写信给蒋介石，表示愿为效劳，信中还声称他返回上海后，直接与周恩来见过面等。” 黄第洪在给“蒋校长”的这封信中，“说他在共产党内‘不得意’，要求同蒋介石面谈，但不要让旁人知道；还把周恩来准备同他会面的地点以及他的联络地址告诉蒋介石，让蒋介石派人找他接头。”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对黄第洪叛变的说法稍有不同：“黄系黄埔第一期学生，是周恩来的好友，一直在他所领导的军事部担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党内斗争的打击，企图回到他的蒋校长那里去工作……事后，周恩来向我叹惜的述及黄警魂（即黄第洪）这个叛徒，因反立三路线受到打击，竟由悲观失望走上了叛徒的道路，这是很痛心的事。”
　　蒋介石接到黄第洪的信后，批交“调查科”办理。徐恩曾则委派“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鲍君甫去与黄第洪接头，并告知接头的办法：地点在南京路邮局，双方手里拿着皮包和报纸。
刚刚接替陈赓同鲍君甫直接联系的中央特科情报科副科长刘鼎，从鲍君甫处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一面嘱托鲍君甫拖延时间，把此案暂时压一压，一面通过陈赓转报周恩来。
　　正准备与黄第洪会面的周恩来得到黄第洪叛变的消息后，立即命令切断与黄第洪的所有联系，防止党的中枢机关遭到破坏。与此同时，他指示中央特科对黄第洪进行隔离调查，了解黄第洪是否确实叛变。当时，国民党特务惯用离间手段，经常制造诸如×××叛变的谣言，或把破获的中共某一机关故意说成是中共内部某人自首出卖的，以图迷惑视听，造成中共党内的混乱，使中共组织不攻自破。中共对自己每一位成员的政治生命是高度负责的，故当接到党内谁人叛变的情报后，都要进行深入的调查工作，排除敌人造谣的可能。
　　对黄第洪的调查很快有了结果：“陈赓通过内线与钱壮飞联系，证实黄第洪确已叛变，并给蒋介石写了告密信。周恩来也证实确有黄第洪其人约他在一个邮局里见面。” 情报科还设法弄到了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证明其投敌属实。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这件事：“周恩来见我难过，又向我补充说，黄警魂（即黄第洪）有一亲笔信，向蒋校长表示要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并曾当面承认信是他写的，经过再三劝说，（他）仍倔强的坚持原意。至此周恩来认为证据确凿，时机紧迫，乃断然处置。” 中共掌握了黄第洪供认不讳的叛变证据，还要“再三劝说”其回心转意，但仍被拒绝。共产党对黄第洪可谓仁至义尽。
　　中央特科对死心塌地的叛徒毫不留情，坚决镇压！
　　一天晚上，鲍君甫再次约黄第洪见面。在叛徒去往接头地点的路上，中央特科行动科一队轻骑突然飞来，伴随几声枪响，黄第洪倒地毙命。陈养山回忆说：黄第洪“做贼心虚，经常搬家。为了危害周恩来同志，他曾写信约周在先施公司旁边的邮局里见面。我们派人在那里等他，但他很狡猾，始终没敢露面。后来，我们加紧侦察，终于找到了他的住址，及时把他收拾掉。”
　　中央特科斩断了伸向周恩来的黑手，粉碎了叛徒出卖党的领导人的阴谋，保卫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安全。
中央特科以行动科为主，用各种方式惩处了众多的内奸叛徒，以上所述只是中央特科锄叛活动的典型事例。中央特科1928年秋对叛徒戴冰石的惩处，1929年夏对内奸陈慰年的惩处，1930年秋对叛变的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惩处，1931年对混入中央特科的国民党特务黄国华的惩处等，都有史料记载。
　　中央特科对叛徒的严厉镇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叛徒的无情打击，极大地震慑了内奸败类肆无忌惮的叛卖行为，使叛徒进一步出卖中共组织的活动大为收敛。这一正义行动，为中共中央和革命同志清除了众多祸患，有效地保证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央特科锄叛的同时，周恩来反复强调：肉体消灭不能根除叛变现象。他指出：党员叛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因此消除叛变的根本措施，应是全党以极大的努力，注意遵守秘密工作纪律，坚持“深入群众”的口号，指导每个党员从群众生活、斗争中健强阶级意识和革命信念。 这一指导思想及其实践，有效地避免了中央特科单纯恐怖活动的发生。五、通讯科——党中央的信使
　　
　　中共“六大”以后，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工农红军的壮大以及白区中共组织的恢复，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建立无线电台，以通过电波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联系与领导。周恩来在中共领导人中最先认识到无线电技术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他为中央特科下设了第四科——通讯科，并为中共无线电事业组织起第一支电信队伍。
　　在周恩来的筹划和组织下，中共无线电事业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通讯科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用自己的血汗铸造起的红色电波，有力地加强了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1、周恩来开辟电讯业
　　
　　1928年6月27日。
　　中共“六大”会场所在地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若耶庄园的一个房间。
