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日本知名av男优名单:胡绩伟自述(九)“逃学”的大学生 [原]||川流不息|博客|五柳村主人|川流不息–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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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自述(九)“逃学”的大学生 [原] 时间: 2007.02.26 06:11:56 
标签: 四川大学设在当年蜀王宫府里，四周有高大的院墙，人们将这个地方叫皇城。包括城外的市场，统称皇城坝。 这里的环境幽雅安静，是一个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攻读诗文、研究学问的好地方。文化大革命时，“无产阶级革命派”们为彻底打倒封、资、修，把整个皇城都作为“封建老巢”给彻底平毁了。他们仿效北京天安门的模式，搞了一个可以容纳十万人的广场和检阅台。今日看来，这真是一个毁灭历史文化、毁灭老祖宗的愚蠢行为。
我曾经就读的四川大学法学院，同文学院一样，都从皇城里被赶出来，搬到了望江楼。
我和周海文、涂万鹏三人一同考进四川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住在一间宿舍里，“三学士”的绰号又传到了四川大学。我们的友情又深了一层， 从一般的用功读书、正派做人发展到忧国忧民、关心时局的政治态度一致，使我们的友谊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后来我们三人都加入了共产党。一九四三年涂万鹏在担任地下党川东区党委书记时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渣滓洞里，他忍受不了严刑拷打，当了叛徒，最后仍然死在渣滓洞里。周海文（现名周韧）已从云南省委统战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我们的友谊保持了六十多年，这在人生中是很难得的了。当时，我们在川大学的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西方的政治学。显然，这些洋学者的洋理论同我们抗日救国的政治主题相距甚远。可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啃”了一阵子，希望能从中探索到一点对国家、对民族、对抗日救国有用的东西。遗憾的是，这种白天关在课堂里听讲，晚上关在图书馆里攻读的学院的学习生活，只过了一两个月，就从我的生活日程表上逐渐被冷落、被淡漠了！成都政治形势的发展是催人奋近的，人在学校，心早已飞到皇城外去了。 我很快就成了“逃学”的学生，上课时，把书本翻开，把墨盒打开，把笔放在墨盒上，装出人在课堂上的样子，十来分种以后，同旁边的同学打个招呼，老师如果问， 就说上厕所去了，并请他下课时把书和文具收在书桌里。于是，人就悄悄地溜之乎也了。
当时，成都的政局随着全国政局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形势。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军北上进入四川，国民党中央军借口追剿红军也进入四川，蒋介石派他的“别动队”和“参谋团”（以后改为“委员长行辕”）深入四川，还举办“峨山军官训练团”，图谋从军事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削弱以至吞并四川地方势力。
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势力，一方面惧怕共产党和红军的军事威力和政治影响；一方面惧怕国民党势力的“政治中央化”和“川军国民化”的渗透和逼迫。特别是在红军很快（九月）离开四川继续北上以后，四川地方势力同趁机而入的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加重了。 他们之间形成了既是相互勾结反对共产党，而又相互摩擦、争夺地盘的复杂关系。
急于摆脱蒋介石控制的刘湘，在一九三五年底就把四川省政府由重庆搬到成都，进一步联合四川西北的地方势力，以巩固自己的地盘。同时，刘湘还派出代表与西北的冯玉祥和广西的李宗仁联络，共谋反抗蒋介石中央对各地方势力的鲸吞。
这时，共产党的政策，对国民党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对地方势力是“团结抗蒋，促蒋抗日”。这样，在成都就形成了一种较为宽松的政治局面，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可以宣传，也可以联合地方势力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进行抵制。
这种宽松的政治空气，孕育了成都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
