沢木和也 日本男优:胡绩伟自述(十)以笔为枪冲上笔阵

 胡绩伟自述(十)以笔为枪冲上笔阵 [原] 一九三六年十月，成都民先队成立之初，大家积极地开展救亡活动，欢欣鼓舞，热情高涨。当时，我们只看到地方势力对救亡活动比较宽容的一面，却忽视了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一面。紧接着，连续遇到了特务的两次捣乱（当时我们把复兴社和CC分子都叫特务），才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一些。

十一月初，全国救国联合会号召援助傅作义部队在绥远东部抗击日军的侵略，民先和学联同志联络了十几个人，发起成立四川大学学生缓远抗战后援会，有近百人响应。正式成立时，有一些发起人竟临时退出，使这个后援会死在胎中。经调查，原来是特务分子从中捣鬼。再一次是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的全国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等七人被逮捕，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民先队用“活路社”的名义，同海燕社、力文社等共同发起，在春熙路青年会礼堂召开“声援七君子、抗议国民党政府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集会，车耀先先生在会上慷慨陈词，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正在这时，复兴社的特务分子们动员了一帮人闯入会场，大喊大叫，把人轰散，会议只得半途而废。

这两次冲击是一贴清醒剂，使我们这些爱国热情高涨的年轻头脑，冷静下来。

当时，遭到大破坏的成都共产党组织还没有恢复，领导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只是个别地下党员，民先队就是在韩天石和车耀先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我们发展民先队员的外围组织时，却比较宽比较松。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当时发展的民先队员，在恢复党组织时，绝大多数直接转为正式党员，而整个民先队确实如共产党组织一样，担负起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作用。这种又严肃又宽的原则，既保证了领导核心的政治质量，也保证了群众性的救亡团体的蓬勃发展，形成声势浩大的政治优势。十一月十八日各抗日救亡团体的代表五十多人在青年会礼堂召开了联合大会，正式成立了“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使抗日救亡的浪潮在蓉城大地兴起。民先队建队时，比较注意防止“唯我独革”的宗派主义作风。因为一扩大吸收队员，就发现在民先成立的同时，就有海燕社、力文社、学联等抗日救亡组织，像海燕社还同民先队一样在宗旨上、成员标准上和组织建设上都是相当先进的。我们采取了承认他们，尊重他们，容纳成员的跨组织参加活动的方针，这就为半年后实现民先和海燕的顺利合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我虽是民先队的领导成员之一，但是我对民先队的组织发展，以及以民先为中心推动成都救亡运动所作的细致工作，以至由此而发展的上层统一战线等复杂工作，我都没有作多少具体的努力，我一头扎进报刊宣传工作里面，对于我们所创办的刊物，就像一个年轻的母亲生了一个胖小子那样，又兴奋又辛苦，从早到晚为他忙得不亦乐乎。

在车耀先先生的努力下，《大声》周刊面市的时候，震惊世界的“双十二事变”发生了。像火上烧油一样，成都的救亡运动一下子就形成了燎原之势。当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张杨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蒋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对日抗战的消息后，民先队和各救国会的负责人不约而同地来到车耀先先生开设的努力餐馆内，共同商讨对事变的态度和应当采取的行动。第一个行动就是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和事变的经过公之于社会。于是先用学联的名义散发一个《宣言》，中心思想是赞扬张杨的爱国行动，支持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

大家当场拟定了《宣言》的文稿，马上去印刷。《宣言》印好后，一部分交学联成员去张贴和分发，一部分由学联组织了一批骨干，两人一组，互相掩护。于十三日下午六时左右，在本市主要街道进行散发和发表演说。

这是民先队第一次通过学联的公开行动，在全市人民和大中学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也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头头说：“没有估计到成都共产党还有这样大的力量！”四川大学的教官扬言追查散发张贴《宣言》的“赤色分子”据说也没查出什么人。

“双十二事变”的和平解决，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更加得到各界人民的赞赏，成都民先队抓紧这一有利时机，一方面在扩大各行各业救国运动的基础上，促进相互团结起来，联合组成一个比较能够统一行动的联合组织；一方面扩大民先队本身的队伍，使之更适宜于成为日益广泛的救国运动的核心力量。

“双十二事变”四个月以后，成都学生救国会等三十六个团体联合起来，在城北区的一个古庙（叫十方堂）里聚集了几百名各界代表人物，举行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大会。这比原来的“各界救亡联合会”的群众性更为广泛，声势更为浩大。以后又分别成立了“学生救国联合会”、“妇女救国联合会”、“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工人救国联合会”等救亡组织，使成都市的抗日救亡运动由小型分散的活动逐渐发展为公开的大型活动。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中山公园（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了各界群众纪念“五卅运动”十二周年纪念大会。各救国团体的代表在大会上踊跃发言，号召各界人民加紧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大会邀请了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参加，如辛亥革命后担任四川军政府督都，人称为“五老七贤”之一的尹昌衡老先生也在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演。大会以后，还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的捣乱，民先队还特地组织了纠察队和交通队，保证了大会和游行的顺利进行。

也在这时，民先队和海燕社经过几次酝酿以后，于六月初在文庙后街的桂花小学召开了正式的合并大会，改选了民先队的领导成员，除了原来的五个领导成员以外，还增加了康乃尔、江牧岳、饶孟文、候方岳、彭文龙、张文澄和肖玲。