　　“六大”秘书长周恩来拿起一份报告，对一旁的张国焘说：“党员涂作潮要求进行短期培训，学好炸药、毒气和炸弹等制造技术，以期及早回国参加武装暴动。” 张国焘说：“我们在6月19日的会议上初步决定涂作潮提前回国，根据共产国际方面的推荐，去作宣传工作。”周恩来思考片刻，果断地说：“还是让他去学习无线电通讯吧，我们目前正缺这方面的人才。” 一锤定音，涂作潮按照周恩来的要求改学无线电通讯技术。
　　中共中央转入隐蔽斗争伊始，尚不具备无线电通讯技术，对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主要是通过中央交通科（后为交通局）秘密传递。这种原始的通信方式，既不安全，又费时误事。中共“六大”以后，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工农红军的壮大以及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党中央急需建立无线电台，以通过电波及时迅速地传达指示精神，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联系与领导。各地党组织也多次报告中央，反映他们与党中央和各地红军联系十分困难，希望尽快建立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
　　鉴于无线电通讯技术对中国革命的重大作用，周恩来亲自筹划，担负起领导开辟党的电讯事业的重任。
　　周恩来领导开辟党的电讯事业，首先是从选调人员秘密接受无线电通讯技术培训开始的，进而为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组织起第一支专业队伍。
　　周恩来是从莫斯科和上海两地组织人员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在莫斯科，周恩来利用出席党的“六大”的机会，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起，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同共产国际商定了由“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培训中共电讯人员问题，并决定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劳大”）抽调学员去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
　　上面提到的涂作潮，即是周恩来在苏联亲自选派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的人员之一。涂作潮，1903年生于湖南长沙，9岁起勤工俭学。13岁辍学做木工。1922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罢工失败后去上海进恒丰纱厂。1924年5月，由张浩（林育英）、蔡林蒸（蔡和森之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中，涂作潮曾肩扛大旗在马路上向工人讲演，结果被捕。出狱后，于1925年10月奉派到莫斯科“劳大”学习。1927年接受过苏联军事情报局特工训练。中共“六大”召开时，涂作潮作为列席代表在大会上两次发言，受到周恩来鼓励。会间，周恩来拍着涂作潮的肩膀问：“你就是那个湖南木匠涂作潮？”“我们以后就叫你涂木匠好吗？” 涂作潮微笑着点了点头。从此，“木匠”便成为涂作潮的代号，并伴随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周恩来等向共产国际推荐了包括涂作潮在内共10名“劳大”学员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经考试录取了6位。他们是涂作潮、毛齐华、方廷桢（方仲如）、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和程祖怡。1928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正式发布命令，批准涂作潮等6人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
　　周恩来对这部分留学生即将开始的新的学习生活非常关心，他在回国之前找时间同他们谈话，鼓励他们学好这门技术。毛齐华回忆说，周恩来找他们谈话时，分析了国内的革命形势，对他们寄予了殷切希望，叮嘱他们：“你们要抓紧学习，国内急需无线电通讯。”
　　按照周恩来的要求，涂作潮、毛齐华等发奋学习研究无线电技术。按照组织规定，他们的学习活动是秘密进行的，每星期学习两个晚上（每次2时许），其余时间照常在“劳大”学习和生活。1929年下半年，已基本掌握情报通讯业务的涂作潮奉命到中苏边境的伯力，为刘伯承任司令员的远东中国游击队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其他学员继续学习。当年底，毛齐华等离开“劳大”，集中在“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在这里，他们学习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无线电的基本原理和制作机器零件的技术。他们还经常去自动发射台和莫斯科郊外的国际电台以及有关工厂去实习，掌握了尤其是自制收发报机技术，能用简单的工具自制无线电元件并组装整机。这些技术，对后来中央特科的无线电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了适应隐蔽斗争的需要，他们还学习了骑马、驾驶汽车、使用武器和爆破技术等。
　　历经两年拼搏，毛齐华等掌握了无线电通讯技术的过硬本领，于1930年晚秋从“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当年初冬，涂作潮和毛齐华等回国至沪，在三马路（今汉口路）与顾顺章和李强接上联系，从此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中央特科通讯科的工作。