开学不久，我们先结识了从北平来的同班同学万骥和张希钦。经过他们的介绍，认识了同他们一起来的理学院的韩天石和王广义，他俩都是地下党员。韩天石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学生，“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一团的团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十八位筹备委员之一，因为参加反对国民党迫害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被学校开除。王广义是山东大学物理系学生，也因积极参与“一二九”运动，被山东省政府“押解”出境，回到北平后担任北大附近沙滩街道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一九三六年暑假，四川大学在北平招考插班生，韩天石和王广义都考上了。离开北平时，北平市委把他们俩人找在一起，指示他们到成都以后在青年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成立成都民先队。一道去四川大学的还有万骥、张希钦等十多人，他们到川大以后就注意结交思想进步的同学。
一个星期天，我们约请韩天石、王广义等几位北平来的同学到我们宿舍聚会，大家谈得十分热烈。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形势、共产党的政策和北平民先队的情况。讨论最热烈的是如何组织成都民先队的问题。
我们详细研究了民先队的《宣言》、《工作纲要》和《斗争纲领》，拟定了成都民先队的纲要，分析了成都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斗争策略。
大家热情很高，又联络了省师、协进中学、建国中学里的一些相好的同学，由十六人发起，在十月上旬正式建立了成都民先队（全名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选出韩天石、王广义、周海文、涂万鹏和我五人组成队委会，韩是队长，周和王分工管组织工作，涂万鹏和我负责宣传工作。这时，我们同车耀先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起来。我们把韩、王等人介绍给车先生，他对成立民先队的事积极支持，他的会客室成为我们这些民先队头头和一些主张抗日救国人士经常议论国事、分析时局的地方。
当我闭目凝神，回眸走过六十年的革命生涯时，车耀先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那样清晰鲜明。车耀先是引我踏上革命征途的带路人，是扶助我这个进入新闻战线的新兵的指导员。
一九三五年秋天，我提前一年考入了华西大学数学系读一年级，仍在省师读三年级的周海文和涂万鹏告诉我，班上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语文老师，他走路一瘸一拐，拄着手杖，据说是战争中受过伤的团长，他教汉语注音字母课，说这是减少和消灭中国文盲的一条捷径。周涂二人还告诉我，这位车先生在课堂上和休息时间，喜欢和同学们谈论时局，对国民党政府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多有抨击。我通过周涂的介绍，认识了车耀先。
车先生在成都闹市区祠堂街开设了一家餐馆，名字叫“努力餐”，生意红火，宾客盈门，车先生应接不暇，十分忙碌，而我们却是一些常到他家会客室里去清淡的穷学生，车先生对我们毫无厌烦和怠慢之意。他广闻博识，谈锋犀利，使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他对中国苏区红军的介绍，令我们神往。他还向我们介绍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书刊，引导我们阅读进步著作。
民先队成立后，我们除了出版一份《M.S》（民先的油印刊物）以外，还打算出版一份公开发行的刊物。这事曾向车先生谈过，他表示“谈何容易！”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莽里莽撞地用我们三人的名义写了一份出版申请书交上去，也未等批准，就出版了《活路》旬刊。当我们把《活路》创刊号拿给车先生一看，他大为吃惊。他一方面称赞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干就干，把《活路》旬刊编出来，印出来，精神可嘉；一方面笑我们不懂得出版法令就贸然出版了刊物，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他哈哈大笑说：你们三个书生，没尝过办刊物的苦头！ 看来，你们的《活路》是活不长的。”车先生又告诉我们，办刊物要有社会地位、有产业或者有铺保的人，才有资格申请创办，还要等政府批准以后才能注册登记，正式出版。最主要的是要经过政治上的审查，比婆婆审媳妇还要难得多。他幽默地比喻说：“你们想，一个思想反动的婆婆，要同意娶一个思想进步的媳妇，容易吗？”
《活路》旬刊，是民先队员自己凑钱，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发行的宝贝，但是它没有登记证，没有社址，没有固定的经费。车先生认为这样不是活路，必须作长远的打算。果然《活路》第二期，有些书店就不敢卖了，说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的刊物。在我们编辑第三期时，当局已经下达了查封令。从这三期的内容来看，的确使国民党反动派头痛。在这三期里，不仅刊登了我们自己写的文章，还转载了冯玉祥将军的《我们如何才能自主》和《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代电》等重要稿件。在编辑终刊号（第三期）时，车耀先先生从一个邮检所那里弄来一篇《东北义勇军宣言》，这个《宣言》登出之后，引起读者争先抢购。国民党特务就找一批流氓来打报童，撕刊物。