这个时期，我虽然也常到基层组织去讲解时事，也参加过几次下乡宣传，但我的主要活动还是编辑刊物。“双十二事变”后，我们就已经动手编辑《大声》第一期了，登记证一批下来，周刊在1937年1月17日正式出版发行了。

一切反动派统治人民的法宝，就是愚民政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封锁新闻、控制舆论。“双十二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地掩盖和歪曲事实真相。《大声》首先刊登了张杨对时局主张的通电和共产党调解西安事变的通电等重要文件，用事实告诉读者：张杨把蒋介石抓起来，是因为蒋介石强迫张杨掉转枪口进攻陕北红军，扩大内战，而不是张杨拥兵犯上，违法乱纪；而共产党的政策是劝说张杨释放蒋介石，揭穿汉奸亲日派借机扩大内战的阴谋，以利于逼蒋抗日，并不是为派系斗争而抓蒋的。

这都是当时一般报刊不敢登载的新闻。《大声》除了以报道事实真相而闻名于世外，还巧妙地运用舆论武器进一步阐明是非，褒贬忠奸。例如《大声》登了一篇车耀先先生用“一兮”署名的《今日之张学良》。在这篇介绍张学良的短文中，不仅提出了张学良扣押蒋介石是无罪的，而且还透露了“九一八”时张放弃东北是蒋介石命令的内幕。这篇短文表面上是宣传要蒋介石“宽大为怀”，以抗日大局为重，实际上宣扬了张学良敢于冒杀身之祸进行兵谏的大智大勇行为。短文说，张学良“既为达到爱国目的，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又为顾全国之纲纪，而甘受政府之大众之国家大员作此惊天动地、循规蹈矩之事体之人，除了光明磊落大勇大谋的张学良，不惟我国历史上少见，即全世界各国也不多得。”到此，文章笔锋一转，巧妙地提出应该把受扣押的张学良放回西安领导抗日。短文说：“若及时使之抗战以伸其志，率领思家綦切之健儿，必如饿马之奔槽所向无敌！收复失地，易如反掌。这点，我想政府早已见到，必在最短期内纵张回陕整顿一切。不然，无功可图，无力可赎，虽特赦于张何补，虽裁罪于国何益，既负政府之裁成，又负委座之苦心，这又何必呢？”文章最后结语：“张学良之伟大人格，仅仅次于蒋委员长一人之下，在双十二之张学良，我们唯恐甚多；在今日之张学良，我们又嫌甚少！”这样的好文章，国民党新闻检查官也如芒在背，很难剔除。

读者挣先购买《大声》，他们从《大声》上明白了“双十二事变”的是非黑白，而且明白了各有关方面对这一事件的立场观点，还明白了在报道这一事件中各个不同报刊的是非态度。

《大声》在创办时发行一千五百份，到第三期就增加到五千多份。要知道在当时的成都，虽有“公费办报”，确没有“公费订报”，几乎全是个人自己订报，因而一个报纸和刊物能发行上千份就不容易了。

《大声》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自然也就受到反动派当局的惧怕和恼怒。他们明令禁止学校学生订阅，还动员一些流氓打报童、撕刊物，给车耀先写恐吓信。车先生公开在《大声》上发表《答友人书》说：“我毅然和友人组织‘抗敌后援会’我编辑《大声》目的在于唤起民众，强化民族意识，督促政府团结御侮，抗日救亡。我想这是中国国民应该做的事，这完全没有错！可是，这就不得了，什么‘反动刊物’呀！‘宣传共产党’呀，……等等罪名都来了。我想，只要政府愿踏北洋军阀的覆辙，我也愿步邵飘萍的后尘！”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威武不屈的坚强品格和为国家民族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雄心壮志。

《大声》周刊出版到第十三期，终于遭到查封，罪名是“消息言论不正确”这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我们再接再厉，到五月八日，也就是《大声》停刊二十天后，又以《大生》的新名字出版了。可惜《大生》周刊，刚刚出了五期，又被查封，罪名是“更名出版后，言论更为荒谬。”

六月五日，《大生》被查封不久，七月七日就发生了日军进攻芦沟桥，迫使我军奋起还击，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这时，我们根本不理睬国民党批准不批准，决定立即努力，在七月九日出版的《图存》，必须在四五天以前就交稿，所以这期当然不可能有“七七事变”的材料。“七七”爆发时，我们赶写了一个图存社的宣言，加在《图存》创刊号里。这个宣言先一天就印发出去了。为了抢时间，对这个宣言稿，我们采取三个人同时写、择优选用的办法。结果，我写的被认为是比较适合的。这一偶然的成功，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我从此以笔作枪，冲上笔阵的决心。

这篇宣言题目是《以血肉的抗战答复敌人的侵略》。文中说：“六年来血的教训，已经深深地使我们知道：敌人对我们的阴谋是永无止境的，对我们的侵略更是非到整个灭亡我国是不会停止的，那一驰一张，一硬一软，一文一武的变化，不过是想缓和我们的抗战情绪，分化我们的抗战势力，支配汉奸卖国贼以破坏我们的抗战阵营，利用我们内部的矛盾以达到它‘以华制华’的毒计，‘蚕食鲸吞’、‘双管齐下’、‘威胁利诱’……只会把我们推入殖民地的深渊，把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炎黄子孙驱上奴隶的境地。……要生存只有马上抗战，不愿当亡国奴，只有大伙一起歼灭我们的敌人。”

这是五十年前一个爱国大学生迸发出来的心声！