在上海，1928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后，便在当月为中央特科设立了第四科即无线电通讯科（简称“通讯科”），其职责是制造电台，开展党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这是中共最早的电讯机构。周恩来约见了李强，任命其担任通讯科科长，并要求他设法自己组装收发报机。
　　李强， 原名曾培洪，1905年生于江苏常熟虞山镇。1923年秋天，由上海南洋路矿学校附中升入该校大专班，攻读桥梁、铁路、公路、城市街道的设计等科目。1925年当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当年8月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初任共青团浦东区委书记、中共常熟县特别支部书记。当年7月，他在上海自制成功黄色炸药，是中共兵工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四一二”政变后，调武汉中央军委，任中央军委特科第四股股长，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党中央迁回上海后，李强化名张振声，参加了中央特科工作。
　　李强接受周恩来交给的任务后，便开始刻苦自学《无线电基本原理》《无线电业余手册》等中外文专业书籍，系统了解无线电理论。当时，无线电通讯技术在中国还是新东西，中共对之尤其陌生。作为以土木工程为主专业的大学生来说，李强对之也甚感生疏，一切均须从头学起。
　　李强还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同无线电行业广交朋友，并从在上海经销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购买了所需的无线电通讯材料、发电机以及许多参考书籍。在这以后，他凭着一股钻劲，按照《无线电杂志》上的线路图样，试装收发报机。
　　周恩来约见李强后，又找来中共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沈川谈话，让他寻找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场所，并与李强相配合，努力克服困难，掌握这门重要技术。张沈川回忆说：1928年秋的一天，“组织上通知我，晚上到三马路惠中旅馆一楼的一个房间里去，说是中央组织部长伍豪（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我进房间时，何叔衡、李六如等五、六人已在里面。里面的同志都不介绍认识，谈完一个，走一个。恩来同志和我谈话时，对我的情况问得很详细。问我过去在什么地方念书，参加过哪些政治运动？我说：1925年在青岛大学读书时，担任青岛学生联合会主席，同王伦、胡信之等组织‘青岛惨案后援会’，支持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后来，王、胡被张宗昌逮捕杀害，我同罗荣桓同学逃匿到胶东农村。恩来同志说：王伦即李慰农同志，勤工俭学留法学生，是党派他到青岛搞工人运动的。他还问我是什么时候入党，由谁介绍的？我回答：1926年11月在南昌入党，介绍人是朱雅林。恩来同志说：我们的党员中有两个朱雅林，同名同姓，你说的是哪一个？我说：朱是浙江人，1926年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过。恩来同志对党员的情况记得这样清楚，记忆力这样好，使我十分钦佩。最后他代表组织决定我去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要我找到学习场所后，向组织上汇报。” 从张沈川的这段回忆可以看出，周恩来对学习无线电技术者的选择和考察是十分细致和慎重的，反映了他对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的重视程度和对党的工作认真负责的一贯作风。
　　确定学习无线电技术之后，张沈川便积极寻找学习场所。老西门蓬莱路有一所“上海无线电学校”，这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开办的一所带有赢利性质的学校，由聘请的交通大学的两位教授教无线电学基础知识，由该台报务员教收发报技术。张沈川看到该校招生的广告后，即化名张燕铭报名应试，并一举考中。经过七个月的勤学苦钻，基本掌握了无线电技术。1929年5月结业后，张沈川征得该军用电台台长刘鹤年的同意，留台实习了两个月。在这期间，他同一个姓杨的管理机务的技工住在一起，向其学会了换装发射天线、冲蓄电池、装无线电收音机等技术。他还利用深夜一人值班的机会，抄回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党组织。
　　张沈川离开军用电台后，和李强一起继续钻研无线电技术。他们在公共租界租了一间房子，然后购买了一些电键、蜂鸣器、干电池、耳机等无线电器材，便按照李强绘制的线路图，钻、锯、焊接，试装收发报机。李强和张沈川是中共在国内最早从事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研制工作的人，可谓中共无线电事业的拓荒者。
　　试制收发报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是购买和研制无线电元器件，这就需要有一位既内行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协助和掩护。周恩来终于找到一位合适人选——蔡叔厚。1929年春天，党中央决定把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通讯科。