《活路》被查封后，怎么办？我们三人愤愤不平，一筹莫展。这时，车先生对我们说：“我是努力餐的老板，就由我去努力吧！我们重打锣鼓另开张，再办一个刊物，一切申办手续、注册登记、纸张印刷的事，都由我负责，你们《活路》的编辑人员全班人马都到我这里来，我在楼上给你们腾出一间办公室，你们只管编辑的事就行了。”车先生的话，对我们来说，真是一场及时雨，就象久旱的心田受到清凉滋润，精神焕发，我们又可以为国为民大显身手了！
这年底，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发生了，中国局势走上了一个三叉路口。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车先生家和韩天石所在的川大理学院物理系试验室各有一台收音机。六十年前，收音机还是一件很稀罕难得的宝贝，很多人都到“努力餐”来探听新闻，对于时局如何发展，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何去何从，很多人都想来听听车先生的风云预测，这就更加感到办一个刊物是件众望所归、刻不容缓的大事了。车先生说，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睡狮，要大声疾呼才叫得醒，对那些头脑顽固的大官老爷们，也要大声疾呼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我们就办一个《大声》周刊吧！凭着车先生在省政府和绥靖公署的关系，1937年1月17日，《大声》创刊号出版，在成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我们开始了大声疾呼。
大声周刊社的地址，设在“努力餐”馆内。车先生是社长，也是总编辑，每期内容的计划和重要稿件的约稿，都由他决策，每期社论几乎都由他亲自撰写，我们把每期稿件编好后，他都要从头到尾一一审阅。
《大声》创刊时，“双十二事变”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当时，国民党对新闻的控制很严， 对于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出面调解，主张释放老蒋；国民党内亲日派想趁机扩大内战，以便一箭双雕，消灭蒋介石和中共。最后，在各方面力量的周旋下，化险为夷，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张学良释放老蒋，并亲送老蒋回南京；蒋介石背信弃义，囚禁张学良，等等重大事件，广大人民群众被蒙在鼓里，不明真相。《大声》周刊一出版，就将“双十二事变”的原原本本、前前后后，都巧妙地报道出来。在那反动浓云密布、内战阴霾笼罩祖国大地的时刻，《大声》有如一声惊雷、一道闪电，震动了蓉城父老，人们争相阅读，纷纷议论。可以说，《大声》实际上是成都民先队的机关刊物。我们民先队的几位领导成员都是《大声》的编辑。韩天石他们都是政治活动分子，是忙人，我比较习惯于伏案工作。我这个人做事比较认真专一，负责编辑《活路》，就一心一意地干，要干就非干好不可，要干就非一直干下去不可，干什么，爱什么，钻研什么，这似乎是我的天性。虽然仅仅编辑了三期《活路》，但这却是我终生奋斗在新闻战线上的一个起跑点，从此，我爱上了编辑工作，同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干就是几十年，成为一个永远也放不下笔的老兵。
好在当时上大学，“逃学”干外活是相当自由的。只要在考试以前突击温习一下功课，能考一个较好的分数，就可以混下去。唯独军训课，教官管得很严，不能缺课。这是国民党势力侵入教育界的一招棋。 他们想从思想上来同共产党争夺青年，想用军事纪律来驯服知识分子。
记得一次上军事操，天正下着大雨。教官为了磨练我们，故意要我们冒雨跑步，还叫我们卧下、起立、起立又卧下，弄得同学们在泥地里滚来滚去，我们后排的几个同学嘀咕了几句，马上想出一个花招来对付教官。我们几个人卧倒在地下，腰故意扭着，腿故意弯着，教官马上气势汹汹地赶过来，要我们把腰腿伸直。我们做了几次，都做不好，教官就骂，我们也对骂，吼叫他做个样子给我们看。这样，他也不得不卧倒在烂泥浆里滚来滚去。这时，同学们都跟着起哄，后排同学让他卧倒作这样子，前排同学让他卧倒作那样子，他卧倒几次，才觉察到上了我们的当，气得嘴里嘟囔着，吼叫一声“解散！”赶紧收场。
“文革”时期，军宣队的官们一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就赶快立正，还要我们这些“走资派”也立正。当时，我一听就笑起来，心想这是从国民党教官那里学来的。想当年，教官一说“蒋委员长”，他首先把两支皮靴一碰，“咔”的一声，挺胸凹肚，站得笔直的，大家也得跟着立正。最讨厌的是在课堂上，他一说“蒋委员长”，同学们就得放下手中的书和笔，马上站起来，立正！为了治治他，我们约了几个同学，想了一些问题，到教官办公室向他求教。我们未进办公室，就喊“敬礼”，然后向他提出问题。我们故意在提问中总要说上几个“蒋委员长”，弄得他站起来后刚坐下，另一个同学提问中又说一个“蒋委员长”，他只得赶快又站起来。重复了几次之后，他意识到我们是故意去整治他，气得他把我们轰了出去。
