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query判断手指滑动:胡绩伟自述(十九)初识民主圣地的音容笑貌||川流不息|博客|五柳村主人|川流不息–Life...

    延安，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革命青年日夜向往、实现抗日救国宏愿的民主圣地。来自白山黑水、黄河两岸、大江南北的众多有志之士，像万流归海一样，越过千峦万谷，纷纷奔向延安。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第一次奔赴延安，被蒋介石行辕稽查处押在川北梓潼县公安局，经过多方营救，一个月后，取保释放，押解回蓉，不准北上。

    三九年十一月下旬，我又离蓉北上，第二次奔赴延安。这次，是穿着八路军的军装，以一个上士文书的身份，乘坐八路军的军车，沿着川陕公路，威风凛凛地  开往延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川陕公路,大体上沿着古栈道筑路.沿路蜿蜒崎岖，盘旋攀登，异常艰难。我高高地坐在满载军装的卡车顶上，虽然迎面而来的强劲寒风从耳边飕飕吹过，但我当时正是青春火盛，心潮澎湃，被即将到来的美好理想的实现而热血飞腾，不仅毫未感到初冬的萧瑟凉意，反而觉得自己像剑仙侠客一样，开始了我毫迈的人生。

    那时的公路,基本上是土石路,坑坑洼洼，汽车走得很慢。过嘉陵江，翻秦岭，渡渭水，晓行夜宿，走了一个多星期，才到达川陕边境的宝鸡城。我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大学生，才第一次见到了铁路和火车。从宝鸡到西安,要改乘火车,军车的押车副官和我帮着把军装包裹从卡车上搬下来，又搬上了火车。在八路军兵站，我们告别了卡车，坐上了令人感到稀奇的火车，十分兴奋，也十分好奇。可是没想到，在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这第一次坐火车，竟然成为“国民党特务”的一个“罪证”：红卫兵气势汹汹地拍案责问“国民党的火车，能让你随便坐吗？”真是又可气又可笑！

    在西安，停留了将近一个星期，住在八路军办事处。我上街看了看西安的市容。这是发生“一二.九”运动的地方.也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举行兵谏、逼将抗日的名城，令我产生无限感慨。一天，我和押车副官、司机一块在街上的澡堂子洗了一次澡，为此受到了严厉批评。办事处的同志们批评我们麻痹大意，缺少警惕性，万一被国民党特务抓了去，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

    从西安又改乘卡车北上延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又派了三辆军车同行，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车队。谁知一出西安在灞桥渡河时又受到“蒋委员长行辕稽查处”的刁难。他们在检查时，发现一个贴了十八集团军总部封条的铁皮箱子，硬要开箱检查。押车副官把一只脚踏在箱子上，摆出一副强硬的架式：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让你检查！双方争执不下,只能各自向上峰请示。我们在这里被阻拦了一夜。第二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来一位军官，说这个箱子里装的是十八集团军总部的军事机密文件，没有总部的命令，任何人也不能打开。这位军官见多识广，有一套和国民党打交道的外交本领。只见他有说有笑，合情合理，说得对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经过双方一再向上峰请示以后，终于在当天中午放我们免检通过了。

    这时，我还是相当崇拜武力的。不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抗日还击，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挑畔和骚扰，我也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第一次去延安，人家用武力把我扣留,又用武力把我押送回成都,亲身体会到“武力”的“权威性”。这次我们穿的是军装，坐的是军车，还有十八集团军的军事力量作后盾，终于抵制了国民党的武装检查，冲破了武装封锁，胜利到达了延安。斯大林的“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理论，我是很信服的。

    黄昏时，通过双方哨卡，顺利抵达陕甘宁边区，夜宿边境的交道镇，立刻使人呼吸到一股清新的空气。

    在进入边区路口的岗哨上，既有全副武装的八路军战士，也有手持红缨枪的民兵，沿途的哨卡，都有雄纠纠的男女民兵和儿童团员，既有严肃查问，又有微笑的敬礼。

    交道镇的店铺很破旧，看起来商业萧条，但同国民党统治区的城镇显然不同的是，街上看不到破破烂烂的乞丐和花花绿绿的妓女。

    副官带我们到街上小馆里吃了一大碗羊肉泡馍，味道鲜美。晚上，我第一次睡热炕，折腾得一夜不能安睡。炕上只有一张炕席，被子很脏，我们都和衣而卧，只把棉袄脱下来盖在身上。身子下面的火炕很热，像烙烧饼一样，上面又相当凉，只得常常翻身，无法入梦。到天快亮时，火炕的热劲小了，才算打了一个盹。

    大概是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的上午，我们终于看到了延安清凉山上的宝塔。第一眼印象，这里却是一片荒山秃岭。经过战争创伤后的小小肤施县城，满目的颓墙烂瓦，很难看见完整的民房和店铺。居民和机关都住在四郊山沟沟的窑洞里，几乎看不见房子。这和我相象中的延安大不相同，若不是投身到此，真是很难使人相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和十八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的“红色首都”。

    军车把我送到一个山沟，停在几排窑洞的旁边，说这里就是中央组织部。中组部的同志很热情地表示欢迎我的到来，使我顿然感到在这荒凉的山沟里，还深藏着这样温暖的人情味，四川省委给我的介绍信，是一张小纸条卷成的一个两三分长的小纸丸，缝在裤衩的裤带里。两位同志看了我的介绍信说，他们已经知道我要来，我的工作分配在正在筹备中的中国青年救国联合会，党内叫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青委”。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立即写了一封介绍信，让军车把我送到青委，反正我对这个山区小县一时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军车又拉我到另一个山沟沟入口处的几排窑洞前（以后才知道这里叫大砭沟），我就正式进入这个新社会了。