　　蔡叔厚，又名蔡绍敦，原籍浙江诸暨县，1898年生于天津。1916年蔡叔厚毕业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他善于钻研，勇于创造，不到20岁便设计督造了回焰式制浆大锅炉和五层楼高的建筑“槁翠轩”工程。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的大罢工。1921年秋，他考取了官费留日电机专科实习生，继而又考上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研究生，研究高压电器的设计与制造。1924年毕业回国后，蔡叔厚筹集了一些钱，在上海东有恒路1号创办了“绍敦电机公司”，主要业务是修造紫光放电机和修理电疗机、Ｘ光机、马达等电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绍敦电机公司”曾掩护过杨贤江、张秋人、陈德辉等共产党人。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退出了共产党甚至叛变投敌，蔡叔厚恰是此时下定了献身中国革命的决心，于1927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绍敦电机公司”便成为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接待和掩护了叶剑英、廖承志、冯雪峰、李求实等众多著名中共人士。
　　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后，他把“绍敦电机公司”迁到福煦路403号（今延安中路369号），在公司的二楼腾出一间过街楼，供李强等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所用。蔡叔厚利用自己“绍敦电机公司”老板的公开身份，出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场所，结交一些官吏名流。通过这些，既有效地隐蔽了蔡叔厚的真实面目，又为掩护通讯科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强等则在“绍敦电机公司”安置了车、钻、铣、刨4部机床，经常在这里进行机械加工，制造零件。他们还将购置的无线电器材和技术资料等存放在此。在蔡叔厚的协助和掩护下，通讯科的工作进展顺利，不久便制造出了第一部收发报机。　周恩来不断物色政治上可靠并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充实电讯队伍。到1929年下半年，他陆续选调了近10名中共青年党员参加通讯科，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为建立地下无线电台作准备。为了防止敌人破坏，确保人身安全，这些学员都是分散居住，单线联系，由李强、张沈川和涂作潮等以家庭教师身份逐个登门指教。
　　随着无线电通讯工作的进展，通讯科成员逐渐增加，多时曾达30余人。主要有张沈川、涂作潮、毛齐华、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蔡叔厚、黄尚英、王子纲（建国后曾任邮电部部长）、伍云甫（又名吴晋生，建国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之父）、曾三（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克坚、程祖怡、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于昆、喻杰生、陈寿昌、王有才、邱德、宋濂、乐少华、王平、孙巨芳、夏明、李志超等。这些人员，是周恩来为中共造就的第一批电讯人才。
　　在周恩来的筹划和组织领导下，中共研究无线电通讯技术的人员从无到有，研制无线电通讯的技术从无到有，中共的无线电通讯事业也由此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
2、白区飞出红色电波
　　
　　“豪密”是“伍豪密码”的简称。
　　“豪密”是中共在白区铸造的红色电波的产物。
　　“豪密”既是中共最早的通讯密码，也是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实现无线电联系的起点标志。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通讯科经过艰苦探索和秘密钻研，终于在1929年10月试制成功了第一套收发报机，中共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由此诞生！
　　这第一套收发报机主要是李强和张沈川制造的。张沈川回忆说：这台“机器虽然笨重，灵敏度不高，功率只有50瓦，但这毕竟是靠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党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建立了我党的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深夜，我们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呼号叫唤，得到了其他业余电台的回答，连试几次，能够通报了。我们是何等的高兴呀！这时，白天我分别到几个地方教同志们学收发报；深夜收抄旧金山、伯力等地的英、俄文政治经济新闻。我没学过俄文电码，把俄文当作法文收，据主管部门的同志说还能看出大意。电台分工：李强管机务，我管报务。” 就这样，通讯科在没有任何工厂设备的条件下，硬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营造出了红色电波！这是周恩来领导电讯工作者艰苦奋斗的奇迹。