我们就是用这样一些办法，大刹了国民党教官的那股嚣张气焰。从此以后，他对学生客气多了。
1995年4月22日
1995年6月3日
标签: 四川大学设在当年蜀王宫府里，四周有高大的院墙，人们将这个地方叫皇城。包括城外的市场，统称皇城坝。 这里的环境幽雅安静，是一个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攻读诗文、研究学问的好地方。文化大革命时，“无产阶级革命派”们为彻底打倒封、资、修，把整个皇城都作为“封建老巢”给彻底平毁了。他们仿效北京天安门的模式，搞了一个可以容纳十万人的广场和检阅台。今日看来，这真是一个毁灭历史文化、毁灭老祖宗的愚蠢行为。我曾经就读的四川大学法学院，同文学院一样，都从皇城里被赶出来，搬到了望江楼。
我和周海文、涂万鹏三人一同考进四川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住在一间宿舍里，“三学士”的绰号又传到了四川大学。我们的友情又深了一层， 从一般的用功读书、正派做人发展到忧国忧民、关心时局的政治态度一致，使我们的友谊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后来我们三人都加入了共产党。一九四三年涂万鹏在担任地下党川东区党委书记时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渣滓洞里，他忍受不了严刑拷打，当了叛徒，最后仍然死在渣滓洞里。周海文（现名周韧）已从云南省委统战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我们的友谊保持了六十多年，这在人生中是很难得的了。当时，我们在川大学的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西方的政治学。显然，这些洋学者的洋理论同我们抗日救国的政治主题相距甚远。可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啃”了一阵子，希望能从中探索到一点对国家、对民族、对抗日救国有用的东西。遗憾的是，这种白天关在课堂里听讲，晚上关在图书馆里攻读的学院的学习生活，只过了一两个月，就从我的生活日程表上逐渐被冷落、被淡漠了！成都政治形势的发展是催人奋近的，人在学校，心早已飞到皇城外去了。 我很快就成了“逃学”的学生，上课时，把书本翻开，把墨盒打开，把笔放在墨盒上，装出人在课堂上的样子，十来分种以后，同旁边的同学打个招呼，老师如果问， 就说上厕所去了，并请他下课时把书和文具收在书桌里。于是，人就悄悄地溜之乎也了。
当时，成都的政局随着全国政局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形势。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军北上进入四川，国民党中央军借口追剿红军也进入四川，蒋介石派他的“别动队”和“参谋团”（以后改为“委员长行辕”）深入四川，还举办“峨山军官训练团”，图谋从军事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削弱以至吞并四川地方势力。
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势力，一方面惧怕共产党和红军的军事威力和政治影响；一方面惧怕国民党势力的“政治中央化”和“川军国民化”的渗透和逼迫。特别是在红军很快（九月）离开四川继续北上以后，四川地方势力同趁机而入的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加重了。 他们之间形成了既是相互勾结反对共产党，而又相互摩擦、争夺地盘的复杂关系。
急于摆脱蒋介石控制的刘湘，在一九三五年底就把四川省政府由重庆搬到成都，进一步联合四川西北的地方势力，以巩固自己的地盘。同时，刘湘还派出代表与西北的冯玉祥和广西的李宗仁联络，共谋反抗蒋介石中央对各地方势力的鲸吞。
这时，共产党的政策，对国民党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对地方势力是“团结抗蒋，促蒋抗日”。这样，在成都就形成了一种较为宽松的政治局面，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可以宣传，也可以联合地方势力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进行抵制。
这种宽松的政治空气，孕育了成都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