    青委接待我的人，也是一位穿着普通军装的中等身材的青年人。他介绍自己叫胡乔木。原来他就是我早就听说过的中央青委的宣传部长。他温文尔雅，轻言细语地对我说了几句客套话，说他早就知道我的情况，去年就听说我要来（他指的是我去年到安吴堡青训班出席会国青救会议代表会后转赴延安）。他们已经研究过，分配我去参加《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他说，我已经作过几年的编辑工作，相信我一定能干好。又说，先不忙工作，先看看党中央的文件和毛主席的一些著作，这些是在大后方很难看到的。他还要我翻一翻已经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了解一下情况。

    这样，我的任务，首先是学习。我像一个贪吃的孩子一样，如饥似渴地读着，读着，俨然回到了我迷恋数学的学生时代。我不仅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大学校，而且在我眼前逐渐展现出一个十分引人入胜的崭新世界。

    除了学习就是观察。抽时间到附近走走，同先来的同志聊聊，想逐渐了解这个新社会。

    第一次吃中午饭时，才见到青委机关里的人。他们都和我一样，穿的都是肥大的棉军装，都是一群八路军的战士。经人指点，才知道这位就是冯文彬，那两位是李昌、黄华。

    吃饭时，大家都集中在伙房前边的空地上，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大家都蹲在地上吃饭。一个人拿两只碗，一只碗去装菜，炊事员掌勺，一人给一勺菜──炒土豆丝，饭是小米窝窝头。大家穿的都一样，吃的也一样，这不是自己多年来追求的平等社会吗？

    到延安不久，就过阳历年，碰上大会餐，美美地吃了一顿肉。会餐，不是吃几盘几碗，而是吃一个大烩菜，红烧肥肉坨，加豆腐、粉条、萝卜、白菜，一人一大勺，满满的一大碗。好些人吃不够，又去要一勺，有的人吃了两勺，再去要一勺，也照样给。炊事员还笑着说，不够再给一大勺。真是想吃多少就给多少，敞开肚皮吃肉。我似乎觉得自己已经尝到了一点“各取所需”的味道。

    当时，对于穿的一样，吃的一样，感到十分满意。我初到延安，对全面情况了解得很肤浅。事实上，当时的“干部服”、“小灶食堂”还没有普遍推行，只在中央大机关的少数首长中才有。而我，又的确怀着比较幼稚的平均主义思想。

    最使我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供给制。自从我十岁读高级小学起，就开始为钱所苦恼,每年都为升学时没有钱交学费而伤脑筋.一进入社会，要维持最低的生活费用，仍然感到很困难。我从上大学起，就挤进教师的行列，半工半读。教书先生，最苦恼的就是“六腊战争”。旧社会教书，都是一学期一学期的受聘，每逢六月、十二月（腊月）,如果得不到下学期的聘书，就得失业,就得陷入愁吃愁穿的恐慌之中。到了延安,马上就有工作,马上就不愁吃穿住。当时，对这种“铁饭碗”的供给制，真是“山呼万岁”！民主圣地的延安就像磁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着我。

    初到延安的头几天，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呼吸到一阵阵自由的空气。延安的白天，大家紧张地忙着工作和学习，都关在自己的窑洞里，路上很少见行人。但一到晚饭后，即便是寒冷的冬天，从全国各地涌来的青年人，大都走出窑洞，汇集到延河两岸的小石子河滩上，东一群，西一伙，散步的散步，谈笑的谈笑，议论的议论，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延河颂》和《黄河大合唱》的歌声，伴随着爽朗的笑声，回荡在延河河谷，整个延安变得热烈而欢腾。我想，青年人在延安不愁失业，不愁失学，不愁吃穿，不愁住宿，能敞怀议论，能放声歌唱，这不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世界吗！

    到延安时，刚刚开过“一二.九”四周年的纪念会.毛泽东在纪念大会上的讲演词，在十二月十六日的《新中华报》上发表。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他充分肯定了“一二.九”以后，各地爱国青年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作用,这当然也包括我们在成都所作的努力，我们就是被卷进“一.二九”的浪潮而又参加推波助浪的，所以对毛泽东这篇讲话感到十分亲切。当时我曾经抄下了以下几段：“从五四运动起,共产党就与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这些说明知识分子要与共产党结合，要与八路军新四军结合。共产党非常喜欢知识分子，反对的只是那少数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定要与军队结合起来，笔与枪结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出来！”

    当时，我还读到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个决定也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我也抄下了下面这段话：“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日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些话都说到我的心里。老实说，当时我对“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理论是很不理解的。我以为共产党是知识分子的先锋队，而知识分子又是工人和农民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主要是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领导起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知识分子领导起来的。我当时对工人的伟大作用是很不理解的。我是从知识分子的伟大作用这个角度来称赞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正确决策。我以为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作为一个“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我感到十分光荣，同时也感到延安也是一个十分尊重知识分子的延安。

    初到延安，在最初短短的一两个月中，印象就很深，但我还无法把它概括起来。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在讨汪大会上的讲话时，他对陕甘宁边区的“十个没有”的概括，言简意赅，正中下怀。他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要求取消边区的叫嚣，反驳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抗日的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神，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原注：“吃摩擦饭”即是说有些国民党人以反共为专门职业）毛泽东同志这“十个没有”，通俗易懂，很合乎我强调报刊宣传要大众化的意愿。

    老实说，我当时对延安的印象，还没有这样完整，这样深刻。我的最初印象只是没有失业，没有等级制度，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对青年、对知识分子的压制迫害，仅仅如此。延安给我的印象，比我原来的想象还要美满。

                                                    1996年三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