　　通讯科第一部电台的研制成功，在中共电讯发展史上具有首创意义。它开辟了中共的电信事业，填补了中共电讯史的空白，便利了党中央的领导，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周恩来对党的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十分重视，他同张沈川经过反复推敲，编制了两套简易密码。一套是汉字明码颠倒更换系统；一套是英文字母变换阿拉伯字母再变成汉字密码系统。周恩来领导编制的这两套通讯密码系统，是中共无线电通讯史上最早的密码系统，被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称为“豪密”。“豪密”牵系着周恩来对党的无线电台的深情和厚望。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诞生后，为了确保电台的安全，按照周恩来的要求，电台实现了机关家庭化、人员社会化。一开始，该电台的台址选设在沪西公共租界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福康里9号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周恩来介绍蒲秋潮住机关。蒲秋潮曾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在“三一八”惨案中腿部负伤，此时刚从苏联学习回国。为了应付环境，蒲秋潮与张沈川假扮夫妻，两人衣着讲究，室内陈设阔绰，电台所在俨然富户人家。
　　为了避开敌人注意，电台还要经常更换台址。1930年2月，有人在福康里9号隔壁开设了一家妓院。夜晚，租界内的巡捕、侦探往来妓院，严重威胁了电台的安全。组织上决定另选台址。当年5月，通讯科把这座电台迁到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赫德路（今常德路）福德坊一弄32号，这里西临万国公墓，僻静且不为敌人注意。这时，蒲秋潮已被派往天津，组织上调于昆夫妇接守机关。由于防范严密，从白区发出的红色电波，飞传各地，从未消逝。
　　周恩来在首部电台诞生后，立即指示通讯科成员奔赴各地设立电台，以尽快实现党内电信沟通。
　　1929年12月，周恩来派李强和黄尚英去香港设立电台。他们把收发报机放在行李箱中带到香港，设在九龙弥顿道某小街一幢房子的四楼上。1930年1月，上海党中央与香港中共南方局两地通报成功，这是中共第一对通报电台，实现党内第一次无线电通讯的报务员，上海方面是张沈川，香港方面是黄尚英。张沈川回忆说：“1930年1月初，两台通报成功，我和蒲秋潮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从此，中共中央与南方党组织实现了无线电联络，党中央与广西左右江苏区的往来电报也由该台转发。
　　不久，周恩来又指示通讯科在天津设立了分台，并派喻杰生和刘光慧去任报务员。从此，党中央与北方党组织也实现了电讯联系。
　　与此同时，李强在香港设立电台后返回上海，同从苏联回国的毛齐华等继续在党中央建立电台。不久，通讯科又在上海制造出一部电台，台址设在慕尔鸣路（今茂名路）一条弄堂里，由毛齐华、潘林珍夫妇住守机关。
　　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总暴动，通讯科及其电台也要为起义服务。7月，李立三让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聂荣臻去镇江组织起义。聂荣臻出发时，便带了两位通讯科成员：一位是湘南起义的伍云甫；一位是刚从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回国的涂作潮。这两位电讯工作者秘密携带电台去往暴动第一线，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起义成功后，用无线电和党中央联系。
　　这次行动是十分危险的。聂荣臻回忆说：“到了镇江，我们分开住在旅馆里。按规定的接头办法，我去找镇江县委书记，没有找到。因为对镇江地形不熟，既然要组织起义，总得熟悉一下地形，就上街去买了一张镇江地图。等我回到旅馆，看到我住的房间门开着，有两个人在那里翻东西，我看不对头，出问题了，就立即走开，没有进去。从旅馆出来，到哪里去呢？这时已经傍晚，街上行人逐渐少了，老在街上转是有危险的，就只有到澡堂里去，好在当时镇江的澡堂特别多，而且是通宵开放的，用洗澡来消磨时间。当天晚上，在这家澡堂洗了澡，躺一段时间，到另一家澡堂，又洗个澡，躺一段时间，一夜间连换了三个澡堂，洗了三次澡，才挨到天亮。早晨，街上有行人了，天下着小雨，还有些凉意，我雇了一辆人力车，把帘子放下，到了火车站，坐上火车，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后，才知道伍云甫他们两个人还没有回来。于是，我接着又返回镇江，到了镇江，当地报纸已经登出我镇江县委机关被破获的消息。我连忙到旅馆找到了伍云甫他们。听他们说，没有遇到危险，还在等我的消息。我告诉他们，县委书记被捕了，机关已经被破坏。随后，我们一起回到了上海。” 由于镇江不存在发动起义的可能，通讯科及其电台也就没有在这次预设的起义中发挥作用，但这次行动表明，通讯科作为一支特殊的战斗组织，已经开始被党中央直接投放战场。
1930年8月，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后，把党的电信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向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派遣了许多无线电工作者，要求他们利用红军缴获的电台，与党中央建立联系。
　　中央苏区是中国革命的中心，打通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系意义重大。
　　应该指出，在中央特科通讯科准备派人赴江西设立电台之时，毛泽东和朱德业已责成专人，在中央苏区开展起无线电工作。1930年12月低，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缴获了敌总指挥张辉瓒“铁军”第18师的一部无线电台，并俘获了几名无线电报务员。因对无线电用途缺乏了解，红军战士砸毁了部分器件，致使电台报废。毛泽东闻讯后下令：以后必须保护无线电技术人员和电讯器材！几天以后，中央红军在与谭道源师的作战中，又缴获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台15瓦收发报机。在被俘的无线电报务员中，王诤和刘寅两人愿意参加红军。1931年1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等在宁都小布一座祠堂里，热情接见了王诤（1963年至1978年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和刘寅，欢迎他们加入红军队伍。