开学不久，我们先结识了从北平来的同班同学万骥和张希钦。经过他们的介绍，认识了同他们一起来的理学院的韩天石和王广义，他俩都是地下党员。韩天石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学生，“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一团的团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十八位筹备委员之一，因为参加反对国民党迫害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被学校开除。王广义是山东大学物理系学生，也因积极参与“一二九”运动，被山东省政府“押解”出境，回到北平后担任北大附近沙滩街道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一九三六年暑假，四川大学在北平招考插班生，韩天石和王广义都考上了。离开北平时，北平市委把他们俩人找在一起，指示他们到成都以后在青年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成立成都民先队。一道去四川大学的还有万骥、张希钦等十多人，他们到川大以后就注意结交思想进步的同学。
一个星期天，我们约请韩天石、王广义等几位北平来的同学到我们宿舍聚会，大家谈得十分热烈。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形势、共产党的政策和北平民先队的情况。讨论最热烈的是如何组织成都民先队的问题。
我们详细研究了民先队的《宣言》、《工作纲要》和《斗争纲领》，拟定了成都民先队的纲要，分析了成都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斗争策略。
大家热情很高，又联络了省师、协进中学、建国中学里的一些相好的同学，由十六人发起，在十月上旬正式建立了成都民先队（全名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选出韩天石、王广义、周海文、涂万鹏和我五人组成队委会，韩是队长，周和王分工管组织工作，涂万鹏和我负责宣传工作。这时，我们同车耀先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起来。我们把韩、王等人介绍给车先生，他对成立民先队的事积极支持，他的会客室成为我们这些民先队头头和一些主张抗日救国人士经常议论国事、分析时局的地方。
当我闭目凝神，回眸走过六十年的革命生涯时，车耀先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那样清晰鲜明。车耀先是引我踏上革命征途的带路人，是扶助我这个进入新闻战线的新兵的指导员。
一九三五年秋天，我提前一年考入了华西大学数学系读一年级，仍在省师读三年级的周海文和涂万鹏告诉我，班上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语文老师，他走路一瘸一拐，拄着手杖，据说是战争中受过伤的团长，他教汉语注音字母课，说这是减少和消灭中国文盲的一条捷径。周涂二人还告诉我，这位车先生在课堂上和休息时间，喜欢和同学们谈论时局，对国民党政府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多有抨击。我通过周涂的介绍，认识了车耀先。
车先生在成都闹市区祠堂街开设了一家餐馆，名字叫“努力餐”，生意红火，宾客盈门，车先生应接不暇，十分忙碌，而我们却是一些常到他家会客室里去清淡的穷学生，车先生对我们毫无厌烦和怠慢之意。他广闻博识，谈锋犀利，使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他对中国苏区红军的介绍，令我们神往。他还向我们介绍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书刊，引导我们阅读进步著作。
民先队成立后，我们除了出版一份《M.S》（民先的油印刊物）以外，还打算出版一份公开发行的刊物。这事曾向车先生谈过，他表示“谈何容易！”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莽里莽撞地用我们三人的名义写了一份出版申请书交上去，也未等批准，就出版了《活路》旬刊。当我们把《活路》创刊号拿给车先生一看，他大为吃惊。他一方面称赞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干就干，把《活路》旬刊编出来，印出来，精神可嘉；一方面笑我们不懂得出版法令就贸然出版了刊物，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他哈哈大笑说：你们三个书生，没尝过办刊物的苦头！ 看来，你们的《活路》是活不长的。”车先生又告诉我们，办刊物要有社会地位、有产业或者有铺保的人，才有资格申请创办，还要等政府批准以后才能注册登记，正式出版。最主要的是要经过政治上的审查，比婆婆审媳妇还要难得多。他幽默地比喻说：“你们想，一个思想反动的婆婆，要同意娶一个思想进步的媳妇，容易吗？”
《活路》旬刊，是民先队员自己凑钱，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发行的宝贝，但是它没有登记证，没有社址，没有固定的经费。车先生认为这样不是活路，必须作长远的打算。果然《活路》第二期，有些书店就不敢卖了，说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的刊物。在我们编辑第三期时，当局已经下达了查封令。从这三期的内容来看，的确使国民党反动派头痛。在这三期里，不仅刊登了我们自己写的文章，还转载了冯玉祥将军的《我们如何才能自主》和《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代电》等重要稿件。在编辑终刊号（第三期）时，车耀先先生从一个邮检所那里弄来一篇《东北义勇军宣言》，这个《宣言》登出之后，引起读者争先抢购。国民党特务就找一批流氓来打报童，撕刊物。