几天后，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宣告成立，台长为王诤，政委为冯文彬（“文革”后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与此同时，以王诤和刘寅为教师，开办了红军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12位青年成为该训练班的第一期学员。由于所缴谭道源的这部电台功率太小，中央苏区尚不能与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活捉了敌总指挥张辉瓒后，蒋介石拟以释放大批中共政治犯和20万现款等为交换条件，换取他这位干将的性命。张的家属到上海，通过关系与中共方面谈了此事。中共中央遂派通讯科的涂作潮和李翔梧作代表前往江西与国民党方面接洽。 因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还没有实现无线电联络，党中央准备释放张辉瓒的意图难以及时送达。涂作潮和李翔梧乘国民党的飞机到达南昌刚刚安顿下来，就从报纸上得知张辉瓒已于1月28日在东固县被处决。涂作潮和李翔梧立即销毁谈判文件，逃离旅馆，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蒋介石因此进行了报复。据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一书记载：“几个星期之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上海派来的通讯员（引者注：即涂作潮）来到朱将军（引者注：即朱德）的指挥所。他送来一封信件，要求释放张辉瓒，蒋介石的交换条件是释放大批政治犯，并愿付20万现款。‘我们对杀了他很感后悔，’朱将军说道。‘倒不是因为那笔钱，而是因为蒋介石对此进行了报复，杀害了我们许多在狱中的同志。’……”这一事件进一步说明，打通党中央与苏区的电讯联系已经迫在眉睫。
　　获悉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了通讯器材并俘获了通讯兵的消息后，1931年1月，周恩来指示聂荣臻安排通讯科的伍云甫、曾三和涂作潮立即前往中央苏区，任务是同中央苏区有关人员一起努力，打通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系。
　　伍云甫等到达中央苏区后，与王诤和冯文彬等会合，继续培训红军无线电技术人员。涂作潮亲自为第二期训练班上课，把自己在苏联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员。
　　5月中旬，中央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缴获了国民党军公秉藩第28师六部15瓦电台和一部100瓦电台。加上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电台，中央红军已拥有八部电台。中央红军建立了无线电总队，王诤任总队长，伍云甫任政委。
　　当年9月，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即将结束之际，王诤、伍云甫、曾三等利用缴获的公秉藩那部100瓦电台，终于同上海的中共中央电台通报成功！ 从此，党中央与中央苏区实现了无线电密码联系。　　周恩来深为党中央与中央苏区实现无线电通报而高兴，他亲自翻译中央苏区第一次发来的电文。邓颖超回忆说：“我们第一次同苏区中央局通报时，苏区方面是任弼时同志译的，上海方面是我和恩来同志译的。” 大家为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而欢欣鼓舞。
　　到1932年，全国各大革命根据地都设立了无线电台。各地电台同上海的中央台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通讯体系，实现了无线电沟通。通过无线电波，党中央与各苏区及苏区与苏区成为严密相连的整体。
　　中共无线电通讯事业取得的巨大成绩，凝聚着中央特科通讯科成员的才智，也渗透着他们的牺牲。
　　在创建无线电台的过程中，通讯科成员经受了无数艰辛和风险。
　　通讯科成员一般是白天秘密从事业务学习，在左右邻居入睡后的深夜进行收发报。无论严寒酷暑，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们便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必要时则废寝忘食通宵收发，困乏至极，便用冷水浇头，以振奋精神，继续操作。
　　受技术条件的限制，通讯科制造的电台总的说是机身笨重，功率较小，灵敏度差，发射天线也因斗争环境的影响而远远达不到应有的高度。这些客观因素，都大大加重了通讯科人员的劳动强度。在通常情况下，一小时的工作需要两小时才能完成。
　　持久而繁重的工作，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较早参加通讯科学习的黄尚英积劳成疾，咳血不止。他在参加设立香港电台后不得不回沪治疗，中央派邱德赴港替代他的岗位。当年冬，该台被破获，邱德等被捕。黄尚英则一病不起，1930年8月病逝杭州，年仅20岁。黄尚英是通讯科第一位殉职的成员。
　　在黄尚英病逝前后，负责第一座电台报务的张沈川也因过度劳瘁而病倒。因电台只有他一个报务员，深夜通报时，便由别人扶着上机工作。由于得不到休息，他高烧久久不退，病势越来越重，后竟不省人事。组织上派伍云甫来接替他的工作。中央特科负责人聂荣臻和陈赓看到张沈川的危急病状，曾考虑为其准备后事。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中，要使一座电台长期隐蔽下来，甚为不易。中外反动势力每天晚上都出动装有电台定向仪器的黑蓬汽车，在马路上巡回测探，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通讯科人员严守保密纪律，克服了重重困难，以确保电台的安全。同中央特科其他下属科不同，通讯科人员深居简出，几乎断绝了社会交往，与家人联系也很少，一两年才通一次家信。一旦意识到有可能发生不利电台的情况，则立即搬家，改换台址。
　　选择电台台址可谓通讯科的一大难题，要比总务科租房找保设机关的难度还要大。毛齐华回忆说：“为了避免电台暴露，我们都使用了室内天线，用时随挂，用完随卸。但发报机的波长往往与邻居的电灯线不相上下，当发报机电键一按，由于感应关系，隔壁居民家的电灯泡儿便闪闪发红光。若被邻居发现，必然引起惊奇。因而我们每设一台，必须先一边按电键调整波长，一边设法去偷看邻居家的电灯是否闪闪发红光，然后加以调整。所以选择电台的房子，在当时是一件极大的难事。”
　　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革命电台工作，时刻有被捕危险。
1930年6月，中共中央适应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需要，决定开办一个秘密无线电训练班，为各苏区和红军培训一批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
　　那么，这个电讯班设在何处才能确保安全呢？开始，张沈川曾建议把训练班设在公共租界，因公共租界商店较多，可以开设两爿电料行，出售电线、灯泡、开关等电器用具，并经营装修水电、修理收音机等项业务，以此作掩护，学员隐蔽在电料行中，白天充作工人、学徒，夜间学习无线电技术。若一处电料行遭到破坏，另一处电料行还可继续运行。应该说，这个办法既隐蔽又稳妥，不失为秘密无线电训练班的理想形式。但中央特科的主持者顾顺章却坚持把训练班设在商店和居民相对较少的法租界，他强调法租界巡捕房内线较多，一旦发生情况，容易事先知道。最后，还是按照顾顺章的意见，中央特科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12号，租了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设作无线电训练班的秘密机关，大门口挂了一块“上海福利无线电公司工厂”的招牌。
　　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共16人，由中共上海、广东、湖南等省市委选派而来。训练班名义上的负责人是顾顺章，实际负责人是李强。李强兼管机务，张沈川管报务，吴克坚负责组织和财务。先期从苏联回国的涂作潮和10月归国的方仲如、毛齐华、陈宝礼、李元杰、程祖怡也参加了训练班的管理工作。
　　训练班开办不久，一位自称是自来水公司负责检修水管的人进厂，每层楼都仔细地看了一番。11月中旬，四个不三不四的人闯入厂里，送上一张观音菩萨像，说是开了新工厂，特来贺喜、讨酒钱。他们东张西望，满口流氓帮话。李强仍给其4块现洋，他们才离开。李强等向顾顺章反映了这些可疑情况，要求迅速采取防范措施。但顾顺章麻痹轻敌，他到厂里看了看说不要紧，要大家安心学习。
　　由于顾顺章过高估计自己的情报“万能”，大家的意见便没有引起他的重视。结果，人们意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930年12月17日上午11时许，一辆警车突然开到四成里12号，六、七名中外捕探跳下车，持枪闯入无线电训练班，把正在教学报务的张沈川、方仲如、陈宝礼、李元杰、曾华伦5名教师和麦建平等14名学员全部逮捕， 押到法租界巡捕房，旋又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不久又解往南京，先是囚在小营子陆军监狱，后转囚于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一二一七”事件，给中央特科通讯科造成巨大损失。
　　被捕的无线电训练班师生，均被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罪名，判处6年至9年不等的徒刑。其中，麦建平、陈宝礼、张庆福、谢小康4名师生，因不堪毒打虐待，先后病势狱中。
　　通讯科成员并没有因为敌人的破坏而停止自己的工作。李强、陈寿昌、乐少华、王有才、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一面坚持装配收发报机，一面吸取教训，改进方法，继续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在较短时期内便为苏区根据地输送了一批无线电装制和无线电技术力量。
　　在周恩来的筹划和组织下，通讯科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用自己的血汗铸造起了地下电台的红色电波。一道道电波及时地把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发往各地党组织，把党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讯科富有创造性的艰辛劳动，有力地加强了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六、力挽狂澜——剪除特大灾祸
　　
　　1931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初八，星期六。
　　这一天，发生了一件给中共中央带来很大震动的事情：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
　　顾顺章叛变后，要求抓捕他的国民党“调查科”两湖特派员蔡孟坚“赶快送他到南京去，要面见蒋介石，一网打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和机关。”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三成员之一和中央特科的主持者，熟知中共组织的全部机密，所以他的叛变对中共中央的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钱壮飞及时侦知了顾顺章叛变的事实并立即把情报传递给中央特科。周恩来以惊人的大智大勇，领导中央特科力挽狂澜，粉碎了叛徒及其主子的阴谋，为中共中央剪除了一场灭顶之灾。