《活路》被查封后，怎么办？我们三人愤愤不平，一筹莫展。这时，车先生对我们说：“我是努力餐的老板，就由我去努力吧！我们重打锣鼓另开张，再办一个刊物，一切申办手续、注册登记、纸张印刷的事，都由我负责，你们《活路》的编辑人员全班人马都到我这里来，我在楼上给你们腾出一间办公室，你们只管编辑的事就行了。”车先生的话，对我们来说，真是一场及时雨，就象久旱的心田受到清凉滋润，精神焕发，我们又可以为国为民大显身手了！
这年底，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发生了，中国局势走上了一个三叉路口。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车先生家和韩天石所在的川大理学院物理系试验室各有一台收音机。六十年前，收音机还是一件很稀罕难得的宝贝，很多人都到“努力餐”来探听新闻，对于时局如何发展，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何去何从，很多人都想来听听车先生的风云预测，这就更加感到办一个刊物是件众望所归、刻不容缓的大事了。车先生说，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睡狮，要大声疾呼才叫得醒，对那些头脑顽固的大官老爷们，也要大声疾呼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我们就办一个《大声》周刊吧！凭着车先生在省政府和绥靖公署的关系，1937年1月17日，《大声》创刊号出版，在成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我们开始了大声疾呼。
大声周刊社的地址，设在“努力餐”馆内。车先生是社长，也是总编辑，每期内容的计划和重要稿件的约稿，都由他决策，每期社论几乎都由他亲自撰写，我们把每期稿件编好后，他都要从头到尾一一审阅。
《大声》创刊时，“双十二事变”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当时，国民党对新闻的控制很严， 对于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出面调解，主张释放老蒋；国民党内亲日派想趁机扩大内战，以便一箭双雕，消灭蒋介石和中共。最后，在各方面力量的周旋下，化险为夷，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张学良释放老蒋，并亲送老蒋回南京；蒋介石背信弃义，囚禁张学良，等等重大事件，广大人民群众被蒙在鼓里，不明真相。《大声》周刊一出版，就将“双十二事变”的原原本本、前前后后，都巧妙地报道出来。在那反动浓云密布、内战阴霾笼罩祖国大地的时刻，《大声》有如一声惊雷、一道闪电，震动了蓉城父老，人们争相阅读，纷纷议论。可以说，《大声》实际上是成都民先队的机关刊物。我们民先队的几位领导成员都是《大声》的编辑。韩天石他们都是政治活动分子，是忙人，我比较习惯于伏案工作。我这个人做事比较认真专一，负责编辑《活路》，就一心一意地干，要干就非干好不可，要干就非一直干下去不可，干什么，爱什么，钻研什么，这似乎是我的天性。虽然仅仅编辑了三期《活路》，但这却是我终生奋斗在新闻战线上的一个起跑点，从此，我爱上了编辑工作，同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干就是几十年，成为一个永远也放不下笔的老兵。
好在当时上大学，“逃学”干外活是相当自由的。只要在考试以前突击温习一下功课，能考一个较好的分数，就可以混下去。唯独军训课，教官管得很严，不能缺课。这是国民党势力侵入教育界的一招棋。 他们想从思想上来同共产党争夺青年，想用军事纪律来驯服知识分子。
记得一次上军事操，天正下着大雨。教官为了磨练我们，故意要我们冒雨跑步，还叫我们卧下、起立、起立又卧下，弄得同学们在泥地里滚来滚去，我们后排的几个同学嘀咕了几句，马上想出一个花招来对付教官。我们几个人卧倒在地下，腰故意扭着，腿故意弯着，教官马上气势汹汹地赶过来，要我们把腰腿伸直。我们做了几次，都做不好，教官就骂，我们也对骂，吼叫他做个样子给我们看。这样，他也不得不卧倒在烂泥浆里滚来滚去。这时，同学们都跟着起哄，后排同学让他卧倒作这样子，前排同学让他卧倒作那样子，他卧倒几次，才觉察到上了我们的当，气得嘴里嘟囔着，吼叫一声“解散！”赶紧收场。
“文革”时期，军宣队的官们一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就赶快立正，还要我们这些“走资派”也立正。当时，我一听就笑起来，心想这是从国民党教官那里学来的。想当年，教官一说“蒋委员长”，他首先把两支皮靴一碰，“咔”的一声，挺胸凹肚，站得笔直的，大家也得跟着立正。最讨厌的是在课堂上，他一说“蒋委员长”，同学们就得放下手中的书和笔，马上站起来，立正！为了治治他，我们约了几个同学，想了一些问题，到教官办公室向他求教。我们未进办公室，就喊“敬礼”，然后向他提出问题。我们故意在提问中总要说上几个“蒋委员长”，弄得他站起来后刚坐下，另一个同学提问中又说一个“蒋委员长”，他只得赶快又站起来。重复了几次之后，他意识到我们是故意去整治他，气得他把我们轰了出去。
我们就是用这样一些办法，大刹了国民党教官的那股嚣张气焰。从此以后，他对学生客气多了。
1995年4月22日
1995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