　　蔡孟坚晚年在（台）《传记文学》第37卷第5期所撰《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一文中慨叹：“顾案关系中共命运甚大，设非共谍钱壮飞截留电报，则周恩来及潜伏上海之共党分子必一网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之打击。”1、“化广奇”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对魔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社会职业和公开身份即是魔术师，“化广奇”是他自己取的艺名。
　　顾顺章的魔术技巧有一定造诣，他曾以“化广奇魔术大师”名义，在上海和汉口等地的一些大型娱乐场所公开演出，还在上海斜桥路22号开了一家“奇星魔术社”，专卖一些魔术道具。许多魔术爱好者慕其演技，不惜投帖称徒，向其拜师学艺。张国焘回忆，顾顺章曾对他说过：“他是有名的‘花广奇’大魔术师，曾在汉口表演多次，轰动一时，汉口有些大商人和富人曾拜他做老师，其中有几个和他来往亲密，完全不知道他就是顾顺章。”
　　顾顺章不仅痴迷于娱乐性的魔术，而且渐渐地对自己的人生也玩起了魔术，并最终使自己的人生实现了一场根本性的魔变。
　　顾顺章，原名顾凤鸣，化名黎明、张华等，1904年生于上海宝山县白扬乡。早年曾在上海浦东英国人开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作过钳工，后当上小工头。除善魔术外，自幼习武，喜耍枪弄棒，能双手打枪。1924年加入中共。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领导所在公司制烟厂工人罢工，并组织了专事惩治工贼的纠察队，表现勇敢。“五卅”运动后调入上海总工会。在此前后，他还担任过苏联驻华代表、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卫士。1926年，同陈赓、陆留奉派苏联接受政治保卫训练。1927年2月回国，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同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特科科长。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进一步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特科成立后，顾顺章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主持该机构日常工作，中央特科下属各科的具体工作悉归其制，他还曾兼任特三科即行动科科长。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关于顾顺章的特点，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回忆说：印象中的父亲“中等身材，人长得很结实的，眼睛也蛮大，鼻梁也很高的。我的母亲讲，你父亲眼睛都能说话，他眼睛怎么样一来，他手下人全部知道的。而且我的父亲化妆的手法很高明，一经化妆，人家认不出他来的。好象有一次他从家里后门出去，前门有保卫——国民党派来名义上保护他，暗里面也就是监视他的举动——他前面讲，我要找某人，他们就带他进去，进去后，我跟我母亲在客厅里面。他们说，找顾顺章，我妈妈说，你等一下吧。叫毛毛叫爸爸。怎么我进去以后呢，出来，我说爸爸没在里面，到啥地方去了？结果这个来的人把眼镜拿掉，把假胡子拿掉，假牙齿拿掉，是我父亲。我跟我母亲大笑，怎么是侬嘛。”
　　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对顾顺章是这样描述的：
　　“1.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
　　2.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3.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
　　4.生活浪漫。”
　　后来成为顾顺章顶头上司的国民党“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则回忆说：顾顺章化名黎明，“中等身材，是一个外形很结实的中型胖子，他具有高超的表演天才，所演的魔术，手法巧妙，极博得观众的喝采。黎明的另一杰作，是那唯妙唯肖的化装术，他每次登台，总是扮成一个高鼻子、小胡子的西洋绅士模样，从未曾以庐山真面目示人（这一点，大家初未注意，殊不知其故意如此，以防有人识破），黎明除了表演魔术之外，更擅长交际，说话很有风趣，处世经验丰富到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程度，人情味很浓厚，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的态度永远是那么和蔼、诚恳，而使人乐于和他亲近”“他精于射击，能设计在房内开枪而使声音不达于户外。他可以用两手轻巧地捻死一个人而不显露丝毫痕迹。他对各种机器的性能都很熟悉，对爆破技术有独到的研究。这一切，使顾顺章成为赤色特务中的空前绝后的人物”“当我和他相处较久之后，发现他有强烈的领导欲、享受欲，杀人狂也是他的特性之一”
　　还有人概括过顾顺章的形态特征：个头矮胖，鼻梁很高，目露凶光，流氓气重。
　　中共中央之所以委其重任，让顾顺章充当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当时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的错误倾向；二是顾顺章较早从事中共的保卫工作，是中共里面比较有特工经验的人；三是顾顺章对中共的保卫工作也做出过一些成绩和贡献，给人们留下了“能干”的印象。
　　应该说，如果顾顺章珍惜中共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加强修养，努力提升自己的整体素质，是能够为中国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